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篇一
读《白氏文集》札记
笔者二十年来研究柳宗元、韩愈、白居易等的诗文创作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其中关于柳宗元、韩愈的诗文创作，发表过《柳宗元柳州诗——兼论激烈矛盾的镇静与其原因》(《日本中国学会报》33，1981)、《柳宗元诗的诗体问题——兼论以元和十年为境界的从古体到近体的变化》(《日本中国学会报》36，1984)、《试论柳文文体变化》(《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93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韩愈的诗作——兼论从古体的优势到近体的优势的变化》(《日本中国学会报》40，1988)、《韩愈的文章——兼论其骈散的变化与官僚意识的关系》(帝冢山学院大学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集《世界与日本》，1992)等文章。
与韩柳的研究平行，此十年来，笔者研究重点在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其间参与编著了《白居易研究讲座》(全七册，太田次男主编。东京，勉诚社。1993～1996)，另完成了拙著《读白氏文集札记》。
《读白氏文集札记》的大部分系根据读《白氏文集》的过程中发表过的《白居易的闲适诗——兼论其观念成分的变化》(《鹿儿岛大学人文学科论集》21，1987)、《白居易的律诗》(《白居易研究讲座》二，1993)等十几篇拙文改写，另一部分是新近完成的：《新乐府——兼论其成立时期》、《试论翰林制诏的拟制》、《白居易的“独善”》上下。
日本战后研究白居易的专著不少。比如，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朋友书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白乐天》(清水书院，1990)，堤留吉《白乐天研究》(春秋社，1969)，平冈武夫《白居易》(筑摩书房，1977)，太田次男《讽谕诗人白乐天》(集英社，1983)，西村富美子《白乐天》(角川书店，1988)，近藤春雄《白乐天与其诗》(武藏野书院，1994)等等(关于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的概观，请参看拙文《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观》正续(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5期)。
中国的硕学岑仲勉、陈寅恪、褚斌杰、陈友琴、顾学颉、王拾遗、罗联添、朱金城、谢思炜等先生都有研究白居易的大作。
拙著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主张，或提出新问题，或对老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各位专家看来一定很浅陋，可是敝帚自珍，而且总希望得到高明指教，故不揣谫陋，集结成书。但是，小书以日文写成，在日本出版，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不太方便，故特撰写中文提要。笔者希望即使不读原文也能大体了解基本观点，所以不是标准提要的写法，比一般提要详细些。
将提要贡献于诸位之际，笔者的心情亦喜亦忧，为自己的看法将为博雅各位了解而喜，亦为自己看法的不成熟而忧，只能诚请枉顾拙著的博雅各位多多指正。
笔者研究白居易的处世与其创作的过程中，一直承蒙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与西北师范大学蹇长春教授的指导和鼓励，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基本主张
白居易一生的思想与创作，如何评价？一般以“兼济”与“独善”此两语为基准理解他的生平思想与创作。“白居易的世界观，看来似乎有些纷纭复杂，实际上是比较单纯的，他的思想核心，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已’两句话而已”(王拾遗《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国(大陆)学界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标志，将其生平思想与创作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在前期，白居易是“志在兼济”的伟大现实主义的人民诗人，特别给予其讽谕诗和《与元九书》中的“诗道”理论非常高的评价。但在后期，“独善其身”的消极、退婴思想占了上风，诗作多是写身边生活琐事，失去了前期诗作的那种战斗性和现实性。这就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一贯看法。近年有所改变，比如王运熙《白居易诗论的全面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48，1992)说：“要全面了解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除讽谕诗外，还应当注意闲适、感伤、杂律等诗。同样，要全面了解白居易诗论，除有关讽谕诗的言论外，还应当注意其他方面的言论。”这个意见很宝贵，但王先生论述的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讽谕诗，涉及闲适诗与其他的尚不多。
在日本，学者的看法大都与中国差不多。认为白氏前期奉身“兼济”，后期不管政事，爱好诗歌，信仰佛教，“独善其身”。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堤留吉基本都持此看法。一九八三年，太田次男在《讽谕诗人白乐天》中就白居易的佛教信仰提出意见说：“白居易他一生以官僚处世，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追求了佛教的帮助。因此其人格与思想始终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虽然后期佛教的信仰益发深重，但他一直到最后晚年仍然保持儒家的处世思想。”此看法很重要。他正在进行对后期白居易的全面研究，我们企盼尽早拜读其有关此问题的全面论述。
总之，在中国、在日本，将白居易的生平分为从“兼济”到“独善”两个阶段的看法基本上一样。唯有一点不同：日本学者对其后期的评价不像中国那样低，相对而言，更关心、爱好其后期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我认为白居易各时期诗文的实际内容并不那么单纯。年青时作的讽谕诗中可以看出爱好“独善”的表现，后期咏出“独善”精神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仍不失“兼济之志”以及对长安的眷恋。从总的处世倾向看，白居易的前后期确实有重要的转变，但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必须看到，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白居易心中始终怀着往两个方向走的矛盾志向。如果我们注意此矛盾的思想感情，读《白氏文集》，可以避免将这位立体的活生生的大诗人简单化，并由此把握、理解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得到更深的艺术感动。这就是拙著的立场。
关于白居易的形象。在中国，白居易的主要形象就是奉身“兼济”的讽谕诗人、现实主义的人民诗人。这一形象非常突出。然而白居易也就是《长恨歌》的作者。据笔者的了解，为了统一这两个侧面，在中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中围绕《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一直不断：《长恨歌》的内容核心应在讽谕与《长恨歌》是爱情悲剧之间的论争。
日本学者，比如平冈武夫写出的白居易是体现“天下的世界观(简单地说是《尚书》的世界观)”的极端正的官僚，花房英树写成的白居易是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两位提出的白居易人物形象都太典雅、太纯粹。
我提出的白居易不像这些形象。我认为他什么时候都很忠实于自己的欲念，很重视自己的要求。投身“兼济”的时候，还表现出对“独善”的爱好，只不过是被贬江州之前因“兼济之志”太强，自然压抑了“独善”的爱好。后期在洛阳，远离长安的要路，将诗酒做朋友，欣赏雪月花，听音乐，爱妓女，充分享受着长长的晚年，但在此“独善”的生活中，也始终怀抱着对长安政界与宰相职位的依恋。
白居易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尽可能全面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欲念。他一方面是朝臣高官，同时也是个非常爱独乐=个人享乐的伊壁鸠鲁(epicurean)。他就是综合此两面，在剧变的时代中，忠于自己、极爱自己活下去的，非常坚韧、非常聪明的处世巨人。
(二)基本方法
我读白居易诗文的方法与上述提出的白居易的形象有密切关系。
第一，每一种诗体与文体(形式)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倾向(内容)。笔者读白居易的诗文之际，时时注意考察“体”与内容之间的关联。
第二，白居易的思想感情不是单一的，在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各种处世观念。笔者注意各种处世观念在白居易一生各时期的消长、比重等的变化。
两方法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在中国文学史中，诗体与文体的“体(体裁)”，一般意味着古体与近体的分别。笔者认为“体”之近、古与表现倾向之间有密切联系。
先就诗歌略说。
简单说，古体特别是五古，是以士大夫的自负心为基础咏出的诗体，内容大都带着很浓的儒家、老庄等传统思想的色彩。与此相反，近体即律绝的表现比古体自由得多，不受这些传统思想的束缚，对目前各种事情直接敏感地反应多借近体表现，因此，近体中，升官的欲念、欢游的愉悦、惜春的哀愁、对妓女的爱怜、老病的痛苦等等，都表现得非常坦白、直率。
白居易在《长庆集》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五古与七古)、“闲适诗”(五古)、“感伤诗”(五古、七古与杂言)、“律诗”四类。但大和二年编《后集》时放弃了四分类，采用了“格诗”(五、七言的古体)、“律诗”的两分类。这一分类方式的变化、以及不同分类中各体作品数量的变化都与其内容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长庆集》(那波本卷一～卷五十)的诗歌中古体共有六二七首，近体共有七七二首。《后集》以后(那波本卷五十一～卷七十一)的诗歌中，古体共有二六一首，近体共有一一五八首。古体与近体的比率，前者是四五比五五，后者是一八比八二。
可以看出，在《长庆集》中，对古体的关心与对近体的兴趣差不多抗衡，但《后集》以后，咏近体的热情压倒了对古体的关心。笔者认为这一数量的变化反映了白居易处世思想的变化，即从以作为朝官的自负心与使命感为轴心的处世到以闲居、欢游为主要内容的处世的变化。
在同一个时期，每一种诗体，由于其表现机能的不同，表现出白居易不同的精神侧面。任江州司马时，白居易在闲适诗中抒发的是好像满足于庐山生活的感情，但感伤诗中的白居易只怀念在长安任翰林学士时的荣耀，将现在的自己视为“泥涂吏”、“笼中鸟”，将九江视为“天末”、“孤城”。在洛阳的格诗中，白居易好像十分满足于天天咏诗、饮酒、欢游的闲居生活；但读律诗，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他对长安的不尽怀念。
由此可以证明，白居易生平思想的变化与诗体的变化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而且同一个时期中的不同的诗体显示了白居易不同的精神侧面。根据诗体与表现倾向的内在联系读白诗，我们可以深入考察两千八百余首诗的历史变化与每一个时期诗人的不同侧面，从而勾勒出诗人的立体面貌。
文体的区别没有诗体分明。为突破此问题，我试提出了判定近古的数量基准。其方法是就每一篇文章计算其对偶与四言句的使用率，据此数字表示骈散的程度(详于前编第七章)。
拙著将此理论与调查结果适用于翰林制诏与中书制诰的考察，指出白居易的制的文学从翰林制诏到中书制诰在艺术水平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这一成就的取得与白居易作为朝官重臣的意识成熟有很深的关系。
第二，我注意着白居易各时期怀有的问题，考察了每一个时期儒、释、老的诸观念在白居易作品中出现的具体情形。
考察结果如下：
任谏官时，他投身“兼济”，信奉“直”的观念。“直”的信念适用于诗歌便是“诗道”的理论。
在江州时，支持他精神与创作的观念是《与元九书》中说的“兼济、独善”并列的观念，以及根据这一并列观念而创造的与之相应的四分类的理论。创造出这一套理论的目的在自夸任谏官时的业绩，同时又为当前的对闲适诗与律诗的异常热情提供了存在的合理的精神空间(详于前编第六章)。此时期，“知足”、“外物”、“穷通倚伏”等老庄思想的各种观念对于安慰他的精神苦恼，起了很大作用；佛教“诗魔”的观念则为给予对于律诗的异常热情以正当地位，起了不小作用。
《后集》以后的时代，支撑他精神和创作的观念是“中隐”哲学。这一观念为一方面保持作为朝臣的自我意识(identity)，一方面享受在洛阳的欢游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中隐”运用于诗歌就是《序洛诗》中展开的文学理论。
就佛教的观念说，《后集》以后的时代刚开始的时候，为克服俗念，益发关注禅宗的“无念”。其后，随着年老身衰，诗文中企求来世生命的“他生”、“弥勒弟子”等语汇出现得多了。为积极肯定作诗的异常热情，“诗魔”之外，还常借助于“诗债”的观念。
最晚年，“狂言绮语”、“转法轮之缘”等语汇反复出现。这两个观念支持了他将自己的文集数次奉献于寺院的行动与渴望死后生命的愿望。
综其一生，就其处世的总的思想倾向的变化言，白居易之思想经历了从“兼济”到“独善”的变化；就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演变说，这种变化是从儒家思想为中心变化到释老的思想为中心；就构成“独善”这种处世态度的诸观念的变化说，《长庆集》的时期，老庄思想起的作用比佛教思想大得多，但，《后集》以后，佛教思想的诸观念逐渐地代替老庄思想支撑着他晚年的处世与创作。
这样，可以看到，终其一生，无论何时，与他充实的生活和丰富的创作相联系的，是其根据处境与需要不断构筑、调整、充实的用以指导自己人生与创作的观念、理论，在这种不断的构筑、调整、充实中，既有阶段性的差异变化，又有某种一贯性。
笔者希望上述观点能够对于弄清白居易每一个时期怀抱的矛盾以及思想、创作理论的变化，也对于建构更加近于历史真实的白居易的形象，有所助益。
1996年3月16日记
2007年2月18日补记
- 之后有静永健《白居易<讽喻诗>的研究》(勉诚出版，2000)、下定雅弘《白乐天的愉悦——其光辉的生命睿智》(勉诚出版，2006)、埋田重夫《白居易<闲适>的研究》(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