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
——叶兆言《很久以来》的一种读法
《很久以来》始于1941年3月10日，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竺欣慰十二岁生日，她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朋友冷春兰。这时候，欣慰是富家小姐，春兰是世家千金，她们一起学昆曲，很快成了要好的姐妹。小说开始的时候，她们日子过得散淡，有一种青春的安详气息在里面。渐渐地，天癸乍至，情窦初开，家庭也无法再为她们遮风避雨，时事的艰难和人世的纷扰侵入了她们的生活，并很快让她们成为这芜杂的世界的一部分。两个娇嫩的女孩儿，不可避免地走进有些凄惨的命运——她们将在小说里，因为爱情，因为生计，因为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捉弄，经历抗战，经历“文革”，经历各种各样无奈和悲伤的人事——不免让人心疼。
差不多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一号命令》，在写法上跟《很久以来》有点相像，阅读感觉也有点类似，给人一种心疼之感。《一号命令》虽然有一个很大的名字，但“一号命令”本身在小说里不过是个引子，由它牵牵连连地带出了赵又麟琐琐碎碎的初恋、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在《一号命令》的后记里，叶兆言说，他要写的是：“人生有很多美好，但是不当回事地就丧失了。譬如和平，譬如爱情，譬如平常的家庭生活。我在小说中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感慨它们的轻易丧失，一边写，一边感觉到心口疼痛。”但叶兆言“不属于那种会煽情的作家，不喜欢在小说里号啕大哭，写作时，总是节制节制再节制，冷静冷静再冷静”，他把那些容易让人感伤落泪的部分，都做了冷处理。
《很久以来》也仿佛有意取消了情节中最尖锐突出的部分，去掉了那些给人强烈感觉的场景。不过，叶兆言的节制与以往小说相比显得有些奇怪。拿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做比方，大部分小说中的节制都是考虑如何把作者的情感、思想、体验等作为冰山水下的部分潜藏起来，只描摹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让人想象此下部分的无尽雄伟。在这类节制里，冰山似乎是先在的，作者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如何决断冰山水上和水下的部分。叶兆言没有把笔力集中在一座冰山，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放在选取哪些冰山一角上。选好了，却点到即止，并不费力渲染。这种略显奇怪的节制表现在《很久以来》里，就是小说避开了众多最需要浓墨重彩的地方，从中几乎看不到人物抗战胜利时的欢欣，建国时的欢庆，反右时的无奈，武斗时的惨烈，偶尔涉及，也不过像别的细节一样，写过就写过了，并不在上面多花太多的力气。一些牵扯到人物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或重要决定，也着墨不多，比如小说里没有写欣慰在监狱里经受了怎样的残酷，被枪毙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何，也没有用大篇幅写春兰被武斗，细写她为何嫁给强暴自己的闾逵的心理转折。
叶兆言在小说里既把无数细琐之事写得巨细靡遗，也没有在通常小说里最能展现时代特点和人物命运的关键点上绝尘而去，他只是平均使用力气。说得具体点，《很久以来》的节制，差不多是把时代的聚光点和时代潮汐里漏掉的那部分并置，平等对待了人物面对的暴风骤雨和平淡日常。或许就像叶兆言说的，他怕有些故事讲得太过悲情而变得庸俗化，因而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笔。不管怎么说，这种写法都多少显得有些冒险，会让小说显得平淡甚至沉闷。更何况，仿佛为了把这种平淡一以贯之，叶兆言笔下的人物性格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不管小说里的时代和生活怎样剧烈变化，人物始终行走在他们的性格范围之内，欣慰的果决、容易冲动，春兰的犹疑、温顺，闾逵的粗鲁、庸碌，卞明德的天生情种、不负责任，都一直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再大的时代变动也没有把人物的性格冲击得支离破碎。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性格的陡转，也没有让人难以捉摸的举动。叶兆言较早小说中显示的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熟悉，那些人物因过度压抑而来的举止失常，在这本小说里好像已不再能派上用场，他全力对付的，只是并不平静的生活之流。
何止是不平静，《很久以来》涉及的这段时间，用波谲云诡来形容都不过分。或许是动荡太剧烈了，时代本身的变化都几乎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就像老舍《茶馆》那样，选好了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场景，一台好戏差不多已蓄势待发。不知道后来的写作者是不是从老舍那里汲取了灵感，在以往关于这段时间的小说里，随着一波一波的形势变幻，人物不免一时有被抛上高天的得意，一时又体味沉入地狱的凄惨，一时是过街老鼠似的无奈，一时又显现反抗英雄的悲壮，再忠厚的人也会凶相毕露，再狠毒的角色也会一朝沦为阶下囚……乱云飞渡，进退失据，一不小心，人物就沦为了时代变化的浮标，性格之类，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除了少数例外，这类小说差不多可以分为三类，作者或者让人物在特定的时空里跌宕，借此展现自己反思的激情；或者人物在时代的起伏里展露人性深处的善良或罪恶，以此表达作者对人性深处发掘的惊喜；或者书中人物充满启蒙的豪情，作为那个黑暗时代的无畏先知，以显示写作者知性的优越。不过，这些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遵从了一个严格的时间划定，即使以反抗或反思为目的，也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人物的生活，在这些小说里被切割得一段一段，在不同的时空段落里，他们受辱，遭难，平反，或者得意，害人，被惩罚。作者们大概忘记了，对一段历史的命名和时间划分，恰恰与灾难的制造者，是同一类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事后的人为时代界划，不过是他们后置的借口，既抚恤不了已死的冤魂，也给不了幸存者安慰，不过是些言过其实、自欺欺人的空洞条款。
在《小说面面观》里，福斯特提到了哈代小说里人物的命运，“他的人物都是陷入于各种不同陷阱中的困兽，最后都是手足被绑任人宰割；处处都是对命运的强调。然而，即使为情节做了如此重大的牺牲，我们反而觉得情节虚而不实。高高在我们之上的命运，而不是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才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中的特色”。以时代界划措置人物命运的小说，差不多写的就是那种高高运行于我们之上的命运，不过这命运不是哈代那种圣徒式的高高在上，而是天威难测的拨弄式高高在上，更为明显地外在于人物。不知道叶兆言是不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很久以来》通过激荡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并置，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的有效持续，差不多冲破了历来由各种革命和运动组成的明确时代界限，展现出一个非中断的线性日常来。这个线性的日常并不把人生刻意地分为高光时刻和黯淡岁月，不再是人物跟随时代被动起伏，而是时代始终跟随着人物的步伐，小说里的人诚恳地接受了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发生的一切，正是人无法回避的命运，一种运行于我们常人之间的命运。正因为回到了对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的关注，叶兆言即使写再荒诞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流动本质也阻挡了时代界划给定的各种天地翻覆，避免了不同人物在其间活动的各类或激昂或控诉的标准答案。
即使以上的推测成立，一本主体部分横跨了抗战和“文革”的小说，既没有提供两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各类秘辛，也不能一眼看出作者对这两个时期的独特判断，只不过老老实实地讲了两个女性的人生故事，当然不免让人觉得有点不够味，不够劲，甚至有些不负责任。看惯了同题材小说的跌宕起伏，黑暗冷冽，深刻尖锐，叶兆言的新小说情节不奇特，色彩不浓烈，思考不深入，甚至因人物命运变化带来的疼痛感，都好像蒙上了岁月的止痛贴，显得并不那么刻骨铭心。这让习惯了此前锥心刻骨、苦大仇深的抗战和“文革”叙事的读者，难免对叶兆言的这本新作失望。深入一步，人们甚至会问，《很久以来》这种略显有意的对时代色彩的平淡处理，会不会有为特定的时代辩护之嫌？
在大部分关于这段时间的小说里，时代的变化差不多是一个客观因素，像挡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堵堵墙，或者渡河时不停翻卷过来的巨浪，人在这个境况里，差不多只好碰壁或卷入其中。即使有些作品借机深挖人性的黑暗，也往往容易把时代因素虚设为检测人心的外部情境，没有与作品对人性的探查结为一体。当叶兆言尝试着把时代糅合进具体的个人命运时，时代因素成了人物命运的一部分，他在小说里全力维持的人物性格，有效地击破了时代外在的客观性，并因此让时代与人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拿小说中的欣慰来说，她的性格容易冲动，缺乏节制，轻易地委身卞明德，迁就地嫁给闾逵，后来又疯狂地爱上李军，罔顾后果地把女儿托付给并不可靠的异母弟弟。这是她一生家庭不幸的根由。然而，如果没有“文革”，欣慰就不会先成为造反派，后成为异议分子或被追认的反抗者，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被枪决。在这个人生流动的过程里，时代始终没有外在于欣慰，她的不幸也就不能单纯地诿过于时代。同样，欣慰也并不只是时代里沉浮的稻草，她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并且正因为她的选择——即使可供这选择的选项很好，才有了她的命运。书中其他的人物，也应作如是观。时代与人物命运的相依相碍、共生共息，让我们有了一个更为复杂地认识那个时代扭曲运转的角度，也同时让我们观察到，荒谬的决策如何在人群里蔓延，因而使小说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延展性，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
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有机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轻易地把时代的诸种怪现象轻易地归结为社会群体，甚至把“平庸的恶”加诸其上——就像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反思中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汉娜·阿伦特在关于艾希曼的报告中提出了“平庸的恶”，在她看来，“二战”期间手上沾满犹太人鲜血的艾希曼，“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根本没有其他的行为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他只是没有去反思自身行为的意义……他不是愚蠢，而是完全无思想——这决不能等同于愚蠢，无思想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能导致比内在于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更大的浩劫”。阿伦特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同凡响，让人对艾希曼的思考深入一层，但她本身仍然坚决地支持判处艾希曼死刑，因为她的理论始终建立在当时非常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建立在艾希曼是纳粹高官这一事实基础上。何况，阿伦特的这一思想即使在拥有相同历史资源的西方思想界也一直争论不断，简单地把这一说法移用到具体情境并不相同的中国，弄不好并有为灾难的主动发起者辩护之嫌。当然，以上的讨论也并不是说《很久以来》深入探讨了一个时代迷乱表现的根源，给出了震古烁今的结论，而不过是表明，叶兆言这种尝试性地取消时代决定个人命运的写作方式，提示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复杂的历史判断轻易地依赖于一些被抽空了具体所指的概念。或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小说着力于恒常运行在常人间的命运，那个时代的问题才有了深入反省的可能。
上一代命运的枝枝杈杈，也没有限定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可避免影响着他们的后代。这也让一个过去的故事撑破了历史的外壳，走进了当下。就像叶兆言说的，“在我的认识中，当下和历史是分不开的。当下也是从历史过来的，它们是一条河流的关系。我写的虽然是历史故事，同时我也认为就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很久以来》另一条线索里的“我”、吕武和小芋后来的故事，甚至看起来与主人公完全不相干的人们，都与欣慰、春兰这些上代人的命运相关。那些对文学莫名的热情，对哈维尔的过度赞赏，甚至，都是这代人对上代影响的不同反应所致。尤其是小芋和“我”，简直被上代的命运席卷而去。因为欣慰的女儿小芋一直不能原谅母亲把自己寄养在对她漠不关心的舅父家，因此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淡漠，甚至母亲的死也没能引起她和解的愿望，对母亲的含冤待申更是不闻不问。“我”很想消除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希望她们能够在文学中和解，希望能找到一封母亲写给女儿的表达爱意的信。事与愿违，信不存在，和解也不可能。“到了最后，小芋愤愤地说，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过去因为竺欣慰是现行反革命，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现在她平反昭雪了，成了你们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不肯与死去的母亲达成事后的和解）我仍然还在继续受着伤害。换句话说，无论是好是坏，我始终都活在她的阴影下。”小芋后来对待婚姻的随意态度，毅然决然的出国，似乎都印证了这段话，她的随意或决绝，都与她对母亲一生的认知有关。而想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的“我”呢，因为要消化这些表面上因果不明的历史，不得不一次次陷进这些故事里，苦恼，焦躁，甚或无奈，从而也缠进了那段历史。可以这么说，吕武断断续续的谈话，小芋的个人选择，“我”写出的小说，无论达到的深度任何，或多或少都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反思结果，这些结果也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他们当下的选择。
在一个访谈里，叶兆言说，他不准备在这本小说里控诉，也不想简单区分时代和人物的对与错，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再现当时普通人心态”，写出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生活和历史，“她的童年、少年、恋爱等”。或许就是这个较为平凡的想法，让这本稍显平淡的小说关注到了运行于我们之间的命运，也让它与那些诚恳认真的文学作品一起，富有耐心地反思着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和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