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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赛维克小姐和戈德沃特先生
在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学生时代，有两个人对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发展乃至整个艾奥瓦州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位是本地人，另一位则是国家层面的人物。第一位是卢拉·赛维克老师，她影响了许多上过她课的孩子们。
“赛维克小姐……很严格，”2014年的一个春日，杰夫·特威腾坐在弗瑞斯特市曼森博物馆的档案室里摇了摇头，笑容在他脸上蔓延开来，“1971年，我在她带的最后一个班里，她很严厉，但她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在她的课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你会感觉到她是真的很在乎自己所教的课程，并且也很在乎你这个人。”19
卢拉·赛维克在45年的教学生涯中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特里·布兰斯塔德也是如此。
“我很幸运，因为我上学时一直有好老师，真正的好老师，”特里说道，“赛维克小姐在弗瑞斯特市教八年级美国历史，她花了很多时间在《权利法案》和《宪法》上。她还教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见，也教我们承担责任。
“弗雷德·史密斯教艾奥瓦州历史和公民学，也是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教练。我记得我在他的课上做过一个课题：我做了一个大大的笔记本，里面满是关于艾奥瓦州的信息。我用大大的字母把艾奥瓦这个词写在封面上，”他微笑着停顿了一下，“我因此得了A。”20
这个笔记本现在在曼森博物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12箱布兰斯塔德的纪念品。
听特里回忆学生时代，很显然卢拉·赛维克在他的记忆里占有特别的位置。他深情地回忆起她有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我觉得，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蓝色的”——但最重要的是，他记得她对这个国家及其政治和公民传统的热情。
“赛维克小姐以使人们注册投票为己任。我们其中一项课堂作业就是出席一次市议会会议并撰写报告，”布兰斯塔德回忆道，“卢拉·赛维克和弗雷德·史密斯两位老师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是我政治生涯的催化剂。
“我们在弗雷德·史密斯的课上搞过一次模拟法庭。实际上，我们在温尼贝戈县法院完成了审判的最后一部分，我和辛西娅·查尔森是原告律师。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是很好的经历。”21
1965年，弗瑞斯特市毕业班的两名学生（特里·布兰斯塔德和辛西娅·查尔森）在艾奥瓦大学继续接受教育。查尔森，大家称为辛迪，选择了教育事业。她嫁给了律师约翰·门罗，最后去了锡达拉皮兹，在退休前曾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
她记得丽塔·布兰斯塔德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因此对于特里·布兰斯塔德在政界的成功丝毫不感到惊讶。“我在五六年级就可以看出来，”她说道，“他爱这个州，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在乎的是他个人之外的东西。”22
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辛迪承认她可能经常不太同意她老同学的政策，但她从不怀疑他的诚意，或者说不怀疑他的工作精神。“他不害怕把手弄脏；他在农场长大，学会了长期而又辛勤地工作，就像所有的农场孩子一样，”她说道。她还认为弗瑞斯特市的氛围很好，人们可以持有不同观点，可以就这些观点进行讨论，而不会充满敌意。
“像我们这样在小镇长大的好处之一，是有一个能够平等交换意见的环境。当然，还有那些很特别的教师的课堂技巧。
“当我想到卢拉·赛维克和史密斯先生时，我觉得他们有方法使你讨论所学的东西，”她说道，“并能学以致用。他们真的很在乎学生。”23
莎莉·（普利克特）·布朗也很认同这一观点。她也在弗瑞斯特市长大，但是毕业于艾奥瓦州立大学，在兽医学领域成就斐然。她曾受到两任州长罗伯特·雷和特里·布兰斯塔德的任命，在州委员会任职两届，2007年她成为艾奥瓦州立大学教学医院劳埃德兽医医疗中心主任。对与赛维克共度的时光，她也有着美好的回忆。赛维克租住在她祖父母诺姆和莫德·瑟斯顿的公寓将近40年。
“那是一个可爱的家，卢拉住在楼上的一间卧室，”莎莉在2014年说道，“它很小，很小。但是这么些年她就选择住那里。她一直没有驾照，但是房子离学校和城里只有一个街区，所以她可以步行去上班或进城。
“她几乎每天都穿着紫色衣服，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她还和另外两位女士每周玩几次凯纳斯特纸牌游戏。她们通常三缺一，所以我会和她们一起玩，尽管我那时才上初中。我告诉你们，这些游戏很难，而且大家一视同仁。”24
赛维克在学校也是一视同仁。她严于律己，也总是严格要求学生。对她来说，纪律和当天所要上的课一样，都是排第一位的。莎莉想起了赛维克曾经用极端手段“教育”一个爱捣蛋的学生——他总是无视赛维克上课期间不许说话的规定。有一天，他还是不断讲话，她于是大步走过通道，来到他的座位旁边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连人带椅向后仰翻过去。
“他被椅子绊住，试图站起来，”莎莉说，“她转过身平静地回到讲桌边坐下继续上课。那个孩子后来再没有不遵守纪律，听说他在班里还得了A。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但我知道他与我们一起毕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莎莉说，“今天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但是当时确实有效。卢拉·赛维克是位传统的老师。我以为那时候的女教师甚至都不能结婚。教学是她的职业、她的生命、她的激情——她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非常认真，教学时一丝不苟。”25
她在弗瑞斯特市工作的后期，瑟斯顿夫妇去世，他们的房子也卖掉了，赛维克于是在曼森博物馆里找了个房间住下。退休后，她搬到故乡伯特，那是位于弗瑞斯特市以西40英里处的一个小镇，约有500户居民。当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她的90岁生日时，艾奥瓦州州长也出席了。
她在45年（在弗瑞斯特市初中37年）的教学生涯中获得了许多荣誉。1970年，她被宾夕法尼亚州福吉谷的自由基金会授予了自由基金会奖，成为全州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
卢拉·赛维克于2000年去世，享年95岁。她的讣告上说，她教会了“5000多名学生三件事——权利、尊重与责任”。在45年的教育生涯里，她的精神激励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也遗留给了她最知名的学生：特里·布兰斯塔德。
卢拉·赛维克对布兰斯塔德早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政治家真正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并一路指引他走向州首府得梅因。
1960年，巴里·戈德沃特的《一个保守党的良心》首次出版后，对美国公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凤凰城成功的商业生涯之后，戈德沃特在1952年竞选美国参议员并获得席位，1953年开始他的第一届六年任期。有人认为他为美国带来了历史上最保守的政治观点。他也崇拜赫伯特·胡佛，后者是艾奥瓦人，1928—1932年任美国总统。
戈德沃特在1964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艰苦的初选中击败了对手、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与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政见不同，他的竞选活动的核心是各州的权利以及打击全球共产主义传播。
戈德沃特赢得了南部五州，但除了家乡亚利桑那州以外，他失去了其他所有的州。他的溃败为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项目打开了大门，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重现生机的共和党，并从中涌现出了一位富有活力的领导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他与艾奥瓦州有着深远的关系。
布兰斯塔德的母亲是民主党人，所以在家里，这是他最熟悉的政治环境。她甚至为1957—1961年的艾奥瓦州民主党州长赫歇尔·洛维里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布兰斯塔德在初中时读了戈德沃特的书后便改变了政治观点。
“是我的伯父卡尔建议我读的这本书，那时我大概在上初中，”特里说道，“就在那时，我确信自己在财政方面是个保守派。”26
戈德沃特的主要观点如下：“历史已经证明，政府是阻挠人们自由的主要工具。政府代表少数人用权力来控制和规范其他人的生活。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他说，‘绝对会带来腐败。’”27
此外，他说：“我对精简政府或提高效率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主张缩小政府规模。我不承诺提高福利，因为我提倡扩大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不是开启新的法案，而是废除旧的法案，后者或者践踏宪法，或者未能达成目标，或者给人民带来了无端的经济负担。”28
戈德沃特憎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决定控制住这匹野兽。他说政府“已经进入了自认为需要它的一切领域。结果就是利维坦，一个庞大的、脱离了人民、不受人民控制的国家权力机构。这种权力的垄断仅受身居高位的人的意志控制”。29
“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让我忧心忡忡，”他写道，“我们会被炸弹或颠覆者征服；但我们也可以被各种无视征服——无视宪法，无视有限政府的原则。”30
在抨击失控的救济项目时，他这样写道：“福利主义的万恶之处在于把自尊、勤奋、有自立精神的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不能自立的动物。在福利国家，人格的损伤无法避免。”31
这位前参议员在“权力的危险”一章中解释了起草《宪法》时国家创始人的想法，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政府是如何从具有极其有限权力的仆人成长为几乎掌握无限权力的主人的？”32
这个问题自戈德沃特时代起就存在，历经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及国会领导权的更迭，也存在于各州政府中。这个问题也是特里·布兰斯塔德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戈德沃特回顾了他那本小册子的影响。他说那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地下书。媒体、多数的大学教授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几乎忽略了它，而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垄断了流向美国人民的信息。这本书第一次印刷了1万册，售价3美元；最终，精装本和平装本售出超过400万册，成为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自由主义议程的右翼人士的集结号。”33
在莱格里尼出版社1990年再版的引言里，派特里格·布坎南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的困境。那时，苏联的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也出现在佛罗里达州南边的古巴，另外，苏联的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
“该书出版后，巴里·戈德沃特成为我们的英雄，因为他的总统竞选将成为我们那代青年的伟大事业，尽管1964年在媒体对‘失去理智的党派’的大肆嘲弄中成为过去。但是，严冬的到来并不会削弱那年春天的蓬勃之势。年轻的保守党们团结一致，为64年的共同事业浴血奋战，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有一天终将改变世界。”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