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的阴歌
——贾平凹《老生》
《老生》封底，印了贾平凹的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化用禅宗“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志在朝乾夕惕，为百多年来的中国立传，这就是年逾花甲的贾平凹的野心。
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百多年来，社会天翻地覆，贾平凹和其他人的小说里都写了很多，那此前不愿想不愿讲的，是什么？
贾平凹此前的小说，多是对其置身的时代状况的回应，从《浮躁》《白夜》到《高老庄》《秦腔》，再到《古炉》《带灯》，均有其对时代社会状况的思考。而这本《老生》，贾平凹一下子把视域扩大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上，更是把自己不愿想不愿讲的百年中国的人心变化，伴着自己的野心，落在书里。贾平凹为百多年来的中国所立的，是人心之传——发心既乖，动念便错，一动生患。
匡三是逆子，却不敢杀人，老黑就训练他：“先是逮住个蚂蚱，要匡三卸蚂蚱腿，一条腿一条腿卸。再是让吃蝎子，活蝎子用醋泡了，囫囵囵丢在嘴里嚼。又抓了蛇，剁下蛇头吸蛇血。”这是引动杀心。
王世贞见卖豆芽的女子俊美，便坐了看。女子吃羞，关了院门。第二天，王世贞派人提亲，娶了回来，让女子赤身，看到天亮，却说：“休了。”“她不是不让我看吗，我看了，看够了，送她回去吧。”这是放纵亵渎心。
洪家儿媳妇一直没生育，收养了个女孩，自己却怀上了，就虐待这孩子：“让干这干那，干不好了，耳光子就上来，或者拿手在大腿处拧，拧得大腿上没一块好肉。”这是表露阴毒心。
《老生》写的，就是这样的人心。逆心，贰心，凶心，狠心，诈心，贪心，残忍心，凶暴心，阴沉心，猜忌心，谄媚心，欺瞒心……这是百年中国的发心。丢掉的是什么？
古人祭祀，讲究“白菅为席”，为何用白色？因为“白颜色干净，以示虔诚”。老黑误杀了人，却去坟上“尿了一泡，还在坟头钉了根桃木橛”，镇邪。这是失了虔诚心，放纵横斜心。
过去秦岭人家，“二道门口安放着天聋地哑的门墩，一边一个石刻的童子掩着嘴，一边一个石刻的童子捂着耳，这是家训，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这是谨慎心。小说里的掩嘴捂耳，却是为掩盖真相，成了投机心。
张高桂修地，“修了三年，除了有时叫人帮工外，冬冬夏夏他都忙在河滩，把碎石担出去，把好土担进来，实在腰疼得立不起，就跪着刨沙石，砌地堰，他现在的膝盖上有两疙瘩死茧就是那时磨出来的”。这是吃苦心。辛劳的张高桂却被懒汉马生夺去了土地，没收了家产，成全了惫怠心。
百年来，人还丢了些什么心？——善心，仁心，静心，直心，拙心，耐心，节制心，淳厚心，柔和心，敬畏心……没错，《老生》里的人们，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好心。
整本小说，以杀心起兴，以凶心铺陈，以瘟疫卒章。“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在这样的反常里，社会当然越来越躁，世俗的淳厚之气当然越来越少，人心自然就越来越薄——薄到承担不起太多的好心，失去也就不足为奇。
《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
坏心多而好心少，人就容易放纵人性中恶的一面，而善的一面脆弱不堪，贾平凹的野心，也是对百年人性写真。
钱锺书《管锥编》引《理想国》：“人性中有狮，有多头怪物，亦复有人，教化乃所以培养‘人性中之人’（the man in man）。”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主张，应该让“人性中的人”“管好多头怪兽”，“把狮子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个成分之间和睦相处”。
百多年来，人们放纵着人性中的多头怪兽和狮子，“让人忍饥受渴，直到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那两个可以对人为所欲为而无须顾忌”，或者“任其相互吞并残杀而同归于尽”。《老生》写的，就是一个多头怪兽和狮子统治的世界：杀猫，杀蟒，杀子；相争，相斗，相斫。
兽的争斗，止于食色，即使变出花样，也方法有限，人却偏能变怪百出。闫立本主持“学习班”，被改造的人必须互打耳光，“出手很重，但都有节奏，你打过来一巴掌，我打过去一巴掌，越打越快，有的脸就肿起来，有的嘴角开始流血，打过去的巴掌沾上了，等再打过去就有了红印，三个红指头印的，五个红指头印的”。
这不是书中最极端的篇章，却可由此窥见《老生》世界的一斑。这个世界礼俗败坏，人活不出尊严，仿佛全都在什么恶兽的掌控之下，社会上多的是混乱，凄苦，残酷，血腥，丑恶，荒唐，清白和温暖最少。只白土和玉镯的故事，在凄苦中有百年来罕见的清白和温暖，但这清白和温暖，是憨人白土和变傻之后的玉镯的。在贾平凹心目中，百多年来，不憨不傻的人里，怕不会有这样的清白和温暖吧。
贾平凹写的，或许是人性的某一基本事实——很早以来人们就意识到的事实：“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齧。总而言之，少尧多桀，但见商鞅，不闻稷契。父子兄弟，殊情异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怜国乡党，务相吞噬，台隶僮竖，唯盗唯窃。面从背违，意与口戾，言如饴蜜，心如蛮厉。未知胜负，便相凌蔑，正路莫践，竞赴邪辙。利害交争，岂顾宪制，怀仁抱义，只受其毙。”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人性有各种丑怪部分，人的欲望要得到满足，这是人心的事实，用不着激烈地反对，反对也无济于事。但也并非可以就此任由多头怪兽和狮子作祟，忽略“人性中的人”。要培养“人性中的人”，必须小心翼翼，既不能完全出于自然，任由人性中的各个部分并驾齐驱；也不是非要反乎自然，把人性中的恶全部压抑，以致造成其反弹，而是要根据人心的事实，因势利导，教诲整齐，经习惯而逐渐养成。如此，人心便能得安顿，风俗即容易归厚。
《老生》写到的百年人性，既失掉了合理的教育，又缺乏因利乘便的引导，就像有什么人不管不顾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人性中的贪婪、诽谤、嫉妒、痛苦、忧伤……单单把“人性中的人”关在里面。
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紧，花开花也疼，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说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道路泥泞，更说的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人是走着，走过来了。
不止《老生》，十多年来，贾平凹的每本小说，都隐含着非凡的野心，不是要为所写的时代找到走出困局的可能，就是要为曾经的生活树起一块碑。只是这走出困局的可能，差不多都是幻境；这碑，差不多真的是悲歌。
《古炉》里，贾平凹借善人、蚕婆、狗尿苔三个人物，思考勘破“文革”困局的路径。善人常给村人“说病”，说的是纲常伦理，因果报应，性命之学，也儒，也释，也道，其根源是三教合一的道教。蚕婆能治病、驱疾、招魂，能剪纸、画画，剪五毒以驱灾，剪石狮子以救风水，是古代巫的遗风。狗尿苔八面玲珑，知道怎样赢得别人的好感，并能在遇事后身子紧缩，静静地伏下来，很像中国古代的隐士。但无论是道，是巫，是隐，都是返古路线，未能跟小说写到的当时结合，这“古”就失却了鲜烈与能量，风干陈旧，不过是絮叨老人有心无力的劝说，无法走出当时千难万险的困局。
《带灯》的同名女主人公，虽然一直怀抱善意，并在信里不断诉说自己的梦想，却始终未在精神层面获得实实在在的能量反馈，因而其梦想只能是倾诉和宣泄，不过是牢骚的化装形式，鼓舞不了人，自己也不会感到实实在在的欣喜，因此难免悲苦。贾平凹觉得带灯“是高贵的，智慧的”，希望带灯那点微弱的善良之光会带出无量的光明，“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还可以照亮好多人”。可是，人物没有清晰的精神景象，没有实实在在的能量支撑，没有制心一处的专注和努力，作者给出的安慰再善良，再显得有诚意，也难免稍显浮泛。
写《秦腔》，是因为贾平凹感受到，“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于是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秦腔》实实在在写出了农村在（改革）年代转变之际的挣扎和荒颓，以及人在面对这挣扎和荒颓时的内在分裂、无所适从之感。这是一本好小说的前提，只是这苍凉的世界和分裂的人心里，没有一点真实的希望、真正的生机，难免让人轻微地失望。
现在的这本《老生》，贾平凹要为百年中国树起一块碑子。这块碑，是中国百年的人心和人性之碑。按贾平凹的设想，这碑上有老有生，“一日遇佛一日遇魔”，杀活同时。读下来，却觉得这碑“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有老无生，有杀无活。《老生》里的人心和人性，曲曲折折的来龙去脉，半遮半掩，花样繁复，独少生机。因此，这小说，该算是贾平凹一曲悲愤的“阴歌”，为百年的风雨泥泞送终。
《后记》里，关于走路，贾平凹另有一段说辞：“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所谓走出来的路，是一条特殊的路，再怎么复杂困境的局势里都勉力看到上出可能，但在小说这没有生机的百年里，人哪里会走出特殊的路来，又如何上出？因此，所谓“走出”，最终未免只是“走过”而已。充满无奈的“人是走着，走过来了”，才是《老生》里路和人的真实写照。
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了，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
贾平凹苦恼与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正因为他的抱负是文学，而不是在二者的争论（诗与史之争）中执两用中，或者在认识二者的问题上更上层楼，向更广阔的领域寻找答案。
在现代学科建制之前，所谓历史和文学的区隔并不像现在这样分茅设蕝，互不相干。对更早一些的所谓“历史”写作来说，写作者本人更为关心的，是通过描写的事物探求其背后的整全，像希罗多德那样“探究人类事务与神圣事务的本质”，或者如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从这个方向上，历史和小说或许可以打通，而不是像贾平凹设想的那样处处充满滞涩。
一些不成功虚构作家笔下的历史，只是一个环境，一堆材料，是固定的、死去的历史，他们写下的，最多只能算纪实作品，而不是关于历史的卓越作品。与历史有关的卓越虚构作品，要承受来自历史的所有事情，包括这些事情中包含的欲望，情感和作者的想象，写作过程中，“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如此，作家的智慧和警觉才不会受到伤害，读者也才能在与历史有关的作品中，嗅到独特和惊奇的气息。也只有如此，写作者才能把属于写作的诚意创造出来——是的，在写作中，诚意是一种创造，并非事先的态度。
《老生》里加进了很多《山海经》的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的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的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贾平凹大概忽视了，《山海经》并非一本写实的地理之书，而是古人认识的历法月令和构拟的时序结构（参考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本质上是创造。在小说写作上，根本没有记录这件事，大作家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东西出来，即使谈到所谓记录，也是创造的另一种形式。没有顽韧向上的创造，出路就难免是绝境，石碑就不过是悲歌，再强烈的野心，也会被牢牢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不会有开天辟地的洪荒气息。
贾平凹说，《老生》所写往事，“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好玩文字花样、野心勃勃的贾平凹，是要用习见的“所见”“所闻”，对应《春秋》的“所见世”和“所闻世”吗？《春秋》是洞察眼前发生的事，并寻求其极深根源，甚至要有把反常的社会调整至正常的愿力，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贾平凹显然没有这样的心劲，或者对此有心无力，他“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而不是把文学归于历史，或取消二者的区隔，从而展现出勃勃的活力。
在《敌基督》前言里，尼采写道：“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经长出耳朵的人？唯有明天之后才属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那些野心勃勃的书，虽写的是过去和现在，却都指向未来。贾平凹因为未能打破历史和文学的阻隔，他的《老生》，质实说，只属于过去的黄昏，却不属于将来的午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