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心头的往事
心头一直挂记着，砂锅寨该有一所更好的小学校。这一愿望，在2004年实现了。在上海企业家的支持下，我筹资35万元，在砂锅寨建起全国第一所春晖学校。2005年9月，由修文县政府命名的“叶辛春晖小学”举行落成典礼，消息见报之后，其他贫困山乡的人到上海来找我，说只要20万元，他们同样能建一所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做这件事，不是图名声，是因为我对砂锅寨，对这所我曾任教的小学，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的心头，始终铭记着一件虽小却永远忘不了的往事。
那是1972年，我在小学校里教书。
冬月将尽，地处川黔铁路制高点的久长地区，早早地飘飞起了凌毛毛。寒冽的西北风从峡谷里吹来，吼啸着掠过树林和山野，吹得人只想守在火塘边不挪窝。我像平时一样，早早地起了床以后，匆匆地喝了一杯自制豆浆，便赶往离寨一里多路的庙上小学校去。到了那个由尼姑庵改成的小学校里，四处都是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影也不见。我焦急地来回走了一圈，不由得恼火了。这是咋搞的呢？到了上课时间，不但学生一个没来，连其他几位教师也不露面。这样子教书和读书，教学质量怎么上得去啊！要晓得，在到小学校来任教以前，我曾向大队的干部保证，一定要送一批学生进公社中学去。因为在我们下乡前后的几年中，大队所属的几个寨子，不曾有一个娃娃进过中学。
烦恼急躁之中，我抓起那根冰冷的铁棍，狠命地敲击着垂吊在梁上的圆铁柱，“当、当、当”的响声，随着寒风飘向脚下的四个寨子。
8点3刻，来了第一个学生，随后四五十个学生娃娃陆陆续续地踏着泥泞的山路到学校里来了。直到9点半钟，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和几个老师总算到了。我那个班的学生娃娃，每人背着书包，提着火笼。这火笼，不是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用的那种高贵皮毛的护手火笼，更不是现在盛行一时的暖手炉，而是用破脸盆、破瓦罐、烂花盆穿几根铁丝做成的火笼。“噗噗”燃起的火苗上，架着几根干柴，烟雾弥漫了整个教室，熏得大家不住地咳嗽、揉眼睛。
天哪，这怎么上课？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我，板着脸站在讲台上。学生们似乎并没注意我的情绪，只顾闹闹哄哄地打开书包，拿出一根根干柴，小心翼翼地架到火笼上，俯身呼呼地吹着。一瞬间，满教室都是吹火声，吹得柴灰飞扬，烟雾腾腾。
简直是乌烟瘴气！我恼极了，本来就迟到了，进了教室还这个样子。我一个箭步跃下讲台(原谅我那年只有22岁)，对准第一排那个姓杨的11岁娃带来的破脸盆，一脚把它踢翻了。
大家被我这一粗暴行为骇住了，一个个呆痴痴地望着我。
我回到讲台上，准备开始一堂强调学习重要性的训话，刚把脑壳扬起来，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年龄稍大的女学生，朝着我连连摆手。我向她一瞪眼，她又用手指了指坐在前一排的一个男生。那是个14岁的娃娃，在五年级不算小了，光着脚板，穿一条褴褛的裤子，脸冻得发青。我愣住了。再看被我踢破脸盆的那个学生，吓得一边啜泣，一边哆哆嗦嗦地从书包里拿出书本、铅笔盒。他穿得更单薄，光脚板还沾着稀泥。我的目光向全班扫去，这些偏僻山寨上的娃娃，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儿。
我站在那儿，大睁着双眼，傻了！教室里的烟围裹着我们，我和学生们一起淌下了热泪。是啊，我们山乡的娃娃们，理该穿得暖暖和和，理该坐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可是他们穿得那么单薄，冬天还光着脚板。我虽然也穷，但我还穿着棉毛裤、毛绒裤，脚上还有一双棉鞋，可娃崽们……一刹那，我记起了很多事情：开学了，由于山乡外头的世界里在闹“文化大革命”，无数的纸张都被用来刷巨幅标语和大字报，而山寨小学校的课本却因此印不出来。课还得上，除了教生字，我还给学生讲高尔基的故事。讲到高尔基小时候在面包作坊里当学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把手举起来了，他们问：“老师，什么叫面包？”什么叫面包呢？自认为读过好多书有一点知识的我，却怎么比画也讲不明白。弄得我只好在春节回上海探亲时，给孩子们带去两个面包。还有一次，我病了，发烧到39.7度，孤零零地躺在茅屋里，无法起来煮饭吃。连续四天，一个14岁的学生，天天给我送来一暖瓶豆浆。在起不了床的那四天里，我就是靠这豆浆活过来的。他送豆浆来时，对我说：“老师，我们盼你快点好，到学校教我们……”
哦，我的脑子里涌起了那么多思绪，仿佛这时候才意识到我们教室四五扇窗子都没有玻璃，窗外连绵的山野萧瑟阴沉，枯枝残茎在随风抖动；我仿佛这时候才注意到我们的教室连门也没有，逢雨必漏，学生们要撑着伞上课；还有那些稍大一点的孩子，他们为干不尽的农活和琐碎的家务事所累，在赶来上学之前，往往都还在割草、推磨、挑粪、锄地，他们是愿意来读书的呀，他们是渴望学到知识的呀。我怎能责怪他们呢？我只怪自己在这萧条冷寂的环境里待久了，已经麻木了，才如此糊涂，才如此粗暴……
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往事，即使今天想起来，我的心头仍感觉到沉甸甸的，充满了负疚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