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如何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友谊？如何记忆是非曲折、偶然相遇、意外事件、共同兴趣爱好？一段关系如何从“亲爱的弗林特先生”“亲爱的李女士”到“亲爱的韦恩”“亲爱的内尔”，到“亲爱的教授”“亲爱的著名女作家”，到“亲爱的”“亲爱的主要嫌疑犯”？相互尊重如何演变成正式的相识、温暖的友谊、最后的爱？

这些信件记录了我与内尔·哈珀·李关系的进展，暗示了我们成为如此特殊的朋友并保持通信的原因。我们的第一次通信从1992年开始，那年她六十六岁，我五十二岁，直到她2016年去世前一年左右。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内尔想成为南方的历史学家，就像我这一生一样，职业是作家和教授。正如她有时幽默地暗示的那样，她好像中了我妻子达蒂的咒语。由于内尔努力想掌握我的发音，达蒂的名字让内尔迷惑了好几年。达蒂给内尔带异国情调的巧克力，并告诉她许多有趣的故事，而我只不过是个陪同。或许我们变得亲近是因为达蒂和我在她生命中的三个关键时刻都支持她：她的姐姐路易丝患上痴呆症时；她自己中风，为了保护隐私，在康复机构隔离自己时；她被迫放弃她的第二个家——纽约，回到六十五年前她逃离的小镇门罗维尔度过余生时。又或许我们三个人在生命的黄昏相遇，只是因为彼此需要。

虽然内尔和我们交流了二十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工作、在同一个城镇生活，或通几个小时的电话。我们的友谊都是特定的相遇，大多数是面对面的，中间相隔着很多时间、空间和信件。我们的第一次交流是正式的文字通信，我没有存留当时的回信，但我清晰地记得我礼貌地回复了。之后十多年，她一直没给我写信，直到一场家庭危机促使她向我求助。从那以后，我们摒弃了尴尬的礼节，文字上变得更加亲近。内尔喜欢精美的文具，所以她从不使用电子邮件。她的信和当时两个南方文学偶像——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尤多拉·韦尔蒂的信很像。奥康纳来往信件的编辑莎莉·菲茨杰拉德指出，和内尔一样，奥康纳也是一个机智、健谈、合群的短篇小说家，经常写一些精彩的信。这位佐治亚州的短篇小说大师有着隐居的名声。

虽然内尔生活在个人电脑、脸谱和推特时代，但内尔拒绝了这些喧嚣和亵渎，认为它们只是侵犯他人隐私的另类方式。

相反地，她曾经给我们寄过一张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的卡片，这张卡片是她在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利亚美术馆购买的十分珍贵的限量版藏品，她希望我们也拥有一个。她的信件与她的文学偶像简·奥斯汀相比，属于另一个年龄段，没有那么轻浮、八卦和琐碎，而更像是奥康纳和韦尔蒂的信：朗朗上口、幽默诙谐、讽刺、坦率、果敢、热忱、极具个性。因为她的密友圈很小，所以她的信件被格外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无疑会分享写给哈珀·李、哈珀·李写给他们以及提到哈珀·李的那些囤积的信件。编辑会将它们编辑起来。就像罗·威·查普曼为简·奥斯汀所做的那样，就像莎莉·菲茨杰拉德为弗兰纳里·奥康纳所做的那样。相比之下，这本书篇幅不大，也没有那么全面，但我希望它能给我朋友的生活提供一些有趣的时刻和重要的感觉，并激发读者更多的兴趣。

我们关系的铰链更容易辨认。1983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的尤福拉，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路易丝·康纳——内尔叫她“韦兹”——和她的妹妹“多蒂”（家中对内尔的昵称）。内尔将路易丝这个名字用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成为核心角色让·路易丝·芬奇（尽管姐妹们一辈子都在争论斯考特到底代表谁）。路易丝是弗朗西丝·芬奇·李和阿马萨·科尔曼·李常被忽视的二女儿。她在奥本上大学、恋爱、结婚，而后搬到查塔胡奇河岸上的尤福拉市，生了两个儿子，并成为第一浸信会教堂的中流砥柱。我们的相遇，源于她是委员会的成员，组织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遗产节，而我当时是奥本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因为只相距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被邀请成为一名演讲者。

几十年前，在民权运动期间，尤福拉市市长派遣路易丝去一个叫作“社区行动”的委员会任职。这个五人小组是由一位黑人妇女组建的，路易丝知道她关心城镇的教育、种族分裂和贩毒问题。路易丝问委员会创始人，她能为这项工作做什么贡献，创始人简单地答道：“你是白人。”一些本地人可能会被这种象征性的影射主义激怒，但是路易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和其他委员会成员每周聚会两次，一起吃饭，讨论社区问题，并努力使小镇变得更好。她的黑人朋友开始过来喝咖啡，这在大多数地方只是个人友谊的一小部分，但在民权时代的尤福拉，种族界限变得模糊了。

路易丝说父亲是那个激励她的人。她告诉我们她父亲是一个“内在基督徒”，是一个有荣誉感和个人尊严的人。父亲履行了一个社区领袖的责任，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卫理公会的教养使他相信，亚拉巴马州的正义与上帝一样重要，如同来世的天堂。虽然他在爱丽丝和内尔时代不支持民权运动，但他比大多数亚拉巴马州白人改变得更快。

就是这个历史和遗产节活动让我和内尔第一次接触。委员会成员希望主讲人是路易丝著名的妹妹哈珀·李，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几十年来除了接受荣誉学位，一直很少公开露面。因此，他们提议邀请内尔的童年伙伴，当时以《冷血》一书闻名于世的杜鲁门·卡波特。听到这个消息，内尔提出亲自在会议上发言，这让委员会大吃一惊。内尔很了解卡波特的缺点和特长，担心他会让她姐姐难堪。这是对她姐姐的一种纯粹的爱，但对内尔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痛苦，因为她在这种活动的前几天都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

那天在内尔之前演讲的，是我在奥本大学的一位同事，英语教授南希·安德森。南希后来告诉我，面对众多的观众和在文学偶像之前发表演讲，她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在她上台前，她被介绍给内尔，内尔低声说：“你和我一样害怕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中午出来的猫头鹰。我的姐姐们说服了我，但绝不会有下次了。”

后来，内尔和一群观众席上的孩子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并提议送给他们签名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的儿子肖恩就是那晚的一位幸运儿，那天恰巧是他十四岁的生日。当我请李小姐在我们的书上签名时，她冷冰冰地回答道：“我只给孩子签名。”那是我们第一次交流，不是很成功。

十年后，亚拉巴马州和西佛罗里达卫理公会妇女大会邀请我发言。招待会之后，我和达蒂与两位相貌娇美的女士聊天。得知她们其中一人住在尤福拉，我问她是否认识我记得在遗产节大会上遇到的路易丝·康纳。“我就是路易丝·康纳。”她咧嘴笑着答道，以缓和我明显的尴尬。然后她向我们介绍另一位女士，她的姐姐爱丽丝。我和达蒂都知道她是该州最早的女律师之一，也是亚拉巴马州卫理公会的传奇领袖。路易丝邀请我们去尤福拉拜访，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但从来没想到内尔会误解我们对她姐姐的兴趣。

路易丝聪明、热情、有趣，而且非常喜欢高尔夫，尤其是英国公开赛。在一次拜访中，她推迟了我们去她最喜欢的灵魂餐厅的出发时间，以便能看完比赛的最后一轮。“你打高尔夫球吗，韦恩？”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问道。“不，从来都不喜欢。”我回答。她告诉我：“嗯，你一定会喜欢比赛的开幕式。一个苏格兰风笛手演奏《奇异恩典》。当我死后，我想要一个风笛手在我的葬礼上演奏那首曲子。我将不知道我是在天堂还是在英国公开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不久以后，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去拜访一次，我们的话题慢慢扩展到我们各自的家庭。路易丝透露说内尔曾警告过她，我们可能对路易丝并不感兴趣，而是想偷偷地了解李家的情况。我给路易丝的答复是：我们发现她好客、聪敏并乐于分享精彩的故事，比几年前内尔在签名时突然拒绝我们要友好得多。路易丝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好吧，内尔必须要清楚，她的母亲和父亲也是我的父母；如果我想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事，我会的。”很多年之后，她确实告诉我们了。

其中有一年，一位在蒙特瓦罗大学教文学的朋友让我给一个成人教育班讲讲20世纪30年代亚拉巴马州的贫困、阶级和种族问题，这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当然，那个时期也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设定的时间背景。我很快发现我的许多学生都是律师和法官，他们对研究这部小说及其作者都很感兴趣。令我惊讶的是，爱丽丝·李也在其中，她后来告诉我，她是通过阅读我对20世纪亚拉巴马州生活的描述而被吸引来的。那次研讨会让我和爱丽丝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她比内尔大15岁，虽然我们很少与她见面，但后来我们爱上了她。

可悲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路易丝的健康情况变得十分糟糕。她先摔了一跤，摔坏了股骨，然后康复了，但后来更多的跌倒迫使她搬进了护理院。尽管我们像以前一样经常去拜访她，但她却越来越疏远，经常对我们的谈话保持沉默。一天，她的儿子汉克联系我们，告诉我们他把母亲搬到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的家附近的一个机构。

此后不久，在2002年秋季，亚拉巴马州人文基金会授予内尔最高荣誉。她不仅接受了，而且还同意参加募捐招待会。尽管我们多年前只在签名仪式上见过她一次，但我们还是决定参加，希望能从她那听到路易丝的消息。

我们的朋友南希·安德森，时任亚拉巴马州人文基金会董事，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内尔在上次签名仪式上的小故事。内尔看到一位“不像其他人穿得那样优雅”的母亲，她正陪着女儿，显然，募捐活动的门票她肯定负担不起。内尔注意到那个女孩手里拿着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尽管有一个“禁止拍照，禁止签名”的警示牌子，内尔仍走到女孩面前，问她是否要在书上签名。当那个兴奋的孩子把小说递给内尔时，内尔看到她母亲有一台照相机。内尔轻声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照张相。”

在组委会把内尔匆忙带走，去修改她的标准获奖感言（正如我听到过的那样，她通常会说“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之前，我设法悄悄地问了她一个问题。活动结束后，内尔找到了我，把一个写有她姐姐在盖恩斯维尔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的节目单塞到我手里。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个信息，于是我们打电话给路易丝，写信给她，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们的朋友已经离开了。

再次遇到内尔，是在四年后。她同意接受促进种族和解的伯明翰誓言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基金会主任让我概述一下她的成就。虽然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演讲者，但她如此知名，我要努力写一些不是陈词滥调的东西。但在最后，那晚发生的事情比我做的任何演讲都精彩。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帮助两位伯明翰教师完成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著名的合唱教师帕齐·豪兹在黑人费尔菲尔德预备高中组织了一个天才合唱团，但学校里没有供歌手表演的剧院。而位于城市另一端的美国最富有的郊区之一的山溪高中，则拥有最先进的剧院和才华横溢的戏剧教师帕特·耶茨，但那里没有几个黑人学生。耶茨想制作一部有关《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品，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她决定提议与费尔菲尔德学校合作，并请我参与两组学生的讨论。

我们的启动会议是在费尔菲尔德举行的，当时白人学生都没有来过费尔菲尔德。所有的白人学生都排成一列走进房间，坐在我的左侧。黑人学生则聚集在我的右侧。“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我问了大约30个少年，但结果却是长时间的沉默——令人生畏的沉默。我本想耐心地等他们打破沉默。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我的策略。最后，一个高个子的非裔美国学生用低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宽容！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人，除非你经历过他的人生。”

“对！”我喊道，“对于你们自己和在这部作品中，那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我们三个老师就阻挡不住学生们的踊跃发言了。创作工作就此开始。

伯明翰誓言奖之夜，基金会安排了一个会见哈珀·李的募捐者招待会。她站在一条长长队伍的最前面，队伍蜿蜒穿过大厅。尽管她已经八十岁了，仍然坚持与每个人都握手、交谈，她肯定已经精疲力竭了。就在这时，《杀死一只知更鸟》的联合高中的演员们，穿着所扮演角色的服装，列队走进礼堂（基金会主任邀请了他们）。尽管还有许多募捐者要打招呼，我还是边跑边道歉地闯入队列，跑到后面把孩子们聚集起来。我告诉内尔坐到她身后的沙发上，因为我有一个惊喜：早些时候我告诉过她，《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演员们都来看她了。她靠在沙发垫上大声叫道：“感谢上帝！”当阿提克斯·芬奇、斯考特、布·拉德力、莫迪小姐、汤姆·鲁滨逊、卡布妮亚和其他人摆姿势拍照并和她进行生动的对话时，她笑得合不拢嘴。

几分钟后，赞助商就把她护送到了礼堂的最前排，我则坐在舞台的椅子上。那天晚上，达蒂、内尔和我开始从熟人转变成了交情更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