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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声》看晚清与帝国主义的“商战”
范伯群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市声》是晚清唯一一部反映中外商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虽然写得并不成功，但“物稀为贵”，因此也受到阿英等晚清小说研究专家的注目。在晚清“商战”、“工战”——实业救国等话题被维新人士视为救国的良策。小说作者姬文有一定的时代敏感性，但在缺乏生活实感的无准备状态下，仅为题材重大而去“抢占”这一题材，结果只能靠书中人物的言论去图解当年某些商战、工战的理论概念。本文既总结了该长篇失败的教训，也剖析了商战、工战理论的时代局限性。
关键词：kt>《市声》；商战；工战；失败教训；时代局限性
《市声》是晚清时段唯一一部涉及中外商战这个重要题材的长篇小说。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曾评价道：“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姬文这一部《市声》。”其实写商人的小说是有好几部的，但是写中外商战的只有《市声》这么一部。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因此这部写得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因关涉重要题材而受到研究者的注目，在文学史中还要提上一笔。但是这部刊登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中的长篇小说，至今还留有两个“谜团”。一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究竟是何许人？是实有一位姓姬名文的作者？可是此人从来没有写过第二部小说，在文坛上似乎没有再露过面。那么他可能是某一位作家偶一为之所用的笔名了。第二个“谜团”是这部小说从第1回至第5回，是写一位姓名为华兴的宁波商人，在上海的中外商战中大败而归，几近破产，但他还有豪兴，冀图东山再起，那么小说作者就没有理由将他随意抛弃。可是写到第5回后，连载在刊物上忽然中断，姬文“隐身”近三月之久，才续写第6回，而在这部小说的后6回至小说结尾的第36回中，再也没有写华兴这个人物趁“豪兴”而“东山再起”的事迹了。在第6回中作者开头就另外写一位扬州来的大豪商李伯正，他要为中国人争气，大有与洋商争个高下的气概，打算在上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可见这部长篇任意抛弃了一个大可发展的主要角色，硬是“另起炉灶”，人为地将小说分成两段毫不相关的故事。问题是第1至第5回也不像一个“楔子”，实际上是两部不相关的作品，生硬地拼凑在了一起。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投稿者，他绝对没有这种“挥手即去”三月之后又“乘兴而回”的特权，再加上“另起炉灶”，长篇成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模样。如果是一般的作者，编辑也一定不会容许作者如此“任意妄为”。那么“姬文”一定是刊内的“自己人”，或许“姬文”者，“己文”也。如果不是李伯元或他的助手欧阳钜源所为，也肯定是他们的圈内人。这位姬文所舍不得的就是当时一班维新人士中谈得最热火朝天的“商战”这个题材。
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姬文没有通盘的构思，也并不太了解“商战”者甘苦坚毅的生活实情，就贸然动笔，到了写至无以为继时，才不得不再续写另外大半部“同名而异主”的小说。姬文何尝不知这就等于宣告他前5回的失败？在晚清写了半截而有头无尾夭折的小说也是常有的事，他本可“偃旗息鼓”，就让那失败的小说“寿终正寝”。再换一个长篇的名字，再起一个笔名，从头写起就是了，可是他不走这条路，偏要以赓续的面貌出现。姬文似乎没有考虑到那一点，这也说明了他的执着，一定要再去“借尸还魂”，似乎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催促，非要作者去完成“商战”这一重要题材不可。这种“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定要写下去的“谜团”倒是能从时代背景中找到缘由的。
“商战”概念的提出与小说尝试对此题材的涉猎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商业领域中关于“中外商战”的讨论一度成为一个压倒性的前沿课题。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便在中国大行其道。从商品倾销到资本输出，大有吸尽中国人民膏血之态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首先关心的是“坚船利炮”，以为此乃救国之本。可是1878年湘广御史李墦却提出了“以商敌商”的概念。因为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家和维新人士正受到外资经济侵略的巨大压力，这种“以商敌商”的思想使他们备受启发。郑观应等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此也曾有过大量的考察与研究，觉得当务之急也应重视对付外资对我国的大肆侵略，因此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见解，既然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在兵战上失败了，那么面对经济侵略，我们能否与他们展开一场“商战”呢？从此“商战论”就在舆论界大行其道。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这就是对“以商敌商”提法更深入与更完整的阐释。而康梁一派中的汪康年也认为外国侵略形式有三，即兵战、商战与学战。学战亦称“心战”，系指外人在办学中的勤勉和科学上之精进。而商战则意为“海禁既开，白人竟拓商场于东方大陆，懋迁之所及，即成为势力范围。不费一兵，不遣一族，即能吸我膏血，握我利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于1894年定稿出版后，由大臣推荐给光绪帝，光绪读后令再刊印两千册，发给属下大臣。如此这种商战的观念也就成了官方的决策参考，政府还新增设立了“商部”。后来张謇又加以发展，他认为：“世人皆言论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所以他要在南通办大生纱厂等工业。其实这种思想在《盛世危言》中也已有所反映了：“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以饶裕。”又说“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翼商，则拙可巧，粗者可精”。继“商战论”后出现了传播得更广泛的“实业救国论”。在国外对这种思潮也有同声相应者。郑观应为了显示其“危言”的正确性，在《自序》中就提到“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在探讨中国的“病根”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儒家“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这就连带指出了中国教育中之偏差与疏漏，以及儒学内存的弱点与不足。这股强劲的时代思潮，使得小说界必然想要以此为重要题材，这就是《市声》作者强行“另起炉灶”写下去的巨大助推力。《市声》其实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版。但姬文没有郑观应那么有底气，郑观应曾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中说：“余厕足名利场中，留心中外时事三十年于兹矣。”而姬文只是靠他的一点敏感性，觉得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无人涉足非常可惜，所以他虽然对此种生活并不熟悉，但仍不惜冒险一试。
《市声》的开端是写宁波商人华兴在上海与外商进行商战败北后回故乡的情景。原本他“有志做个商界伟人，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他就挟重资，乘轮北溯”。他与人合开了公司，但因用人忠奸不一，年年亏损，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九十多万，只好收拾摊子，剩下五六万银子，只能作为日后养老之本了。他虽然经受惨败，但豪气还存的。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有二，一是用人不当；二是他看到外国的工人都是工艺学堂里学出来的，做出来的熟货当然高明。他知道北京已开了什么工艺局，还办了实业学堂，他得到的启发是“只怕我们经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一些不知道其中之蹊径，难怪折阅偌大本钱。我回家去，倒要拼几个财东，开个商务学校才是。”看来他确有东山再起的豪兴。可是回到家中，他的账房先生帮他总结教训与他自己总结的两条失败的教训截然不同：“东翁，你开口闭口的，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商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这反映了当时某些人毫无骨气的“中商必败论”。但是华兴的“兴华”之心不死，他果然办了“商业学堂，想培养几位商界通材，改革历来的弊病，这是后话”（第1回）。可是《市声》的一大致命缺点就是从此没有了“后话”。尚有“兴华”之志的华兴在小说以后的篇幅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后话”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正如阿英所批评的：
我们可以看到华兴“对当时外商外资侵入的愤慨，以及如何的切望自己民族商业的繁荣，不过姬文如果始终把握住这一主线，始终不脱这一中心写下去，那么《市声》真将成为一部特出的文学作品，也是更有力量的很珍贵的社会史料了。却再也想不到刚接触到这一方面，马上就滑溜过去，发展到别一件事的描写”。
问题在于姬文没有体验实际生活的本钱，能将一个只剩了五六资本的华兴写得几乎是“白手起家”，却又能脚踏实地、卧薪尝胆，使自己能东山再起，去与洋商们再度一搏！姬文既没有这种气概，他也只能“滑溜过去”了。像这种“滑溜过去”的弊病，并非单单出现在华兴身上，而是《市声》每到有新人物在书中出现，表示要改革商家历来的弊病时，作者便往往并无实例事迹去加以充实，接着就只能用他惯写谴责小说的手法，把小说内容扯离了中心，顾左右而言其他的黑幕了。这种“滑溜过去”不涉及气概，而是他对生活并不熟悉，必然缺乏底气。于是《市声》小说的结构模式是，在小说中不断出现新思想的人物，每出一个新人物，就通过这一人物，讲一段“切中时弊”的话，扮演“言论小生”的角色，然而他们并没有用实干精神去改变这种时弊，做艰苦努力与不屈不挠的奋斗。随后故事往往就跳到与此时弊无关的情节上去了。
《市声》对商战的“概念性”叙述
姬文写了5回之后，就另起炉灶，续写第6回：他借书中后半部中一个主要人物范慕蠡之口宣告：“扬州府出了一位大豪商，家私有个几千万两，诚心合外国人做对，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自己运了西洋机器来，纺织各种新奇花样丝绸等类，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当有人不信中国也有这种阔人时，范慕蠡说：“你也太小看了中国人了，只要有钱，那一个不会做豪举的事。譬如有了这么大的资本，怕不合外国的商家争他一争么？”从他的话中泄露了作者必然要抛弃华兴的“秘密”，姬文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与洋商争胜的资格，就会有从事豪举的可能。因此他一开口就说扬州豪商有家私好几千万两，这比有百万资本的华兴更有资格去与洋商一争。范慕蠡着眼的是资本的多寡，而不是一种与洋商争胜的顽强精神与斗志。这使得姬文迟疑了近三个月后，只好放弃华兴，才再次出手，续写下去。不过这位扬州豪商不仅有钱，先出场时也是有那么一股与洋商决斗一番的精神。他要买来西洋机器开丝绸厂，当然先要收茧子，我们听他收茧子时的气魄，口气就不小：“我的做买卖，用意合别人不同。别人是赚钱的，我是不怕折本。我这收茧子，难道不吃亏么？原是要吃亏才好！我这吃本国人的亏，却教本国人不吃外国人的亏，我就不算吃亏了。……我所以开个茧行，替中国小商家吐气，每担只照市价加五两收下，我有用处。”（第6回）这样的话当然是有豪气的，但恐怕也不太符合正轨商人的商业逻辑，很有点并无商业原则的“施舍”格局。谁知他下雄心要办南北两个丝绸厂和一个公司的计划刚定下，一个奸诈的商业蛀虫钱伯廉已钻了进来，表示要以勤恳之心为他办厂，结果却先贪污了他一万八千两银子，自己成了财主，拼了妓女，立了“小房子”。李伯正刚下决心要与洋商斗气，却又重蹈了华兴的覆辙——用人不当。然后，姬文就将李伯正办厂的事放下，专去写钱伯廉如何勾结医药技师造假药，又得了五万多两的不义之财，进而自己成了财东，开了一爿大茶叶庄，小说再兼涉他的许多家事，就将李伯正这个巨商的事业“冷”在一旁了。当再要谈及商战的正文时，却已到了第14回，作者又拉出一位新角色，是从西洋学了工科回国的刘浩三。他学了一身工艺方面的本领，很想为国家出力，可是政府的官僚并不想用他，还将出国学工业技术的人看成“大言欺世的无业游民”。好不容易得到湖广总督樊云山的“重视”，叫他搬进衙门来住，他以为发挥才能指日可待了，但是樊帅因“事忙”，竟将他这个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只好又回到故乡江西，卖掉了一座祖屋，带了钱到上海去谋事。就在去上海的船上偶遇范慕蠡，谈得相当投缘。刘浩三因政府不重视工艺人才而牢骚满腹，发了一大篇宏论：
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倒不如学了法律、政治，还有做官的指望哩。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民穷财尽，势必至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你想商人赚那几个钱，都是赚本国人的，不过贩运罢了，怎及得来人家工业发达，制造品多，工商互相为用呢？难道中国的官商就悟不到，不肯望大处算计么？……譬如国家奖工艺，或是优与出身，或是给凭专利，自然学的人多了，就不患没人精工艺。既有人精了工艺，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争胜，外国人都来采办起来。工人也值钱了，商人也比从前赚得多了，海军也有饷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强国的了。如今把新政的根源倒置之脑后，不十分讲求，使得吗？（第14回）
这是通过刘浩三之口，对清末新政的“舍本逐末”，只管向洋人购军火，而不振兴工商业的批评。到上海后刘浩三又去求见范慕蠡，建议在开办工厂的同时，也要兴办工艺学堂。刘浩三也知道上海并非没有工艺学堂，但是仅教授理论，没有实践。他认为：“所以学工艺尽然要在厂里，离了工厂，开不成学堂；不开学堂，又不能改良厂务，工人懂得学问，自然艺事益精，制造品愈出愈奇，才好合欧洲强国商战。”（第15回）于是两人去见李伯正，李伯正也赞成，决定要买土地建造学校。于是刘浩三的一些合理建议表面上是有了着落，小说却转移到办学堂要选址购买一块土地，而地皮掮客如何从中作弊的事情上去，详述了掮客种种赚钱的勾当。为写这个掮客的手段，小说从第15回一直枝枝蔓蔓地写到30回，我们才再次见到刘浩三出场。直到此时，《市声》的作者才急于要将他还没有讲到的一些商战的道理赶快讲完。但就在第30回，小说又出场了一个新角色姜春帆，他想办苏州水电公司，可是与外国人发生了纠葛。他正巧在上海遇见了有一面之交的刘浩三，与刘浩三谈及办水电厂受制于外人的事。刘浩三也对姜春帆发感慨：外国已进入电气时代，中国却连蒸气为何物都不知道。两人谈话时开始涉及“优胜劣败”的道理，看来中国不仅会败下去，甚至会被淘汰干净。这时姜春帆忽然发奋说，我们不能成为“呜呼党”，乌鸦尚且能成群从树林间出入，免受淘汰。如果“我们有了群，还怕什么呢”（第31回）？这句话就成了《市声》后面6回的“关键词”。刘浩三次日就准备将姜春帆介绍给范慕蠡，继而去拜会李伯正。那6回书中不断出现有新思想的角色，想建立一个“抱团合群”的“群”的雏形，认为这才是未来中国在“商战”中的希望。
这时正当范慕蠡与刘浩三合作创办的工艺学校校舍在李伯正资金的支持下落成。于是就开始忙招生事宜，工艺学校取名“尚工学堂”。刘浩三还乘机向范慕蠡建议，成立“劝业公所”，将学堂制作出来的器物陈列在公所内，并对外出售。那时一位农民余知化带着两个儿子来报名。余知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机工艺能人，他家“世代务农，到知化手中，偏喜做工”。他自己设计并制成一具耙车，一具割车，一天能割百亩麦子，还能把田里耙得干干净净。一位有学问的周梦公曾称他为“孔明再生”，“孔明会造木牛流马运粮，你会造车子割麦”。从此余知化的“赛孔明”的外号就传开了。他的割麦车也被称为“孔明车”。范慕蠡与刘浩三十分重视他的发明，还亲自到余知化家去参观，见他的家中贴满了各种图纸，非常钦佩。刘浩三甚至想请他到尚工学堂当教员。但余知化还是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他甚至又发明了舂米机，一天能舂七八十担米。他平时钻研学问，居然还会读外文的数学书，真可谓“乡间出了一个奇人”（第32回）。这位想象中的“奇人”出现后，启发了范慕蠡，觉得种田也可以开公司。但小农经济是无法适应办公司的条件的，他想在乡间买几千亩地，创办种田公司。就在余知化出现后，又来了一位东京职工学校的卒业生杨必大。他久仰范慕蠡和李伯正的大名，先期拜访了范慕蠡。他的高论是中国的实业还达不上欧美的百分之一。“学界的口头禅，都说现时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其实是工战世界。工业兴盛，商战自强……朝廷立了农工商部，虽说逐件振兴，但这些事靠定政府的力量，还不足恃，总要人民能自己振兴才是哩。”（第33回）范慕蠡听了这番高论后连连称是。但杨必大此次拜访并非要与范慕蠡合伙办公司或者兴办工业，他不过胸中有这些“拙见”要向志同道合者一吐为快。另外他向范慕蠡与刘浩三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开一个“工品陈列所”，民间只要做成了一件器物就可以到所中陈列，定价批发。这样能使民间对尚工产生兴趣，大家会在做工上争奇斗巧。第二是成立“工业负贩团”，这是杨必大介绍的日本经验。凡是负得动的物品可以由负贩团成员到各处负贩，而负不动的东西就放在工品陈列所展销。这样也可使“苦业界”的人有个出路。负贩团有了驻地，大家结成团体，先行到各处贩卖，得了赢利，再付伙食等费用。范慕蠡听了很为赞成，李伯正为此拿出二十万元，作为筹办几处负贩团驻地等的费用，范慕蠡也出资十万元，准备五十万元做开办负贩团的资本，为此还纠合了一个“商界劝工团”，尚缺的二十万元希望各商界同仁慷慨解囊，凑成此数。刘浩三还做了长篇演说，但不少与会的商界人士不过在捐助簿上签上十两八两，合起来的总额也不过千元上下。有的财东听到要捐助，就滑脚溜之大吉，这也显示了当时商界中许多商人的短视。至于杨必大本人并不参与到这些建议的事业中来，他的志愿是要在杭州办职工学堂。他欲多开半日制学堂，工界人来读书可采行“半工半读”的形式，半天读书，半天做工。范慕蠡听了杨必大的这些建议与办法，真感到津津有味。由此看来，杨必大的出场就是来发一大议论的，他只提出合理化建议，之后就在小说中悄然隐去了。
如果《市声》能将第30回后半回至第36回这6回半小说作为小说的整体结构，再加以生活实例，特别是发挥“群”的“抱团取暖”功能，那么它或许是一部反映“商战”开始形成萌芽力量的较为成功的长篇小说。尽管由于清廷政治的腐败，社会上保守势力思想顽固，到最后这个“群体”还是失败了，但虽败犹荣，说明我国有一部分先进的人正在觉醒，知道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商战”一定要有一个能“抱团取暖”的“群”作为核心。但可惜的是小说直到结束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小说的大半篇幅都采用一种旁叙闲文、喧宾夺主的格局。如果前文的华兴能与后来出场的刘浩三成为搭档，从小事做起，逐渐壮大，倒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构思设想。可是作者从第6回起，就决定“换马”，扬州豪商李伯正在小说中除了开始的几句豪言之外，以后倒像一位有求必应的贷款的银行家，并没有施展什么雄才大略。相反，他却去信任一个专事贪污作弊的钱伯廉，未经考察就将一个偌大的北厂总办全权委托给了这条商业蛀虫。以后他多次出场，都是由范慕蠡去找他。无论拟办什么“维新事”，他都能慷慨解囊，很爽快地拿出大笔资金来，他有的是钱嘛。结果计划中的南北两大绸厂也由于他创新乏术而趋于失败。作品通过余知化的口说：
现在的买卖，渐渐显出优劣来了。外国人天然占了优胜的地位，中国人虽说商务精明，只能赚取巧的钱，实业上竞争不过人家，终归失败的。你看李伯正先生何等精明，他的资本虽丰富，现在南北两厂，连年折本，差不多支持不下。但是此人一倒，商界上大受了影响。……工艺上的事，全亏会翻新花样，李先生别的做法通都精明，只翻新上斗不过外国人，因此货色滞销，本利上都吃了大亏，大凡买卖做得大，折本更是容易，不知不觉，几百万折下去不足为奇，要想恢复时，资本没有了……（第36回）
那么现在上海的实业界就靠范慕蠡一人了，如此我们就得研究范慕蠡这个形象是如何在书中“站”起来的。在前5回中，范慕蠡就出场了。他是华发铁厂的“小开”。原是个富二代。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做蚕茧生意，大家推他到无锡去收茧子，他为人“素性是慷爽的”，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是从上海到了苏州，他在一个老相好妓女家中住下，就乐不思蜀，拖三拉四，再也不启程到无锡去了。最后贻误了商机。收到的茧子既价高、量少又质差。他回上海却对同伙夸下海口说，赚钱大家分，亏本由我一人承担。如果不是李伯正的加五两收茧子，他非大亏本不可。书中说他是大少爷做生意的派头。后来既然将他视为实业界的希望，那作者就得将书中前5回留下的不良印象给扭转过来。在第34回中，作者是这样写他的转变的：“原来慕蠡本是富家公子，平时嫖赌吃喝，没有一件歹事不干的，这时遇着几位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谈的都是正大话，渐渐把他旧习惯暗中移换了，专意研究实业。”（第34回）又通过余知化之口说：“我佩服的只一位大实业家，果然比众不同。”
我说的是范慕蠡先生。他虽然说袭了父亲的余业，却全亏他能信有学问人的话，办的事业总在实业上面。即如他开的工艺学堂，办的劝工所，真是有条有理，日起有功。将来中国的实业，在他一个人身上发达。好在他费用并不多，造就人、利益人却不少。如今上海那些文明桌椅，新巧器具，美术玩物，人还当是东西洋来的，其实都是工艺厂制造。就这上面，慕蠡也很赚几文。只因销场好，抵得上外国器具的原故。（第36回）
从范慕蠡身上，前后可说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能信有学问人的话”，与李伯正的用人不当有了大差别。其实，这些他的成功都是靠着刘浩三为他策划与经办的。但我们总觉得一个“平时嫖赌吃喝，没有一件歹事不干”人，要成为中国实业界未来的希望之星，还是缺乏说服力的。作者在前5回中将他写得太坏了，后来单凭余知化为他吹嘘，似乎仍是担当不起的。
在这部长篇中，写得较好的我们以为是刘浩三这位“大工师”。他先是怀才不遇，后来遇见了“贵人”范慕蠡，也没有好高骛远。他有制造汽机的大本事，但他还是与范慕蠡合作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将一个尚工学堂先办好，生产的产品，可以与进口货相竞争。虽是“小本经营”，却是良好的开端。中国民间的实业也只能从小事做起。刘浩三先做的产品，并非是他所学的专业——汽机，而是文明桌椅、小玩具之类，难道这一形象与只剩下五六万资本的华兴不能共事吗？何必要“换马”，再来写一个失败的“大豪商”呢？李伯正的失败，说明问题并不在于资金的多少，“家私有个几千万两”不是成败的关键，而是要有“真才实学+脚踏实地+创新精神”。在中国民间，当时的实业家也只能从小打小闹的行业做起，才有从小到大的可能。正如书中所说的，一是不能做“呜呼派”，二是不能一心只想“速成”。如果作者脑中真有这样的精神，那又何必抛弃华兴呢？
至于余知化这一人物，我们应该肯定农民中确有发明新式农具的能人，但在小说中这一人物是被神化了的。例如他能读“西文算学书”之类，实际上脱离了这个形象的可能性与真实性。小说的最后，余知化不仅能评价李伯正与范慕蠡，还说服了一个上海某布厂的总收支许晴轩，由许晴轩去运动出一位大实业家，纠合了一个公司，购定许多荒地，大兴垦务。晴轩入股不多，谁知新法耕田，其利十倍，不上数年，晴轩连利连红，竟分到十多万银子。
自此中国人也知实业上的好处，个个学做。要知我国人的思想，本自极高明的，只要肯尽心做去，那有做不过白人之理？却被一个穷极无聊的刘浩三，一个乡愚无名的余知化，提倡实业，工商两途，大受影响，外国来货，几至滞销，都震惊得了不得。市上的现象这般好，做书的人也略表素心，不须再行絮聒了。（第36回结尾的一段话）
这就是《市声》匆促的“光明的尾巴”，而且完全是一种廉价的虚夸。刘浩三确是这部长篇中唯一写得较为真实的人物，但光凭他与余知化在晚清社会中奋斗，而四周的保守势力占着绝对的优势，恐怕是很难挽救危局的。小说中也涉及社会守旧势力对新事物的蔑视，包括昔日的范慕蠡。例如在小说的第4回中，一个名孙新、表字拙农的人物宣传外国特别是日本养蚕的种种先进经验，育出新品种来等，“人家是国家有人替百姓经理的，我们只得自己留心，怎奈乡愚再也不肯听信人的话，随你说得天花乱坠，他总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当时，范慕蠡也在场，可是“慕蠡、陶安只觉得他说来全不切当，暗道：‘关我们收茧子什么事呢，这个真是个迂儒，唠叨可厌！’便佯佯的不睬他，拙农见大家爱理不理，自觉空发言论，来得无趣，只得搭讪着告辞而去”（第4回）。又例如，在小说的第5回中，有三位潮州人，来找茶商张老四。他们希望能联合起来：“开个制茶公司。如今中国茶业日见销乏，推原其故，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多了，他们是有公司的，一切种茶采茶的事，都有公司里派人监视着，况且他那茶是用机器所制，外国人喜欢吃这种，只觉得中国茶没味。我记得十数年前，中国茶出口，多到一百八十万九千担，后来只一百二十几万担了，逐渐减少，茶商还有什么生色呢？……最坏是我们茶户专能作假，绿茶呢，把颜色染好；红茶呢，搀和些土在里面……难怪人家上过一次当，第二次不敢请教了。倘若合了公司，户商一气，好好监视，这种弊病先绝了。茶能畅销外洋，这不是商家的大幸么？素知贵东焙茶出名，特来合他商议，请教各事，能合股更好……”（第5回）可是被钱伯廉推说找不到张老四老板，就回绝了。这就是当时社会整体性的守旧面貌。在这样的保守氛围下，光靠刘浩三与余知化是挑不起把中国推上“实业救国”道路、在商战中取得大胜利的重担的。在晚清，只要有一批先进思想的人，能“合群”对外国势力做些抗争，有些不屈不挠的精神，就难能可贵了。像《市声》结尾这样的大胜利，非要在先进的政体政制下，整个社会变得健全与清朗，全体人民的创造力都有施展的余地，才会有实现的可能。正像郑观应研究中外政、商、工等各事三十年，才能用自己的著作向社会宣告他的改良主义设想。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受过他的影响。当孙中山悟到一定要革清廷的命不可时，就比郑观应的设想，高了一个层次。社会是逐渐进步、逐层推进的，《市声》中空幻的胜利毕竟只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已。
《市声》实乃《盛世危言》的文学版
《市声》中许多人物的高论实际上是对《盛世危言》的一种“抄袭”，说得客气点，《市声》不过是《盛世危言》的文学版，因为小说中许多维新人士所发的议论，大多是《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所提出的论点。可以推断，在姬文写了前5回之后，“短视”地觉得无法用华兴这个人物将小说续写下去。他在停顿的三个月中思索如何续写的对策时，就以当时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的《盛世危言》作为小说的向导，用这部书中的见解作为小说人物议论的主心骨。可是郑观应能发表这些高见，是他留心中外时事三十年之久的结晶，《盛世危言》在当时确实风行，而且舆论界关于“商战”的理论都是以文中的主张为基调。郑观应在19世纪70年代就发表过《救时揭要》，80年代又出版了《易言》，到1894年《盛世危言》才脱稿。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他一再深化自己的救世思想和方案，《盛世危言》可说集其三十年来救世思想之大成。因此，他才有底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中说：他做了三十年的有心人，才能深察古今盛衰之故，粗知宇宙利病之情。就《市声》而言，姬文虽是根据了当时有关“商战”的思想与理论，但他光凭作品中人物发表的言论，没有足够的生活实例与事迹的支撑，就显出小说内容的空泛了。而他小说中的议论，更是一种变相的抄录。例如《盛世危言》中，一再谈到工艺学堂的重要：“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于商务，且有益于人心。”所谓“有益于人心”的理由是“……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于是这些论述就成了《市声》中成立尚工学堂的根据。《盛世危言》中又论及：“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独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可巧，粗者可精。”这些都是《盛世危言》所一再强调的工商必须互为表里的论点。而这一“以工翼商”思想，又结合当时张謇的见解，在《市声》中由第33回中自日本留学回国的杨必大予以发挥：“但合五洲比较起来，中国的实业跟不上欧美百分之一。学界的口头禅，都说现进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其实是工战世界。工业兴旺，商战自强。实因商人是打仗的兵卒，工人是打仗时用的克虏伯炮，毛瑟枪，那兵卒没有器具，那里打得过人家呢？……兄弟来的意思并不是想合慕翁合公司，创实业，只不过胸中有这些愚拙的见识，要合慕翁谈谈罢了。”（第33回）杨必大在小说中不过是一个“言论小生”，发表了这篇高论后，就在小说中“失踪”了。至于设立工品陈列所、兴办公司等也同样受到《盛世危言》的启发，如讲到外国“尤其设商务学堂、博物院、赛珍会，以为考究之所”。“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公司者，所以整齐之也……”“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并立博物馆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故商学堂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对国家来说当然应该举办赛珍会、博物馆等大型活动与设施，但在民间只能是用小型的工品陈列所取代赛珍会，倡导一种人人学习、互相启发的创新思维。至于余知化这一人物，恐怕也与《盛世危言》中提及的“华人心思素多灵敏，自造新器古不乏人，如江慎修先生制木牛耕田，以木驴代”等说有关。可见我们之所以说《市声》乃《盛世危言》的文学版，就是因为《市声》中的言论是由《盛世危言》再加上当时学界的一些流行语所凑成的。至于为什么在这样的小说中一定要采取“大团圆”的结局，非要说中国商战取得了全胜不可，则完全是因用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陈腐创作模式。
就《市声》而言，作者应是一位写谴责小说格局的熟手。此言并非要否定谴责小说的历史功绩，而是说该书的作者搜集了大量社会上应受谴责的生活资料，以此构成了《市声》的主体，而冲淡了原本可以跳出谴责小说窠臼的以商战和工战为内容的新颖题材。例如以写李伯正要办厂为由，大写商业蛀虫钱伯廉在商场上如何以各种手法中饱私囊，以后又钻进李伯正所办的绸缎北厂成为工厂的总办，成了造成李伯正绸缎厂经营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伯正与范慕蠡要办厂办学，为建房需要购买土地，土地掮客汪步青就从中套取大量暴利。他得暴利后又设法花钱捐官，希望能得一道台的官衔，又引出购买官职的“官照”是真是伪的问题。作者又花大量笔墨写了一个被称为粪太太的人，因拥有收粪贩粪的专利，为她奇蠢的丈夫阿大利也捐了同知衔候选知县的官职。与此同时又写一个花匠王香大也捐了三品衔候补道，然后再写这两家为了摆官架子而出尽洋相。另外还用了好几回的篇幅写地方军阀为了置办军火军装，派人到上海向洋商采购，结果被骗去了大量的金钱。凡此类情节都是谴责小说套路，作品直写到30回才匆匆涉及有志于使中国在商战与工战上有所建树的几个人物，开始在事业上有了结合的志向与开办“公司”的愿望。至于结尾就更匆促了：最后一章还出现了一个新角色，乃是一个倒闭的织布厂总收支许晴轩，在工厂停工后，到处运动，终于被他运动出一位大实业家，纠合一个公司，购定许多荒地，大兴垦务以致十倍其利。而这位支持许晴轩办公司发大财的“大实业家”在小说中姓甚名谁，也不知道，更不知他对办农业公司有何见解，用这样虚幻的人物，再加上刘浩三与余知化的提倡实业，草草虚构了“外国来货，几至滞销，都震惊得了不得”的“精神胜利法”般的结局。惯写谴责小说的作者姬文，仅凭当时学界风行的时髦舆论诱发了他的“敏感性”，便赶快去抢占一个新鲜有独创性的题材，但小说在艺术上除了刘浩三这个人物显得稍有几分真实感外，其他人物都乏善可陈。如此看来，他虽以题材的“物以稀为贵”，在文学史上居然可以被提上一笔，但这一笔仅是为了指出这部小说乃是“败绩”而已。
至于《盛世危言》的商战理论，虽盛行一时，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当年中国军事失败之后，与战胜国订立了可向中国倾销商品的不平等条款。帝国主义已经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在商战中已手握条约作为制胜的“武器”。况且它们的兵舰就停在黄浦江中，它们的军队就驻在我们的领土上，即使在商战中遇到劲敌，这些兵舰与军队仍是他们商战的坚实后盾。因此，什么“商战”和“实业救国”之类只是中国人民在兵战失败后，不想坐以待斃的一种爱国思想，是当时维新人士企图力抗帝国主义所开出的一张强国药方。我们今天既应看到当年的商战理论只是让人们得到“望梅止渴”的一时兴奋，同时也应该肯定当年郑观应等人不甘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屠戮，在国耻中共商对策的爱国热情。
- 作者简介：范伯群，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4页。
- 《市声》的第1回至第5回刊载于《绣像小说》第43期至第47期（1905年2月—1905年4月），第6回至第25回刊载于《绣像小说》第55期至第72期（1905年7月至1906年4月），第26回至第36回是出版单行本时才续完，190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8年8月再版，以后也有多次重印。
-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6页。
-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之编（卷3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30页。
-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中华书局1932年。
- 李约瑟：《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 阿英：《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0页。
- 《盛世危言》，第21—22页。
- 《盛世危言》，第240页。
- 《盛世危言》，第255页。
- 《盛世危言》，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