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小学校
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又七个月的村落。它静静地横卧在贵州高原三县之交的偏远山乡里。至今它都默默无闻，没多少人知晓。
在离开寨子半里地的山巅上，有一座小学校，乡村的耕读小学。最早，我说的这个最早指的是解放前，这山头有座像模像样的尼姑庵，里面住过好几任老老少少的尼姑。我们去插队时，还有农民指着寨子上几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她们当年就是庙上的尼姑，自然后来就还俗了。
尼姑庵改建成的耕读小学，一切都是简陋的，桌椅板凳缺胳膊断腿不说，有一两间教室里，所谓桌子，就是两端用砖砌上来，上面铺一块长板子。板子后面坐一溜四个学生，那就算桌椅了。
走进这所小学校，纯属偶然。下乡头两年，我们知青的茅草屋光线晦暗，没有电灯不说，放了四张床，屋内根本放不下一张桌子。而我喜欢写作，经常在膝盖上放一块搓衣板，坐在后屋檐下费劲地把自己的感受和构思写下来。大约是农民们看着我这么写太费劲，就告诉我，庙上砸烂的小学校里，还有几张桌椅板凳，你可以到那里去写。我上去一看，果然如是，于是天天清晨，就带上纸笔，攀山而上，到那里去苦思冥想。山巅上有风声、有鸟语，山巅上还能眺望远近的村寨和郁郁葱葱的峰峦，一个人待着虽有些孤独，可它却能使我青春躁动的心平静，后来小学校恢复了上课，再后来我在小学校当上了老师。
那是我从湘黔铁路工地返回寨子以后，1972年的8月，我还记得是29日，大队支书和我谈了40分钟，第二天他就宣布经大队研究决定，由我上小学校任教。他说他本来是不同意我去教书的，除了大队会计和其他干部力荐，他还特地和我谈了话，发现我讲的贵州话已经十分地道了，娃娃们能听懂，于是他就同意我教书了。第一次，我感受到人的命运原来就是这么决定的。
教书得来不易，我就教得格外认真。小时候，母亲教过书，姨妈也是教师，记忆中她们每天晚上备课，记忆中她们曾经说过，一堂课中，有半堂课需要由老师讲解，然后做习题，然后朗读，偶尔也抽查、默写。山乡里，教师缺乏，耕读小学的四名教师，主要教语文、算术。五年级教一点历史、地理和自然。其他课程诸如唱歌、体育，一律都是不教的。教这些干什么，老乡们说，上坡干活，跟着大人哼哼唱唱，嗓门好的自会唱山歌。至于体育，那更是多事，男女娃娃从小打猪草，爬坡上坎，学做农活，整天干活，哪不比体育强？我说这不一样，坚持把唱歌、体育列入课程，谁教呢？我。每天晚上，7点钟到7点15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儿童歌曲节目，一个星期教一首新歌，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这东西在山寨上是稀罕物，只有知青才有)，跟着收音机里学，学会了再在唱歌课上教学生。《小松树》《小小螺丝帽》《我是公社小社员》……一首首儿童歌曲，我记下歌词曲谱，然后教给学生。体育课也同样，我比照着学区发下来的广播体操示意图，回想着自己中小学里做过的广播体操，把比较复杂难做的舍掉，保留易学易懂易做的，一节一节教给学生。每个星期逢到上体育课和唱歌课的时候，总是小学校最热闹的时候，全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大课，大大小小的娃娃跟着我一起唱歌，一起做广播操，大教室里喧腾的歌声，操场上大小娃儿的欢声笑语伴着哨子声，从山巅上传到周围的几个寨子，小学校显得生气勃勃。
几个月教下来，干农活时，赶场路上，晚上去老乡家里串门，都有老乡扯住我袖子说：还是你教书行！我问何以见得，老乡说，原来我家娃娃一背书包就喊肚子痛，回来不愿做作业，只晓得赶鸭子玩。现在不同了，回家第一件事就做作业，做完作业还唱歌，吃了晚饭还要教他的老奶奶做广播操，读书读得一家喜气洋洋。
说实话，我听了以后喜滋滋的。再加上学期终了，我教的五年级中好几个孩子升上了农中，于是乎，我就在寨邻乡亲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好教师。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自吹自夸，关于这段教书生涯，我曾经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一件往事》，一篇是《脚踏着祖国坚实的大地》。前一篇是散文，后一篇是在儿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事后编辑让我整理成文的。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教书的同时，我也在接受着教育。正是因为天天和这些贫穷的、衣衫褴褛的娃娃们在一起，我的心才平静安然。在向他们传播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我总是从他们的生活形态，从他们的现状，想到栖息在祖国大地上的农民们。他们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渴望的无非是温饱的生活。但他们就是如此艰辛，有时候温饱都还不能达到。我经常停下课程给孩子们讲，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饶的山乡人们生活得如此清苦？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文化。我自小读了很多书，我把读来的一些科学家、文学家追求知识、刻苦学习的故事讲给娃娃们听。他们眨巴着大眼睛，经常打断我的叙述，提出一些诸如“什么是面包”“什么是有轨电车”之类的问题。但是我看得出，他们是在认真地听。班上几个聪明的学生，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算术一教就懂。初读四年级时，全班同学造句都经常出错，四年级学期结束时，他们人人都能写一篇语句通顺的作文了。
1982年，《蹉跎岁月》播出以后，中央电视台拍摄《叶辛的“蹉跎岁月”》的专题片，我和他们来到了庙上小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体育课，导演把孩子们做广播操的情形全拍了下来。当一天的拍摄结束以后，满寨的乡亲们站在寨门口送我，台阶上、土坝上、坝墙上、大树下站满了老少乡亲。导演说，他是在延安长大的干部子女，他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感人的情形了。
1998年3月31日，是我插队落户三十年的纪念日，上海画报社编撰我的散文写真集《半世人生》，要补拍几张砂锅寨和小学校的照片，上海电视台风闻以后，特意组成了《叶辛回“家”》拍摄组，随同前往。那感人的一幕又出现了。同行者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感动得说不上话来。让我欣喜的是，原来在山巅上的小学校，终于搬到山下的坝子里来了，小学校现在建的地方，正是我们当年六个知识青年的自留地。“这样就好多了，至少风小得多了，娃娃们冬天可以少受一点凉了。”我说，“不过，这自留地是一块好田土啊！”学校老师说：“那还不是因为你在学校教过书，小学校搬到知青原先的自留地上，有一点纪念意义。”
我一时怔住，不知说什么好。是啊，一晃又是好多年过去了，但在这些年里，我从来没有和小学校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失去过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在贵阳工作，我的学生中有的遇到包办婚姻，跑到贵阳向我求救，我打电话、写信，让当地干部做工作，不要干涉年轻人的追求，使得问题圆满解决。有当年的学生来贵阳，给我讲开发鸭子塘、开发后头坡、给寨子上农民引自来水的设想，我也要他们好好做规划，不要一口想喝下一大碗热稀饭，要一点一点搞。现在，这些设想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回山乡去之前，巧遇《上海故事》的主编，他们这几年刊物办得好，在计划今年的实事时，决定结合广告宣传，援助10位贫困山乡的小学生五年的学费。我揽下这件事，通过贵州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他们决定把这10个名额，全部给了我插队山乡的10位品学兼优的孩子，贵州省的大报小报全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既宣传了《上海故事》，又为山乡扶了贫……可能正是由于这点点滴滴的小事，使我和插队落户的寨子，和我曾经任过教的小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代一代的寨邻乡亲，才会待我如他们自己人一样。
让我更觉欣慰的是，我当年教过的那一班学生中，男孩袁兴开就在砂锅寨小学教书。我报出一连串当年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字，问及他们在干什么，袁兴开扳着指头一一告诉我：他们在这周围的学校教书，像你最喜欢的刘光秀，现在还是出名的优秀教师哩！
哦，山乡小学校，你的今天比我教书时的昨天好，你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