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研究概况[1]
仁钦道尔吉[2]
在我国新疆蒙古族人民中产生，并逐渐流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卡尔梅克地区、布里亚特地区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已成为各国蒙古语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同时，它在苏联的图瓦和阿尔泰地区突厥语族人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除中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之外，东欧、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十多个国家的东方学家和史诗学家也都在研究《江格尔》，因此，对于《江格尔》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国际性的学科。
一 俄国、苏联的研究
19世纪初，主要是俄国和德国学者先后多次搜集出版了卡尔梅克人民中流传的《江格尔》的部分章节，并做了翻译、注释和评介。关于俄国早期的江格尔学，布尔奇诺娃曾做过详细论述[3]，还有格·米哈洛夫[4]和保尔曼什诺夫[5]系统地介绍过俄国、苏联的《江格尔》研究状况。而《江格尔》的研究正是与它的记录出版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贝尔格曼是第一个记录和向欧洲介绍《江格尔》的学者。他于1802～1803年到卡尔梅克草原旅行，亲耳听到江格尔奇的演唱，于是搜集《江格尔》的个别章节，把它译成德文发表，并写了有关短文[6]。他还发表了《有关江格尔奇的传闻》[7]，简要地介绍了这部史诗的一些流传、演唱和听众的欣赏情况，特别是他报道了一则较为重要的消息，即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返回新疆以前，居住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时候，他们的一位首领策伯格多尔济诺谚曾带着一名江格尔奇到渥巴锡汗的汗宫去，让他演唱过《江格尔》。据阿·科契克夫判断，贝尔格曼发表的部分，不仅属于“哈尔·黑纳斯之部”，而且同时属于“沙尔·古尔古之部”。
俄罗斯地理学会的其他旅行者斯特拉霍夫、涅费季耶夫和涅鲍尔辛等人也记录了许多有关《江格尔》的消息。尤其是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曾有过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卡尔梅克人有相信神奇之事的特点，人人爱听故事。关于他们热爱的那些故事中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的故事，他们有时可以一连听上三天。而其中最爱听的英雄故事就是《江格尔》。”[8]
在19世纪中叶，喀山大学教授阿·波波夫和科瓦列夫斯基曾有过《江格尔》手抄本。他们的学生阿·鲍勃洛夫尼科夫曾把《江格尔》中的两部译成俄文于1854年发表，并在序言中谈到《江格尔》和江格尔奇的一些情况。1857年，埃尔德曼把这两部由俄文译成德文发表。此后，喀山大学教师卡·郭尔斯顿斯基曾到阿斯特拉罕等地区卡尔梅克人当中专门搜集《江格尔》，寻找江格尔奇。他观看优秀的江格尔奇的演唱，并于1864年发表了《江格尔》的“沙尔·古尔古之部”和“哈尔·黑纳斯之部”。这是第一次用托忒文发表的《江格尔》原文。当时他们没有加以说明，而后曾向别人谈到过记录时遇到的困难。后来，阿·波兹德涅夫几次再版这两部作品，并对《江格尔》做了高度评价，说它是卫拉特精神的最好体现，并把它选入教科书以教育卡尔梅克后代。
彼得堡大学教授科特维奇及其学生诺木图·奥奇洛夫在搜集出版《江格尔》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科特维奇于学生时代的1894年就到了卡尔梅克地区，并翻译过“哈尔·黑纳斯之部”，对《江格尔》产生了兴趣。1908年，他又派学生奥奇洛夫回家乡阿斯特拉罕调查《江格尔》。奥奇洛夫用西里尔文字记录了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江格尔》十部，后经科特维奇审稿，于1910年在彼得堡用托忒文出版。鄂利扬·奥夫拉是在俄国（苏联）发现的最有才华、演唱部数最多的江格尔奇。发现和出版他演唱的十部作品是在江格尔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这以后，各国学者才知道并承认《江格尔》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史诗。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学者继承和发展了俄国江格尔学传统，形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苏联江格尔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学者们进行了搜集、改写、出版、翻译和研究等诸项工作，尤其是1940年在埃利斯塔召开《江格尔》产生500周年纪念会前后，出现了江格尔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搜集作品方面，为了迎接纪念会的召开组织许多人进行调查，结果在1940年发掘了哈尔胡斯地区的土尔扈特江格尔奇巴桑嘎·木克本演唱的六部以及大朝胡尔地区的土尔扈特江格尔奇莎瓦林·达瓦演唱的两部《江格尔》，并第一次发表了伊·波波夫于1892年在顿河卡尔梅克人中记录的一部《江格尔》。此后，苏联《江格尔》的演唱几乎再没有什么活动，直到1967年才记录了小杜尔伯特地区的巴拉达拉·那顺卡演唱的一部。
在再版、改写和翻译方面，有人把科特维奇于1910年用托忒文出版的十部《江格尔》改写成拉丁文拼音文字，1935年在埃利斯塔出版；纳木林·尼古拉把“沙尔·古尔古之部”和“哈尔·黑纳斯之部”改为韵文于1936年出版；巴特尔·巴桑戈夫把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十部，以对照的方式译成俄文，曾受到称赞；在纳·尼古拉的基础上，巴特尔·巴桑戈夫又把上述十部由散文改写成韵文，于1940年在埃利斯塔出版。该书中共有十二部韵文作品；里布金和卡里亚也夫等人把这韵文体十二部译成俄文，同年在埃利斯塔出版。
为配合纪念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学者做了许多工作，如在1940年，出版了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爱沙尼亚文和哈萨克文的部分译文。据说，日本人把里布金的俄译本的一部分译成日文于1941年在东京的《蒙古》杂志上发表[9]。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杜格尔苏伦把韵文体《江格尔》，由卡尔梅克文改写成新蒙古文于1963年在乌兰巴托出版。在1940年出版的还有一项重要成果是科津院士的名著《江格尔传》[10]，该书包括《江格尔》的四部作品的俄译文，以及引言和注释。
在研究方面，1940年举行的纪念会宣读了许多论文，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斯·科津院士和尼·波柏通讯院士的著作。开始正式研究《江格尔》的是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他的重要著作《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1]于1923年问世，他在该书的长篇序言中谈到了许多重要问题。后来在1926年他又发表了自己搜集的《江格尔》的片断[12]。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蒙古史诗分为三大类或三个地区，即布里亚特史诗、卡尔梅克和新疆的卫拉特史诗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地区的卫拉特史诗，并把《江格尔》作为卡尔梅克和新疆的卫拉特史诗与其他史诗做了比较。他指出了《江格尔》的独特性，介绍了史诗过去在卡尔梅克流传，受到人们欢迎的情况以及到后来史诗演唱已趋向于消亡的现象，也提到他见过一位新疆的年轻人在冬不拉伴奏下演唱《江格尔》的情景；他从体裁的角度研究，把这部史诗与俄罗斯的壮士歌、吉尔吉斯（或柯尔克孜）的《玛纳斯》等作品比较，谈了它们的共性与特性；他还把它与布里亚特史诗比较，谈了《江格尔》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社会生活，认为它反映的不仅是游牧者的生活，而且反映了整个游牧汗国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江格尔》是人民的精神、人民的追求和期望的最好体现。《江格尔》描绘了人民的真实的世界，描绘了人民的日常的、真实的、升华为理想的生活，它是真正的民族史诗。”[13]同时，他认为波斯的《王书》和藏族、蒙古族的《格斯尔》对《江格尔》有一定的影响，他分析“江格尔”一词来源于波斯语，是波斯语的“世界征服者”的译音，“格斯尔”是恺撒的译音。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这本书，迄今还被认为是一部权威性著作，但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科津院士的著作，除《江格尔传》外，还有《蒙古人民的史诗及其书面形式》[14]和《蒙古人民的史诗》[15]。他断定这部史诗产生于15世纪，并正确指出《江格尔》最初产生于我国新疆准噶尔的卫拉特人民中，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错误，即科津院士企图说明江格尔、格斯尔和成吉思汗是同一个人，《江格尔》、《格斯尔》和《蒙古秘史》都是歌颂成吉思汗的作品。这种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后来他本人也承认这一观点的错误。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江格尔学的发展基本停顿了一个时期。
从1966年开始，苏联的《江格尔》研究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1966年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成立了研究《江格尔》的专门机构，他们四处寻找《江格尔》原稿，发现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和研究工作，还召开了几次全苏民间文学专家参加的《江格尔》讨论会。在1966年，阿·科契克夫等学者从科特维奇档案材料里找到诺木图·奥奇洛夫的原始记录稿，这是1908年用西里尔文字记录的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十部作品，同时发现的还有科特维奇的注释，又从列宁格勒俄罗斯文学录音馆查找鄂利扬·奥夫拉演唱这十部作品的唱片；从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找到卡·郭尔斯顿斯基的两种手稿；从波兰查到科特维奇于1910年记录的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第十一部《江格尔》，还在罗斯托夫发现伊·波波夫搜集的《乌兰·洪古尔之部》原稿。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阿·科契克夫做了校勘工作，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用卡尔梅克文出版了二十五部《江格尔》[16]。
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于1967年举行了“纪念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诞生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72年召开了纪念科特维奇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78年又举行了“《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讨论会。参加最后一个会议的就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代表340多名，在会上宣读了七十四篇论文[17]，论文涉及面极广，被分为综合性问题（如《江格尔》的版本、演唱艺人、史诗与其他体裁的关系等）、《江格尔》与史诗的诗学问题、类型学问题、语言学问题和在卡尔梅克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中《江格尔》所起的作用等五大类。
在《江格尔》研究方面，苏联已发表了数百种论文和专著，出现了格·米海依洛夫、阿·科契克夫、埃·奥瓦洛夫、恩·桑嘎杰耶娃和恩·比特克耶夫等学者，其中阿·科契克夫的成绩较突出。他除出版校勘本二十五部《江格尔》外，还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用卡尔梅克文和俄文出版了《英雄史诗江格尔》[18]和《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19]两本书。他还编写了《卡尔梅克文学史》[20]一书中的“江格尔的英雄人物”一章。他对“江格尔”一词的来源、《江格尔》的产生时代、各个部之间的联系、主要人物和思想意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阿·科契克夫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21]，较客观地评价了1980年我国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文出版的十五部《江格尔》的重要意义，并做了一些比较。埃·奥瓦洛夫专门研究“哈尔·黑纳斯之部”[22]，他对这一部作品的几种异文进行比较，分析了它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诗歌特征、表现方式等问题。此外，值得提及的著作还有在1981年出版的《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和1982年出版的《蒙古人民的叙事诗歌》[23]。前者对《江格尔》做了系统的分析，其中有《江格尔》的英雄人物、演唱艺人、情节结构特征和诗歌特点四章。在后一本书中有关于《江格尔》的记录、出版、研究状况，有英雄神奇诞生母题、英雄的助手母题和妇女形象，还有《江格尔》中的赞词、江格尔奇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论文。
据我所知，苏联的江格尔学，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
第一，在过去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工作得到一定的进展。近年来苏联学者不但把《江格尔》与其他蒙古史诗进行比较，同蒙古其他民间文学体裁做比较，而且，与各种突厥语族人民的史诗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一些共同性问题。
第二，开始注意对《江格尔》的结构分析和母题研究问题。正如我在《关于蒙古史诗的类型研究》一文中所述，在1978年召开的“《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讨论会的前后，苏联学者发表了许多分析《江格尔》的母题的文章。
第三，在《江格尔》的版本分析和艺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奥瓦洛夫、比特克耶夫和桑嘎杰耶娃分别研究“哈尔·黑纳斯之部”以及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和巴桑戈夫的艺术风格，并以此方面的成果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当然，并不能说苏联的江格尔学已进入最高发展阶段，有人认为苏联学者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目前还缺乏创造性的研究精神[24]。
二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
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在研究《江格尔》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的研究也与搜集出版有着密切联系。在蒙古搜集这部史诗的工作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记录和发表这部史诗的是蒙古学者扎·策旺、芬兰蒙古学家拉姆斯特德和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当然，大量的篇幅是1940年以后蒙古科学工作者记录出版的。迄今为止，在蒙古国记录的《江格尔》共有三十多种，蒙古国学者乌·扎嘎德苏伦从中选了二十五篇，于1968年和1978年出版了《史诗江格尔》[25]和《名扬四海的洪古尔》[26]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有长篇序言和较详细的注释。在第一本书后面附有在苏联图瓦人中记录的与《江格尔》有密切关系的《博克多·昌格尔汗》。值得注意的是，在1977年，乌·扎嘎德苏伦等人记录了和硕特人玛·普尔布扎布演唱的“汗希日之部”[27]。这是在蒙古国记录的最完整的一部，它与我国新疆发现的作品相似。
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伦院士、宾·仁亲院士、巴·索德那木、乌·扎嘎德苏伦等先后发表了许多《江格尔》研究著作。巴·索德那木在1944年发表的文章中，把在蒙古记录的一些作品与苏联出版的《江格尔》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这些作品属于新发现，这种新发现的作品说明《江格尔》原来的规模比现在还大。他在1946年出版的《蒙古文学史略》[28]中提出了一些见解。当时，苏联的一些权威性的学者断定《江格尔》产生于15世纪，但巴·索德那木根据蒙古国发现的材料，大胆地说《江格尔》的产生比15世纪还早，只是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容也有所变化。他指出《江格尔》是一部人民的诗篇，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蒙古人民的英雄业绩。策·达木丁苏伦在1958年应邀为在我国呼和浩特出版的《江格尔传》[29]作序，这是在我国发表的第一篇较系统地评价《江格尔》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叙述了过去记录出版《江格尔》的情况、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它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策·达木丁苏伦在1959年把《江格尔》的一部选入《蒙古文学范例一百篇》[30]一书中，1963年为在乌兰巴托出版的《江格尔》也写了序言，他谈到了蒙古国境内发掘的《江格尔》的部数及其讲述者和记录者。宾·仁亲先后发表过《江格尔》的一种布里亚特异文和与《江格尔》有联系的史诗《一百五十五岁的劳莫尔根老可汗》[31]，后者长达一万诗行，这是在《江格尔》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他在《我们人民的史诗》[32]一文中，通过对蒙古国发现的异文的分析，指出《江格尔》不仅流传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和西蒙古卫拉特人中，而且在其他地区的喀尔喀人中，也同样广泛流传。乌·扎嘎德苏伦在《江格尔》的编辑出版和研究方面都有较突出的成绩。如前所述，他先后出版了《史诗江格尔》和《名扬四海的洪古尔》两本学术著作。第一本书中写有长篇序言，作品最后附有详细注释、介绍古今江格尔奇的消息、疑难词汇解释、英雄及战马和地名索引与参考书目。在第二本书中同样有上述各项。乌·扎嘎德苏伦还撰写了《蒙古文学概况》（第二卷）[33]一书里的《江格尔》一节。他的著作涉及面很广，不仅谈到了《江格尔》在蒙古国境内的流传、演唱、调查记录以及蒙古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概况，而且分析了史诗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性等方面的问题。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东欧、西欧和美国学者开始注意和重视江格尔学。在西德著名学者瓦·海希西的带动下，在欧美出现了大量的蒙古史诗研究著作，其中包括《江格尔》研究。当然，专门编述《江格尔》的论著并不太多，但是在分析蒙古史诗和世界各国史诗的著作中常常从不同角度提及这部长篇英雄史诗。西方学者注意史诗类型研究，他们分析史诗的结构和母题。我曾在一篇文章[34]中指出，瓦·海希西教授把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十四个大类型和三百多个母题，并专门研究了一批母题。他为了完成一部蒙古史诗研究巨著，系统地查阅了在我国、蒙古国、苏联和欧洲先后出版的《江格尔》史诗，除自己翻译外，还组织尼·波柏、维·菲特等人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几十部作品。同时，他在自己主编的《亚细亚研究》和《中央亚细亚研究》两套丛刊上发表了美国、苏联、中国、蒙古国和东欧、西欧学者的《江格尔》研究专著和论文，并刊登了蒙古国学者扎·策旺、宾·仁亲、格·仁钦桑布、普·好尔劳、乌·扎嘎德苏伦、达·策仁索德那木等编选的蒙古史诗及其德译文，其中有不少《江格尔》章节。尼·波柏把蒙古国乌·扎嘎德苏伦的《史诗江格尔》一书译为德文，在序言中他提到了这部作品的产生发展、主题思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各种异文的特点及其在蒙古国的流传等问题。在瓦·海希西主编的丛刊上，美国的卡尔梅克学者宝尔曼金·拉西（保尔曼什诺夫）发表了《〈江格尔〉史诗研究现状》[35]、《鄂利扬·奥夫拉的演唱艺术》[36]等重要著作，在前一篇论文中，他系统地评介了俄国、苏联搜集、出版和研究《江格尔》的概况，并提出了自己对这部史诗某些方面的看法和将来各国研究者的合作问题。他建议各国学者的研究应当注意十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谈到除卡尔梅克地区外，还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中国的新疆、青海等地区的卫拉特人中寻找江格尔奇的问题和制作青海省以西地区的《江格尔》流传地图问题。宝尔曼金·拉西在后一篇文章中，深入分析了鄂利杨·奥夫拉的生平事迹和艺术风格，绘制了他家几代人的家谱。芬兰学者哈里·哈林为纪念芬兰著名的蒙古学家拉姆斯特德诞生一百周年而于1973年在赫尔辛基出版了拉姆斯特德在20世纪初记录的蒙古史诗和故事[37]，其中有几篇《江格尔》的篇章。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学家帕·帕兀哈曾发表过一些江格尔学著作，他在1959年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蒙古学家会议上，宣读了题为《关于卡尔梅克史诗〈江格尔〉》[38]的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江格尔》产生于中国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产生的时间约在13～17世纪的几百年间，其主要部分形成于17世纪。他又说，《江格尔》主要歌颂了江格尔和洪古尔二人的忠实友谊和结义。匈牙利的蒙古学家较多，其中卡哈·乔治、拉·劳仁兹和勒·勃什等人研究蒙古史诗。勃什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阿尔泰省去记录《江格尔》，于1964年发表了《博克多·诺谚江格尔》一部。劳仁兹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39]中，分析了蒙古国出版的《史诗江格尔》一书的特点和意义、史诗的最初产生地区、卡尔梅克版本与蒙古国版本的关系等问题。他说《江格尔》不是在卡尔梅克人居住的伏尔加河流域产生的，而是来源于他们原来的故乡阿尔泰山地区。
在国外，专门论述《江格尔》的论文、专著达数百种，至于在其他有关的著作中提及这部史诗的情况就更多了，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做出全面完整的介绍。
三 我国的研究
在我国，搜集、出版和研究《江格尔》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40]一书，它第一次向我国各民族读者提供了《江格尔》的部分内容。后来，莫尔根巴特尔和铁木耳杜希把苏联出版的十三部《江格尔》，由托忒文改写为回鹘式蒙古文于1958年在呼和浩特出版[41]。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文出版了这十三部《江格尔》。
从1978年起，我国在新疆开展了对《江格尔》的调查工作。在这一年，托·巴达玛、宝音和西格两人用五个月时间，到新疆天山南北十二个县的蒙古族聚居地区记录了《江格尔》的许多部，他们于1980年在乌鲁木齐、1982年在呼和浩特先后用托忒蒙古文[42]和回鹘式蒙古文[43]各出版了相同的十五部《江格尔》。同年7月至8月，我和道尼日布扎木苏到新疆巴州，记录了巴桑、乌尔图那生和仁策演唱的《江格尔》四部。后来在新疆成立了《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组，由自治区前副主席巴岱任领导小组组长。1980年3月至1981年9月，在巴岱同志的领导下，《江格尔》工作组的同志们先后赴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伊犁和塔城等地区的二十来个县，采访了六十多名江格尔奇，把他们演唱的《江格尔》共录制成100多个小时的录音磁带，计有48部（包括残缺的片段）作品的一百多种异文。后从中选了17部，于1982年至1983年铅印了资料本。我和贾木查于1981年8月至9月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六个县，采访了十多位著名的江格尔奇，除录制他们演唱的《江格尔》外，还记录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后来，在新疆又发现一批作品，至今在新疆记录的《江格尔》共有六十多部独立的作品的一百多种异文。最近，我得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版的《江格尔资料》（第3～5卷）[44]，这三卷资料本共收入《江格尔》八部。据可靠消息说，他们还准备印10本资料。目前，在苏联出版的《江格尔》有25部（包括几个重复的异文）、蒙古国出版了25部（包括重复和残缺部分）、我国已出版了54部，并有一大部分准备出版，在全部出版后，《江格尔》将会有七十多部独立的作品的近二百种异文，长达十万诗行左右。关于我国学者的《江格尔》研究状况，宝音和西格同志曾发表文章[45]做了详细的论述。“江格尔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它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是对《江格尔》做初步评介和解释的阶段。尽管《江格尔》在我国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中产生和广泛流传，在国外出版了许多有关这部英雄史诗的著作，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学术界并不熟悉这些情况。50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版了《江格尔》的一些章节以后，才有一批人开始进行研究。色道尔吉、诺尔布、仁钦嘎瓦、额尔德尼等同志发表文章，对这部史诗进行了初步的评介和注释工作。其中色道尔吉做的工作较多，他不仅把《江格尔》的两部作品译成汉文，而且写了较全面的介绍。在60年代，我也曾写过文章，其他一些同志也进行了研究，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尚未与读者见面。“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江格尔》研究停顿了近十五年。当然，一些同志对这部史诗的兴趣并未减弱，他们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停止。
1978年至1982年上半年，《江格尔》研究进入恢复和初步发展阶段。“四人帮”横行之时，批判民间文学“歌颂了帝王将相”。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澄清事实，恢复和发展全国民间文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室的几位同志均发表了相关文章。1978年，贾芝同志在《文学评论》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了系统批判“四人帮”破坏民间文学事业的文章，我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评〈江格尔〉里的洪古尔形象》[46]一文。这是一篇在1963年完成草稿、1978年修改发表的论文。我通过从思想艺术上分析这部长篇史诗及其主要人物，说明了《江格尔》等民间文学作品不是封建阶级的反动文学，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民间英雄史诗的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运用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洪古尔是这部史诗主要人物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后来，色道尔吉[47]、纳·赛西雅拉图[48]、宝音和西格[49]等研究者分别发表了论文。色道尔吉在《略论江格尔》一文中，较深刻地分析了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基等主要人物，他认为史诗的中心人物是江格尔。纳·赛西雅拉图在论文《论〈江格尔〉的主题及艺术特点》中，谈了史诗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宝音和西格指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人西迁到阿尔泰地区后的14世纪左右。此外，巴达玛和贾木查的文章也较系统地介绍了这部史诗流传、演唱和搜集的情况。
从上述论文可以看到，尽管《江格尔》研究停顿了十五年，但这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与20世纪50～60年代已大不相同。第一，在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的大多是一二十年前开始研究工作的比较成熟的作者，他们的论文比较系统、深刻地介绍、分析作品，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第二，论文的涉及面较广，包括了作品的各个主要方面，诸如主题、人物、诗歌艺术、产生时代、地区以及流传和演唱情况。
1982年8月于乌鲁木齐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和1983年8月在西宁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推动和加快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使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乌鲁木齐会议共收到论文38篇，向西宁会议提交的有关《江格尔》的论文也有十多篇。除这两次的会议论文外，学者们后来还发表了几十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江格尔》研究队伍，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有学术论文、评介文章和调查报告，有的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有的谈论其社会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介绍国内外的流传、搜集、出版及研究状况，有的评价艺人和分析版本，有的则考据作品产生的时代和地区。在这一时期，对《江格尔》的研究角度也在扩大，除文学、语言学外，学者们又从美学、哲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角度发表了文章。例如，色道尔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50]一文，就进一步探讨了《江格尔》产生的时代和地区，以及社会内容、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值得提出的是，他断定《江格尔》产生在“阿尔泰地区的传统居民土尔扈特部人中间”，其时代是从氏族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巴雅尔的论文《〈江格尔〉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51]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作品，说明从思想性、艺术性和反映社会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可以把《江格尔》与《蒙古秘史》、《格斯尔》相提并论，它是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之一。这篇文章在分析史诗里的战争方面有独到之处。宝音和西格的《与分析〈江格尔〉的人物及主题思想有关的几个问题》[52]一文指出：《江格尔》从它以前有过的各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吸收了许多东西，不能以这些吸收部分代替主体部分；这部史诗的各部反映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内容中出现的人物性格不同；不能以某种体裁的产生代替这种体裁的具体作品的产生时代。
在这一时期，巴达玛、贾木查、宝音和西格和我在新疆进行了《江格尔》调查工作，在发掘该部史诗几十个独立的章节的同时，还发现了有关《江格尔》和江格尔奇的大量资料。巴图那生[53]和贾木查[54]的调查报告很有意义，在《江格尔》的产生和流传、演唱情况、古今演唱艺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消息和传说。他们的调查说明，在17世纪上半叶和鄂尔鲁克率土尔扈特部西迁以前，在新疆已经有人会演唱《江格尔》的数十部诗篇。我根据自己的调查材料，并利用巴图那生、贾木查、巴达玛、卡那拉等人的文章和报告，完成了《关于新疆的〈江格尔〉和江格尔奇》[55]一文，于1983年9月在西德首都波恩举行的国际蒙古史诗讨论会上宣读。我除了归纳各种资料、信息，系统地介绍《江格尔》在新疆的流传、演唱及其古今演唱艺人情况外，初步比较和分析了在我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上百种异文，通过实事说明了它们的同源异流关系和从我国新疆逐步流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和阿尔泰等地区的途径。此外，我曾发表过《〈江格尔〉研究概述》[56]《略论〈江格尔〉的主题和人物》[57]等论文。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从多角度进行研究的现象，作者的范围超出了文学研究领域。例如，格日勒图和乌冉从美学角度、贺希格陶克陶从宗教学角度、满都夫从哲学和美学角度、贺·宝音巴图从民俗学角度评价了《江格尔》。
总之，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在发掘大量前所未有的资料的基础上，研究队伍和文章的数量迅猛增加，论文的学术水平显著提高，研究范围和角度明显扩大，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的“江格尔学”开始进入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时期。但与上述一些国家相比较，我们的“江格尔学”比较落后。如比较研究、分析史诗的结构与母题、探讨艺人的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研究还未开展。但由于现在已有一定的基础，也有比较好的条件，我们将有可能更上一层楼，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以期早日进入世界“江格尔学”的先进行列之中。
上述国内外研究情况，足以说明英雄史诗《江格尔》引起了各国蒙古学家和史诗学家的注意和重视。虽然，各国江格尔学的研究队伍状况、发展水平和研究方法、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江格尔》展开了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这门学科基本上达到或接近于同类学科的发展程度。随着各国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的深入，在各有关国家，尤其是在我国——《江格尔》的故乡，新发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江格尔》的部分，这种新发现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有待于他们去解决。同样，对过去已经出版的《江格尔》部分，尽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但对另外一些重要方面，还未来得及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刻，与应达到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各国学者应当密切合作，共同提高国际江格尔学的学术水平，使它从各个方面赶上同类学科。我们相信，这一天为期不会太远了。
[1]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
[2] 仁钦道尔吉，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蒙古族史诗。
[3] 勒·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载《俄国民族学史、民间文艺学史与人类学史论文集》第九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此文有陈洪新翻译的汉文版。
[4] 格·米哈洛夫为《江格尔》作序，见《江格尔》（25章原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
[5] 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江格尔〉史诗研究现状》，载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素维茨出版社，1981。此文有何凯歌翻译的汉文版。
[6] 维·贝尔格曼：《卡尔梅克游牧记》，1804～1805，第1～4卷。
[7] 勒·布尔奇诺娃：《江格尔学在俄罗斯的起源》，载《俄国民族学史、民间文艺学史与人类学史论文集》第九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
[8] 《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81，第167页。
[9] 《民间文学》1963年第4期，第74页。
[10] 斯·科津：《江格尔传》，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
[11] 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彼得堡-莫斯科，1923。
[12] 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民间文学范例》，列宁格勒，1926。
[13] 此引文由刘魁立同志译。
[14] 斯·科津：《蒙古人民的史诗及其书面形式》，《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46年第3期。
[15] 斯·科津：《蒙古人民的史诗》，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16] 阿·科契克夫编《江格尔》（25章原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
[17] 《〈江格尔〉与突厥—蒙古人民的史诗创作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
[18] 科契克·图勒：《英雄史诗江格尔》，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4。
[19] 阿·科契克夫：《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埃利斯塔，1976。
[20] 《卡尔梅克文学史》第一卷，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81。
[21] 《苏维埃卡尔梅克报》1981年2月14日；《蒙古人民的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埃利斯塔，1981，第41～55页。
[22] 鄂·奥瓦洛夫：《〈江格尔〉史诗的残暴的哈尔·黑纳斯败北之部》，埃利斯塔：卡尔梅克图书出版社，1977。
[23] 《蒙古人民的叙事诗歌》，埃利斯塔，1982。
[24] 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江格尔〉史诗研究现状》，载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素维茨出版社，1981。
[25] 乌·扎嘎德苏伦：《史诗江格尔》，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68。
[26] 乌·扎嘎德苏伦：《名扬四海的洪古尔》，载《民间文学研究》第十一卷，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78。
[27] 见《蒙古人民的叙事诗歌》，埃利斯塔，1982；又见《蒙古民间英雄史诗》，乌兰巴托：国家出版社，1982。
[28] 巴·素德那木：《蒙古文学史略》，我国有汉文译本。
[29] 《江格尔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
[30] 策·达木丁苏伦编注《蒙古文学范例一百篇》，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31] 见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43卷，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素维茨出版社。
[32] 宾·仁亲：《我们人民的史诗》，载《论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66。
[33] 《蒙古文学概况》第二卷，乌兰巴托：科学院出版社，1977。
[34] 仁钦道尔吉：《关于蒙古史诗的类型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35] 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江格尔〉史诗研究现状》，载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72卷，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素维茨出版社，1981。
[36] 阿拉什·保尔曼什诺夫：《鄂利扬·奥夫拉的演唱艺术》，载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73卷，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素维茨出版社，1982。
[37] 哈里·哈林编、格·拉姆斯特德记录《北蒙古民间文学》第1卷，赫尔辛基，1973。
[38] 《第一次国际蒙古学家大会》第3册。
[39] 见《东方论丛》第24卷第2分册，匈牙利科学院，1971。
[40] 边垣编《洪古尔》，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作家出版社，1958。
[41] 《江格尔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
[42] 巴达玛、宝音和西格搜集整理《江格尔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43] 宝音和西格、巴达玛搜集整理《江格尔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44] 《江格尔资料》（第3～5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45] 宝音和西格：《国内〈江格尔〉研究概况》，《内蒙古日报》（蒙古文版）1984年8月20日。
[46] 《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47] 《内蒙古日报》1979年12月12日。
[48] 《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蒙古文版）1980年第4期。
[49]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81年第3期。
[50] 《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4期。
[5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江格尔》学术讨论会论文。
[52]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82年第4期。
[53] 加·巴图那生、王清：《〈江格尔传〉在和布克赛尔流传情况调查》，《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
[54] 特·贾木查：《试论〈江格尔传〉产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55] 见瓦·海希西主编《亚细亚研究》第91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古文版）1984年第2期。
[56] 《蒙古语言文学》1984年第2期。
[57] 《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