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星期一

黎明，草地上覆盖着厚厚的霜，屋后树林里一群乌鸦呱呱乱叫……昨天散步时就听它们在叫（我是指每天中午十二点前和塔玛斯的散步，布兰波愿意的话也一起去，穿过树林，围着沼泽绕一圈）。大概什么地方有只鹿受了伤，正濒临死亡？黎明刚过我就听到一声不祥的沉闷的枪声。这正是令人担心的猎鹿季节。散步时，我一直在说话，警告周围那些猎人不要开枪。

两三天前，开车和理查德·亨利出去，遇见一个拿着猎枪、一脸凶相的人。我停下来让他明白牌子上写着这是私人领地。他分辩说他要到树林深处去——言下之意是说那里不属私人所有。我知道这个秋季物价上涨，人们需要猎鹿为食，然而看到那猎枪，我有种说不出的惊恐。任何行走的动物都处在危险之中。比直接的畏惧更甚的是，我对持有枪支感到强烈的不满。每天有那么多人，好像出于偶然原因成了谋杀凶手，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这可怕的杀人武器——男人发怒，“砰！砰！”他的妻子或是孩子就倒下死去了。一个国家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就这样容忍枪支制造商置我们于死地？发生了那么多谋杀及“偶然事故”，仍然不见对枪支有什么法律约束，真是不可置信。

今天早晨格外寂静，大海没有任何起伏，舒展蔚蓝，这种宁静随时都会被一声恐怖的枪响打破。我记得珀里年轻时也打猎，但到了晚年却不再杀生了。我听说有许多人都是这样。

然而猎鹿尚属合法。比这更可恶的是纽约十四五岁的孩子们，跟踪老年妇女，就好像跟踪动物一样，尾随入室，然后为一点点钱或一台电视杀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这样冷漠无情？在杀人时，看到对方处于恐怖绝望之中，竟毫无人性地无动于衷？

前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过来，告诉我她在路上发现了一只直挺僵硬的死猫，她心里很不好受（我在纳尔逊时，同样的事发生在贝尔·加佐——布兰波的兄弟——身上，那是我曾有过的最心爱的一只猫。我记得我悲痛气愤得号啕大哭，就像哭墙下的犹太人一样）。凯说道：“直挺僵硬地横在路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她心中的痛苦和气愤会持续几个星期，也许有一部分会永远留在她的心里。

怎样才能使这些没有人性的男孩儿们变得富有爱心？在杀生后，他们晚上是否会做噩梦？晚上做梦时是否又成为人？社会道德观念的崩溃到了最大极限，在这样的时刻对法律的漠视已潜入内在的自我，人们彻底变得冷漠无情。

战争会使人变得如此。我的天！然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无处不有视之为当然、令人不忍之事在发生，所谓文明的人得吃糖果、喝威士忌，而数百万人却死于饥饿。所以你能从中推断，这些道德上冷漠的男孩儿们之所以如此，是跟他们生活的时代道德准则有关。所有这一切最根本的是缺乏想象。如果能设想到我们在越南战争中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就不会再继续打下去。然而老妇怀抱惊恐万状、啼哭尖叫婴儿的形象只能在我们眼前掠过，却未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引起深思。难道目睹我们的孩子成为野兽是在偿还我们对越南欠下的血债吗？

我越来越相信，在文明生活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有太多的东西不能接受，有太多的经历不可设想、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其结果是摒弃一切——导致社会准则的崩溃。整个架构垮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依赖”。

不难理解，处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狂热的信徒人数在迅猛增长。是恨，而不是爱，支配着一切。

这种情况如何去应付？最大的危险，正像我从自己身上看到的一样，是缩回到个人生活世界中去。我们必须要打开心中通道，面对痛苦的事实。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享受真正的欢乐，享受那使我们激动的初升的太阳。人类文明取决于真正的欢乐，大自然、艺术及仁爱，这一切与金钱权势均无任何关系。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看到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后，两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内心又回到了诗的意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