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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甫琴科（1814—1861）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奴家庭，前二十四年过的是农奴的生活。后有人为其赎身，送入美术学院学习。才得以显示作诗和绘画的才能。但因作品触及政府，又参加秘密政治团体而获罪，遭到流放十年。此后余下的十三年“自由”身也常受沙皇宪警的监视。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以及爱国爱乡的精神，却让创作闪现出永久的光辉。大量的抒情诗，长诗《海达马克》、《高加索》均传之不朽。尤其诗集《科布查歌手》使他获得乌克兰人民诗人的称号。他被尊称为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并赢得国际声誉，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

在乌克兰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上，谢甫琴科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要么是传入的主要内容，要么反过来以他的名义促进了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中乌文字之交已有百年的历史。早在1912年，作家周作人就率先把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成中文。此后，许多翻译家、评论家和高校教师开始从事乌克兰文化在华传播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论贡献，那首先当推学贯中西的一位大学者戈宝权和一所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

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就是我们尊敬的戈宝权先生（1913—2000）。戈宝权几十年来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涉及俄苏、东欧、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位诗人和作家，特别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尤显出其高深的造诣。他从1949年任我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的那时候起，就多次访问过乌克兰。回国后，他又不断著文做双向交流：一方面向对方介绍中国，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乌克兰，涉及国情、民情、历史和文化等领域，在译介以谢甫琴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文学方面贡献尤其突出。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戈宝权著译丰硕，他对谢甫琴科诗歌的翻译在其近七百万字的多卷本译著文集中占有两卷。他成了中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为此，乌克兰作家协会于1988年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

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就是北京大学。多年来，北京大学坚持不懈、长期传播，是乌克兰文化在我国长久传播的一个基地。概括起来，有多种方式：

持久不断地聘请乌克兰以谢甫琴科命名的基辅大学的教师，半个世纪来先后共有四位老师在北大任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先师曹靖华教授担任首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期间，先后聘请的两位苏联专家尼娜·鲍罗金娜和弗拉基米尔·卡普斯金，他们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时均兼任系主任顾问。系政、教学、科研、培养人才都尊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甚至照搬基辅大学的经验和教材。卡普斯金教的第一届文学研究生班，他们学成后分赴全国各高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俄苏文学教学骨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继续聘来乌克兰教师两人，先后为瓦莲金娜·李亚申科和加琳娜·贝科娃。她们都是基辅大学的骨干教师，在十年期间，她们兢兢业业，教授俄语和乌克兰语，为我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北京大学与基辅大学校际交流的高峰是2009年在北大举行的“谢甫琴科诞辰196周年纪念大会”。

苏联专家讲授的文学史教材为建设北大的俄苏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卡普斯金教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材，还是曹靖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都为北大成为俄苏文学教育中心发挥了关键作用。

教研人员的交流加深了感情、巩固了友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派往乌克兰的教师十余人次。1991年后，北京大学赴乌克兰参加基辅大学历届乌克兰学国际会议，向学术界介绍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除北大之外，我国还有十多所学校从事乌克兰文化的教育工作，成绩卓著且有特色的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这些传统上开设乌克兰文化教育的学校之外，最近几年，又有大连外国语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开设乌克兰文化的相关课程，此举当然壮大了我国培养乌克兰文化人才的队伍。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北京大学是时间最长、持续最久的第一个乌克兰文化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