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小学校

山乡小学校

砂锅寨是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又七个月的村落。它静静地横卧在贵州高原三县之交的偏远山乡里。至今它都默默无闻,没多少人知晓。

在离开寨子半里地的山巅上,有一座小学校,乡村的耕读小学。最早,我说的这个最早指的是解放前,这山头有座像模像样的尼姑庵,里面住过好几任老老少少的尼姑。我们去插队时,还有农民指着寨子上几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她们当年就是庙上的尼姑,自然后来就还俗了。

尼姑庵改建成的耕读小学,一切都是简陋的,桌椅板凳缺胳膊断腿不说,有一两间教室里,所谓桌子,就是两端用砖砌上来,上面铺一块长板子。板子后面坐一溜四个学生,那就算桌椅了。

走进这所小学校,纯属偶然。下乡头两年,我们知青的茅草屋光线晦暗,没有电灯不说,放了四张床,屋内根本放不下一张桌子。而我喜欢写作,经常在膝盖上放一块搓衣板,坐在后屋檐下费劲地把自己的感受和构思写下来。大约是农民们看着我这么写太费劲,就告诉我,庙上砸烂的小学校里,还有几张桌椅板凳,你可以到那里去写。我上去一看,果然如是,于是天天清晨,就带上纸笔,攀山而上,到那里去苦思冥想。山巅上有风声、有鸟语,山巅上还能眺望远近的村寨和郁郁葱葱的峰峦,一个人待着虽有些孤独,可它却能使我青春躁动的心平静,后来小学校恢复了上课,再后来我在小学校当上了老师。

那是我从湘黔铁路工地返回寨子以后,1972年的8月,我还记得是29日,大队支书和我谈了40分钟,第二天他就宣布经大队研究决定,由我上小学校任教。他说他本来是不同意我去教书的,除了大队会计和其他干部力荐,他还特地和我谈了话,发现我讲的贵州话已经十分地道了,娃娃们能听懂,于是他就同意我教书了。第一次,我感受到人的命运原来就是这么决定的。

教书得来不易,我就教得格外认真。小时候,母亲教过书,姨妈也是教师,记忆中她们每天晚上备课,记忆中她们曾经说过,一堂课中,有半堂课需要由老师讲解,然后做习题,然后朗读,偶尔也抽查、默写。山乡里,教师缺乏,耕读小学的四名教师,主要教语文、算术。五年级教一点历史、地理和自然。其他课程诸如唱歌、体育,一律都是不教的。教这些干什么,老乡们说,上坡干活,跟着大人哼哼唱唱,嗓门好的自会唱山歌。至于体育,那更是多事,男女娃娃从小打猪草,爬坡上坎,学做农活,整天干活,哪不比体育强?我说这不一样,坚持把唱歌、体育列入课程,谁教呢?我。每天晚上,7点钟到7点15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儿童歌曲节目,一个星期教一首新歌,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这东西在山寨上是稀罕物,只有知青才有),跟着收音机里学,学会了再在唱歌课上教学生。《小松树》《小小螺丝帽》《我是公社小社员》……一首首儿童歌曲,我记下歌词曲谱,然后教给学生。体育课也同样,我比照着学区发下来的广播体操示意图,回想着自己中小学里做过的广播体操,把比较复杂难做的舍掉,保留易学易懂易做的,一节一节教给学生。每个星期逢到上体育课和唱歌课的时候,总是小学校最热闹的时候,全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大课,大大小小的娃娃跟着我一起唱歌,一起做广播操,大教室里喧腾的歌声,操场上大小娃儿的欢声笑语伴着哨子声,从山巅上传到周围的几个寨子,小学校显得生气勃勃。

几个月教下来,干农活时,赶场路上,晚上去老乡家里串门,都有老乡扯住我袖子说:还是你教书行!我问何以见得,老乡说,原来我家娃娃一背书包就喊肚子痛,回来不愿做作业,只晓得赶鸭子玩。现在不同了,回家第一件事就做作业,做完作业还唱歌,吃了晚饭还要教他的老奶奶做广播操,读书读得一家喜气洋洋。

说实话,我听了以后喜滋滋的。再加上学期终了,我教的五年级中好几个孩子升上了农中,于是乎,我就在寨邻乡亲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好教师。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自吹自夸,关于这段教书生涯,我曾经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一件往事》,一篇是《脚踏着祖国坚实的大地》。前一篇是散文,后一篇是在儿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事后编辑让我整理成文的。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教书的同时,我也在接受着教育。正是因为天天和这些贫穷的、衣衫褴褛的娃娃们在一起,我的心才平静安然。在向他们传播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我总是从他们的生活形态,从他们的现状,想到栖息在祖国大地上的农民们。他们一年四季辛勤劳作,渴望的无非是温饱的生活。但他们就是如此艰辛,有时候温饱都还不能达到。我经常停下课程给孩子们讲,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富饶的山乡人们生活得如此清苦?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文化。我自小读了很多书,我把读来的一些科学家、文学家追求知识、刻苦学习的故事讲给娃娃们听。他们眨巴着大眼睛,经常打断我的叙述,提出一些诸如“什么是面包”“什么是有轨电车”之类的问题。但是我看得出,他们是在认真地听。班上几个聪明的学生,一点也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差,算术一教就懂。初读四年级时,全班同学造句都经常出错,四年级学期结束时,他们人人都能写一篇语句通顺的作文了。

1982年,《蹉跎岁月》播出以后,中央电视台拍摄《叶辛的“蹉跎岁月”》的专题片,我和他们来到了庙上小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体育课,导演把孩子们做广播操的情形全拍了下来。当一天的拍摄结束以后,满寨的乡亲们站在寨门口送我,台阶上、土坝上、坝墙上、大树下站满了老少乡亲。导演说,他是在延安长大的干部子女,他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感人的情形了。

1998年3月31日,是我插队落户三十年的纪念日,上海画报社编撰我的散文写真集《半世人生》,要补拍几张砂锅寨和小学校的照片,上海电视台风闻以后,特意组成了《叶辛回“家”》拍摄组,随同前往。那感人的一幕又出现了。同行者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感动得说不上话来。让我欣喜的是,原来在山巅上的小学校,终于搬到山下的坝子里来了,小学校现在建的地方,正是我们当年六个知识青年的自留地。“这样就好多了,至少风小得多了,娃娃们冬天可以少受一点凉了。”我说,“不过,这自留地是一块好田土啊!”学校老师说:“那还不是因为你在学校教过书,小学校搬到知青原先的自留地上,有一点纪念意义。”

我一时怔住,不知说什么好。是啊,一晃又是好多年过去了,但在这些年里,我从来没有和小学校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失去过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在贵阳工作,我的学生中有的遇到包办婚姻,跑到贵阳向我求救,我打电话、写信,让当地干部做工作,不要干涉年轻人的追求,使得问题圆满解决。有当年的学生来贵阳,给我讲开发鸭子塘、开发后头坡、给寨子上农民引自来水的设想,我也要他们好好做规划,不要一口想喝下一大碗热稀饭,要一点一点搞。现在,这些设想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回山乡去之前,巧遇《上海故事》的主编,他们这几年刊物办得好,在计划今年的实事时,决定结合广告宣传,援助10位贫困山乡的小学生五年的学费。我揽下这件事,通过贵州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他们决定把这10个名额,全部给了我插队山乡的10位品学兼优的孩子,贵州省的大报小报全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既宣传了《上海故事》,又为山乡扶了贫……可能正是由于这点点滴滴的小事,使我和插队落户的寨子,和我曾经任过教的小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代一代的寨邻乡亲,才会待我如他们自己人一样。

让我更觉欣慰的是,我当年教过的那一班学生中,男孩袁兴开就在砂锅寨小学教书。我报出一连串当年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字,问及他们在干什么,袁兴开扳着指头一一告诉我:他们在这周围的学校教书,像你最喜欢的刘光秀,现在还是出名的优秀教师哩!

哦,山乡小学校,你的今天比我教书时的昨天好,你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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