治身
猛火煮慢火温
原文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译文
老师朋友上下扶掖，即便是懦夫也会立有志向。我想起朱子的话：为学好比熬肉，先必须用大火煮沸，然后再用小火慢慢地煨透。我平生学问上的功夫，完全没有用过大火煮沸，虽然略微有点见识，乃是从悟性这个境界里得来的。偶尔用过功，也不过是悠闲把玩而已，好比没有沸腾的汤，即刻便用慢火温煨，将会越煮越不能熟透。
评点
这段话出自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给诸弟的家信。此时曾氏年龄三十二岁，入京已三年，官居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官，秩为正六品，属中央政府里的低级官员，俗称小京官。受信人为他的四个弟弟。四个弟弟都在老家湖南读书，且无一人有任何功名。此时的曾氏身为词臣，公务清闲，得以有时间读书做诗文。这段时期，他以《朱子全书》为课本，究心程朱理学，所引的这段朱熹的话，便出自《朱子语类》。朱熹的原话为：“今语学问，已如煮物相似，须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复自家原来之性，乃恁地悠悠，几时会做得？大要须先立头绪。头绪既立，然后有所持守。”
朱熹的意思是，求学问的过程，就好比用火煮食物一样。先要用大火将食物猛烈地煮一阵子，待它已经熟了后，再用小火慢慢地煨。食物尤其是难以煮熟的食物比如肉类，如果一开始不用大火猛煮的话，它根本就熟不了，但也不能一个劲地用大火，那样就会把它烧焦了。食物中的精华部分，则需用小火慢慢细细地熬出来。朱熹认为，要恢复人原本的诚善之性，要为人生立一个大的规模，必须要用一段时期大量地刻苦地攻读圣贤的经典著作。有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再来悠闲地阅读，细心地体味书中精义；如果一开始就欠缺这个刻苦攻读的过程，那么一辈子就将得不到真正的学问。
曾氏在唐鉴的指导下与倭仁等人一道，通过严格修炼，其信仰更为坚定，其心思也日趋纯粹，在求取学问的途径上，他亦甚为认同这种“先猛后温”的方式。鉴于过去缺少“猛火煮”阶段，他决心以加倍勤奋来予以补救。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在给诸弟的信后附了一份课程表。其日常功课的主要内容便是读书求学：读完二十三史，又特别注明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亦不间断，一书不读完，不读他书。每天写日记。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学问、经济、艺术四门。每日作诗文数首。每天早起作字。夜里一律不出门。
曾氏将这个自己很认同并切实照着办的读书方法告诉诸弟，无疑是希望弟弟们也能照着做。曾氏的这四个弟弟，眼下正是全职读书郎，实在是应该趁此大好时候来一番“猛火煮肉”，即集中全副精力大量地日夜兼程地读书作诗文，借以立下学问规模。笔者也很认同这种求学方式。人生在世虽然漫长，可以活到七八十年，甚至高达百岁，但不需旁骛，能系统读书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的求学岁月对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关系巨大。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烧过猛火”，常常是日后的人生有无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在学校里读书时不知珍惜，到了中年以后才痛切感受少壮不努力所带来的后果。再思补救，为时已晚。因为中年之后，按求学的程序，是应该到“慢火温”的时候了。那时若再用“猛火煮”，且不说各种条件已不具备，即便具备，“温”的阶段岂不要下移到老年!人到了老年，还能有大作为吗？曾氏这段话明明白白说的是治学，但辑者为何将它归于“治身”一类呢？据笔者揣测，因为曾氏是在对诸弟讲立志时，引来这段求学方式的议论的，其目的还是归结在立志上。
民胞物与之量与内圣外王之业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的立志，当立下民胞物与的气度、内圣外王的功业。有这样的志向后，才不愧为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所以，君子的忧虑，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那样的人作为忧虑，以道德没有修炼、学问没有讲求作为忧虑。故而，有愚顽百姓不从教化的事发生则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夏民族的事发生则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则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则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则没有时间去忧虑。
评点
这段文字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诸弟的家书。后世论者常说曾氏入京后不久便立下了澄清天下之志，这段话应是此说的一个佐证。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社会为主要活动舞台的男人，几乎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活动领域有所选择，对自己在此领域内能达到的目标有所期许，对社会将可能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回报有所盼望，这就是所谓的志向。人的志向有大有小，对所立志向的追求过程有长有短，这中间的差异源于天赋、教育、胸襟、能力和环境等等。曾氏进京不久后便能立下这种“澄清天下之志”，除天赋和胸襟等因素外，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由湖南变为京师。这种变化首先意味着他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变为国家官员，而且是出身清贵的天子近臣，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通向锦绣前程的宽阔大道。他既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又会很自然地加大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变化的另一点是他的周围有一个很优秀的师友圈。这个师友圈让他通过对《朱子全书》的研读，真正明白程朱理学的精粹，即养民胞物与之量、成内圣外王之业。
在当时读这段话的曾氏的几个弟弟看来，大哥未免有点矫情：难道你就对自己一身的屈伸、得失、贵贱、毁誉，真的没有时间去忧虑吗？真的就这样无私吗？事实上，曾氏也不是这样纯粹。他对大考、迁升等关系一己伸屈的事也看得很重。解读曾氏所说的这段话，宜从方向着眼、从大处着眼。所谓从方向着眼，即立下君子大志后，今后努力的方向便是修炼人格、关怀众生。以百姓社稷为怀，不再一切都从一身一家的利益出发。从大处着眼，即国事、家事、天下事，尽管是事事都关心，但得有个先后主次，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应放在国事和天下事上，家事宜往后挪。这就是所谓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人的意识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后，其境界就大为提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倡青年应当立志，而且不妨将志向立得高远些。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后，人生的努力方向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鲜明突出。精力和时间的分配也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轻重得宜。一个人能在一段相当长时期里这样生活，他的事业岂能不成？他的生命品质岂能不高？
以写日记来固定恒心
原文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明师益友，重重挟持，能进不能退也。
译文
我向有缺乏恒心的弊病，自从这次逐日写日记开始，可以保证一辈子有恒心了。这是因为明师和益友多方面的督促扶持，我只能上进不能后退了。
评点
这段话与上段话一道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诸弟的家书。在后世人的眼中，曾氏是个有恒心的人，但曾氏的恒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他自觉练就的。决定坚持每天写日记，是他用来训练恒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曾氏写日记，是受了唐鉴和倭仁的启发。唐、倭这两位晚清理学名臣，用写日记的方式来监督自己的心性修养。曾氏以他们为榜样，也用日记来帮助自己培植内圣功夫。故而他的日记重点用来批判自身缺点，即“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意过，皆记出”。(见曾氏《求缺斋课程》)为表示对此事的重视，他还要求字迹“须端楷”，并且以“终身不间断”来打造自己的恒心。但他所立下的这个宏誓并没有完全做到。传下来的曾氏一百多万言的日记中，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段时期。前段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二年，终于咸丰七年。这段时期中逐日写日记的年份，也只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后则只是一些零散的记录。后段时期起自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一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曾氏辞世的前一天。这段为期十四五年日记的内容则几乎近于流水账，与前段时期的“心斋”有很大的区别。“心斋”式的日记之所以没有坚持下去，估计一是后来的工作忙。道光二十七年曾氏升二品衔大员，二十九年后实授礼部侍郎，并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吏部、刑部侍郎，政务的确殷繁。第二个原因则是身为部堂实任官后脱离了原来的师友圈，失去“明师益友”的“重重挟持”，于是乎在写日记这件事上便只能退而不能进了。
从曾氏写日记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曾氏，在“恒心”这一点，与常人无异，既有渴求“有恒”的强烈愿望，又缺乏坚持下去的毅力。中年以后的曾氏，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仍能将“每日写日记”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实为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有中年之后的这个“有恒”，应与早年那段时期心性修炼的基础厚实分不开。恒心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而恒心也是可以培养的。曾氏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们这方面有益的启示。
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原文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至，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译文
知识分子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识见，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绝对不甘心处于底层。有识见，则知道学问是没有穷尽的，不敢以一点点所得为满足；比如用河伯的眼光看大海，用井底之蛙的角度来窥测天空，这都是没有见识的缘故。有恒心，则绝对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三个方面，缺一都不行。眼下各位老弟，只有在识见这方面不可能很快达到较高的层次，至于有志向、有恒心这两方面，则完全可以期盼于自己的努力。
评点
曾氏在这里对士人于读书一事上提出三个要求，即有志、有识、有恒。其实，不只是士人，也不只是读书一事，我们每一个想好好活在世上的人，若希望做出一桩较大的事情，都应该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有恒，在前面的几段评点中都已涉及，这一段专来说几句“有识”。
所谓识，就是一个人对自身和自身之外世界的了解与看法。人的“识”，以所知为基础。这个所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识。知识积累得越丰富，对人和事的了解就有可能越清楚，看法也就有可能越接近其本质。知识的积累来自多种途径，读书固然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便是阅历。看得多，感受得多，经历得多，知识也便自然多了。人的识，以“见”为可贵。通常将此称之为见识或识见。识的最后落脚点乃在于对人事的认知与判断，这个认知的准确度与判断的正确否，便是“见”。它与知识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多寡，而与一个人的思维力、领悟力、创造力关系更大。人们常说的书呆子、两脚书柜、书蛀等等，便是指装了满肚子书本知识却没有自己见识的人。由于缺乏最后落脚点，这种所谓知识再多也作用不大。而“见”又以远见和创见尤为宝贵。因为有远见，则可预为准备；因为有创见，人类文明才得以发展。以笔者看来，曾氏所提出的志、识、恒三者中，识最为难得，也最为重要。
人生宜求缺
原文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来书有“区区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之已厚于我兄弟乎？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至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垢》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服，兄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此是缺陷，吾弟当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韪余之言也。
译文
举凡兴盛与衰落都体现在气象上。气象旺盛，尽管饥饿也感觉快乐；气象衰败，尽管温饱也会令人担忧。现在我们家正处在全盛的时候，而贤弟认为区区数百两银子为很小的一笔钱，够不上一个数目。假如将贤弟处在楚善、宽五的位置，或者处在葛、熊两家的位置，贤弟能够安心过得了一天吗？人所遭遇到的处境是富是穷是顺利是多挫折，这是有天数安排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天可以使我今天处在富裕顺利的境地，也就可以使我明天处于楚善、宽五的境地。君子处于顺境时，战战兢兢地常觉得老天特别厚待我，我应当用自己的多余部分弥补别人的不足处。君子处于逆境，也战战兢兢地常觉得老天厚待我；并不是真正地厚待，而是与那些更糟糕者比，我已得到厚待了。古人所说的“处境要看不如我的”，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来信中有“区区千金”四个字，岂不是太不知上天已经厚待我们兄弟了吗？兄曾经研究过《周易》的大道理，琢磨宇宙间盈虚消息的规律，从而知道人生在世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太阳升到中天后便开始西斜，月亮圆满后随即亏缺，天有它的不足，地在东南边缺失，没有总是完美而不亏缺的。《剥》卦之后紧接着的是《复》卦，君子认为这是可喜的。《夬》卦出现后，《垢》卦便跟着来了。君子认为应该产生危机意识。所以，在遇到吉利的时候，常会因忘乎所以而走向凶危；在遭到凶危时，则又会因警惕自省而走向吉利。故而君子只知道有警惕自省。存警惕自省的意识，于是保守它的欠缺，而不敢去追求圆满。小人则常常追求圆满，圆满一旦得到，耻辱和凶危也便随之而来了。多数人常常有缺陷，而我一个人经常圆满，在上天规律中的屈与伸这方面，难道能这样不公平!
现在我们家祖父母、父母健在，兄弟姊妹整齐，京师中没有可以比美的，也可以算得上万全之家了。故而我只求缺陷，以“求阙斋”来作为寓所之名，目的在于以其他方面的欠缺，来求取家中祖父母、父母的齐全。这就是我小小的胸中最大的愿望了。家里的老债不能够全部还清，祖父母父母的衣服不能够多置办，各位兄弟所需要的不能够都满足，也是求取缺陷的内容之一。你们的嫂子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时时刻刻想置办衣服，为兄的也时时刻刻在教导她。如今幸而没有完全备齐，等到完全齐备时，则耻辱与凶危也便随即到了。这是最可怕的事。贤弟夫妻在私房里诉说着不满，这就是缺陷。贤弟应当想怎么样来弥补这个缺陷，但又不能够有求必应，如果全部满足了，则又接近于圆满了。贤弟是聪明绝顶的人，将来于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理解时，必然同意我的这番话。
评点
这一大段话，出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给国华、国荃两弟的信。这是一封较长的信。它的背景是曾氏于先一年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得到一笔较为丰厚的报酬，于是寄一千两银子回家，嘱咐以其中六百两作为还债及家中零花之钱，剩下的四百两则拿来馈赠戚族。曾氏的这个安排遭到诸弟的反对，他们不同意在家里仍旧银钱拮据的时候分出这大一笔数目来送人。在长沙读书的国华、国荃给大哥写信说明他们的观点。曾氏接到两个弟弟的信后，写了这封信。关于曾氏的这封信，《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议论，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段话之意重在将曾氏“求缺”的思想介绍给读者，此次评点，就来多说几句“求缺”。
居京师期间，曾氏写过一篇名曰《求阙斋记》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说：“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浸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信中说“兄尝观《易》之道”。可见曾氏的求缺思想是来自《易经》的启发。人们读《易》，通常都很容易感受它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强健的观念。其实《周易》最值得研究的是它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曾氏读《周易》时，看出了这种思想，并且对他有很大地触动和启迪，他用“盈虚消息之理”来表述之。
曾氏以“盈虚消息”的眼光来看待宇宙间的事物：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天地万物“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他认定这是一条带普遍性的规律，并因此而领悟到，人类社会也受这条规律的支配。不可能只盈不虚，只息不消，而是如同宇宙间的事物一样，盈满后即出现虚缺，长息之后即为消减，曾氏于此进一步悟出，盈满是瞬间片刻的状态，虚缺则是经年累月的常态，若拼命追求盈满，紧接而来的虚缺，就将会给人带来沮丧。而这种追求，从思维方式来讲，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它近于贪婪，而保持具有虚缺的常态才是与规律相符的观念。曾氏因此而更进一步想到，对于一个境遇良好的人来说，要有意识地求得缺陷，如此方可形成平衡的态势，从而将良好的境遇长久保持。
这是曾氏从《周易》中对自然界“盈虚消息”的观察而施之于人世的领悟，其实，也很可能是作《易》者在洞悉人情世故后，借助天文地理来启示读者。认真读书的人，则可以通过天文地理来悟到作者的深邃用心。《系辞》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中所透露的，便是此中信息。笔者认为，自然界的阳极而阴，与人世间的盛极而衰，在内在的因素中确有相通之处。这种内在的因素极有可能便是无论宇宙还是社会，都需要有一种制衡的力量。在此力量的约束下，达到对称平衡。宇宙或社会，也只有在对称平衡的状态中才能形成稳定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盈虚消息”确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大智慧，仔细咀嚼，慢慢体味，它是可以给我们很多收益的，真正明白这个大智慧后，人生当有境界意义上的升华。
将仁心变为行动
原文
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
译文
凡是仁爱的念头一旦生发，必须一鼓作气，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将它落实到具体作为上，稍微有点转念出来，则疑心产生，私心也跟着产生。疑心一生，则考虑计较就多起来，在送出与拿进这两方面便会变得小气；私心一生，则好恶上出现偏差，对事情轻重的处置便会有错误。
评点
这一段话亦出自上封信。针对两弟言及家中已负债千两，不应再拿出四百两赠人的话，曾氏说家中负债情况他不清楚，若真的如此，则送人一事就不会提了，但现在或许族戚们都已经知道，不便改口，则只能听从堂上老人们的意见。接着，曾氏写出这段话。这段话里有三个重要的词，即仁心、疑心、私心。曾氏说，当人生发出仁心时就要立即将这个好的心愿化为实际行动。不然，疑心、私心便很快产生，好事就做不成了。读完这段话后，给人的感觉是，仁心不及疑心与私心的强大，三者中只有仁心一者独存的话，才能办好事。若一旦三者并存，一定是后两者联合起来取胜。
孟子说“仁者爱人”，“仁心”的最大体现便是爱别人之心，“私心”恰恰是与“仁心”相对的爱自己之心。人的私心即爱自己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它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便自发滋生。“仁心”却是要经过长期教育和培植之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地才会自觉的拥有，故而“仁心”不敌“私心”。“疑心”的产生则是源于社会的影响。人在“私心”的导引下，会做出种种只利于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事。人群的这种心态一旦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时，这种社会现象又反过来对别人的思维作出干扰，干扰的结果便是导致“疑心”的产生，故而“疑心”也是与“私心”紧密相连的。“私心”本就强大，再加上“疑心”，两者联合，力量便愈加强大。“仁心”在它们面前处于下风，则是很自然的事。曾氏洞悉此种人情，指出在“仁心”生发时，趁着“疑心”尚未起，便要一鼓作气，将“仁心”贯彻到实际作为中，因为只有实际作为才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曾氏这段话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人们找出一个克服人性弱点的良法。
事实上，曾氏的这点“仁心”，也没有敌得过家中众人一致的“疑心”与“私心”。“四百两银馈赠戚族”一事，湘乡老家一直未给京师寓所一个明确的信息反馈，估计没有照办。
德行上的五条告诫
原文
五箴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吾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扰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实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以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养身要言
——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译文
五箴
少年时没有奋发自立，岁月虚度以至于今日。想想已到古人学问有成的年龄，而我尚如此碌碌无为，心情甚为悲戚!若还是像现在这样过下去，人事日渐纷杂，道德智慧日渐丧失，前途的低下，是可以预知的。疾病能导致知识的增进，享乐则可以招来身亡，我以一个中等材质的人而身处顺畅的境地，将要刻苦努力而自我振作，明摆着的是一桩很难的事，故而作五条箴言来自励。
立志箴
光辉夺目的前代贤哲，他们也是人群中的一员，渺小不足道的我，同样是父母所生，上天给我的聪明福气和俸禄太丰厚了。抛弃上天的厚爱而放纵不止，这将招致凶灾，光只是无穷尽的后悔，到死也不会有长进。过去的已不可追回，请从今天开始从严要求。肩担道义亲身实行，借助文章晓谕世人，只要一息尚存，将永不忘记所发的誓言。
居敬箴
天与地各自有固定的位置，男女交合生下了人，天、地、人像鼎之三足互为配合，实在可称为三才。庄严敬肃洗涤心垢，以此坚固自己的生命。你若不庄重，将会滥用精力情性。哪一个人是可以怠慢的？哪一件事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对事掉以轻心则事不成，怠慢别人的人，别人也会以这种态度对你。纵然别人不这样待你，也会助长我自己的骄傲，那么别人就会看低你，天理惩罚是明明白白的。
主静箴
素食端谨地夜宿山顶寺院，破晓鸡高声啼叫，各种声音全部停息，只有钟声在悠扬远播。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虎，神智安定心不胆怯，谁敢侮辱我!岂能避得开人事，每天好比面对三军。我本人的思虑坚定不二，外界再纷杂我心不纷杂。殚精竭虑追索半生，现已慢慢走向老境，难道就这样忙忙碌碌而到死吗？
谨言箴
好听的话能取悦别人，但自身要多费精力；闲聊既耗费时日，又损伤你的精神。真正明白事理的人不自夸，自夸者则并不是十分明白的人。传播道听途说来的消息，智者会嘲笑愚者会一时恐骇。恐骇者终究会明白过来，将会责备你欺骗了他。嘲笑者会鄙薄你，你即便赌咒发誓他也会对你的话怀疑。怨尤与后悔既然与多言汇聚，我何不作此铭来自己攻击这个弱点。若作此铭后又重蹈覆辙，则只能叹息是老糊涂了。
有恒箴
自从我发蒙识字以来，历经种种世事而到今天，已过去二十八年了，还一无所知。过去常常是对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没有多久就厌弃。旧的东西既已抛去，新的东西也很快又被放置。修德从业不能有恒，是被俗务所牵累。你一再说话不算数，也曾听说过这是要获罪咎的吗？谷粒一颗颗增加，时日一久可以使斗斛盈满。上天神灵，以此启发您的奴仆吧!
养身要言
——癸卯年进入蜀道上作
如一轮朝阳初升东方，如万物萌生细芽，内里不藏怒火，不留怨气。右边所说的是“仁”，用来保养肝脏。
内心思虑合乎规范，外表庄重谨慎仪容威严，处境好时不骄盈，威严而不凶恶。右边所说的“礼”，用来保养心脏。
饮食有节制，起居有常规，做事有恒心，举止有定力。右边所说的“信”，用来保养脾脏。
襟怀宽阔大公至正，顺其自然面对世事，对自心而言觉得安宁，以天理衡量则顺顺当当。右边所说的“义”，用来保养肺脏。
心宜让它安定，气宜让它安定，神宜让它安定，体宜让它安定。右边所说的“智”，用来保养肾脏。
评点
《五箴》作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在同年三月十日给诸弟家书中，曾氏将它附于信尾。
此时的曾氏，仕途正处顺境。先年三月，大考列二等第一，升任翰林院侍讲，衔为从五品，已进入中级官员的行列。六月奉旨充任四川乡试正主考官，十一月底返回北京，这趟差事让他名利双收。仕途的顺利给他带来好心情，也给他增添自信心，故而对自己的期许也更高。《五箴》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五箴即五段箴言，在五个方面对自己提出劝谏并立下奋斗的目标。这五个方面是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这五个方面既是当时社会对士人人格修炼上的要求，也是曾氏自认存在问题较多，必须给予重点检束的五个方面。简要地说，曾氏所立的志向是以先哲为榜样，从今日做起，一生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其所言居敬为：处世庄重自爱，待人戒骄戒慢；所说的静指的是心静，即气定神闲，用志不纷；所谓谨言，既包括言辞审慎一面，也有少说话的一层意思在内；所谓有恒，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持久，还含有专一、超脱等内容。
曾氏写这五段箴言时，正值三十三岁热血满怀激情洋溢的青春时期，相信许多年轻时意欲有所作为的人，也有过类似曾氏此刻的举动：写下一些豪情万丈的文字来，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但的确有不少人，一边在说要有恒，一边又抵抗不住外界的干扰和自己的惰性，结果是豪情一天天消落，到头来说过的话一句也没有落实。面对着往日的文字，唯有惭愧而已。曾氏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年轻时所写下的这些箴言，终其一生都成为他行为的规范，尤其是在他后半生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实际作用。比如居敬这一点，在他身为江南军事集团领袖的年月里，便体现在以端谨严肃的威仪震慑诸将统率三军，以不骄不慢的态度笼络天下英豪。早年的个人修养，化为事业上的巨大收获。又如谨言方面，他本人谨言慎语，从中获取许多好处，从而更为深知“谨言”的价值。他以此作为识别和选拔将领的标准之一，并为湘军内部培植了一种戒大言而重实务的新风气。在笔者看来，身处以浮躁标榜为时代特色的今天，内心宁静和谨言慎语不仅是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是澄清世风的良方。关于《养身要言》，曾氏自注写于癸卯年入蜀道上，查曾氏日记，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曾氏行走在四川道上，可知这段话便作于此时。
提起“三纲五常”，近几十年来尽是讨伐之声。“三纲”，固然该批判，但“五常”却不能一味否定。何谓“五常”，曾氏这段话里所说仁、礼、信、义、智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曾氏将儒家品德修养的五个要点移植到养身上来，有他的独到之处。儒家所提倡的“仁”，是指一个人应当对别人具有爱心。爱心是什么，曾氏将它比作朝阳初升，万物始生，一片光明透亮，清纯洁净，人所不愿见的怒火、怨恨当然不在此中。医书上说怒伤肝。既无怨怒，肝自然不受伤害。于是，因“仁”而养肝。
儒家所提倡的“礼”，按朱熹的解释即制度品级，也就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按照社会公认的规范办事，则较易得体，故而自己的内心也便安宁，“心”得到了很好的保养。《国语》对“信”的解释是：“信所以守也。”我们常说的“信守”，即出于此。守节、守常、守恒、守定，都是信的表现。饮食上有信，则不暴饮暴食；起居上有信，则生物钟不遭破坏。这些都对脾胃有好处。
《中庸》说：“义者宜也。”宜者，合适相称之谓。曾氏将儒家所提倡的“义”理解为“大公”和“顺物”，这样就将自己的胸襟大为扩展，借宽阔的胸襟来滋养肺脏。心、气、神、体安定，则元气充足。元气充足，则肾脏完好。此唯智者可以做到，故“智”可以养肾。
曾氏以五常来养身，就其个别处，不免有牵强附会之感，但总体来说大有可取。人们常说养身首在养心，心安则体健。仁、礼、信、义、智不仅是协调人类群体的重要准则，也是个体人用来修心养心的极好药方。故而，自古以来便有“仁者寿”的说法。它十分精当地说出了道德修养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联。
夜郎自大最坏事
原文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习气，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译文
大致说来第一要除掉骄傲习气，胸中并无才学而又夜郎自大，这是最坏事的。
评点
这句话出自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给父母的家书。在谈到六弟国华在省城读书不长进心中忧虑时，曾氏说了这句话。这显然是针对六弟脾气骄傲、夜郎自大的缺点而言的。曾氏教诸弟，多以骄盈为诫，而教二子，则多以勤俭为勉。看来，曾氏的几个弟弟都属志大眼高、锋芒毕露一类的人，故曾氏屡屡劝他们戒骄戒躁；而曾氏的两个儿子生于富贵之家，体质较弱，进取心也不如诸叔的强烈，故而做父亲的每每担心他们会成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由此可见曾氏的因材施教。
曾国华的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个性，并没有因大哥的批评而改变，这个缺点最终给他本人和湘军酿成巨大的悲剧。咸丰八年十月，作为安徽战场上一支主力部队的副统领，曾国华拒绝接受别人的正确建议，刚愎自用，最后导致三河惨败，全军覆没，自己也永远走上不归之途。关于曾氏的这个六弟，笔者在《评点家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有兴趣者可以参照读之。
在笔者看来，凡天分较高心志较大的人，年轻时多有点骄傲、好表现的毛病。在读书求学的青年时代，只要肯进取，这算不得什么大缺点。之所以有这个毛病，其源即曾氏所说的“夜郎自大”。在书斋里读书的年轻人，相对于大千世界而言，是真正的夜郎。这个夜郎在书本中接触的是学问中的大道理、前代的大事业大人物，与它们的交道打多了，仿佛自己也成了什么道理都懂、什么大事都能做的大人物，骄傲自大便不期而生。因为此时夜郎并没有办实事，所以不至于带来实际的危害。一旦走出书斋进入社会，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若担负的担子越重，其骄傲自大的毛病所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究其缘故，是因为骄傲容易伤害共事人的自尊心，失去群体对你的支持，你的力量便单薄弱小；因为自大，往往师心自用，拦阻外界资源进入你的智库，你的智慧就稀少并被局限。这些对于事业都是极为不利的。真正天分高的人，踏入社会之后，会很快发现自己的夜郎弱点，迅速调整心态，看清楚个人在社会大舞台中的位置，并善于吸取社会的丰厚资源为自己所用。
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积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译文
我们这些普通人只有在增进品德、修炼学业这两桩事情上可以靠得住。说到增进品德，则孝顺长辈友好兄弟培植仁心行事得宜即属于此中内容；说到修炼学业，则做诗文写字即属于此中内容。这两桩事，可以由本人做主。有一尺的收获，我就得到一尺的效益；有一寸的收获，我就得到一寸的效益。今天进了一分的品德，就好比积赚了一升谷；明天修炼了一分学业，又好比节余了一文钱。品德学业并增，则家中财产日渐兴隆，至于功名富贵，皆由命里安排，自己是不能做得一点主的。
功名或早或迟，这个时间都由命里注定。尽自己的努力，听任于上天的安排，千万不可有丝毫的妄想。
今年没有考取，免不了心中愤恨抱怨，然而正因为此，才可以使心多遭受磨难从而积累知识，增加卧薪尝胆的功夫，切不可由于愤怒而抛弃学业。
评点
这三段话均出自曾氏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给诸弟的家书。它的背景是，曾氏的四个弟弟都处读书应科举的阶段，但却无一人功名得售，四人中连一个秀才都没考上，这次六弟国华的考试又失利，心情沮丧。曾家诸爷们既不是读书的料子，又个个心高气傲，给大哥的信中牢骚连篇。针对诸弟的状况，曾氏说了这几段话。曾氏这番话，其本意自然是在安慰功名失意中的诸弟，但因为立论较高，故对一般读者亦有指导意义，至少他说出了两点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第一，人只能把握住自己所能把握的部分，对于自己不能完全把握但又想得到的部分，则只有尽人力而听之于天。信中所说的能把握的部分是进德、修业，不能完全把握但又想得到的部分是功名。除开这些外，还有很多。比如说，人能自己把握的部分还有珍爱生命、珍惜时间、努力上进、以善心待人、不有意做坏事、自律、节欲等等，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只要本人尽力去做，是可以做得到的。人不能自我完全把握但又想得到的部分，还有健康、爱情、成就、财富、地位、荣誉、幸福等等，这些东西，人人都想得到，但能不能得到，并不是由个人说了算的，人的尽力可能起某些作用，有的还可能起比较大的作用，但绝不能是全部的作用，它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那么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采取曾氏的态度：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第二，将挫折视为磨炼，借困难而激励心志。世上的人，很少有一辈子都一帆风顺的，若要办事，则更多困难。所差别的只是，有的人平顺较多，有的人坎坷较多，有的事办起来困难少点，有的事办起来，则困难很大，甚至因困难太大而办不成。对于挫折、坎坷、困难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应付方式，这也是构成人与人之间命运不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曾氏告诉诸弟的应付方式是困心积虑、卧薪尝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强者的选择方式，或者可以更冷静地说，这是一种理智的方式。所谓理智，就是说，只能这样，别无更佳选择。当然，这些都是对有志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而言。对于他们来说，社会经历还很有限，意志力也还很单薄，积累人生阅历、锻炼坚强意志，正是日后事业成功的必备基础。当然，对于中年以上的人来说，面对难度较大的事，“废”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属于另一个话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何必远行求学
原文
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译文
因惭愧而发奋上进，有破釜沉舟的志向，如此负笈远游则不辜负家人的期望。如果仅仅只是不经意的追随别人的脚步，那么附近一带尽可以过日子，又何必远赴离家百里之外的地方呢？
评点
这段话出自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给父母的信。因为老九有离家与湘乡名士刘蓉一道读书的想法，曾氏于是写了这样一段话。曾氏的几个弟弟，上进之心并不缺乏，他们的缺点在于浮躁，急功近利。要说远游，道光二十年，十七岁的老九便随父亲来到京师大哥家。在北京住了一年半，学问并无多大长进，却与哥嫂怄气，任大哥如何苦劝也留不住，还是回了家。京师那么好的学习环境都不能把握住，离家跟着刘蓉又会有多大的进益呢？深知九弟心性的曾氏，其实对此举是否定的，只是不好对父母说得太直白，以免伤害父母望子成龙之心。
这段话涉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许多人在读书求学上都过分看重外在环境，而对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则较为宽容放纵。学习的外在环境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求学者自己的心志。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这样介绍罗泽南刻苦求学的经历：“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即课徒自给，而丧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继殁。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是岁为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饥，泽南罢试徒步归，夜半叩门，则其妻方以连哭三男而丧明。时饥甚，索米为炊，无有也。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与同县同时的罗泽南相比，曾氏兄弟的学习条件不知优越到何等地步，但彼此之间的学问高下则不以道里计。倘若不是后来的兵戈打乱了原有的秩序，罗泽南必定可成一代名师名儒，而曾氏的几个兄弟大约只能是一肚子牢骚怨愤终老。
苟能自立志则为圣贤豪杰
原文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译文
人如果能真正立定志向，那就是圣贤豪杰一类，什么事不能做到？何必要借助别人呢!我想得到仁，这个仁便立即来了。我想做孔孟那样的人，那么日夜孜孜以求，只要是孔孟所提倡的我就努力学习，又有哪个人能阻挡得了我呢？倘若自己不立志，即便每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大圣贤同住在一起，也只能是他归他，我归我，与我有何相干!
评点
此段话出于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给诸弟的信。曾氏诸弟，此刻正处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他们身上有着一般青年所常见的特点：自视很高，却不肯下苦功夫；大话说得多，实干却少；好埋怨客观条件欠缺，却不大去反省自己努力不够；喜四处窜动，盼望获得好机会，却难以安定下来，做好迎接机会的充分准备；富于幻想，却容易脱离实际。曾氏的四弟、六弟、九弟屡屡向兄长抱怨，说乡间无良师无好的学习环境，要外出求师求学。事实上，他们的学问无成，非关外界，而在内身。要说环境，京师应是最好的环境了，三个弟弟都曾在京师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他们并没有利用这良好的外界条件去努力求学。要说良师，他们的兄长应是千里挑一的良师，他们也不善于向这个良师请教。曾氏批评诸弟，一是没有真正立志向学，二是没有“日夜孜孜”下苦功夫。这两点意见不仅对他的几个弟弟十分适用，也对许多年轻人管用。
人的一切都先要立足于自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唯有自我，才是可以掌握、控制和依靠的，自我之外的人事、环境则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听凭你的调遣。自我之外的一切，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为命、为运、为机遇等等。它只能去遭逢，去寻找，去际会，而不可能由你去制造、去预设、去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而听天命”。应该说，这些说法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认知上的智慧。
为学最要虚心
原文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译文
我们求学问，最紧要的是虚心。曾见到朋友中有资质很好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辄说别人不如自己。看到乡试考取者的文章，则骂这些文章不通；看到会试考取者的文章，又骂他们的文章不通。既骂阅卷官，又骂主考。那些连秀才都未中的人，则骂院试不公。平心而论，这些骂别人的人自己所做的诗文，实在是无胜人之处，不仅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让人看见之处，只是因为不反省自己，便总是看见人家的不是。既骂考官，又骂一同考试而被录取的人，骄傲之气增长，却始终不获成功，故而潦倒一生，而没有尺寸进步。
评点
这段话出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给诸弟的家书。怨天尤人而不检查自己，这是人性中的一个普遍毛病，尤其是那些头脑较为活泛的人更容易犯此毛病。曾氏六弟国华身上的这个毛病尤为突出，他甚至连对大哥也不服气。他竟然说过，他之所以功名不顺，是因为家中没有厉害的女人，准备娶一个凶恶的小妾来改变命运。这种抱怨，既暴露出他对大嫂的不满，又暗里讥讽大哥无真才实学。曾氏很不喜欢诸弟的这个毛病，故而特别强调“虚心”二字，并借批评个别朋友的不良习气来规劝兄弟们。
笔者阅人不多，但曾氏所说的这类人确也见过一些。这些被称作“恃才傲物”者们，若说其胸中没有一点才学，也冤枉了他们；若说他们真的有什么才学，那又的确高抬了他们。他们有一点才学，但这一“点”在他们本人的眼中却是很大很大，于是自以为了不起，看得别人来便都不如自己。然而事实上，他们的才学既不大又无独到之处，于是社会亦不认可，他们的道路也因此走得不顺畅，怨气恨气由此而生。这些怨恨之气发为言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牢骚。因有怨恨，对别人的评判便没有好话；因觉得社会不认可，便愈发要表现自己，自我揄扬、自我标榜、自我抬高便必不可少。但如此行事，则愈加不妙。一则妨碍反求诸己的醒悟，发觉不出自己真正的缺失所在，不利于有实效地修补提高；二则易招致周边的反感，恶化所生存的人文环境，从而更加限制和阻挡自己的进展。这种人，有的能中途醒悟过来，幡然悔改，尚可亡羊补牢；有的则至死不悟，弄得一辈子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心绪恶劣，活得很痛苦；有的甚至愤世嫉俗走到极端，给世间留下不尽的叹惜。
不做假名士
原文
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译文
有一班自认为名士的人，将科名鄙视为粪土，或是喜好作诗作古文，或是喜好讲求考据，或是喜好谈论理学，气焰高涨自以为压倒了一切。在真正有识的人看来，这些人的所谓成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只是令人生发一丝冷笑而已。故而我们修养的功夫，要用在尽力除掉傲气与自满上，莫被别人冷笑，于是才有进步。
评点
曾氏的这段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这段话暴露出曾氏作为一个科名成功者的优越感。他瞧不起那些没有科名而做学问的名士，有一种骂倒科名圈外的凌人气势。其实，有些人从一开始便不乐举业，淡泊名利，一意讲求诗古、考据、理学，也有一些人多次科名受挫后愤然退出这座独木桥上的竞争，转而研究诗古、考据、理学。他们都会表现出“鄙科名为粪土”的气概，即便这些人没有大学问，也不宜如此讽刺他们。曾氏一边说“力除傲气”，自己又不知不觉地在傲气视人。这种以己之优势傲人之劣势，乃人性之使然。曾氏当时尚只三十三四岁，从私塾到书院到翰林院，他的经历单纯而一帆风顺。他的认识，多来自书本和自己的感悟，对世事的复杂性并无切身体会。这种一面说着堂皇大道理，一面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与之相悖的情调的事常有，待到日后出任艰巨，才慢慢趋于成熟。
另一方面，的确也有一些酸气十足的文人，本是科名场内的热衷者，却因科名蹭蹬，由怨生恨，反过来又大骂科名，以诗古、考据、理学来显示自己的清高博学，以此来猎取社会的赞誉。因为他们本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学者，又没有潜入学问文章的心思，故而此类人不可能在诗古、考据、理学等方面有多大的成就。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胸中的傲气在作怪罢了。曾氏意在规劝他的弟弟不要学这种人。作为经历较多的大哥，以此开导自家兄弟，无疑有其可取之处。
常存敬畏之心
原文
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诸弟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译文
这一次的升官，特别出乎意料，日日夜夜在心里恐惧着反省着，深感德行薄弱不足以承受。诸弟在数千里外的家乡，应当指出我的缺失之处，时常写信来规劝我的过错，务必使祖宗世代所积的功德，不从我身上坠落，如此方可期望持盈保泰，免于很快地便遭致倾倒的危险。诸弟若能常常给我进箴言规谏，则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至于诸弟，也应该常存敬畏之心，不要说家里有人做官，就敢欺侮别人；不要说自己有才华学问，就敢于恃才傲人。常常保存着这样的心态，则是承载福分的好方法。
评点
这段话出自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给诸弟的家信。三天前，曾氏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品衔为正五品。詹事府是太子属官。康熙晚年废预立太子制，而采取遗嘱安排继位制，詹事府便不再是太子的属官，也无实职，不过备翰林升官而设。右春坊右庶子，是詹事府中的中层官员。曾氏升此官，升的是品衔，所担负的职责并没有改变。
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因实事不多，不宜以业绩为考核，他们的升官，例以考试而定。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道光帝亲自主持翰、詹两个衙门的官员考试。道光帝钦定一等五名，曾氏名列二等第一，也就是考取了第六名，四天后即升翰林院侍讲。而这次未经考试而升官，故而曾氏说“尤出意外”。人们对于这类意外之喜，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个才大运气好的人，从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属于分外之得，易遭人嫉，应格外警惕自省，收敛退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推崇后一种取向的。
有一句古话说“暴得大名不祥”(见《史记·项羽本纪》)。这句话就是提醒人们要慎对意外之喜。暴者，突如其来、出乎意料之谓也。许多人对此不善于处置，则反而将招致灾祸。此时宜特别小心谨慎，避免成为别人因嫉生恨的发泄对象。
不取非道义之财
原文
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从此处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堕于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好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译文
若非从道义上说是可以获取的话，则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接受这样的好处。要做一个好人，第一要从这点上着手，才能令鬼神都佩服，如此自然见识上日日上进，底气上日日刚直，否则不知不觉间便落于卑污一流中，必定会有被人看不起的一天，不可不谨慎。诸弟现在处于家中最好的时候，家事有我一人承担，你们正好做一个光明磊落神鬼佩服的人。名声一旦建立，信誉也就跟着来了，今后随便说一句话，别人都相信，没有办不成的事，不必要贪这样的小便宜，因小失大。
评点
这段话出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给诸弟的家信。此时的曾氏，官运正处极好之时。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夜之间连升四级，从翰林院侍讲学士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中级官员进入高级官员行列。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他被实授为礼部侍郎。正式做起六部堂官来，后来又先后兼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
这几年来的曾氏，除谦虚谨慎、勤勉办事外，更加注重自己的名声和形象。这段与诸弟的家常话，便是在如此背景下说的。话由一个远房族叔收受非分之银钱而起，曾氏借此引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议论来。中国的士人，传统上极为看重在两桩事情上的表现：一为出处，二为钱财。
所谓出处，指的是出与处两个方面。出者，出来做官之意，延伸开来，则泛指在官场上的升迁调转等变动；处者，隐退之意，延伸后则包括官场上的辞谢避让等行为。无论出也罢处也罢，传统士人看重的是在此事上的操守，也就是说要守住原则，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便是一种出处的原则。这当然属于很高的要求，更为普遍的原则是出则堂堂正正，不是靠巴结行贿假冒政绩或拉帮结派等获得，为官则清正廉明为民做主、为一方造福；处则清清白白，不是背信弃义、临阵脱逃，或意气用事等等，为民则安于本分，不干预地方政事，不侵凌平民百姓等。
在钱财上，一是来源要合乎正道，二是用之得宜，如不挥霍浪费、不小气吝啬等等。在这两桩事情上，一个士人是如何表现的，通常是士林衡量他的重要依据。曾氏正是在钱财这件事情上，告诫诸弟不义之财不要接受。但是，要在“钱财”二字上真正做到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则是极不容易的事。这种不容易，一则是人性中有“贪”的一面，见到白花花的银子不动心的人很少，尤其是在不易被人察觉，或可以假借正当名目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操守的人更少；二则坚持操守还得要有一定的财产基础。同样的一笔钱，对于家中富裕的官员来说，他可以不动心，但对于清贫或此时急需用钱而无从筹措的官员来说，他就有可能顺手牵羊牵走了。故而，历代官场都奉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其目的便在于用较丰厚的合法收入来保证官员们自觉地拒绝非法收入。曾氏深悉人性人情，知不爱分外财的好名声极难获得。因此，他用十分直白的话告诉诸弟，趁着家中不缺钱而你们又不当家不需用钱的时候，把这个好名声造出来，今后将受益无穷。这的确是一个兄长对诸弟的最大爱护。
除去牢骚培养和气
原文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端，自然随之。
凡遇牢骚欲发之时，须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
译文
无缘无故而埋怨老天爷，则老天爷必不允许；无缘无故而怨恨别人，则别人必不服气。这种连带的反应，是自然而然就会跟随来的。
凡是遇到想发牢骚的时候，必须自我反思：我当真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吗，为何要在胸中堆积这股不平之气呢？猛地在心里进行反省，然后断然去掉这股牢骚气。这样做，不但可以使得心境平和谦退，早日博得功名，而且可以培养和顺之气，消除减轻病痛。
评点
这两段话出于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致诸弟的家信。曾氏本人的仕途是春风得意，一路顺畅，但家中的弟弟们却科场并不太顺。国荃、国葆也只止于秀才而已。诸弟在大哥的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心中既认晦气更蓄怨气。其中尤以六弟温甫最甚。曾家这位出抚叔父的六少爷，自视最高，傲气最大，因而不满也最甚，牢骚也最多。在“无故而怨天”一段之前，曾氏是这样说他这个六弟的：“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于命运。”从曾氏这段话中，可知温甫本身有很严重的缺点，即太懒。除懒外，这位六少爷还行为放荡，贪玩好嫖。一个二十多岁尚未为家中赚得分文的人，居然逼得长辈无可奈何，同意为他娶妾!
温甫是天下牢骚多者的一个典型。他的典型性在两点：一是只怨天尤人而不检查自己，二是因怨尤而走向放纵。曾氏说的“感应”，看似虚玄，其实很有道理。所谓“怨天”中的“天”，指的是命运。命运既有客观限定的一面，也有主观掌控的一面，怨天者的目光只盯在“客观限定”上，则就会放弃“主观掌控”，命运可塑的一面一旦放弃，则只会越来越不好，这就是“天必不许”。所谓“尤人”就是埋怨别人。世上有几个人，会无缘无故地去接受他人的埋怨呢？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人际关系更差，人为设置的障碍更多，事情弄得更糟糕，这就是“人必不服”。此感彼应，就是这样形成的。遭遇不顺时，最有可能做到也最有效的处置办法，就是曾氏所说的“反躬自省”，通过反躬自省去怨气而养和气，不但于事功有利，且于养生有助。
尽心做事不计成败
原文
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译文
我只有尽自己的一份心，来做好每一天的事情，至于是成还是败，则不能再去计较了。
评点
这句话出自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给诸弟的信。此时的曾氏，其身份已与先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一个京师的高级文官变成地方上的统兵大员。一方面是曾氏本人毫无军营知识，完全的军事外行，另一方面是湘军匆忙成军，除开几个临时调来的绿营军官外，绝大部分将领和所有的团勇也全部是外行；再则，一方面是清廷官场从上到下一片腐败，财经既枯竭，文武又都办事不力，且嫉贤妒能，另一方面是太平军正在兴旺发达时期，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军事上连连得手。改变身份后的曾氏，处于各个方面都对他极为不利的环境中。就在十二天前，曾氏亲率一支水陆齐备的人马，攻打驻扎在离长沙约一百里的靖港的太平军。交战不到一顿饭工夫，湘军水陆即全线溃败。曾氏初次带兵便遭此惨败，又愧又愤，投水自杀，幸被下属救起，免于一死。曾氏在向诸弟叙述这场败仗后，打算“添招练勇”“再作出师之计”，然而“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于是，他说了这句尽心做事、不计成败的话。
曾氏这句话，说的虽是他在特定环境下的心态，实则具有普遍意义，也是我们普通人在做事业时所应有的一种心态。
任何一桩稍具规模的事业，必有它的难度，通常是其难度的克服程度，决定其事业成功的大小；而难度的克服取决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的因素，大多不以办事者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办事者主观方面的因素，才会由自己控制。如果认定一桩事非办不可，最好的态度就是充分发挥办事者的主观能动性，先不去管客观方面的因素如何。正因为客观方面的因素不去管，那么事情的成与败便说不准；为不干扰决心，只有采取先不考虑的态度。这就是曾氏所说的尽心做事、不计成败的态度。以这种态度去办事，尚有成功的可能性；若一开始便被外在的困难所吓住，不敢去做，那事情就只有完全办不成了。
不精明则遭欺侮
原文
不能威猛，由于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译文
不能够做到威严凶狠，是因为“精明”上的欠缺，事事遭人欺骗侮辱，所以每个人都可在我面前玩花招。
评点
这是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给四弟、九弟和满弟信上的话。这段话的前面几句是这样写的：“沅弟言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无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沅弟即老九国荃字沅甫，澄弟即老四国潢字澄侯。两个老弟都说大哥不够威猛，朋友们也持这种看法。曾氏自己解释，威猛不够，是因为精明不够的缘故，故而遭人欺侮玩弄。
不好收拾是败家气象
原文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译文
各位弟弟在不喜欢收拾保持洁净这方面，比我还有过之。这是败家的象征，今后务必应该细心收拾，即便是一张纸一缕线、竹梢头木屑片，都应收拾清爽，以此作为儿侄们的榜样。第一代人作风松垮懒惰，第二代人贪图享受生活放荡，则必定会引发白天蒙头睡大觉夜晚闲坐、吸鸦片等恶习产生。希望你们从今以后勤奋者更加勤奋，懒惰者痛改前非，莫使子侄们学得怠慢懒散的样子，至要至要!子侄们除读书外，教导他们打扫房屋擦抹桌凳，拾粪锄草，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切不可以为这样做会丢面子而不去做。
评点
这段话出自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给诸弟的信。这一段时期里的曾氏家书，有一个几乎每封必谈及的内容，即教导子弟们不要骄奢懒惰，要勤俭平和，保持与四周乡邻一样的生活状态。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与前些年寓居京师时比，曾氏此心更强烈更急切。这是为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曾氏的身份与先前大不相同，即已从一个朝廷大员变为湘军统领。此中包含两个概念。一是由文到武的转换。二品侍郎虽然位高权重，但乱世时期，与手握重兵的统帅相比，毕竟相距甚远。此时的曾氏，可以一手调动千千万万两银子，可以一声令下掉成百上千人的脑袋，真可谓威风凛凛，气焰熏天，不要说百姓小民，即便大小官员，哪个不对他敬畏三分？对曾氏的家人来说，这个可借的“势”该有多大!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势”并非是好事，它的负面影响要比正面影响大得多。作为“势”的创造者、一家之长的曾氏，为子弟的长远利益着想，唯有教训更勤、治家更严，才有可能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二是由京师到家乡的转换。身为京师大员，虽然尊贵，但毕竟与家乡距离遥远，与家人所生存的环境没有切身的联系。作为湖南子弟兵的统帅，与三湘四水可谓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会有多少人试图通过曾氏的家人而从曾氏那里获得好处？曾氏对此岂能不知!此时若不更加从严约束家人的话，既有可能导致家人被别人拉下水，也有可能对自己的事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与前些年相比，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曾氏的两个儿子，这时都与母亲一道住在湘乡老家，成天与叔叔们生活在一起。老大纪泽眼下已十五六岁，老二纪鸿也有七八岁了，正是成长的关键时刻，叔叔们和堂弟们的日常举止对他们的影响极大。曾氏也很担心诸弟的不良习气对二子起着言传身教的坏作用，对诸弟的严格要求，也包含护卫二子的一片爱心在内。
藏身匿迹
原文
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
译文
生在这个大乱未平的时期，只有隐藏起来消失行迹，不可在外界稍露锋芒，这是最为重要的事!
评点
这是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给四弟国潢信中的一句话。粗读此言，似与曾氏所作所为相悖离。此时的曾氏，正在大乱之世中大出风头大露锋芒，为何又要对其弟说什么藏身匿迹、不露圭角之类的话呢？这岂不自相矛盾吗？究竟是他本人所做的对呢，还是他对兄弟所说的对呢？笔者认为，他对兄弟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才是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思想，也就是说，身处乱世，“藏匿”是他的真心选择。这种选择，其精神源头当溯自儒学的创始者孔老夫子。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远走海外，应是“藏匿”的最彻底之途。自从孔子有这个思想后，历代读书人，都将在不能行道的乱世中藏身匿迹不问世事，视为最明智的举动。诸葛亮隐居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为后世津津乐道，足以说明中国士人的这种乱世中的价值取向。咸丰二年底，朝廷命曾氏出为湖南团练大臣，曾氏开始并未答应，向朝廷请求在家终制，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乱世宜藏的取向应是重要者之一。当然，曾氏最后还是奉旨出山了，因为他毕竟是朝廷二品大员，他得服从朝廷的命令。“服从命令”与“内心选择”，这二者还是不一样的。
其次，曾氏此刻在江西战场上处于很不利的局面。太平军依旧声势浩大，他与江西官场亦不相协，心情不舒畅。就在此信发出的第二个月，曾氏便收到朝廷对他严加谴责的上谕：“前闻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着曾国藩等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办事不顺，必定要加重他对“出山”之举的反思。
除开外因外，受信人本身有他的内因。曾氏善于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指导。曾氏的这个四弟，在兄弟辈中，才智最为平庸，却又好动好表现，喜欢揽事出风头，劝以“藏身匿迹”，也是对四弟一贯行为所表示的不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译文
古人说：“勤劳则为善之心产生，安佚则淫乱之心滋生。”孟子说：“生存处于保持忧患意识之中，灭亡则因为耽于享乐。”我担心你的生活过于安逸了。
评点
这句话出于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曾氏给长子纪泽的信中。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纪泽与贺长龄的女儿成亲。与贺家联姻的事，早在五年前就由曾氏父亲竹亭公做主定下来了。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按现在的方式计算，他结婚时，仅止十六足岁，但按旧时虚岁算，则是十八岁的成人了。曾氏结婚时，已满二十二足岁，以他的思想，是并不想让儿子这么早就结婚的。他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引用湖南俚语“床头多双足，诗书束高阁”。他赞同这句话，认为结婚后对读书求学有影响，尤其对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因缺乏自制而影响更大。纪泽早婚，多半是因为其祖父的原因。竹亭公此时已六十七岁，老伴去世多年，心灵孤独，且又多病，担心存世不久，贺氏出自名门，又是他竭力坚持的，他盼望长孙早日完婚生子，曾家的四世同堂，在他作为曾祖父时再次出现。此外，乱世早为儿孙办亲事，也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世心愿。出于此念，欧阳夫人与亲家母贺太太(贺长龄已去世多年)也一定抱着与曾老太爷同样的心情。于是，实岁不满十七岁的曾纪泽便提前做了新郎官。
曾氏对二子的家教，“做人”更重过“为学”。在人品教育上，他又特别注意要他们养成勤劳不懒惰的习惯。就在写此信的前几天，他给年仅九岁的次子纪鸿的信里写道：“凡人多愿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人之所以劳作，最强大的驱动力是为了生存。富贵人家的子弟，无生存之忧，于是“劳作”的积极性也便不高。其实，劳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存，对于人类而言，它还有更高的价值。曾氏引用的“古人云”、“孟子云”，说的便是它的更高层面的价值。“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这两句话的着眼点在道德层面。因为自己劳作，会拉近与时间、空间与人群环境的距离，从而产生对身外之物的亲近感、融和感；因为自己劳作，会更知劳作者的艰苦、劳作品诞生的不易，从而产生对劳作者的同情感、对劳作品的珍惜感；因为自己劳作，会对劳作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得很深切，从而对劳作本身产生敬畏感，赞美感。亲近、融和、同情、珍惜、敬畏、赞美这种种情感都是善心，都是因为自己亲自参加劳作后切身产生的，故而劳则善心生。相反，不劳作，无所事事，则心灵空虚、身无系着，身心既都无约束，意念、情绪也自然将失去制约，无节制之念的淫心便产生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两句话的着眼点在远景瞻望。忧患意识能促使人常常去想不足，想缺失，想危机。这样一想，人就多了警觉，多了压力，从而能保持住精神上的振作，不敢懈怠，如此便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相反，安乐让人陶醉，沉溺而不思进取，懒于兴作，时间一久，弊端丛生，危害根本，死亡也就接近了。
曾纪泽身为曾氏家族的长房长孙，虽无生存之忧，却有本人人品属性的选择，有曾氏家族绵延兴旺的重担在肩，做父亲的生怕他年少缺乏自制而耽于燕尔新婚不能自拔，故着重于道德层面和远景瞻望两个方面予以倡劳戒佚的教导。
戒奢戒傲
原文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译文
官宦家的子弟，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一个奢字、一个傲字。不一定非要锦衣玉食而后才说犯了奢侈的毛病，若是皮袍呢褂随处都是，坐轿乘马，仆从前后跟随，习惯于过这种生活，便已经是日趋于奢侈了。看到乡邻，则讥笑别人穿着敝旧见识浅陋，看到家里的雇工则板着脸孔呼唤训斥，这就是日趋于傲慢了。《尚书》上说：“世世代代拿俸禄的家庭，其子孙很少能遵循礼义的。”《左传》上说：“骄傲、奢侈、淫乐、安逸，这些都是因为官位过高俸禄过多的缘故。”京师中那些恶少们，没有人不由于骄与奢两个字而形成坏习气的。你与弟弟们都要引以为戒。这是我最重要的叮嘱，最重要的叮嘱!
评点
这段话出自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氏给长子纪泽的信。此时的曾家，除曾氏本人外，他的六弟曾国华和九弟曾国荃都各领一支人马在江西作战，真是实力强大的官宦家族。曾氏在京师官宦圈子里待了十二三年，深知官家子弟的两个普遍性的大毛病：一奢二傲。这两个毛病的产生，是因为家中的财产多权势大。曾氏很担心自己的子侄染上这些个通病，每次给儿侄们的信，都不厌其烦地叫他们引以为戒。
曾氏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防微杜渐的思想。曾氏进京初期，唐鉴将他引进程朱理学的殿堂，并教他“研几”。几者，几微也。萌芽状态、细枝末节、琐屑细小等等，都可称之为“几微”。研几，即重视研究这种几微。它与朱熹“小者便是大者之验”“从细微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见《朱子语类》卷第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曾氏深受“研几”的影响，平时十分注重细事小事，由细小而及远大。他给儿子的信中，常常会关照儿子注意日常的举止言谈，培养他从小处做起的好习惯。本来，大是小的累积，远是近的延伸，锦衣玉食起自袍呢舆马，傲视一切起自嗤陋指使。杜绝源头则可制止汹涌，相比大江大河而言，涓涓溪泉的截断则容易多了。
不苟取
原文
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
译文
凡管带勇丁的头领，都不能免除稍稍私肥腰包。我不能禁止别人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钱财，只要求自己不取不义之财。以此作为僚属的表率。
评点
此话出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四弟国潢的信中。此话的前后，曾氏还说道：往年在京师时，每年都寄一二百两银子给家里，一半给父母叔婶，一半周济族戚中的穷苦者。自从做了团练大臣后，只在咸丰四年寄过一百五十两银子。今年三月，老四已在长沙李家挪去了二百两银子，故不能再多寄了。现寄去三十两，以二十两给父亲，十两给叔父。江西省的地方官员都很穷，连巡抚衙门藩台衙门的官员都不能寄银子回家，我怎么能够多取丝毫呢？从以上的话中可以猜测出，在老家主持家政的老四希望大哥比以往多寄银子回家，并擅自从别处预支了二百两。大哥对此不高兴。信中这段话，既表明自己的态度，又略带点批评兄弟的口气。
在中国历史上，“吃兵”简直成了军营公开的秘密。各级都吃，从最高长官到基层小官，几乎无一例外。“吃兵”又分合法与非法两种。合法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为截旷，一为扣建。朝廷发军饷，发的是全年足员足日饷银。但实际上一年中常有兵员的出缺和替补，这中间也便常有员额和日期的不相衔接。这不相衔接的饷银需要按时扣除。这就叫截旷。当时计算日期，均按农历每月三十日，遇小月则只有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则扣除一天，只按二十九天实发。这就叫扣建。按理，这两笔银子都应该上缴国库，但实际上都没有缴，层层截留。厉害的上司对下属苛刻，则下属就留得少；宽厚一点的，则下属就留得多。无论多和少，都会有。积少成多，这两笔银子便很可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因截旷和扣建便积赚了一笔庞大的财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以便为直隶省办公事用，死后还有八百万两留在账上。袁世凯接替他做直隶总督后，便充分利用这一笔直隶省的私设金库银子，大肆贿赂包括庆王奕劻在内的京中权要，为他个人办事。至于非法手段则很多，最常用的是克扣。不发足饷，或在伙食开支和军需上做手脚，或私自将罚饷作为刑罚，随意处置士兵等等。这些非法所得都入了长官的私人荷包。
湘军是朝廷编外的部队。国库供应有限，大部分饷银靠的是自筹，比如设卡抽税即为其一。这中间长官的活动空间很大。另外，湘军各级军官的办公费用也较之于绿营要多，这也给他们挪作私用预留了空间。所以，湘军各级长官的私囊都极丰，借军营发大财的人极多。这便是杨度所说的当年“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湖南少年歌》)的内在原因。
曾氏知道湘军的这一腐败现象，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要杜绝是不可能的，遂只能以洁身自好来起一点表率作用。曾氏于钱财上一向操守谨严。进京做官之初，便立志不以做官来发财。军兴后，更是提倡“不要钱，不怕死”。做了湘军统帅，反而给家中寄的银子少了，便是不肥私囊的公开表现，同时也以此截断家人于这方面的期盼。
等差不紊行之可久
原文
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译文
讲求局面阔大的人，最容易走向松散漫衍的地步。倘若遇事糊涂，毫无条理，即便局面阔大，又有什么可贵之处？上下尊卑井然有序，才可以顺畅长久地运行。如此，才算得上器局宏大，没有流弊的军营统领。
评点
咸丰六年，曾氏六弟、九弟先后募勇成营，入江西作战。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曾氏父亲病逝于家中。接到讣告后，曾氏三兄弟立即赴丧回籍。这年九月，老九应江西巡抚耆龄之求，离家赴赣重领吉字营，次年三月老六亦入江西军中，独留曾氏在家守制。曾氏虽居家读礼，但心思都在江西战场上，频繁以书信与前线保持联系，期间与老九通信最多。老九国荃与大哥不仅长相酷似，且性格也较近，只是读书求学修身自律这些方面相去较远。两兄弟相差十四岁，大哥对这个九弟深为器重，寄予很大的希望，因其带勇不久缺乏经验，故不厌其烦，将自己的所思所得一一传授。这段话便出自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给老九的信中。
在这封信里，曾氏给老九讲身为军营统领的两大要素：规模远大与综理细密。用现代语言表述，即宏观规划与微观管理两个方面。在宏观上，规划宜大宜远；在微观管理上宜细宜密。接下来，曾氏指出，在宏观上，有人追求阔大，即将多勇多，营多哨多，而据自己从戎多年的经验来看，求阔大的人，往往疏于军务管理。统领若不精明，场面虽阔，勇丁虽多，也不值得称道。因此最重要的是军营管理有方，上下有序。老九是一个讲排场摆阔气的人，曾氏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批评他的这个缺点。
和易调郁
原文
肝郁最易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
译文
肝气抑郁最容易伤害人。我生平很受它的连累，宜用“和易”来予以调和。
评点
这句话与上段话出于同一信中。曾氏在叮嘱九弟注意保重身体时，说了这句话。保养身体，要注意者很多，为什么独独拈出“肝郁”一项呢？原来，曾氏此说，乃他的夫子自道。曾氏自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到咸丰七年二月赴父丧回籍，前前后后四年多，转战湘鄂赣三省，历尽千辛万苦，成效并不理想，而他所呕的气却很多，这“气”都来自同一营垒。既受三省文武官场的气，又受三省民间百姓的气，还要受朝廷不信任的气。回家赴丧，又因扔下江西不管，而受各方责难，怄气更重。这种种不顺的气郁积于肝脏，终于让他得了怔忡之症，吃不好，睡不安，心中恐慌，情绪郁闷。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受友人的劝告，以黄老柔和平易之心态来面对世情。在守父制的一年多里，经过不断地调适，怔忡之症逐渐平复。
不亢不卑
原文
各处写信，自不可少，辞气须不亢不卑，平稳惬适。余生平以懒于写信，开罪于人，故愿弟稍变涂辙。
译文
给各处联络写信，自然是不可缺少的。说话的口气应该不卑不亢，平稳妥帖。我生平因懒于写信而得罪人，故希望弟稍稍改变方式。
评点
前面提到，守父丧时期曾氏接受朋友的劝告，以黄老治心。在此之前，他所奉行的则是申韩之术。申不害、韩非作为法家代表，其为人处世的特点在冷峻严酷。曾氏从京师来到地方，面对的是混乱的世道和腐败的官场，他一方面以严刑峻法整治乱世，一方面以冷淡鄙夷之心对待地方文武官员，结果是乱象虽得到部分治理，但官场却得罪多多。懒于写信，正是他对待地方文武官员冷淡的一种表现。连连碰壁后的曾氏开始清醒过来，知道不能纯用申韩之术，而要杂用黄老之道，其行事作风有所转变。要老九给各处写信，并且要注意辞气的平稳妥帖，便是此种转变的表现之一。此话出于咸丰七年十月初十致沅弟的家信。
人以伪来我以诚往
原文
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译文
应该以真心互相面对，不可以总是心藏智谋来交往。凡是别人以虚伪前来，我则以诚恳回报，时间久了则虚伪者亦与我一道走向诚实了。
评点
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曾氏在与九弟的信中谈起了左宗棠。说左对老九极关切，老九“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云云。曾氏此时对左是很有意见的。据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上说，曾氏不等朝廷下旨便匆匆回籍奔丧一事，官场颇有非议，而在湖南带头攻击的，便是这位左宗棠。平心而论，左批评曾氏是对的，是从大局出发的。曾氏心里也清楚，故而虽有意见，但并不恨左。他怕老九因此而讨厌左，所以要将左的关切告诉弟弟。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曾左之间的君子之风：左对曾氏有看法，但不牵连于其弟；曾氏对左也有看法，但不说左的坏话。在这句话中，曾氏也道出了一个可普遍施行的道理，即以诚待伪，则伪可趋诚。当然，并非所有的伪者都可以被诚感化，但应当相信，真正有力量真正可攻坚摧固的，还是真诚，而不是虚伪。人人都怀抱此认识，的确可以化除许多虚伪。
一味浑厚
原文
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也。
译文
一概以浑含厚道对待，心中的不满一点也不表露出来，将来修养到了家，身体也因此而健旺，子孙也因此而得到好处。不要养成用机心使诈术的习惯，怕的是时间愈久则心性愈刻薄。
评点
曾氏在与九弟谈过左宗棠后，又谈起了李续宾。李字迪庵，罗泽南的学生，出身秀才，新近被任命为浙江布政使。李是靠湘军发迹而又迁升最快一人。曾氏心中最看重的便是他。李续宾身上什么特质让曾氏最看重呢？是李的安定深沉。李的这个特质表现在办事上，即曾氏在信上所说的“不特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平日为人则沉默少言，“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见曾氏全集《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于世事人情貌似不太精明，其实全都明白，只是表面上“一味浑厚，绝不发露”。曾氏很欣赏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他认为他们兄弟及彭玉麟都是性情褊急的人，不大容易与人相处，故而希望老九学李续宾的“浑厚”。
这种“一味浑厚，绝不发露”既不易做到，亦有过于圆滑世故之嫌，依笔者看似不必学，但曾氏后面说的不用机心诈术，则的确是长者之言。
全副精神首尾不懈
原文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做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译文
大凡一个人要做成一桩事，必须把全副精神都贯注在这桩事情上，从头到尾都不松懈，不可以见异思迁，手头做着这件事，脑子里又想着另一件事，人坐在这个山头，眼睛又望着那个山头。人若是没有恒心，终生将一事无成。我这一辈子因为犯着无恒的毛病，实在受害不少。在翰苑做翰林时，本应当留心诗文书法，但我却好浏览其他书籍，结果分了心志；读性理方面书时，则又以诗文集来混杂，结果干扰了主目标；在六部做堂官时，又不很切实致力部务；离开京师带兵打仗时，又不能竭尽全力专心整治军事，间或又以读书写字来扰乱心思。为此到接近老年时还百无一成，即便是办水师这件事，也是井挖了很深还看不到泉水。弟当以我为借鉴儆戒。现在带勇，便埋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研究带勇的方法，早早晚晚孜孜不倦，白天想着这事，夜里梦着这事，除带勇之外的事，则一概不去管它。不可以又去想读书，又去想考举人，又去想做地方官，若这样则神志纷扰，千头万绪，将来怕又会重蹈我的覆辙，到时百无一成，则后悔也晚了。
评点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曾氏在给老九的信中，说了上面这段话。老九虽是自愿募勇从戎，但他毕竟刚被选拔为优贡。去年春天，还在一个劲地与大哥商量进京廷试的路线。那个时代，中举中进士，毕竟是读书人入仕的正途，故而老九一面带勇打仗，一面还在寻思着读书中举今后做文官的事。针对兄弟目前这种心思不够专一的状况，大哥写了上面这段话。
做事心思不专一，做这想那，大概是人类一个常见的通病。上个世纪初，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即随手拈来曾氏这段家信中的几句：“尝见曾文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可见，曾氏这段话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
有句成语说“专心致志”，这的确是前人的经验之谈，也是前人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诀窍。人之所以多不专心致志，一是易受诱惑。正在做这件事，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更有吸引力、更有趣、更容易获得功利等等，于是丢下半成品的此事又去做彼事。另一个的原因是，缺乏长期吃苦的意志。许多事情，都是易学难精，入门时容易，入门后每进一步都很难，要出类拔萃就更难了，它需要长时间的吃苦耐劳，没有很强的意志力做不到。大多数人都缺乏这种意志力。侧过身去看另一件事，因为最先看到的总是入门处，觉得容易出成果，于是赶紧转向。还有，人类的天性喜新厌旧，一件事情做久了，乏味感便与日俱增，远没有另一件事那样富有新鲜感、刺激感。理智上或许知道要坚持，情感上早已被新事的鲜活、刺激所吸引。理性终于敌不过感性，心一动，志便转向了。
曾氏这段夫子自道，让我们看到即便如他这种人也常常不专心致志，可见专心致志之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为好，否则有可能忙碌一生，却百无一成。
精神愈用愈出
原文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译文
身体虽然单薄，但不宜过分爱惜。精神是越用它越出来，阳刚之气是越提升越旺盛。每天做的事情越多，则到夜晚临睡觉时越快乐。倘若存着一个爱惜精神的念头，刚想前进便会马上想到后退，奄奄的没有生气，绝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评点
这段话同出于上封信。它既是对身体单薄的九弟的规劝，更是曾氏一生所奉行的信条。曾氏只活了六十一岁，三十岁即患肺病大吐血，三十五岁上患癣疾，后半生常被此病弄得痛苦不堪，四十七八岁上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五十多岁患高血压，最后以脑中风而猝死。这样看来，曾氏不只身体单薄，他其实是个长期病号。以一个这样的病号做了如许大的事业，其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这段话中。
以诚愚应巧诈
原文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译文
我自信也是一个笃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人世间事情，经过许多事变，略微增加些机权之术于其间起点作用，自己把自己引向学坏的路上去了。其实，这点作用一万个不如别人，徒徒招人笑话，使别人对我怀有遗憾，哪里有什么益处呢？近来丁忧在家中猛然反省以往，醒悟到应该全力在平实二字上用心思，用自己笃实的本质来恢复我的真面目、我的原有性情。贤弟此时在外面带勇，也应赶紧将笃实本性复还，万万不可走进机巧欺诈一路上，而一天天堕落。即使别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旧以含混之态来回应，以诚实愚拙之心来应对，久而久之，则别人的巧诈也将会慢慢消除。若彼此都以钩心斗角的态度来交往，则互相报复没有完了。
至于顽强坚毅之气，则决然不可没有。但顽强坚毅与刚愎自用有区别。古话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叫作强者，又说强行自制，说强力迫使自己对人宽恕，又说强行要求自己做善事，这些都是自我战胜的意义。比如说，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未明即起床；不习惯庄重敬慎，而强烈要求自己无论坐和立都端正严肃；不习惯劳累吃苦，而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强迫自己勤劳不倦，这就是强的意思；不习惯于有恒，而强迫自己坚定不移，这就是毅。丢掉这些而求其他，以虚骄之气去压倒别人，不过刚愎罢了。二者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的发展趋势却有天地之别，不可不细察，不可不谨慎。
评点
连连遭受挫折，在家守制反省后悟出了许多深层次道理的曾氏，在这里以兄长的恳挚之心，向九弟说了两点关于为人的体会。一为如何看待笃实与机巧，一为如何区分强毅与刚愎。
曾氏这封写于咸丰八年正月初四的信，是对老九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回复。现在已找不到老九这封信了。老九九月初离家赴江西战场，带领吉字营攻打吉安，战事并不顺利。从曾氏信中可看出，老九在给大哥的信中流露了军营中的人事不协，并有离营回家的情绪。故曾氏在回信中希望九弟“竭力而行之，无为遽怀归志也”。接下来便引出这一大段议论来。
曾氏说他本是一个笃实的人，后来跟着别人学坏了，也使点机巧权变，实际这点小聪明远不如人，反被人笑，现在醒悟了，还是做一个本来的老实人为好。并劝老九以己为戒，以诚愚待人。
笔者跟曾氏打了二十余年的交道，脑子里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后人对曾氏会有很大的兴趣？曾氏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若细说起来，自然是多方面的，非作大文章不可。这段话里便含有其中的一个答案，容笔者先在这里简略说一点。
历史上的曾氏，是一个以建立军功的政治领袖身份名世的。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他的私人文字说谋略手腕，说钩心斗角，甚至说些阴险毒辣不能公之于世的话，都可以被世人所理解：因为他从事的是政治，是与人打交道并要制人胜人的勾当，人心险恶，只能以毒攻毒，否则，他便不能吃这碗饭。但事情恰恰不是这样。他从戎之后的家书、日记，一秉过去在翰林院做文学侍从的风格，谈的都是读书为学做君子，是仁义礼智信，是诚实道德操守等等。面对着血火刀兵的战场，面对着以杀人为业的军事将领，面对着以功利作为第一争夺物的各参与集团，不谈阴谋诡计，却侈谈圣人说教，岂不迂腐空疏、呆傻愚痴？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但是，朝廷所任命的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其他人都没成事，恰恰就是这个在私人文字里也大谈诚信仁义的团练大臣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人人都说道德人格只能存于书斋讲义里，而不能运用于政治斗争中，但偏偏就是这个曾文正公，用圣人所说的人格道德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我想，这大概是曾氏引起后人兴趣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吸引力中之一吧!
这段话说的就是去机巧以诚待人、强毅而不刚愎的老生常谈。读者若是联系到曾氏的整个一生，不把它视为老生常谈而当作真正的人生体验，那么相信会从中获得收益。
有实心乏实力
原文
我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坐是百无一成。
译文
我这一生的缺失之处，在于志向大而才干不够，有办事的切实愿望而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因此而百无一成。
评点
曾氏因为志大，便常有才力不够配合的苦恼。即便对最为自负的古文，晚年他也说“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要子孙“尤不可发刻送人”。曾氏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一直到咸丰十年四月，长达七年多的时间内，他一直以一个侍郎虚衔领兵，而无地方实权，这句“有实心而乏实力”，说的便是此种状况。略去“百无一成”这句自嘲的话不说，曾氏在这里道出了干事业的两个重要条件：志与才的相副，心与力的相合。
提起全力早夜整刷
原文
弟年纪较轻，精力略胜于我。此际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贤谓宜用猛火煮慢火温，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
译文
老弟年纪较轻，精力要略微超过我。此时，正宜于起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从早到晚，振作精神，刷新气象。古时贤者说适宜用大火煮小火温，老弟这个时候正是用猛火的时候。
评点
老九比大哥小十四岁，此时才三十五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正是青年时期。曾氏鼓励他应下大功夫，为日后的发展奠下结实的基础。“猛火煮慢火温”，这句话前面已多次说到。其实，不只是治学，凡做一个较大的事业，都适宜用这种办法。趁着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时候，努力多做，广拓博取，以后再慢慢地仔细经营，精耕细作。这既是一个操作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很有借鉴之处。
以专而精以纷而散
原文
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译文
大凡人做一件事，因为专心致志而精当，因为神志纷披而涣散。荀子说：“耳朵不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变得聪，眼睛不同时看两样东西而显得明。”庄子说：“心志不纷乱，因凝固而趋于神化。”这都是极高明的言论。
评点
曾氏在论及读书和办事时常会说到专字，要说诀窍，这也是曾氏成功的诀窍之一。为什么要专？这首先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生命的时间有限，因此必须把有限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集中起来办一件事或几件事。其次是高度集中起来的能力精力将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即能力和精力的聚集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而是会产生化合效应的。第三，真正有价值的大事业，都不是容易办成的。它需要人倾尽其最大的力量，全力以赴。世上有两种人容易犯不专的毛病：一是年轻人，一是聪明人。年轻人因精力旺盛，常常会把精力分散在多种事情上。聪明人因胜人一筹，也常常喜欢多揽事。阅历将会让年轻人慢慢成熟，也会让聪明人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到时将过人的精力才智与沉潜专一的心态结合起来，便有望成大事业。
长傲与多言为凶德
原文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原不外此二者。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人有所恃，则达于面貌。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机。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译文
自古以来说到招致失败的不好性格大致有二种：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丹朱不像他的父亲尧，就因为他为人倨傲，又跋扈奸诈招惹是非，也就是多言。遍视历代名大位高的公卿，也多因这两个毛病而使得家族败落自身不保。我平素较为执着倔犟，这是性格中的傲慢的表现；嘴上虽不多说话，但笔下文字有点奸诈惹是非的味道，安静时默默反省自己的缺失，悟到之所以处处遭受困厄，其原因不外乎这两个。凡以傲气对待别人，不一定非得在言语上压倒别人，有的是以神色凌厉来压倒别人，有的是以面色难看来压倒别人。温甫弟的神色略有些英发姿态，脸上间或有蛮横的表现，最容易给人以压力。大凡人的心中不能有依凭。人若有所依凭，则会表现在面孔上。只适宜将心性朝下抑制，全力讲忠诚信义的话，做笃实谨慎的事，或许可以弥补自己固有的缺失，焕发新的生机。否则，世人都会厌弃鄙薄了。
评点
曾氏一生留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颇为重要，那就是他的修身之学及切实的修身功夫对后世的启示。洋人制造的望远镜到了曾氏的手里，他的发现与众略有不同。他说望远镜中的玻璃片之所以能将远景收入，是因为经过多次打磨工序后改变了其原有的性质。他进而发挥，人若不断磨炼，也可以改变其原本性格。曾氏还常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可见曾氏十分看重人后天的学习和修养，相信后天的力量可以改变人的先天禀赋。他自己努力以此修身养心，并热衷将此观念传授给他的子弟和朋友。
人们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确，人的先天秉性，要改变它是很难的，但要说完完全全一丁点儿也改变不了，大概也绝对化了。人类活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属于改造和创新这个领域。有了这个领域，人类才从万千种动物群中跳出来，构成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种类。改造和创新既包括宇宙和自然，也包括人类的个体和群体。人的性格是属于人类个体中的一个内容。如此说来，改变人的本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因为这样，曾氏为改变性格而所作的努力探索，便值得尊敬；他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说，便值得重视。人的本性既过于牢固强顽，而曾氏本人为此所悬的目标又过高，有的根本就做不到，有的做得很勉强，有的做得表里不一、前后不一，于是常有把柄被人抓，也有人据此认为他虚伪。世上确实有存心虚伪的人，但综观曾氏的一生，他有虚伪的一面，但不是一个存心虚伪的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无改造本性的真心。
勤奋以图自立
原文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戒。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
译文
“傲慢”“多言”这两个弊病，遍视前代世家大族的兴与衰，以及近来官场上人招祸致福的原因，未尝不以这两点为关键，故而我愿与各位老弟互相引为鉴戒。但是仅只能克服这两个毛病，而不能勤奋以谋取自立，则仍然无法让家庭兴旺事业建立。故而又还要振作刷新精神，力求做到有恒，以改变自己过去的作风，而打下振兴家业的宏大基础。
评点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曾氏与九弟谈及“长傲”“多言”为招祸致败的凶德，十八天后的这封信，又再次谈到“长傲”“多言”为古今官场和世家大族由盛转衰的关键原因，同时还指出，除不犯这两个毛病外，还要勤奋自立，才能兴家立业。
仔细分析，无论防“长傲”也好，防“多言”也好，都还是立足在“保守”一义上，即保自身不招祸，守家业不致败。对于一个已拥有声望财产的家族当家人来说，如此则可做守成之主。若从开疆拓土继续创业这个角度来看，显然还不够，曾氏这次对老九的要求再增加一项，其用意立在“推进”一义上。
此时的曾氏在家守制，对于自己的前途如何，尚捏拿不准。对于曾氏大家族的推进，只有寄希望于仍在前线带兵打仗的六弟、九弟二人。此外，对老六、老九来说，目前战功并不显著，官位也属低级，“自立”还远未够，故需以勤奋来建功立业。
怨天尤人不可以涉世养德保身
原文
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亢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和平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要至嘱!
译文
温甫弟神情丰沛峻励，与为兄的强硬直爽简率淡定的性格虽然有些不同，至于与社会难以和谐相处，则又是殊途而同归，我常因此忧虑。大致说来，胸中多抑郁，怨天尤人，这些毛病，不仅不可以在世上办事，也不可以养成良好的品德；不仅不可以养成良好的品德，也不可以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中年以后，则肝脏肾脏都会受到它的伤害。这是因为郁闷而不畅通则伤肝(木)，心火上烧则伤肾(水)。我今天的眼病以及夜晚失眠，其原因不外乎抑郁。故而对于两位弟弟，时时刻刻以和平两个字相勉励，请千万不要把这看作是老生常谈。这是最为紧要的叮嘱!
评点
这里说的是人的性格与办事养德、保身之间的关系。曾氏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即良好的性格既是办好事情的基础，也是养德、保身的基础，反之亦然。曾氏所看出的，其实就是人活在世上，其立身与处世吻合的道理，也就是说不需要立身是一套做法，处世又是一套做法。这一点，说起来，它的道理似乎简单：因为“世”便是“身”的扩大，所以本质上是相通的；但许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虽明白，却又不去努力实行。拿性格多疑来说吧!多疑则容易不相信人，不能与别人坦诚相处。如此，则不能团结别人一道做事。从“涉世”这个角度来说，无疑有碍。多疑者多猜忌，对人多防范，于是自己的品德上便难以做到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心思上多了如许多的杂念，如何能做到安宁淡定？心不宁，身岂能健？所以，于“保身”上说也有害。孔子说“仁者寿”，这是很有道理的。
智慧愈苦愈明
原文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译文
精神是越使用便会越涌出，不可以因身体素来薄弱而过于保养爱惜；智慧是越遭受苦难则越明晰，不可以因境遇偶尔不顺便立即颓废。
评点
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曾氏在老家给九弟的信中写下了这两句格言式的话。曾氏这两句话，与其说是在讲述真理，还不如说是在灌输一种气概。这种气概就是典型的湖南人的“霸蛮”。湖南人相信“霸蛮”，犹如宗教人士相信神一样，虽不很科学，却有某些道理。“精神越用越出”这话，曾氏经常说，并把“精神”比作井中的水，越汲越有。这话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在短期内，在特定时候，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将身体内平时的积蓄用之于应急之时。若从科学上来说，这句话未必完全正确，但曾氏的后一句话却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人类智慧中的很大部分，的确产生在苦难中，这是因为苦难逼得人类作超过常规的努力。智慧往往产生在这种超常状态。
日慎一日久而敬之
原文
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耳。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嘱!
译文
谨慎地度过每一天，以求取事情的成功。若一旦怀有焦愤的念头，则担心导致事情的不成。千万要忍耐!久而敬之这四个字，不但与朋友相处应该这样，即便办任何事也应这样。这是我的最大叮嘱。
评点
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曾氏在湘乡老家接到命其复出援浙的上谕。此时，他已守制十六个月。曾氏此番奉旨即行。初七离家，十二日抵长沙，二十四日抵武昌，七月十一日抵九江，次日抵湖口，二十一日抵南昌。就在由湖口至南昌的途中，曾氏给老九寄出一信。此时的老九依旧带领吉字营屯兵江西吉安城外。老九于咸丰六年十一月率勇来到吉安，到现在，吉字营围吉安已达一年零八个月。从统领到普通勇丁，无不心中焦虑，巴不得早日克城立功。针对老九的这种心态，曾氏在信中写下“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济”的话。
人们办事时，都求顺求快，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若不顺利，旷日持久，仍不见效，心中便会生出厌烦疲惫的情绪，接下来便是行为上的松劲懈怠，最后导致事不济；最可叹息的是，许多事情，其实只要再坚持一阵子就会成功了，所以就有“功败垂成”一词的出现。曾氏鼓励老九挺住这最后的一段时日，就是鉴于“功败垂成”的前车之覆而得出的见识。果然，两个月后，老九终于打下吉安府。
从裕字打迭此心
原文
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打迭此心，安安稳稳。
译文
于达生方面编的六字诀，有时候也可应用于军营，戏书写寄来助我弟一笑。我一向即便是身处顺境，内心也常常沉闷抑郁，在军营时这种心态更加明显。这次复出带勇，专门讲究心态愉悦，不再存一点抑郁有损心神的情怀，即《晋》卦初爻所说的“心情宽松则没有差错”。希望我的九弟也从“宽松”上安置这颗心，以换来平安稳妥。
评点
《晋》卦初爻的爻辞是这样写的：“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这句爻辞的大意是不要躁进，要柔退，宽宽松松、从容自得则没有差错。中国的文化主张刚柔相济、阴阳互补，它的用意是将两极互为补充以求得中和的状态，而“中和”则是事物事理的最好状态。故而《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兵事本是血火刚烈之事，与之相应的应是进取紧张的状态，但依据“中和”的理论，不能一味地进取紧张，应加以调适，将属于“柔”范围的某些成分加进去，就会更好，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好整以暇的从容将军才是最好的带兵人。岳飞的七绝：“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这首七绝之所以被后世传颂，便是因为诗中展示的是一位从容治军的大将风采。
起早乃长寿金丹
原文
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近来补药不断，且菜蔬亦较奢，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气太弱，不得不尔。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译文
我平生颇为注重惜福二字的含意。近年来补药不断，且饮食也比较奢华，自己心中对这种享受太过觉得惭愧，但这也是因为身体太弱，不得不这样。家中的晚辈身体都较单薄，学习射箭，最是保养身体的好方法。早上起床早，尤为养生上的千金妙方，使人长寿的金丹。
评点
这段话出于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曾氏给四弟九弟的家信中。笔者在《评点曾国藩家书》一书中，针对这封家书，就“惜福”二字，发表了一些看法。《评点》中说“惜福”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想。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易于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西方思想中就没有“惜福”的观念。其实，西方人也讲求惜福。比如《圣经》中一再说到人要有感恩之心。这“感恩”中的很大成分便是惜福，珍惜眼下所拥有的一切。基督徒一日三餐的“谢饭”，便是“惜福”的具体表现。可见，“惜福”这个观念是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都有的，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而已。它与开拓、创新、探索、进取等观念并不矛盾，是人类在千万年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的生存智慧。
戒酒早起勤洗脚
原文
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早起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早起，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译文
从此以后，总把戒酒当作最重要的事来对待，早上早起也是养身的好方法，而且也是长保家业不衰的法则。从来早起的人，没有不享高寿的。我近来有两件事效法祖父，一叫作早起，二叫作勤洗脚，似乎对身体大有帮助。
评点
曾氏的这段话，是对在家主持家政的四弟说的。从曾氏的家信中可知其四弟有三个嗜好，一是好活动，二是好吹唢呐，三是好饮酒。对这三个嗜好，做大哥的都不赞许。他认为“太劳伤精，唢呐伤气，多酒伤脾”，希望四弟“以后戒此三事”。针对其大病初愈的现状，曾氏劝他“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人的习性爱好，很少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关键在一个“度”的把握上。就拿饮酒来说，只要适度，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对于一个缺乏自律、难以把握度的人来说，便以不沾即戒为好。许多人都自律不强，对于那些容易导致不良后果的习性爱好，宜采用“戒”的极端做法。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自我保护措施。
惰傲致败
原文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译文
普天下从古至今的庸碌人，都是以一个惰字招致失败；普天下从古至今的有才能者，都是以一个傲字招致失败。
评点
曾氏勤于思索善于思索，能从深思中发现和领悟通常人所不能想到的道理。曾氏又有很高的文字造诣，能用准确而又简洁的文字将他的发现和领悟表达出来，故而给后人留下许多警句。这两句话便是曾氏众多警句中的一段。曾氏从导致普通人办事无成的千百条原因中，拈出“懒惰”来，又从导致有才干者办事无成的千百条原因中，拈出“骄傲”来，将它们分别视为第一位的原因。应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固然出于他的阅人甚多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善于思索的能力。当然，下这种断语，即便才思大为过人，也免不了有以偏概全过于武断之嫌。李肖聃在他的《星庐笔记》中就这样批评过曾氏：“公作文，喜为断语，而常过其实。如言：‘一部二十四史全是捏造。所记兵事，尤不可信。’《画像记》又言：‘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夫孟子于书，但言不可尽信，史公寓言至多十之二三。公乃言此，失之罔矣。凡此所云，皆由才大而心未能尽细也。”如果用李肖聃“才大而心未能尽细”的角度来批评曾氏，曾氏许多下断句的警句都可以批评，如惰字就一定是所有庸人致败的原因？傲字就一定是所有才人致败的原因？怕未必。若不用挑剔的眼光来抬杠，则可以看出，曾氏其实是在告诫人们，懒惰和骄傲是两大最易犯的毛病，普通人因其平庸难以骄傲而易于懒惰，才人因其聪明能干而易沾沾自喜轻视别人，这都是使人致败的根由，应予警惕。
军事与巨室之败非傲即惰
原文
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译文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侍奉祖父星冈公于屋檐下的阶梯前，请示祖父：“这次进京，求您教诲指点。”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干是好的，但是不能骄傲。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则多受益。你若不骄傲，那就全好了。”祖父遗训不远，至今还如同耳提面命。今天我谨述这段话告诫两位老弟，总归以根除傲字为第一件大事。尧舜讨厌一个人，就会说丹朱骄傲，说象骄傲；夏桀商纣的无道，则表现在他的强悍只在于拒绝规劝，辨才也只是用在掩饰自己的错误上，又说他们奉有天命，说“敬畏”不值得推行，这些都是骄傲。我自从(咸丰)八年六月第二次出山，即竭力戒除懒惰，用以惩处无恒心的毛病。近来又竭力戒除骄傲。先前徽州府之战未失败之前，李元度心里不免有自以为是之见，失败之后，我更加猛然明白了。大致说来，军事的失败，不是骄傲便是懒惰，二者必居其一；大家族的失败，不是骄傲便是懒惰，二者必居其一。
评点
咸丰十年四月，曾氏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即实任。带勇七八年，终于有了地方实权，客寄虚悬的尴尬局面至此结束。依人之常情，曾氏此时应是大大地舒一口气的时候，心里充满得意之情。事实上，前几年的曾氏也是这种常人心态：争强好胜，不愿居人之下。在家守父丧的一年多里，他经历了一段“大悔大悟”的心路历程。这“悔悟”中的主要功课便是黄老之学，其间最核心的内容便是在往昔一片阳刚里注入阴柔的成分，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致中和”。无论是谦，还是谨，从人生姿态这个角度来看，都属于阴柔的范畴。复出的曾氏，特别注重它，有意识地去中和原先的纯阳纯刚。他在家信中反复申述这个方面，既是在告诫子弟及早予以重视，同时也是在不断地给自己敲响警钟。当然，尽管是地方实权在握，但客观形势异常险恶，身上的担子也骤然加重，这些也都不能容许他和整个湘军集团有半点骄惰之心，而只能以谦勤之态全神贯注地应付。
慎饮食节嗜欲
原文
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服药多也。
译文
纪泽尽管身体薄弱，但保养的方法，也只有在慎重对待饮食，节制嗜好欲望上，绝对不在服药上。
评点
过去富家子弟身体多不好，此中原因恰恰就是曾氏这段话中的反其道而行之：琼浆玉馔，暴饮暴食；声色犬马，毫无节制；补品补药，长年不断。曾氏生在并不富裕的农家，清贫的青少年时代养成不求奢华的良好习惯；中年后宦寓京华，又目睹众多纨袴子弟的不成器，更增加对奢华的理性认识。故而，即便银钱上允许，他也自觉保持俭朴，拒绝侈靡。他希望他的两个儿子向他看齐，但可惜，二子均不长寿，纪泽只活了五十一岁，纪鸿命更短，三十三岁上便去世了。究其缘故，很可能还是没有逃脱富家子弟的厄运。尽管曾氏一再要求儿子们一切如同寒士，但毕竟家里有钱有势，官眷学寒士好比寒士学官眷一样，都是很难很难的。
谦谨为载福之道
原文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译文
天地之间唯谦虚谨慎是承载福祉的法则。骄傲则自满，自满则倾覆。说话写文章，凡是讨厌别人俗气，嫌别人鄙陋，议论别人的短处，揭露别人的老底，这都是骄傲的表现。不要说所指的未必都确切，即便是一一都确切，这种做法已为天道所不允许。我家子弟，现在满肚子都是骄傲之气，一开口便议论别人的长短，讥笑别人无知，这都不是好现象。贤弟要想戒除子弟的骄气，先必须将自己好议论人的短处好揭露人的老底这些习气，下决心忍痛改变，然后再命令后辈事事都警惕改变。想要去掉骄字，总以不轻易讥笑人摆在第一位；想要去掉惰字，总以不晚起床摆在第一位。老弟能够谨守祖父星冈公的八个字(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的戒除骄傲戒除懒惰这些话，则家中子弟将在不知不觉间日益恭谨起来。
评点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正在部署兵力收复东南的江督曾氏，给主持湘乡家政的四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长，基本上就是这一大段话。曾氏在指出四弟的来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后，接下来发表了这一通议论。关于戒骄，前面几段评点已谈得不少了，此处就不再重复。笔者要给读者说明的是如下几点：一，曾氏把“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视为骄傲的表现。一个月后的二月初四日，曾氏给老四的信中说：“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再至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于此可知这几个毛病是老四常犯的，曾氏所说乃有的放矢。细想一下，这些毛病，我们这些一般人也常犯。通常人们都将它看作是不良习性，未将它与“骄傲”联系起来。其实，一个人在厌嫌议发别人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在比别人高明的位子上，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便是“骄傲”在作祟，本质上属于骄傲的表现。二，曾氏教人的最大特点，是将大目标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坚持不懈做日常小事来逐步接近大目标。这种教育方法是理学创始人朱熹所提倡的，曾氏将此法运用得十分娴熟。比如说“去骄”这个大目标，曾氏提出通过“不轻非笑人”来达到；“去惰”这个大目标，则通过“不晏起”来达到。大目标正因为大，它便显得有点空，将它与具体小事联系起来，则化空为实，化大为小，易于操作，也就易于达到。三，具体解释一下曾氏治家八字。考，为考妣的略称，意味敬祖追远；宝，源自湘乡俚语“人待人无价之宝”，意味和睦邻里；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意味要勤快，凡事不偷懒；书，即读书；蔬，即种好菜蔬；鱼，即养好鱼；猪，即喂好猪。曾氏认为对于一个农家而言，蔬、鱼、猪是看一个家庭兴旺与否的三个重要侧面。三不信，即不相信僧道的装神弄鬼，不迷信庸医的处方，不乱信地仙的胡说八道。
以身许国愿死疆场
原文
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译文
我自从咸丰三年冬天以来，早就将此身许与国家，情愿死在战场，不愿死在家里。本着这个久已立下的志向，近年来在军营办事，尽心尽力，心中毫无一点惭愧，一旦临终，心安目瞑，毫无一点后悔与遗憾。
评点
曾氏接任江督来，军事上并未有大的起色。咸丰十一年春天，其老营附近更是处处吃紧，危险迭见。这段话便是写在如此背景下。话中自然可见曾氏对朝廷的忠心，但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一种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体现在，当一个人对其所从事的事业抱着以身相许的心态时，则同时也就具备了最大的勇气和胆魄；对于一个从业者来说，他本人也便进入最高尚的人格境界。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都可以为之奉献，还有什么别的保留和顾虑呢？办事勇气由此而生，精神境界也由此而高。古往今来，许多事情，因为有了以身相许这个环节，便立时变得绚丽起来。这原因便是进入了最高尚的人格境界的献身者，以其生命烧起一堆烈火，绚丽的是生命之火。政治、军事这样关系到千万人利益的大事业固然如此，即便纯私人性质的爱情，也常常会因主人公的以身相许而升华而崇高，梁祝、杜十娘这些故事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其原因便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