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接受父母教育，体谅尊重父母，理解父母，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尊敬父母，符合此条件的初中学生，就可以参加评选学校的‘孝顺儿女’。”这是成都猛追湾中学为了规范学生言行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该学校的邓副校长详细介绍了评选的方式：“我们每学期评选一次，先由学生家长向班主任申报。符合‘选孝’标准的学生，由班主任具体掌握，在全校范围内只评选5名。”他进一步阐述说：“孝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如果孩子不孝顺父母，这与我们的教育宗旨相违背，在学生中开展‘选孝’是可行的。”

一些学生，则对这道突然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非常反感。一名学生说：“学校开出的‘选孝’标准有偏差，完全是将父母大人的意志放在首位，学生、孩子只有被动接受的份。难道家长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有缺陷甚至错误时，做孩子的就不能提出修正意见，而只有低头‘虚心接受’？”

读到这则报道，我顿时感到专制时代的幽灵再次在教育界沉渣泛起。

我所理解的作为现代道德组成部分的“孝”，是一种经过现代文化洗礼的“孝”，它应当与“慈”相对应。作为子女，孝顺和尊重父母师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是整个人类都应遵循的生活原则；同时，作为父母师长，也应当把孩子看做有完整的人格尊严的“人”，给予孩子相应的慈爱和尊重。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在我看来，在中国漫长的以专制主义为主导的历史之中，最缺乏的不是“孝”而是“慈”。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孝”片面的、无条件的宣扬，导致以“孝”的名义扼杀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从鲁迅深恶痛绝的《二十四孝图》到巴金笔下阴森恐怖的“家”，体现出的都是“孝”的负面意义。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学者施存统首先提出“非孝”的观念。这一观念像惊雷一样鸣响在一代青年的心头。对于“五四”那代启蒙主义者来说，“非孝”乃是“救救孩子”的前提。

“孝”如果推展到极端，其结果必然会对孩子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伤害。《二十四孝图》中的画面，并不仅仅是遥远的传说。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孩童时代就曾经亲自尝试过这种伤害。那时，为了医治母亲的病，少年蔡元培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后来，蔡元培在自传中写道：“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弥留之际，我三弟元坚，又割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也许正是因为这段惨痛的经历，蔡元培才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教育，让中国的新一代青年都成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完整的人格的人。

当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今天，我们的成人世界依然没有解决该怎样做父亲、母亲和老师的问题。究竟有几个大人扪心自问过：自己是否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我们自己都算不上是合格的父母和老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通过“孝子”的评选来“规范”孩子的行为呢？

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美国。仅仅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七岁的女儿就对孝、爱、法这样的一些基本观念有了崭新的体验。有一次，女儿打坏了一个碟子，父亲一时生气，抡起手掌来想给女儿一耳光。没有想到，女儿立刻跑到电话旁边。父亲觉得很奇怪，问女儿说：“你想做什么？”女儿说：“如果你打我，我要打电话报警。”这位父亲是一位人文学者，对此他感触颇深：自己虽读书破万卷，但在尊重人这个问题上，却还比不上小小的女儿。于是，他立刻向女儿道歉，感谢女儿给自己上了一课。按照成都猛追湾中学某些老师的观点来衡量，这个女儿不仅算不上“孝子”，而且简直就是“逆子”。然而，我却愿意真心实意地向这位小女孩儿致敬，因为她是一个大写的人！

巴金早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那代人的面前：究竟是做觉新，还是做觉慧？这个问题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答案应该简单明了。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显然不是在长辈面前唯唯诺诺的、绝对服从的“孝”，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健康明朗的心理素质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孝子”教育可休矣，因为孩子们都不愿被这一纸扎的牌坊压弯腰、压驼背，孩子们有权利昂首挺胸地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

此文与附文皆发表于《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