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云韬

从20世纪上半叶民国学者对域外史诗的介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和出版，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史诗研究的观念和范式的转换，历经百余年的中国史诗研究已结出累累硕果。《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1949～2019）》是“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丛书”著作之一种，是冯文开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是编者从1949～2019年中国学者发表的研讨、书评、综述、序跋、回忆录等各种学术资源中精心遴选出的富有代表性的史诗研究学术批评论文结集，从某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历程和概貌。这些学者均在各自的领域对史诗研究有着厚重的学术贡献，成就为学界所公认，其论文或代表本人学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为其学术成果的厚积薄发，但均为史诗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带来学术新见，且对之后的史诗研究具有不同程度的启迪意义。为展示史诗研究学术批评的线性发展脉络，同时为史诗研究者及爱好者提供借鉴，本书遴选的论文按发表时间进行排列。按内容划分，本书收录的论文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某一时段国内史诗研究历史的梳理和总结，致力于发现时下研究的阈限所在。拓宽领域，更新方法，与国际接轨，是学者对国内史诗研究的普遍愿景。

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概况》在占有大量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在俄苏、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西欧国家、美国和我国出版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最早的全面梳理。作者分十月革命前、20世纪20～40年代、1966年到论文发表时的1986年三个阶段，介绍了俄苏尤其是卡尔梅克共和国学者的《江格尔》搜集、校勘和研究工作；作者梳理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20世纪初以来对《江格尔》的记录和比较研究概况，以及欧美学者的《江格尔》结构和母题的类型研究成果，其中，瓦·海希西教授及其主编的《亚细亚研究》和《中央亚细亚研究》两套丛刊贡献巨大；我国的《江格尔》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步评介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与发展阶段、1982年首次《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和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后的新阶段，通过回顾，作者认为截至1986年我国的“江格尔学”已进入多维度、多样化的研究时期。

李连荣的《百年“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用丰富的史料详细地回顾了百年来“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最早，“格萨尔学”兴起于西方学界，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德国和俄国学者较早发现了《格萨尔》的蒙文和藏文口传本和手抄本，20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的《“格斯尔”的历史源流》和法国学者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两本著作代表着“格萨尔学”的奠基和总结，这些都对中国“格萨尔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初到90年代，西藏、青海、北京地区《格萨尔》的搜集工作为“格萨尔学”做好了资料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格萨尔学”得到长足发展。在文章结尾，作者认为新时期以来“格萨尔学”的中心正由西方逐步转移到中国，并对中国《格萨尔》研究进行了美好展望。

在《玛纳斯》研究领域贡献颇多的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一带一路”与〈玛纳斯〉：史诗的传播路径与研究》介绍了《玛纳斯》史诗及“《玛纳斯》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在19世纪兴起的世界“《玛纳斯》学”的奠基者拉德洛夫等人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玛纳斯》学”勃然而兴，并在《玛纳斯》史诗文本出版和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推动作用下，逐渐在某些方面占据了世界《玛纳斯》研究的学术制高点。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研究学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成果的发布方面都是世界“《玛纳斯》学”的中坚力量。20世纪初以来，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在世界“《玛纳斯》学”领域也占据了重要位置。《玛纳斯》史诗自古以来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并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学术文化价值。

王向远的《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介绍了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翻译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早在20世纪初，鲁迅和郑振铎就向国人引介了印度两大史诗的基本情况。1950年糜文开在台湾出版的《印度两大史诗》、1962年孙用在大陆出版的两大史诗合译本《腊玛衍那·玛哈帕腊达》，均可算作印度两大史诗的最早中译本，但都不是全译本。1980～1984年，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全译本共7卷8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印度史诗中国传播史上堪称盛举。两大史诗中的另一部《摩诃婆罗多》篇幅更长，需要学者们的合作才能完成翻译。1991年，《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出版后，由于译者之一赵国华的去世，其他各卷的翻译受到影响，至论文发表时尚未完全出版。在两大史诗的研究方面，除了季羡林、金克木、赵国华等译者撰写的文章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安武教授的研究成果。

意娜的《论当代〈格萨尔〉研究的局限与超越》立足于信息化时代《格萨尔》研究资料的分类与梳理，通过检索《格萨尔》相关科研项目立项情况和论文发表情况，发现当下《格萨尔》研究的种种僵化模式，呼吁打破现有模式的局限，展开富有开拓性的理论探索。意娜统计了1984年以来与《格萨尔》研究相关的科研项目和汉语论文，注意到当下的《格萨尔》研究依然局限于1984年杨恩洪和降边嘉措提出的主要话题。在关键词方面，文学研究仍是主流，且局限于文本研究、作者研究以及社会现实话题。意娜建议突破现有的资料积累范畴，以“问题意识”引领学科未来发展走向，积极追踪口头程式理论等史诗研究的前沿成果，充分总结传统研究和田野作业、资料研究的现有成果，超越书面研究，建立多元立体理论模型，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史诗研究的阵营中去。

第二类是对中国史诗研究成果的述评。书中所选论文皆紧扣某一概念、著作、论题做到有的放矢，或勉励后学，或赞誉同侪，或仰望前辈，如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文字之星，构成了有着良好学术互动的史诗研究星图。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钟敬文先生在对民俗学做出高屋建瓴的回顾与展望的基础上，为当时极富学术潜力的后学朝戈金的重要著作《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撰写了序言，深情地回忆了他了解的朝戈金勤学精进的学术成长过程，并对该书在民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做出了客观评价。本书所选其《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正是该序言的删节稿。钟敬文认为这本脱胎于朝戈金博士学位论文的书稿达到了两个方面的完美融合：在理论资源方面既吸收融汇了西方口头诗学的有益成果，又能在具体论述中落实到中国蒙古史诗文本细节；在研究对象上准确定位为具体表演中的演唱录音本，即著名江格尔奇冉皮勒演唱的一个史诗诗章，成功地将中国史诗文本纳入口头传统的民俗学视野加以重新审视。另外，钟敬文认为该书在“程式化风格”理论探讨、严谨实证研究、精细诗学分析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值朝戈金著作出版之际，钟敬文认为中国特色史诗学理论的建立指日可待。

斯钦巴图的《从诗歌美学到史诗诗学——巴·布林贝赫对蒙古史诗研究的理论贡献》全面总结了巴·布林贝赫美学视角下的蒙古英雄史诗诗学框架体系在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巴·布林贝赫在深入体察蒙古民族审美观念与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将蒙古英雄史诗美学的二元对立结构命名为黑白形象体系。斯钦巴图认为巴·布林贝赫的两个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提出蒙古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是神圣性、原始性、范式性，并将“范式化”特征视为史诗程式化创编的方法论，对口头程式理论具有借鉴意义；其次，他将作为叙事文学最小单位的“母题”与作为抒情文学最小单位的“意象”结合起来进行蒙古史诗研究，对于史诗研究有普遍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陈岗龙的《仁钦道尔吉的蒙古史诗结构研究之思想渊源》在作者蒙古史诗研究丰厚积淀的基础上，深入而全面地展示了蒙古史诗研究大家仁钦道尔吉深广的理论资源和在此基础上的独到理论创新。为了更好地追根溯源，陈岗龙从蒙古学家尼古拉·鲍培的蒙古史诗结构理论及其影响来源之一的普罗普的结构形态学理论讲起，认为仁钦道尔吉在蒙古各部族史诗资料全面搜集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借鉴了蒙古英雄史诗结构类型研究的奠基者鲍培开创的蒙古史诗主题与结构分析的模式，日尔蒙斯基、普罗普等学者的史诗起源研究成果，尤其是海西希的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理论等理论资源，提出了奠基于早期英雄史诗情节框架上的“史诗母题系列”的情节单元概念，对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发展理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乌日古木勒的《主题研究和母题研究的结合——对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研究方法的思考》深入阐释了斯钦巴图的重要著作《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独创性学术价值，认为斯钦巴图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在准确理解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做到独立创新。作者认为，斯钦巴图在发现海希西的蒙古史诗母题结构类型研究成果和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存在互补性的前提下，综合两种理论，创造性地分析了流传于国内外卫拉特蒙古地区的史诗《那仁汗克布恩》的六个文本在结构上的主题和词语程式。该书集中体现了斯钦巴图清晰的研究思路和求新的探索精神。

阿拉德尔吐的《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聚焦于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第二章的内容，分析其蒙古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在融合本土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创建。阿拉德尔吐通过图表形式详细地比较了维柯、卡西尔、梅列金斯基与巴·布林贝赫四位学者对神话—宗教宇宙体系所持观点的异同，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的宇宙论诗学虽然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启发，但其资料学基础牢牢扎根于本土文化观念。作者认为《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的宇宙模式论、诗性地理学和方位问题研究，开辟了巴·布林贝赫宇宙诗学模式论的诗性领地和方法论通道。可以说，时间、空间和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巴·布林贝赫宇宙诗学的基本框架。

第三类是对中国史诗研究重要概念、问题、方法的集中探讨。无论是困扰20世纪中国学人的“史诗问题”探讨、具体研究中“满族说部”概念的界定，还是史诗传承与文本转换过程中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问题和史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理念解析与方法界定互为因果，两方面同时抓好才能实现良性互动。

郎樱的《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主要以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为重点，梳理了三十年来史诗研究田野工作的成就与不足。田野工作是史诗传承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史诗传承人的保护与关照。另外，由于史诗传承的脆弱性，要及时挖掘和抢救在世歌手的演唱内容。目前，国家非常重视史诗的传承与保护，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并极大地带动了该领域的民族文学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青年史诗学者三十年来的史诗研究成绩突出，贡献巨大。

林岗的《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探讨了困扰20世纪中国学界的“史诗问题”的由来、经过及其影响。所谓“史诗问题”，指的是中国学人以西方文学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文学历史为参照系，极力从各个角度为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史诗诗歌体裁记载的文学现象提供合理性和解释理据。一方面，20世纪初的王国维、鲁迅、胡适倾向于“没有说”，30年代的茅盾到后来的钟敬文则倾向于“散亡说”，八九十年代之后，饶宗颐、张松如等又赞同“没有说”，即上古史诗不是散亡了，而是从来没有过，得到学界普遍赞同。另一方面，以陆侃如与冯沅君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上古时期的中国存在史诗，缓解了“史诗问题”的紧张。林岗逐一批驳了想象力匮乏说、人神淆杂说、文字篇章书写困难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神话历史化说等诸家学说的不足之处之后，从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巨变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的角度提出，“史诗问题”其实是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学术背景转换的产物。诸家学者用西方文学现象作为普世标准来解释中国，反映了中国学人的“接轨”焦虑与学术不自信，由此，摆脱对西方话语不加反省的盲从，势在必行。

巴莫曲布嫫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以彝族史诗〈俄勒特依〉的“文本迻译”为例》延续了她作为彝族学者对于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一贯的学术关切。这是一篇长文，从缘起、呈现和影响各个方面充分探讨了史诗文本迻译过程中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问题。文章从国内外彝学发展史讲起，细致梳理了《俄勒特依》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学术史，回顾了作者向冯元蔚、曲比石美等学者采访《俄勒特依》汉译本的整理制作情况的经历，提醒读者在把两部纸质文本作为重要学术参考资料的同时，还要注意还原“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观。作者认为，这两个汉译本的出版存在着说唱语境与史诗传统的部分抽取。这类史诗文本可以归类为“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民俗资料。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以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观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可以称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由此，作者指出了史诗搜集过程中以下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主体即传承人的消弭、表演过程的流失、表演者艺术个性的被忽视、规范化带来的僵化和模式化、文本接受对象从听众到读者的转换。

高荷红的《“满族说部”概念之反思》详细回顾了围绕“满族说部”概念和文本出现的种种争论和反思。1986年，富育光正式提出“满族说部”的概念，而这一文类早在金元时期即已产生。之后，富育光发表多篇论文论述满族说部的概念问题，围绕他的观点，其他传承人、学者也曾提出过不同观点。关于满族说部文本的类属，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满族说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1世纪前后，学者提出三分法、四分法、二分法。在已出版的三批满族说部中，第一批文本颇受好评，第二批、第三批问世的某些文本则受到了多方质疑，高荷红敏锐地指出争议的实质在于满族说部概念分类标准的不确定性。文末，高荷红提炼出判断满族说部的七条最低标准，为今后满族说部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基础。

第四类是对中国史诗研究范式、理念、谱系等方面的总结性反思。对史诗研究理论资源、研究现状、体系走向进行及时梳理与概括，可以帮助史诗研究者夯实现有基础，更加自觉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史诗实际，推出更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史诗研究成果。

朝戈金的《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聚焦史诗传播中的核心要素即史诗歌手，从围绕他们产生的问题出发，清晰阐明了史诗研究范式的转移与变迁。文章从贯穿19世纪的“荷马问题”讲起，辨析了“分辨派”和“统一派”在荷马史诗作者分散和统一问题方面的分歧；直到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对荷马史诗是“口述记录本”的推定，以及对史诗歌手阿夫多“演述中的创编”现象的深刻把握，才为古典学、民俗学带来了全新的学理思考；伦洛特对来自民间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汇编，启发了弗里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对史诗文本类型的重新划分与界定；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毗耶娑这个名字与“荷马”一词的希腊语含义不谋而合，昭示着文本背后歌手作为群体的存在，由此出发，纳吉对于史诗文本“演进模型”的建构等工作，标志着古典学的某种“新生”；莪相是否真实存在的文学批评公案引发了人们对作者身份问题的开放性思考，弗里依据口头诗歌传播“介质”的分类范畴，提出了解读口头诗歌的四种范型；论文最后的落脚点回到中国，认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发现推动了困扰国人的“史诗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史诗搜集工作的开展和现存能演唱最多《江格尔》诗章的文盲歌手冉皮勒的被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诗学术的自我建构过程。“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对西方口头诗学前沿成果的及时吸收与本土学者的学术创新亟须同时进行，目前两者间的积极互动昭示了中国史诗学术的良好发展态势。

尹虎彬的《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从观念与范式入手，考察了史诗研究从西方到中国、从一维到多元的发展历程。从古典学到口头诗学，西方学者对荷马问题的思考推动了史诗观念的转变；民俗学关于文本的概念经历了从文本研究到文化文本化再到以表演为中心的三个阶段，标志着史诗研究范式的深入拓展。目光回到中国学界，早期学者的史诗言说受限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中国史诗研究以马克思对希腊古典史诗的论述为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史诗观，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纳入口头传统的范畴。

冯文开的《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构建的现状、理据及路径》从学术传承谱系、学术传统、原创性的核心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等诸多方面考察分析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构建的条件、路径与机遇。基于多年深耕史诗研究的学术视野，作者将史诗研究中国学派辨析为三代研究团体。20世纪初，史诗由早期中国学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由此引发了贯穿20世纪的“史诗问题”学术公案。随着20世纪50～70年代国内大规模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的开展，新时期以来，史诗研究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一代学人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第二代学人大多在20世纪80～90年代崭露头角，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扎格尔、乌力吉是其中的中坚力量；第三代学人在国际视野和学术积累上占明显优势，他们的丰裕成果使得史诗研究范式实现了从书面到口头的质变，在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朝戈金的带领下，这一代学人正在使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成为可能。

从本书所选第一篇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概况》到最后一篇冯文开的《史诗研究中国学派构建的现状、理据及路径》，通读这部史诗研究学术批评选集，读者可以对中国史诗研究者在与国际史诗研究界保持密切互动的前提下，汲汲于史诗研究中国化的实现的艰难求索过程有深切了解。本书所选学人从世纪初生人到“80后”，年龄跨越近一个世纪，客观上形成了一支成熟且极具潜力的学术梯队。正是在这些学人兢兢业业的不懈钻研中，中国史诗研究才能持续深化和细化，不断实现范式的新变和转换，迎来史诗研究中国学派的成功构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史诗研究时间跨度逾百年，研究对象涵盖中国多个民族，学术批评成果较为丰硕，因此，在敲定论文选目之初，编者曾就选篇的范围、标准等诸多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朝戈金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岗龙教授以及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冯文开教授多次商讨和交换意见，最终选定了17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文章。本书所选的17篇文章既考虑到了中国多民族史诗研究和域外史诗研究的学术批评成果，也兼顾了不同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的领域、类型、层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由于这些文章刊发的时间跨度较大，曾发表于不同的学术期刊和著述，注释体例不一，引用文献涉及多个文种（中文、外文、少数民族文字），且受当时的编校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一些错漏。由于大多数文章在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上处于经典地位，故长年被大量引用，这也使得这些错漏在相关研究领域重复出现，对学术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并不是对这些已发表成果的简单结集，而是在选文成书的过程中，在最大限度尊重作者学术思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和局部的修订。在此，我们也对各位作者的大力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为利于学术传播，书中凡涉及外文注释尤其是汉译外文小语种文献的注释内容，尽量保留作者原文原貌，不必与书中其他注释格式保持一致。当然，受各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还请众方家不吝指正。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者们！赵娜女士作为责编，在本书的编校出版过程中，贡献了专业的学术智慧和大量的辛勤劳动，她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同时还要感谢内蒙古大学口头传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领导和各位同仁的支持和帮助！

预祝各位读者有愉快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