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谢甫琴科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和翻译，已各有代表作传世。研究方面有北京大学杨周翰教授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1964年开始使用），戈宝权是参编者之一，撰写东欧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一些篇章。书中首次设立经戈宝权审订的谢甫琴科专节。这一节的价值在于内容全面精到，全书在论述将近三千年的欧洲文学史中，谢甫琴科占了一个荣耀的席位。该书作为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半个世纪来持续不断、年复一年地使用，让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了解谢甫琴科作为乌克兰民族文学第一位杰出代表和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了解他的文学贡献和历史地位。谢甫琴科的名声，如果说在乌克兰人民中是家喻户晓，那么在中国高校大学生中就是耳熟能详了。
在翻译方面，戈宝权所译《谢甫琴科诗集》（1983年初版，1990年增订版）畅销不衰。戈宝权是一位大学问家，他惜时如金，不藉口舌以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戈宝权从《科布查歌手》二百五十多首中精选出一百五十多首谢甫琴科的代表作进行了传神的翻译，践行了“信、达、雅”的准则，他的翻译是半个世纪来翻译乌克兰文学的结晶。戈宝权毕生发表的论述谢甫琴科的文章和翻译谢甫琴科的作品，都各在十种（篇）以上。本来他从俄文本翻译的谢甫琴科的作品译本已经为他增添光彩；但他却不甘心，也不放心。随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开始学习乌克兰文，最后的这本《谢甫琴科诗集》（1990）就是直接译自乌克兰文的，质量达到上乘，出神入化的效果令人惊叹。人们惊奇地发现，戈宝权不但是俄文、英文、日文和世界语的翻译家，更是乌克兰文的翻译家。目前，这本诗集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的直接从乌克兰文原作翻译的谢甫琴科作品。
戈宝权在1988年撰写的《我和谢甫琴科的关系以及我怎样翻译〈科布查歌手〉》一文就是戈先生与乌克兰文化“神交”的最好注脚。这篇文章的标题一看就令人惊讶！两位文化巨人，一东一西，相隔千万里，也不是同时代人，能有什么交往呢？细读文章之后才知道，这两人确系知交，并且是“神交”。戈先生说，他坐在长江边上的南京半山园小楼里，面对着桌上的谢甫琴科小塑像，在做着谢甫琴科诗翻译时，感觉自己仿佛走在基辅的大街上，听着第聂伯河的涛声，他已进入诗人的心灵，渗入其作品的精髓。这样的文章人们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被其中所洋溢的东西文化的“通感”所感染。在中国现代的学者中，除了郭沫若、钱钟书和陈寅恪，恐怕只有戈宝权先生能有胆量、有资格写出如此标题的文章。
此外，戈宝权还是“乌克兰文学在中国”总体情况的首位介绍者。他在对象国乌克兰《环球》杂志1987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全面系统叙述了众多乌克兰名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流传研究。不但有古典作家谢甫琴科(Т.Шевченко)、弗兰科(Иван Франко)、米尔内(П.Мирный)、乌克兰因卡(Л.Украинко)、柯丘宾斯基(Пихаил Коцюбинский)，而且有当代作家冈察尔(Олег Гончар)、狄青纳(Павло Тычина)、科涅楚科(Алекс Корнейчук)、斯杰里马赫(Максим Стельмах)等，以及鲁迅的知交乌克兰出身的盲诗人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шенко，1899—1952）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