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骈文刍议
赵伯陶
摘要：清初的蒲松龄以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千古不朽，并不以骈文写作名世，当下研究清代骈文史的著作也很少提及蒲松龄的相关骈文作品。但在蒲松龄传世文集中，骈文所占比重却不低，举凡碑记、序跋、题词、代拟公文、书启、婚书、杂文乃至拟表、拟判等文类中，皆可以寻觅到骈文的踪影，有一些得意之作，还被收录于《聊斋志异》的篇章中。拟表、拟判等姑且不论，包括代人之作在内，蒲松龄骈文中的应酬文章居大多数。如何看待其骈文写作，因涉及《聊斋志异》的创作以及清代骈文的兴盛诸多问题，并非无关紧要。
关键词：蒲松龄 骈文 散文 《聊斋志异》
骈文，又称骈俪文，若不讨论其与先秦两汉骚赋的渊源问题，汉魏以后的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的兴盛期。骈文以偶句为主，唯骈俪是求，以藻绘相饰，讲究对仗和声律，音调铿锵，因而易于讽诵。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有云：“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1]在20世纪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骈文的声誉与地位远没有实用性较强的古代散文高，这一方面缘于其形式大于内容的华丽修饰，另一方面则是与读者的心理沟通容易产生隔膜，若无一番细致耐心的查考功夫，实难体会作者煞费苦心的修辞之妙。骈文讲究使事用典、无独有偶的意象纷呈，如同天花乱坠，却又迂回宛转、含蓄模糊，一望之下，难明所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文学表达，令作者高自位置的虚荣心可以淋漓尽致地得到满足，至于其功效究竟如何，则非作者虑所能周了。
一
清代一般被视为骈文的兴盛期，有远承唐宋、超迈元明的气局。有论者将清代骈文的兴盛与八股制艺取士相联系，实则两者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蘧
夫求贤问业，马纯上仗义疏财》中专事选评八股文的马二先生曾说：“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马二先生针对八股文的批评又说：“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2]尽管八股文风在明清历朝皆有所变化，或尚简明，或尚繁缛，并非整齐划一，但马二先生的一番话基本与诸多考官对八股试卷的评判标准相一致，则可以肯定。类似的体认在《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中也有明确的表达。升任广东学道的周进与参加院试的童生魏好古的一番对话就颇耐人寻味：
那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傍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3]
小说中所谓的“杂览”，也就是童生魏好古所说的“诗词歌赋”，骈文等文体自在其内，其写作与八股制艺的冲突不言而喻。骈文的写作通常以四六句为主，形同对联，又讲求粘对，追求声律的和谐。至于用典使事，事典与语典不必像八股文须“代圣贤立言”，仅局限于战国以前的时代。八股制艺中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之后，须有“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大的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成八股，故称八股文。以段落为基础两相对偶，显然与类似于对联写法的骈文不同，同时钻研两者，不但难以相辅相成，而且还可能有所妨害。小说中周学道目“诗词歌赋”为“杂览”一类，就说明了骈文与八股这两种文体的本质有所不同。
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探讨了律赋与八股文的关系：“我们还不能说律赋是八股文的直接来源，但八股文确是从律赋吸取了很多重要的工艺。而律赋是骈文，是骈文的律化，那么，也可以说八股文是从骈文辗转演化出来得一个怪胎。我称之为‘骈余’，毋宁还是给予它一个美名吧？”[4]这一说法现在看来似较牵强。启功先生《说八股》有云：“其实八股文对偶的一比一比中，散语较多，有也较随便，写完了一股，还须比照前股的尺寸，给它去配出下一股，岂不是自找麻烦。有时两边凑和长短，真要费许多力气。当然也有一些一股中的骈句，和下股的骈句字数不太相同的。”[5]这一论述简明扼要，令读者对于对偶修辞在骈文与八股文中所呈现的不同样貌一目了然。
有论者在讨论清代骈文的“复兴”态势时，往往与清代严苛的文字狱相联系，仿佛骈文在清代的兴盛与当时考据学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因子。如莫道才先生认为：“而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统治者，清王朝采取了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动辄革职，甚或弃市，株连九族，这使得文人在写作时噤若寒蝉，谨慎异常，恰如龚自珍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这样，骈文这一重辞采、典故的文体成为了文人逃避社会现实的工具。”[6]杨旭辉先生《清代骈文史》则用形象的语言审视骈文兴盛与清代文字狱的关系问题：
文化检察官，或是阴暗角落里的小人，一手操握满纸典故、晦涩难读而不知所云的诗文集，特别是其中有不少骈文，一手直指被枷带锁者，厉声呵斥：“呔！从实招来！问汝辞赋何所携？！”而骈文作者的回应之词却异乎镇定：“却道从前尽陈迹！不过是一些陈谷子烂芝麻之类的断烂朝报而已，别无他意，请大人明察定夺！”[7]
以上所引观点，笔者认为有低估文字狱制造者的智商以及皇权专制政体的极端残酷性之嫌。骈文文体的典故串联运用，适以造成文章意象的模糊性，极有可能倒执干戈，授人以柄。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查嗣庭科场试题案、乾隆时期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无一不书写着封建专制皇权的荒谬绝伦。就此而论，清代骈文的兴盛可谓与文字狱毫无关联性，这与在文字狱阴影下清代众多文人士大夫每喜逃避于考据学中的现象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蒲松龄生于明末，主要活动则在清康熙时代，其骈文写作当具有历史传承性的重要因素，而非八股文研习的需求，更非文字狱阴影下的产物。
二
康熙九年（1670），三十一岁的蒲松龄曾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邀，出走江淮为幕不到一年，历练人生之余，也大长了见识。宝应县在清代属于“冲、繁”之区，县衙事务杂乱，官场应酬文字与公文往来大多须为人做幕者经手处理，这一类为人作嫁的文字有时需要写得冠冕堂皇，又要尽量避免陈词滥调，不落旧套窠臼，骈文写作就成为县衙幕僚或称师爷的必备本领。这一类文字在《聊斋文集》中不乏其例，如蒲松龄代孙蕙所拟《十一月二十三日贺济南太守》一文就属于标准的官场应酬文字。[8]这篇骈文开头即云：“伏以北阙捧双龙，日下焕红轮之晓；东州嘶五马，雨来随朱毂之春。”结尾：“微忱恪具，短楮遥飞。敢祈台鉴之渊涵，何任下情之荣藉。临启不禁鹄恭雀跃之至！”这无疑类似于一般套话，置于新官上任的贺启中皆可适用，不必另起炉灶。骈文中另有云：“济水冰寒，已有阳和之早到；淮流月映，预知光采之无私。”切合太守上任时的节候与地域，连带点出孙蕙在淮河一带的宝应县为邑令的地位，当是蒲松龄行文构思中的巧妙处，属于创造性思维。又如《正月二十六日迎淮扬道张》一文[9]，也是蒲松龄为孙蕙代拟的迎候上司的骈体呈文，其中有“伏愿电霜交映，清万里之芳尘；棨戟遥临，散两城之化雨”一类的应酬话语，也有切合本地风光的颂扬之偶句：“太微二十五星，映二十四桥之明月；长淮千百余里，流千百万世之歌思。”虽对句重复“千”字，对仗不甚工稳，但属于蒲松龄戛戛独造之语而非挦扯前人成句则可以肯定。
贺启一类无关具体事务的文字可用骈文写作，装饰门面而外，还可以令原本空洞无物的内容熠熠闪光，完全倚赖华丽的形式得以传扬四方。这可能是骈文这一文体突破时代鼎革因素，得以绵绵不断流行于官场文牍的优势所在。然而在一些需要具体请示或指示的官场文件中，骈文就不切于用了。在上述《贺济南太守》贺启的前两日，蒲松龄有为孙蕙代拟《上管粮厅》一文，就不用骈体而用散文了。如其中有云：“总之，所估板工，卑职日夜督催，可以无劳清虑；惟石工三段，共需石一万七千余丈，途远石少，采运维艰。前已将个中情状并占山便宜，两具详情，万恳钧力详转，俾得石有定局，则诸料悉易事耳。”[10]有关河工繁杂事宜，若用骈文书写，显然不能敷用，也难以表达清楚；只有运用散体，方能一五一十且丁是丁、卯是卯地娓娓道来，具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有学者曾经用一巧妙的比喻形容骈文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区别：骈体如同一只装饰华美的硬壳箱子，即使其中空洞无物，至少可以保持具有体面的外表；散体则如一只绣花软口袋，倘若其中无有货真价实的物品，就会塌瘪叠折不成模样。这一比喻生动传神，将骈、散两种文体的特征和盘托出，穷形尽相。蒲松龄在一些世俗应酬文中，也喜以骈体为文。如《募建西关桥序》《募葬郝飞侯序》《鸳鸯谷募修桥序》《贺周素心生子序》《题时明府余山旧意书屋》《〈我曰园倡和诗〉跋》《唐太史豹岩先生命作生志》等文章，就全用骈体行文，堪称心思费尽。蒲松龄《王如水〈问心集〉跋》一文，虽有散句，但大体以对偶为主，如：“恶之大者在淫，北雁晨钟，切宜猛省；善之尤者为孝，西风夜雨，更要深思。”[11]这种非散体文字的表达，颇类似于明中叶以来社会上流行的诸如明洪应明《菜根谭》、吴从先《小窗自纪》一类清言小品的句式，与传统骈文的文字有一定区别。蒲松龄另有一篇《王如水〈问心集〉序》，与上揭者堪称姊妹篇，虽也用偶句，但以散句为主。如云：“舌剑笔锋，逞文人之才技；迎风待月，夸名士之风流。习而安焉，率以为常者，不几辱朝廷而羞当世士耶？《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咿唔儿曹，盛触天怒，因假手于秦皇帝，举天下而坑之，遂使不道之名，归之一人，识者冤之矣！”[12]可见在骈文写作中，蒲松龄并非执一而求，而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常常以内容优先为写作准则。
半散半骈的写作，或曰骈文中不避散行文字，是蒲松龄重视文章实用性的体现。《王村募修地藏王殿序》属于募捐一类的文告[13]，以劝捐钱财修庙为目的，需要简明扼要说明事情原委，方有效用。此序先用骈句先声夺人：“盖以斋熏讽呗，是谓善根；建刹修桥，厥名福业。三生种福，沾逮儿孙；一佛升天，拔及父母。所谓无有际岸功德，具慧性者所不疑也。”此后又以若干骈句论述崇佛的必要性，接下即以散句切入主题：“王村大寺，其来已旧，宫殿巍峨，规模宏敞，相传古丛林也。历年既久，几莽为墟。”后虽经修缮，却因资金不足，导致“地藏一殿，未遑修葺”，于是“某上人志大难酬，壮行不惧，意将洪宣诸号，独抱旗铃，广募十方，不惜发体，愿固太奢，意亦良苦”。最后又以骈句收尾：“惟愿恒河八宝，并献鸡园；金像十围，再辉雁塔。由此馨流花界，解八难于慈云；梵落梅梁，脱十缠于甘露。则挑脚之成功，即为善之快事也。”如此行文，重修地藏殿的意义与劝募的效果并著，堪称皆大欢喜。
在蒲松龄的骈文写作中，并非全由独创，有一些属于因袭前人或将有关套语略加变化而成，这就需要平时注意积累，甚至自筹《兔园册》一类的笔记，以备撰写骈文一类文章的不时之需。值得瞩目的是，《聊斋文集》中有所谓“拟表”九十三篇、“拟判”六十六则，后者姑不论。“拟表”每篇皆不同于“拟判”之篇幅短小，而动辄五六百字的骈文写作，需要耗费作者的大量精力，绝非一蹴而就，轻易可以蒇事。况且从题目到内容，“拟表”全为朝廷大计，涉及面极广，比“四书文”一类的八股文章要难写得多，费时费力，并不适于应试诸生；退一万步说，即使考生能够在考试规定时间内完成那样词采华丽的骈文，评卷的考官一时也难以判断优劣，绝不如评判八股文那样有章可循。若考生“拟表”使事用典一旦出现“违碍”文字，考官又没有及时发现，则极易引来杀身之祸。今天的研究者绝不能低估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性。《蒲松龄全集·聊斋文集》卷十一中所收“拟表”如《拟上因亢旱恭祷南郊仍命大臣清理刑狱群臣谢表》《拟上以天下荡平赐群臣宴赏赉缎匹有差群臣谢表》《拟上命将御制“孔子赞词”并“四子赞词”著翰林院书写交国子监勒石摹拓颁发各省群臣谢表》等，诸如此类的朝廷重大题目，一位乡村塾师何所得而闻？退一步讲，即使有所耳闻，草拟如此政治性极强的骈体文字，意欲何为？蒲松龄乡试场屋屡败屡战，难以中式成为举人，则与考中进士且选入翰林院作词臣之距离还相当遥远，可以说希望完全渺茫。预先做翰林词臣的工作准备，非但是不急之务，且自旁观者的视角而论，岂不荒唐可笑？蒲松龄当不会如此不通世故，为此无益且有一定风险之举。笔者认为这些骈体文字当非蒲松龄所自拟，或者系抄录于他处，因其中载录有关典故或掌故众多，冠冕堂皇，可以备自家随时参阅揣摩，以备不时之需。蒲松龄常年坐馆毕际有家，毕家属于官宦之家，当有条件抄录到以上“谢表”一类的副本。蒲松龄另加抄录存底，无非是扩充自家眼界的好学之举，亦无可厚非。后人整理蒲松龄集，细大不捐，将“拟表”类的著作权完全划归蒲松龄，唯恐有所遗漏，也可以理解。然而若从文字风格论，这些所谓“拟表”与蒲松龄流传至今的骈文风格乃至文章气局迥然不同，非蒲氏之作当属事实。我们今天研究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写作，廓清其文集中所收“拟表”的著作权问题，虽仍有进一步详加考论的空间，但既然探讨蒲松龄的骈文写作，就不可不辨。
在《聊斋文集》中，有一篇涉及婚启的骈文，其题目即大有意味：“野人曹芳者，其侄女议婚于李氏，覆启已倩人写成矣，但其上只‘允亲’二字，意甚其无文，托余再写数行，以壮观瞻。余因就两字凑成数句，笑而付之。”[14]其文云：“贰好协鸠鸣，冰媒合而百年托爱；允臧叶凤卜，鸳牒下而千里成欢。庆洽宗祊，喜溢门阑。恭维台下：淄水高人，青莲旧裔。畎亩足乐，已闻歌者如金；弓冶相传，况复田中尽玉。弟材只堪食粟，宁举乌获之钧；兄子未谙作羹，敢作南容之配。乃弗嫌于葑菲，遂永结于丝萝。惟愿琴瑟鸣欢，兼祝熊罴吉兆。”这篇骈文文体的允婚文启虽不无套语陈词，但以“青莲旧裔”切合对方姓氏为“李”，又以“弓冶相传，况复田中尽玉”两句美化对方的普通农家身份，也确实动了脑筋，并非信手拈来的“文抄公”之作。《聊斋文集》在此骈文婚启之下，又有所谓《通启》一篇，则是一篇普适性强的婚启骈文，大约属于仓促中无暇细思的应急底稿一类文本，反映了清初农村这一类文字需求量的巨大。
明末战乱频仍，人口剧减，但社会中读书人的比例不断增加也是事实。顾炎武《生员论上》有云：“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15]以“十分之七”这一比例计算，则明末的进学诸生可能已达50万人之多。另据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七《生员额数》：“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员三万有奇。”[16]宣德七年为公元1432年，下距17世纪中的明末不过一百六七十年，其间诸生数量已经扩增至16倍之多，不能进学的童生数量当更数倍于生员，则明末的读书人已达数百万之众，这在全国人口已达2亿左右的17世纪初[17]，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骈文写作有一定的门槛，并非从事八股举业者全都擅长此道，但相互借鉴陈词滥调，敷衍成文并不困难。普通百姓为装潢门面，婚丧嫁娶皆需要用声调铿锵的骈文张皇其事，上揭蒲松龄为“野人曹芳”所撰婚启即可见一斑。清康熙以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骈文的需求量也将大增，加之有关类书的问世与刻书业的发展，在如此社会基础上，一些文人士大夫专意于骈文的创作并力图创新，就顺理成章了。
清初尤侗、吴绮、毛奇龄、陈维崧、吴兆骞等，乾嘉间胡天游、袁枚、邵齐焘、汪中、吴锡麒、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曾燠、阮元等，皆以骈文称家。博览群书，熟记故典，是这些骈文家的基本功。即以陈维崧为例，其词创作豪放，效法南宋辛弃疾，用典较密，这与其同时专意于骈文创作有一定关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擅长用典使事，这与他的骈文写作当亦有所关联。应酬之作而外，蒲松龄的《聊斋自志》《陈淑卿小像题辞》《张视旋〈悼亡草〉题词》《题时明府余山旧意书屋》《赌博辞》《为花神讨封姨檄》《〈妙音经〉续言》等皆可视为其精心之作，后三者且融入于其《聊斋志异》的小说创作中，可见作者对之爱不释手之情怀。
三
《陈淑卿小像题辞》是一篇情浓意切的骈文之作，几达八百字，融入了作者无限情怀，描写男欢女爱甚至稍嫌刻画：“引臂替枕，屈指黄檗之程；纵体入怀，腮断明珠之串。红豆之根不死，为郎宵奔；乌臼之鸟无情，催侬夜去。幸老采苹之能解意，感女昆仑之不惮烦。”[18]于是有论者认为这篇文章是蒲松龄为自家纪念刘氏以外的另一位在患难中结褵的夫人陈淑卿而作。[19]蒲松龄究竟有没有第二位夫人，曾一度引来学界的争论。马振方先生经过翔实的考证，认为这篇声情并茂的骈文系蒲松龄代友人王敏入而作[20]，终于结束了这场争论。蒲松龄对于男女情怀理解尤深，正如其《聊斋志异》中的相关刻画一样出神入化。《张视旋〈悼亡草〉题词》也是为友人一系列悼亡诗作所题写，如：“因出钟情之论，续为悼亡之诗。锦绣铺成，泪随声至；心肝呕出，文趁情生。燕燕飞来，昔年之华屋非故；真真唤去，重泉之粉黛如生。读其文如鹦鹉枝头，呜咽而询妃子；吟其词似杜鹃月下，悲鸣而怨王孙。”[21]书写恩爱夫妇阴阳两隔的怀念之情，哀怨万般，缠绵悱恻，堪称淋漓尽致，具有感人至深的魅力。
蒲松龄将这种驾驭骈偶文字的能力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也往往有惊人之笔，如官府断案的骈文判词就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也是蒲松龄小说积极修辞的有效手段之一。《聊斋志异》卷七《胭脂》篇后的判词，作者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为使典用事与小说人物名字浑然天成，“胭脂”与“鄂秋隼”的取名的确大有讲究，可见其精雕细琢的用心。如云：“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竟绕春婆之梦；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颜色，恐失‘胭脂’；惹鸷鸟之纷飞，并托‘秋隼’。莲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嵌红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厉阶；丧乔木于斧斤，可憎才真成祸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无瑕；缧绁苦争，喜锦衾之可覆。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22]连续用典，反复陈说，有意为儿女情长铺道开脱，以遮掩其背后凶杀案的残暴血腥，并凸显了断案者的怜才与仁慈之心，可谓一举数得。
卷四《马介甫》属于《聊斋志异》中有关悍妇、妒妇的题材，是文言小说中的名篇。“异史氏曰”后特意以平居所作骈文《〈妙音经〉续言》为殿，深化了小说讽世劝世的菩萨心肠。所谓“妙音经”，即谓佛经中《妙音菩萨品》。《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姚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译，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的经典，为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其中第二十四品为《妙音菩萨品》，讲佛告华德菩萨关于妙音菩萨过去供养云雷音王佛的因果和处处现身说此经典的本事。据《大日经疏》卷一载，妙吉祥菩萨又称妙德、妙音，以其大慈悲力之故，开演妙法音，令一切众生得闻。清何垠注云：“此借梵语为房帷之戏谑耳。”[23]所见中肯。《续言》中不乏隽语、冷语，作者幽默诙谐又以慈悲为怀，行文不拘一格，令读者解颐。如云：“秋砧之杵可掬，不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轻拭莲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将代孟母投梭；妇唱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又如：“买笑缠头，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难违；俯首帖耳，而受无妄之刑，李阳亦谓不可。酸风凛冽，吹残绮阁之春；醋海汪洋，淹断蓝桥之月。”[24]串联语典、事典，清新自然，一气呵成，流畅的骈偶表达中竟然涵盖有严肃的经典《尚书·商书·太甲中》叙事，自能令读者忍俊不禁。
卷二《黄九郎》是一篇反映封建社会男性同性恋现象的小说，作品描写何子萧对黄九郎情感之执着，反映了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部分现实，对于揭露当时社会风气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蒲松龄本人对于同性恋常常抱有一种调侃戏谑的超然态度，并且于篇末不惜费时费力运用骈文形式以炫才，所谓“笑判”也者，并非是一种决绝的表示，而是具有一定的宽容度，这从卷二《侠女》一篇“异史氏曰”中的三言两语亦可得到证明：“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畜娈童也。不然，尔爱其艾豭，则彼爱尔娄猪矣。”[25]“笑判”篇幅不长，却也是蒲松龄搜索枯肠之作，其中典故除取材于《尚书》《孟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三国志》《北齐书》《五代史》等典籍外，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唐李白《蜀道难》，甚至唐元稹《莺莺传》，也皆在提取事典的范围，可见其用心之细。对于此类近乎游戏的文字，蒲松龄不无悚惕之情。卷八《周生》写周生用骈文代替时县令的夫人参礼碧霞元君，曾以狎谑之词嘲讽时县令的同性恋性取向，篇末“异史氏曰”有云：“恣情纵笔，辄洒洒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婬嫚之词，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无知，冥谴其所应尔。”[26]以自己文章的穷形尽相而快意无限，却又畏惧神明的惩罚，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作者自家的心态。
卷三《赌符》篇末“异史氏曰”，即其所作骈文《赌博辞》的照录，对于当时农村弥漫的赌博之风深恶痛绝，而悲天悯人的劝善之心也灼然可见。如云：“既而鬻子质田，冀珠还于合浦；不意火灼毛尽，终捞月于沧江。及遭败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试问赌中谁最善，群指无裤之公。”[27]调侃赌徒之衰相，暴露其狂赌入迷之心态，可谓颊上三毫，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借骈文写作劝善戒赌，凸显了这一文体实用性的一面；作者通过骈文写作借题发挥，彰显自家才学，则反映了这一文体文学表现力极强的一面。
卷三《谕鬼》一篇中尚为诸生的“石尚书”之“谕鬼文”，就有作者自炫其才的目的。通过妙手著文章，宣谕于恶兽或厉鬼，令其遵命远遁或就此销声匿迹，唐代韩愈早开先河。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官居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被“夕贬潮阳路八千”，远徙至岭南做潮州刺史。《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有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这就是其《鳄鱼文》名篇的由来。据《韩愈传》记述，“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28]正史即如是说，令人有真假莫辨的疑惑，但以文章驱物，如送穷神一类的佳作却不绝于史，可见这一做法在古代文人思维中的根深蒂固。《谕鬼》所录之“谕鬼文”文字无多，谨录于下，以见其全豹：
石某为禁约事：照得厥念无良，致婴雷霆之怒；所谋不轨，遂遭
钺之诛。只宜返罔两之心，争相忏悔；庶几洗髑髅之血，脱此沉沦。尔乃生已极刑，死犹聚恶。跳踉而至，披发成群；踯躅以前，搏膺作厉。黄泥塞耳，辄逞鬼子之凶；白昼为妖，几断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辖由人；岂乾坤两大中，凶顽任尔？谕后各宜潜踪，勿犹怙恶。无定河边之骨，静待轮回；金闺梦里之魂，还践乡土。如蹈前愆，必贻后悔。[29]
作者用四六骈文精心结撰，对仗工稳，文采焕然，用典工巧，虽篇幅无多，却声色俱厉，读来的确非同凡响！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炫才意识最为浓厚者还要数卷四《绛妃》一篇。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托以梦中与花神相会并为之写作讨伐风神的檄文，其实就是为其《为花神讨封姨檄》一文特意设置的小说情境。《聊斋志异》的最早刻本为青柯亭本，刊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距离蒲松龄去世已经五十余年。青柯亭本将《绛妃》改名《花神》，作为全书之殿，排于第十六卷之末，而清人评注《聊斋》者悉据青本，故但明伦有评云：“一部大文将毕矣。先生训世之心，摅怀之笔，嬉笑怒骂，彰瘅激扬。”冯镇峦有评云：“殿以此篇，抬文人之身份，成得意之文章。”何守奇有评云：“此书之旨，在于赏善罚淫；而托之空言，无亦惟是幻里花神，空中风檄耳。‘约尽百余级，始至颠头’全书归宿，如是如是。”[30]其实，《绛妃》在手稿本中在第三卷，绝非作者杀青之作。然而但、冯、何三氏之评虽皆属于郢书燕说，现在看来，仍有一定认识价值。康熙二十二年（1683），蒲松龄四十四岁，补廪膳生，长孙立德出生。这一年他在毕际有家设馆已经四年，《聊斋志异》的框架也在此前四年大体告成，有其《聊斋自志》以及高珩所作序可证。因当时作者生活尚较顺心，心境较为平和，故能从容不迫地徜徉于前人类书与有关诗文之中，寻章摘句，连缀成篇。讽世之心，容或有之，但炫才之意，当为主因。古人骈文之作，就是以诸多历史或文学典故为资粮，巧办佳肴，串联古人的有关情事传达出自己内心中之所想。作者融通古今、借鉴化用的巧思固不可或缺，如何纵横捭阖、花样翻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作为一篇骈文力作，蒲松龄苦心孤诣、精心结撰，的确非率尔操觚者比。
这篇讨伐“封姨”的檄文佳句纷呈，如：“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忧，反借渠以解愠；楚王蒙其蛊惑，贤才未能称意，惟得彼以称雄。沛上英雄，云飞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31]运用虞舜、楚襄王、汉高祖、汉武帝的相关故事，巧喻风威，思绪曼妙。其中“楚王”三句，意谓楚襄王受到风的蛊惑，对于楚贤者的一次召问未得要领，于是仅满足于对“大王雄风”的自我陶醉。楚王，即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年在位），楚怀王子，名横，曾与秦和亲，后又欲与齐、韩联合伐秦，终为秦所败，质太子于秦，在位三十六年卒。贤才，当谓楚国的一位猎者。据《史记》卷四〇《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此人巧妙设喻，劝谏顷襄王果断确定外交策略，但此人最终未获重用，仅“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32]，终于导致失败。所谓“贤才未能称意”即指楚顷襄王虽有贤者在旁却仍于外交与军事上遭受挫辱。所谓“称雄”，这里谓以“雄风”（强劲的风）之说自我陶醉，相对于当时楚国困顿的处境仅仅聊以自慰而已。所谓“雄风”，语本战国楚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于是宋玉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不同为答，并形容雄风：“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33]蒲松龄所谓“贤才”何指？只有查考《史记》等相关文献方能找到正确诠释的路径。目下《聊斋志异》诸多注本皆谓“贤才”就是指《风赋》的作者宋玉，未能找出《史记》有关猎者的书写内容，就可能错会了蒲松龄这三句话的原意。
《聊斋》个别篇章与作者骈文创作有水乳交融的联系，不能忽视；小说文字的用典修辞技巧，也有借鉴骈文写作方式的地方，由此更可见探讨蒲松龄骈文写作对于《聊斋志异》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赵伯陶，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编审，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研究，近年出版专著《〈聊斋志异〉新证》等。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65页。
[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第166～167页。
[3]（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第36～37页。
[4]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534页。
[5]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第27页。
[6]莫道才：《论清代骈文研究的几个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7]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第183页。
[8]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71页。
[9]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81页。
[10]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69页。
[11]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15页。
[12]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045页。
[13]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056～1057页。
[14]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285页。
[15]（清）顾炎武：《顾炎武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21页。
[16]（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一七，岳麓书社，1994，第600页。
[17]《中国历代人口统计一览表》，http：//3y.uu456.com/bp-2d5efd0825c52cc58bd6be80-1.html。据《明熹宗实录》卷四统计，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全国有户983.5426万，总人口5165.5万。这与2亿左右的估计相差过多，这里不作辨析。
[18]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10页。
[19]田泽长：《蒲松龄与陈淑卿》，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
[20]马振方：《〈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
[21]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第1111页。
[22]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1994页。
[23]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1093页。
[24]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1090～1091页。
[25]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313页。
[26]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2371页。
[27]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622页。
[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75，第5262～5263页。
[29]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594页。
[30]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1113～1114页。
[31]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第1111页。
[32]（汉）司马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730～1731页。
[33]（南朝梁）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