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遭遇边缘情境
2003年瑞典学院授予库切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提到：“在众多伪装假面中描绘了局外人的令人惊讶的介入”（who in innumerable guises portrays the surprising involvement of the outsider
）。这一说法精练地概括了库切对于世界文学的主要贡献，也道出了库切作品中主人公的基本命运：总是沦为局外人，一次次令人惊讶地介入。在库切以文字描摹的人世舞台上，其主人公往往一出场便被抛入“边缘情境”：原本习惯的、麻木平淡的生活遭强行中断，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出来，被迫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面对自身和世界的存在，在世界边缘上的边界状态下，做出事关其未来命运的重大决定。
情境是指“制约人的自由行为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国家、社会、制度、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与传统习俗等等”，本是戏剧研究领域内的一个理论术语。戏剧情境（situation of play）滥觞于狄德罗。他在提倡严肃剧（即正剧）时指出，过去的喜剧中，性格是主要的对象；而在严肃剧中，情境是主要的对象；戏剧作品的基础应该是情境。黑格尔则把情境看作各种艺术共同的对象，在不同艺术中有不同的要求。现代戏剧的一些流派，极其重视戏剧情境的价值。萨特提倡“情境剧”，以人物在情境中的自由选择为基本内容，体现其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边缘情境”这一概念原本来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将人身处的情境（“此在之在”）分为三类：一类是“实存”中的个体处于其中的特定环境，个体总是某一特定时间、空间中的“实存”，其存在肯定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第二类是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时，所遇到的一些不可改变、无法逃避的情境，如死亡、痛苦、斗争、罪责等，雅斯贝尔斯将其称作“边缘情境”（亦译作“临界情境”、“临界处境”）；第三类是“生存”的自由处境，即把一切世俗“实存”都看作“生存”的绝对“历史性”处境，“生存”自由和经验事物完整统一，人“仅仅作为自由而存在的生存”，“在时间之中超越了时间”。“实存”是处于世界之中的，而“生存”则是在世界之中且不断突破世界的。“生存”意指自作主宰、自我超越、自我担待的个体，是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价值主体。
一切此在都在情境之中。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个人都以特有的方式在其中作瞬息的停留，“作为此在之在，我始终置身于诸境遇之中。我在诸境遇中有所行动，我被诸境遇所驱使”。此在之情境因外在条件、人之行为、理解和体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它是偶然的、可变的。与这些偶然的、个别的、变化的情境不同的是“边缘情境”，它们“是不可造就的、不可改变的、不可离开的和不可克服的境况”。它们“与人的存在本身联系在一起，与最终的此在不可避免地一起被给予”。“‘生存’在‘临界处境’下的‘良知’自省使它自始便赋有超越的维度并透出‘境界’的暖意。”“人可以通过非本己的生存把边缘境况暂时掩盖起来，但也可以通过体验边缘境况由此突破而趋向生存。”雅斯贝尔斯认为边缘情境为我们突破此在“实存”的局限，走向自在的“本真生存”提供了可能。通过在边缘情境下的三次飞跃，人最终能够走向自由的澄明之境：“在第一次跳跃中，鉴于对一切事物均持怀疑的态度，我从世界实存中摆脱出来，并因着对普遍知识的怀疑而浸入本真的孤独；在第二次跳跃中，由于我必须介入我在其中失败的世界，这使我从对各种事物的冥思转向对可能生存的澄明；第三次跳跃则使我在边缘情境中从作为可能生存的实存生成为本真生存。第一次跳跃引导我在世界图像中进行哲学致思；第二次跳跃引导我在生存澄明中进行哲学致思；第三次跳跃则使我作为生存而具有哲学生命。”
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体系中，哲学思维的真正任务是“通过对实存的澄明而使之显露，诉诸每个人的实存的可能性，激发其领悟到诸如死亡、苦恼、斗争、罪责等这类在被认知的既存的事实世界边缘上的边界状态，并在这种边界状态中作出事关人之未来命运的决定”。在边缘情境下的哲学致思是向本真生存跳跃的起点，因而边缘情境是雅思贝尔斯“哲学”的起源，也是“哲学的更深刻的始基”。
本书中关于“边缘情境”的定义，取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中“边缘情境”的表面之意，不限于哲学意义上人之存在不可回避与更改的必然境遇；稍接近物理学意义上的“临界点”的概念，即某种事物或状态转化为另一种新的事物和新的状态的那个“拐点”。突破了“临界点”，进入边缘情境，个体原有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将发生剧变：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之间原本的对话突然出现断裂，原先遵循的规范尺度、自我的身份认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等，均会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否定，以表面的无限为立足点的此在的每一立足点都靠不住，个体在极端痛楚的状态下往往会沦为日常生活的局外人。边缘之上的重重危机，激发着个体实现真正的自我存在。
库切的作品以主人公遭遇边缘情境开篇，直面个体存在的弱点与失败，寻求超越的途径。因为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冲撞、日常变故的袭击、人的自然属性导致的坠落等不同缘故，他笔下的人物一亮相便纷纷被抛入痛苦的边缘情境，被国家历史奴役、被日常变故奴役、被肉身奴役，从此被迫踏上了全新的命运之旅。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冲撞
南非是库切文学世界的基点，库切的每一部小说发生的场景都与南非有着关联。即便是那些指涉不明显、具有寓言性的作品，也只有将其放置到南非的背景中，在那里，人们才可以看出库切阐述的力量。南非的历史与现实政治问题是库切全部作品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待野蛮人》两部小说，开篇即是主人公遭受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冲撞，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因此被彻底粉碎。
人是群居动物，个体生活在社会之中，也即生活在国家及其历史之中，“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除非彻底地离群索居，一个人生活在鲁滨逊的荒岛之上，否则个体的生存便必然会受到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我们所有的人翻着跟斗越过锅沿掉进历史的大锅”。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历史的沉重性以及在历史中发生的过程的表面上的伟大非常令人敬仰”，但是，一个社会中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也大大限制了生存其间的个体自由，权力机构往往强令它的臣民更改或服从某种生活方式。人被历史压迫和奴役，被动地沦为历史建树或牺牲的工具，并且“历史实际上并不发现个性，不发现个性的个体之不可重复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当历史面对个体时，它所感兴趣的也是‘一般’……历史所追求的仿佛不是人性的目的，尽管在历史里发挥作用的是人；历史的标志是一般、普遍对个别和个体的统治。人被迫接受历史的重负，人不能走出历史，并把历史从自身抛出去，人的命运就在历史里实现……在历史中发生着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的激烈冲突”。
在一个不公正、不民主的社会里，一般和普遍所控制着的历史同现实政治对个体自由的侵犯与践踏，严重异化了人类的存在，这样的事例在20世纪的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中曾经无数次残酷地发生。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斯特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是被外界“强加”的，他不懂希伯来语，也不知道犹太习俗，对犹太教亦知之甚少，现实政治强行打断了他原本单纯无种族意识的少年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因为他是犹太人，1944年14岁的凯尔斯特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又被转到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8年才得以返回自己的祖国匈牙利。
在库切的祖国南非那个特殊的社会，殖民历史所造成的种族仇恨与现实政治的不公正、不民主交织在一起，对生存于其间的个体自由的侵犯表现得更为荒诞、扭曲，无孔不入。库切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待野蛮人》两部小说的开篇，塑造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主人公：一个是低智简单、依靠本能生存的小人物，一个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相似之处：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冲撞和挤压将他们逼入了痛苦的边缘情境。
一、时代对小人物的挤压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对小人物的挤压。作品中的主人公迈克尔·K是个低智、简单的小人物。由于天生的兔唇裂鼻，再加上脑子也不灵活，迈克尔从小便受人歧视，被送入残疾儿监护学校学习基本的谋生技能，毕业后成了一名花匠。库切在这部寓言式小说中隐匿了时代背景，通篇不提主人公迈克尔·K的肤色，以兔唇裂鼻的天生缺陷隐喻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同样受人歧视的黑人肤色，由此展示南非被边缘化、他者化的族裔创伤。
在迈克尔16年的工作中，他与现实政治和历史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如果不是园林处解雇他，或许他会一直在那儿干到年老。关于自己的人生，迈克尔也没有什么认识。父亲早逝，母亲就成为他全部的世界：“多年前，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的自行车棚后面，这个问题就曾经使他苦恼过，换句话说，他到底为什么被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对迈克尔而言，工作及养活自己和母亲是他的全部世界。作为一个卑微、简单到几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小人物，迈克尔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背后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主动的关联；甚至于世间的时间概念，如报时的午间炮声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主要是依凭一种本能自然地活着。但是，在一个种族冲突频仍、暴力肆虐的社会，依凭本能、与世无争地生活几乎是一种妄想。时代一步一步地将他挤压到了存在的边缘。
时代对其挤压的表现之一，是以战争的形式突兀地打断他简单的生活。南非的历史是一部殖民者战争入侵的历史，是各殖民者之间争夺霸权的历史，是统治者暴力压制人民的历史，也是南非人民为争取自由反抗斗争的历史。在南非历史上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除了早期的土著居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之外（如“血河之役”、“卡弗尔战争”），两次英布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索韦托惨案，皆是为了一方利益而采用战争暴力手段试图迫使对手屈服，无辜的人民被拖入持久深重的灾难之中，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
6月最后一周的一个黄昏，一场南非的城市暴乱就发生在迈克尔母子寄居的小屋门外。一辆军用吉普高速开上海滨路，撞倒了一个青年；民愤被激怒，不法分子趁机扩大动乱，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累积的种族仇恨；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立刻如同风中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全副武装的警车和防暴队以枪战盲目镇压暴乱，却积攒下更深的种族仇恨。这样的流血事件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在这里生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战争的触手直接横在了迈克尔·K母子的眼面前：
在发生这一连串事件的过程中，安娜·K和她的儿子像老鼠一样，一声不响地蜷缩在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一动不动。甚至当他们闻到了那滚滚浓烟的时候，当一阵纷乱沉重的皮靴声从他们脑畔上经过，一只手把锁着的房门弄得咯咯直响的时候，他们依然一动不动。附近几个街区里充满了喧闹声、尖叫声、射击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他们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俩肩并肩坐在床上，简直不敢悄声说话，但他们在内心里越来越深信不疑：真正的战争已经来到了海角，他们躲不过去了。（14）
1958年，白人警察盲目镇压暴乱
迈克尔母子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没什么认识，他们对南非的历史及政治现状一无所知，他们只有一个概念——战争，因为是战争破坏了他们原本正常的生活与作息。迈克尔对这个时代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就是战争：“‘猪可不知道有战争，’他说道，‘菠萝也不知道有战争。食物在与日俱增。总得有人来吃它。’”（18）他的愿望与菠萝、猪相比，并不多多少，仅仅是本能地自然地活着。他对于战争双方的是非对错没有认识，当帝国军人把迈克尔视为游击队补给站的后勤人员，强烈要求他供出其他同伙时，迈克尔沉默了很久才吐出几个字：“我并不在这场战争里。”（169）他不是战争的囚徒。在迈克尔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168），人应该依靠劳动和大地的供给生活，至于其他复杂的事情，他压根想不到。但是他的这一简单的理想却被战争强行打断，战争威胁着迈克尔母子基本的生命安全。为了能够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打算离开开普敦，到乡下去，逃离战争的时代。
时代对迈克尔挤压的表现之二，是限制其基本的行动自由。离开开普敦，回到乡下，母亲童年生活的艾尔伯特王子城，坐汽车只要五个小时的路程，却成为迈克尔母子漫长的尤利西斯之旅。种族歧视下的黑人在南非不仅是穷人，更是“贱民”。“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除身份证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通行证，如黑人进城找工作需持“特别证明书”，夜间10点后外出活动需持“特许夜行证明书”，黑人在非保留地生活需要有“暂时居住证”。迈克尔母子要离开开普敦，就必须有通行证。如果没有通行证，买不到火车票、汽车票不说，且不能在半岛以外的地方行走。每一个检查站，都会检查通行证和其他证件，没有通行证，公路便不是百姓的路，而是交通的关卡障碍。然而等待通行证的发放就如同等待戈多那般的渺茫：“如果通行证批准了，那个通行证就会来！”（23）
盘查通行证
等不到通行证，就坐不了火车，迈克尔自己制作了一辆手推车，打算推着母亲走到乡下去。迈克尔以为“他们在路上最多走上一两天”（21），“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只要一天就到了艾尔伯特王子城——毕竟，到那里坐小汽车只有五个小时的车程”（22）。然而，第一次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就被拦截下来，没有通行证就没法通过检查站，且在高速公路五十米以内不得停留，“这是规定：道路两侧五十米。在这个距离之内，你们会遭到射击，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不问任何问题”（26）。两天后迈克尔挑僻静的路第二次出发，遭遇了一次抢劫，在户外熬过了两个露天的夜晚，其中一天夜里还淋了雨。迈克尔的母亲因为惊吓、着凉、劳累以及冷冰冰的食物身体完全垮了，被送进了途中的一家医院。两天之后，医生告诉迈克尔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又过了一天，迈克尔接到了母亲的骨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现在，母亲成了一盒灰，迈克尔陷入存在的迷失之中，彻头彻尾地沦为局外人，“在临界情境中或者表现出虚无”：“虽然他在医院那儿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但是他发现自己很舍不得离开。白天，他推着那辆小车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悠；夜里，他就睡在涵洞下，树篱后，小巷里。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骑着自行车，按着车铃，相互追逐，在他看来似乎很奇怪；人们像平常一样要吃饭要喝水，在他看来也很奇怪……下雨的时候，他就蜷缩在小车里。有很多时候，他长时间地坐着凝神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40）“一天，那辆小推车不见了。对这个损失他只是耸了耸肩膀，就把它忘掉了。”（41）经历了尤利西斯之旅，遭受丧母打击的迈克尔·K沦为生活的局外人，丧失了生命存在的目的性，陷入了边缘情境的虚无与迷茫之中。
躲不过去的战争打破了迈克尔母子的日常生活，将他们裹挟进历史和时代的洪流里。迈克尔必须面对他的历史和时代，可是他又完全没有历史和时代的概念，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和母亲一起回到并不遥远的乡下，一件本来极其通常的事情，在迈克尔的历史和时代里，竟成为其遭遇边缘情境的开始。时代以战争的形式突兀地打断他简单的生活，并限制其基本的行动自由，阻止其逃离的念想，残忍地将一个卑微简单的小人物挤压到了生存的边缘。此后，遭遇边缘情境的迈克尔·K固执地依凭本能争取自由。库切引用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作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题记：“战争是万众之父万众之王。有时他显身为神，有时显身为人。有时他造就奴隶无数，有时却造就自由解放的人群。”这一题记在某种程度上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前景，也点出了小说的主题。
二、帝国对“野蛮人”的征服
在南非社会中，所谓的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种族冲突经常发生。《等待野蛮人》集中反映了此类冲突形成的真实原因之一。帝国捏造的野蛮人入侵的谎言与主人公治安行政长官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边境小镇上野蛮人的存在现实完全背离；帝国对野蛮人的残暴行径使老行政长官丧失了存在的立足地，进而被拖入了边缘情境。
乡镇治安行政长官作为帝国官僚机构的一员，在荒凉的边境待了二十多年，打发着岁月等待退休。在具体事务上，他主要“负责征收十一税和其他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不至于缺少供给，监督着我们这里惟一的一个下级官员，顺带也管一下贸易，一周主持两次法庭的开庭审理”。他的管理原则是不作为，他崇仰和平与宁静，在平静的日子里过平静的生活，这是他对自己和他所管辖的小镇的最高要求。在帝国派来的调查员到来之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悠闲，有空时就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地吃吃睡睡。总而言之，“小镇本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老行政长官几乎没有多少事务需要处理，对政治毫不关心”。
对于帝国系统所担心的歇斯底里的、凶悍的野蛮人，行政长官依凭他二十多年执掌边境地区的经验：那只是些流散在河边的土著而已，他们的历史甚至比游牧部落还要悠久，这些人的家庭三三两两分布在沿河边的定居点，他们为了基本的物质生存，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打鱼或是设陷阱捕猎，秋天则划船迁徙到南边遥远的湖畔。“他们用芦苇建造窳陋的栖身处，寒流袭来时冻得直叫唤，他们穿的是兽皮做的衣服，对任何人都害怕，总是躲藏在苇丛里。”（24）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会对遥远的帝国，以及边境上的文明人起到任何威胁。所谓野蛮人来了，在现实层面也仅仅是入冬以后，“游牧部落的人通常成群结队地来到居民点，在城墙外边支起帐篷跟居民进行物品交换的贸易，拿他们的羊毛、兽皮、毛毡和皮革制品换取我们这里的棉制品、茶叶、糖、大豆和面粉”（51）。本地居民都挺看好野蛮人的皮革制品，特别是他们缝制的结实的皮靴。本地小酒馆的狡诈的店主们，甚至利用了野蛮人的憨厚，使得他们把自己的货物都换酒喝了，不省人事地躺倒在阴沟里。这反而“更加剧了本地居民对野蛮人心存偏见的人云亦云：野蛮人就是懒惰、没有道德感、肮脏、愚蠢”（51）。行政长官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自己，“在这个地区，文明就是使野蛮人堕落，孵化出一群只能依赖别人的人，所以我打定主意要反对这般所谓的文明，基于这种决心，我定下了自己基本的行政管理手段”（51—52）。行政长官经历的几十年的现实表明当地的野蛮人只是一些纯朴憨厚、被驱赶至恶劣环境中生存的土著居民。
“古往今来，文明与野蛮始终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野蛮的存在是为了衬托文明的优越，是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似乎没有与文明相对立的野蛮，文明就不存在了。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说，“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以否定的方式认识其自身身份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文明是什么，可以通过文明不是什么来定义它。”“文明人眼中的野蛮包含着一系列否定的意义：残暴、危险、种族和文化上的低等。”至于他们是否真正低等，已经无关紧要了。发现甚或假造那些带有威胁性的他者——异教徒、野蛮人、巫婆、通奸淫妇、叛徒、敌基督，等等，对他们进行攻击和摧毁，已成为现代人“自我塑型”的一种方式。在他者的映衬下，自我的优越才能得到凸显。帝国需要通过征服“野蛮人”来塑造、确定自身。
帝国征服野蛮人的第一步是制造关于野蛮人入侵的谎言。“去年关于不安分的野蛮人的传闻从首都传到了我们这里”（10），几乎荒诞了：离野蛮人最远的地方传来了关于野蛮人不安分的消息。北部和西部的野蛮人可能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攻击、掠夺商旅，盗窃财物，恶意屠杀，甚至也有了自己的枪支弹药，流言到处乱飞，栩栩如生。帝国必须采取预警措施，加强警戒，给野蛮人一点教训，以防发生战争。然而，离野蛮人最近的边境地区对此却一无所知：
在这些动乱中我自己却什么也没见着。私下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朝代必然要发生一次的事儿，必定是这样的，这是关于野蛮人歇斯底里的说法的一个片断罢了。边境地区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梦到有双黝黑的野蛮人的手从床下伸出来握住她的脚踝；也没有一个男人不被想象中这样的景象吓住：野蛮人跑到他家来闹宴，打碎盘子，放火烧帘子，强奸他的女儿。可我觉得这都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来的，你让我看到一支野蛮人军队，我才相信。（11）
帝国的首都传来边境隐患的种种传说，野蛮人作为“令人厌恶的他者被说成是恶意的或者‘客观地’有害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威胁到憎恨群体的幸福”。帝国理所当然地派遣它的官僚来治理隐患，一切都在帝国的掌控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野蛮人的存在、镇压野蛮人有利于帝国的形象和稳定。帝国需要野蛮人，需要通过对他们的征服，显示帝国政体的重要性，并趁机转嫁帝国内部其他的矛盾与斗争，以维护其统治。国防部第三局派来调查员乔尔，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将野蛮人传说的谣传变成帝国所需要的那个事实。
帝国征服野蛮人的措施之二是滥用酷刑，将谎言变为“真相”。刑罚是《等待野蛮人》的主题之一，也是帝国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最基本的伦理修辞手段。对酷刑的本质，库切在访谈中说，“在行刑室，暴力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地强加在一个人的肉体上，这种非法行为经过国家授权变得‘合法’化……行刑室就像色情狂的卧室，一个人可以把他能够想象到的罪恶强加在另一个身上，他的行为不受任何道德和身体的约束。”乔尔来到边境小镇的第一个作为就是夜间审讯一个老人和一个病歪歪的孩子，他们来自沿河一带的贫困部落，是来看病的，在路上无缘无故被士兵拦住绑了起来。乔尔拒绝了行政长官一起参与审讯的建议，帝国有它自己的办事程序。对于帝国的“办事程序”，行政长官本想视而不见，“对他（乔尔）那个‘调查’也不作任何质询”（11—12），“就等着这桩调查案结束、所有边境地区的动荡平息下来”（12）。然而，帝国的“办事程序”远远超出了行政长官的基本伦理认识。给行政长官的审讯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在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7—8）而行政长官看到的实际情形是：“他的灰色胡须上沾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9）审讯的残暴程度可见一斑。通过酷刑，乔尔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口供，他先行预设好的“真相”：野蛮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武装，到了春天就会集合起来对帝国动武。他者的身体如同一个文本，掌握权力的帝国可以通过肆意施虐将自己的话语强加于他者身上的任何地方。“乔尔作为帝国权威的代表寻求的‘真相’，正是自己信条的证实；只有当受害者承认了被施加的真相，才是合理的归属，帝国权威得到证实，帝国身份得到确立。”乔尔上校为了帝国的所谓安全，决定名正言顺地出兵征讨野蛮人。
行政长官“为自己良心的缘故”（12）质疑乔尔，关于酷刑的合理性。乔尔的解释是，“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7）而乔尔判断真话与谎言的依据是，“某种肯定的声调会从说实话的人声音里表露出来。训练和经验教会我们去识别这种声调。”（6）帝国通过酷刑所得到的真话，其中真实的程度，一目了然。
帝国对野蛮人征服的第三个措施便是发动战争，根除野蛮人。野蛮人作为与帝国文明人相对的“无价值的生命”，理应“被保持距离，或者——如果距离疏远不可行的话——进行根除”。乔尔上校带着军队征讨野蛮人，四天之后，他差人遣送来第一批俘虏，要求行政长官对他们进行单独关押，而他们被俘的原因是看到军队走近时，试图躲藏到芦苇丛里。“所以，长官，那位大人命令我们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正躲藏着。”（23）行政长官气愤不已：“没有人告诉他这些囚犯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人的区别就在于捕鱼的用渔网，野外骑马打猎的用弓箭吗？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人甚至讲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吗？”（23）隔了一些天的半夜里，乔尔带着队伍回到了小镇，一副令行政长官“心惊胆战”的景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一大队拖拉着脚步的囚犯，一个个被绳索拴着脖子，银色的月光下是他们披着羊皮外套的模糊身影，末尾是殿后的士兵，拉着大车和驮满东西的马匹。”（27）乔尔休息了一整天之后，便开始了他不知疲倦的审讯工作，继续滥用酷刑。
乔尔是第三局派来的，代表着帝国的权威。行政长官自己也是帝国派到边境小镇的管理者，理应服从帝国的权威和“办事程序”。但是，良知和人本主义的原则使得行政长官无法平衡，“我发现自己对他（乔尔）的好奇太多，想知道他是否有一个闭门自省的洗罪仪式，以使他自己能回到其他人中间与别人一起共同进餐。在那一刻他洗自己的双手非常仔细吗？他所有的衣服都换吗？或者是局里造出了一种新人，不管洁净也好还是不洁净也好他们都能够心安理得地过下去？”（16）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野蛮人早已被非人化。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野蛮人不在帝国道德陈述的范畴之内。在乔尔不知疲倦地对捕获的蛮族人酷刑审讯期间，行政长官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所有的乐趣都远离了我的生活。整天就是对付数字、列制表格、安排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来打发时间。”（29）即便躲到妓女的房间里，在梦中，行政长官都无法摆脱帝国残暴行径对其心灵的伤害：
就像被一股海底逆流紧紧裹挟住，不想挣扎，停止游动，面对辽阔的大海和死亡听天由命。当然，我知道自己的不安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引起的，是因为那个在我窗底下天天哭泣，但某一天却不再哭泣的小孩子，这些事情、这种对死亡的深深冷漠给我带来无比的羞愧。我本不该那天晚上举着灯到谷仓那边的小屋里去，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也别无选择，一旦拿起了灯，是为了再放下灯。这条长绳的死结一环扣一环，我看不到何处是尽头。（27）
五天以后，乔尔上校宣告马上要赶回首都写报告，说话时有一种强自抑制的得意口气，将那批受过酷刑的囚犯扔给了行政长官：“白天的光线照射在囚犯们身上，一个个都血肉模糊……疾病加上饥饿，使他们心惊胆战、濒临崩溃。”（32）帝国的新人崇尚的新开端、新章节、新文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同类。与这些善良淳朴的、正在遭受野蛮酷刑的土著居民相比，来自文明帝国的新人才是名副其实的野蛮人。帝国当下制造的不公与痛苦呈现在了行政长官面前，递交到了他的手上。基本的正义观使得他总是用过去的经验维护自己的工作方式，这势必与强大的帝国政治发生冲突。作为帝国的护卫者，他的处境尴尬而暧昧。现实政治对野蛮人的征服强行打断了小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帝国的“办事程序”与行政长官二十多年的治理经验、存在立场发生剧烈冲突，行政长官因此而丧失了存在的立足点，沦为局外人，陷入痛苦的边缘情境之中。
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冲撞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强行打断迈克尔·K和行政长官的生活，将他们逼入边缘情境，导致了他们自身命运的重大转变。如何应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对于自我命运的干涉与控制，摆到了迈克尔·K和行政长官的面前。在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宏大背景之下，他们曾一度如风中飘絮，却最终维护了人之为人的某种尊严。
第二节 日常变故的袭击
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冲撞是导致个体命运剧变、坠入边缘情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库切还关注到在日常生活中屡屡发生的种种变故对于个体存在的影响。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是某种必然，那么后者则充分展现了偶然性的巨大力量。
日常生活中充满着变故，一件极为细小的事情，能够将我们从习惯的生活中放逐出来，彻底颠覆我们辛辛苦苦多年铺设的整个人生轨道：交通意外、亲人离世、自然灾害、蝴蝶扇动翅膀引来的风暴……所以佛家说“无常”：“众云无常。世尊，何谓无常？物质（色）是无常，感受（受）、知觉（想）、心识作用（行）、意识（识），俱为无常。”“一切皆无常。所谓无常者，一切为何物？眼为无常、可见之物（色）、眼识、眼触、由眼触而生起的乐受苦受，以及非乐非苦的感受，俱皆无常。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托尔斯泰著名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中，主人公伊凡·伊里奇成功升迁，事业上一帆风顺，找到了一座恰合夫妻俩心意的精美住宅。他热衷于装饰新居，亲自动手安放家具，重新挂上窗帘。“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点愚笨的沙发裁缝怎样挂窗帘，一不留神失足掉了下来，但他是个强壮而灵活的汉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伤处痛了一阵不久就好了。这一时期，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快乐和健康。”然而，就是因为这个偶然得算不上什么事件的碰撞，伊凡·伊里奇开始疼痛，从此便陷入了与死亡单独相处、面面相对、束手无策的边缘情境之下。死亡站在他面前，打量着他，吸引着他，穿透一切地杵在他面前，他无论怎样都躲不开死亡的身影，只能瞧着他，忍受着他，浑身发抖。伊凡·伊里奇感慨：“真的，我为了这窗帘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送了命。难道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而又多么愚蠢哪！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事实。”
日常变故的袭击，偶然得几乎不像曾经真的发生过，却会造成铁一般坚固的事实，彻底改变人物的命运。在《慢人》、《福》、《彼得堡的大师》三部作品中，库切选择了交通意外、亲人的死亡这两类比较普遍的日常变故，具体描绘了主人公由于遭受这两类变故的突袭，坠入边缘情境的过程。
一、交通意外的闯入
小说《慢人》、《福》均开始于交通意外：车祸和海难。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四种基本需要，然而其中的“行”却经常给人类的生活招致灾祸。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出行越来越多也愈加便捷，但与此同时，交通意外等事故的发生也像出行一样普遍与寻常了。交通意外强横无比、不容分说地打断人们正常的生活，造成或大或小的后果。它的突发性、偶然性以及普遍性，令人几乎无从躲避。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探讨自由、平等、博爱的电影三部曲《蓝、红、白》之蓝，开篇便是一场交通意外令主人公陷入痛苦的深渊。在库切的这两部小说中，交通意外颠覆了主人公辛辛苦苦铺设的人生轨道，逼着他们面临并接受突然降下的厄运，重新思考自我的存在。
《慢人》开始于主人公保罗·雷蒙特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一个熟悉的十字路口遭遇车祸。一个名叫韦恩的小伙子，驾驶着他的几乎如同导弹的汽车，横冲直撞地掠过身边的行人，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撞飞了保罗和他的自行车，致使保罗右腿膝盖以下部分惨遭截肢。
这一车祸彻底粉碎了保罗过去的生活，将他从一个自由人变为一个囚徒。原本，作为一个退休且离异的摄影师，性格内敛的保罗独自生活，一门心思地张罗东张罗西，平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照看着自己的利益，默默无闻地繁荣着，不引起任何注意。”从更广阔的眼光来看，“他身上一直有那么一种干巴劲儿，他是那种人，能够活到九十多岁，但依旧那么古怪”（27）。而截肢之后，除了整夜疼痛之外，命运伸过来的那只手向他正式宣布：“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他想要重新得到这种自由纯属痴心妄想，无论有没有假肢都一样。他永远不会健步如飞地登上黑山了，永远不会骑着自行车逛市场买东西了，更不用说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蒙塔库特山起伏的山坡飞驰而下了。宇宙已经缩小成这个公寓和周围的一两个街区了，它再也大不起来了。”（27—28）并且此后，他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人护理照顾，购物、做饭、打扫卫生都要依赖人。这次突发的交通意外，“是一场灾难、不幸。它已经缩小了他的世界，把他变成了一个囚徒”（60）。“对他来说没有未来，通往未来的那扇门已经被人关上并且上了锁。”（13）保罗被截肢后，“完全被自己的‘我’所吞没，并集中在自己的状态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和人”。
车祸造成的残疾除了导致生活上的剧变之外，也给保罗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磨难。残疾之下的隐喻，让他感到羞耻；似乎因为身体的残疾，人格的独立与存在的价值也被剥夺了。在护士们和蔼可亲的表情、麻利与高效的工作下面，有着“一种对于他们命运的终极的冷漠，对于他和他病友的命运的冷漠。从年轻的汉森大夫身上他感觉到，在那种和蔼的关切下面，有的是同样的冷漠。好像在某种无意识的层面上，这些被派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这个种族了，因此对他们不必考虑了”（13）。在医院里，面对“年轻人的无情凝视的这种令人羞耻的处境”（14），他甚至希望死。残疾不同于残缺，残缺有残缺之美，比如米洛的维纳斯没有胳膊，残疾却只有痛苦和羞耻。粉红色的残肢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令他的羞耻感永远无法祛除。截肢之后，他拒绝和朋友们联系，“他不希望在自己这种新的、既令自己羞耻又令别人羞耻的状态中被人看见”（15）。这种羞耻感将跟随着他度过下面的余生，“‘……我可是觉着这挺丢脸的，自始至终这整个事情都挺丢脸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他克制着自己。他已经进入了丢脸的领域；这成了他的新家；他根本无法离开它。”（68）因为车祸带来的截肢，保罗被他自己深深奴役了，“‘客观’或者完全吞没和奴役人的主观性，或者引起人的主观性的排斥和厌恶，把人的主观性孤立和封闭在自身之中”。
车祸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磨难，使得保罗的精神濒临崩溃，不同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待失明的态度——尽管对于酷爱读书的作家而言，后天失明同样是难以承受的深重灾难。博尔赫斯并未被失明压垮，“失明对于我没有成为彻底的不幸，也不应该把它看得太重。应该把它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某个东西消亡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某个东西在开始。”保罗缺乏博尔赫斯的豁达与勇敢，他将车祸看成自己最彻底的不幸，欲哭无泪，他怨恨将他致残的小伙子，怨恨上天的安排，怨恨自己的命运，一次意外，毫无缘由，毫无意义，却将他推入了存在的深渊。
逃离医院之后，福利机构安排的帮助他打理日常生活的护工们让他无法忍受，“他不喜欢被人当孩子或白痴对待，不喜欢她们对他说话时那种做作的活泼、高兴的声音”（26）。可是现在，离开了援助，他一个人又无法正常生活，他甚至连大小便都要靠人帮助。他的情绪变得暴躁，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灰暗的心境扎下根来，成了天气的一部分。他感到“这次截肢以非凡的清晰把他的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它赋予那个词儿‘新’以崭新的意义。这次截肢标志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如果在这以前你曾经是个人，有着人的生活，那么可能从此以后你就是一条狗，只有狗的生活”（28—29）。面对命运伸来的这只他握不住的手，他该怪谁，他该朝谁喊？失去一条腿就是失去一切的一个预演。他感到自己在瘫软，“长矛戳，胸骨碎，碧血横飞，四肢瘫软，身如木偶，摇摇欲坠。好了，他的四肢已经瘫软，现在他的精神也瘫软了。他的精神准备摇摇欲坠了”（29）。
车祸彻底改变了保罗的生存状态，无缘由地、蛮横地将他从原来的生活链条上硬拽下来，再也不允许其回去。他被孤离在自己的居所里，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得依赖他人才能得到满足，这种残酷的处境逼着他承受存在边缘上的重重危机，思考自己以往从未思考过的问题，痛苦地寻找新的存在方式。
库切的另一篇小说《福》也同样开始于一场突至的意外。叙述者苏珊·巴顿为了寻找被拐走的女儿四处奔走，几年前她离开英国，前往葡萄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巴西，未能找到女儿，“穷困潦倒，在绝望之际，搭上一艘开往里斯本的商船”。不料中途船员叛变杀死船长，她被遗弃于一艘小船，漂流至荒岛。海浪将她带入海湾，送上了沙滩。躺卧在炙热的沙滩上，她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向她移了过来，蹲到了她的身边，一个“满头鬈发的黑人，上身赤裸、仅穿着一条衬裤”（1），就是星期五。星期五将她带到了另一个人面前，由此，苏珊开始进入了鲁滨逊·克鲁索的岛屿世界，成为“他的第二个臣民，他的第一个臣民是星期五”（7）。
海难是偶然，海难之后的小岛境遇也是偶然，苏珊·巴顿躺在克鲁索的城堡里，“昨晚我还在归途中，今晚我却成了遇难者。我有几个小时躺在那里毫无睡意，一是无法相信我的命运竟有如此的改变，二是起了水泡的双手也疼痛难忍”（10）。然而，她又必须接受偶然造成的坚固的事实，既进了克鲁索的城堡，就得遵守克鲁索的法律：“‘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要听从我的命令！’他大吼，将铲子用力插进土里，甚至顾不得等星期五走远再说这些话。”（16）克鲁索是这个独立王国说一不二的主子，如植物一般生存着，其许多做法自然令从文明世界跌入蛮荒岛屿，带有启蒙理想、积极进取意识的苏珊无法认同：为什么不制作一盏灯或者蜡烛驱走黑暗？为什么不写日记，记录下即将被忘却的自我生命的特殊性？为什么不潜到沉船的残骸处，找寻锯子、斧头之类的工具？“如果他拿了哪怕一点木工工具，再加上一些钉子和铁棍，他或许就能造出更好的工具；而有了更好的工具，生活也就不会这么辛苦，他甚至还能造一艘船，逃往文明世界。”（12）苏珊急切地希望能够回到文明世界，“我有一个不可节制的欲望，就是获救。这个欲望日以继夜地煎熬着我，我一心只有这个念头”（31）。而克鲁索的眼里只有他的王国和基本的物质生存：“你的欲望与其他的事情有关，与这个岛毫不相干，不关这个岛屿任何事。”（31）苏珊与克鲁索无法交流，“除了天气，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29），她陷入了“一段最昏暗的时光，日子过得毫无生气，充满绝望”（30）：
我没有哭泣，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双手遮眼，前后摆动身体呜咽着，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星期五将食物摆在我面前，我用肮脏的手指抓着饭菜，像狗一样狼吞虎咽。我蹲坐在花园里，不在乎有谁瞧见我的模样。（30）
海难将苏珊带到克鲁索的孤岛，成为他的第二个臣民。反理性、反启蒙的国王克鲁索如同植物一般生存，拒绝了苏珊所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后双方几乎没有了交流。苏珊孤独地被困在孤岛之上，数着时间，痛苦地消耗着生命，绝望地等待着也许会有、也许就没有的获救时刻。这次意外变故撕碎了她原本在文明世界里的生活，将她逼到了无望、无味的存在边缘。
二、亲人突丧的阴影
库切的第七本小说《彼得堡的大师》，描绘了亲人死亡的突袭将主人公逼入边缘情境的整个过程。死亡是人生中最重大的命题之一。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死亡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是人类无可更改的本质，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超不过的可能性”，“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人作为生命个体本能地对死亡有恐惧之心。海德格尔认为，“畏死不是个别人的一种随便和偶然的‘软弱’情绪，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它展开了此在作为被抛向其终结的存在而生存的情况。”对于活着的人而言，他者的死亡不是中断，而是消逝，“那个死去的人再也不存在了，而且，他的消逝直接对我们的存在提出挑战，逼迫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做出回答”。加缪的《局外人》开篇就是亲人的离世：“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身边至亲的人突然消失，永远不再回来，那是存在对我们所进行的最猛烈、最残忍的教育之一。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中，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继子巴维尔死讯的那一刻开始，他敏感、丰富的心灵就逐渐被驱赶至存在的边缘。
小说开始于186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突然接到巴维尔死讯的电报，匆匆告别妻子，独自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前往圣彼得堡秣市巴维尔生前居住的分租公寓。真实的历史情况是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躲避债务和官司，和第二任妻子安娜旅居国外，直到1871年才回到彼得堡。库切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段经历也非常了解，在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中，曾将这段时间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迹般的年代”。在现实生活里，巴维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但并没有死在他的前面，与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也没什么直接的交往，为人好吃懒做并不讨人喜欢。库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段人生进行了重组，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群魔》存在互文性关系，《群魔》的素材就是“涅恰耶夫案件”。“《彼得堡的大师》表面上看是库切在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群魔》时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它却展示出了库切在对陀斯妥耶夫斯生平史实解构之后的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非凡阐释力。”
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亲人突丧而“被抛到”圣彼得堡秣市，此后他便沉溺在失去继子的痛苦中。小说细腻地刻画了他的丧子之痛。首先，他主观上不愿意接受继子巴维尔已经死亡的事实。尽管“死，这一最严酷的、最显而易见的实在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明可解的”。他感到愤怒，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活着，而他的儿子却死了。当女房东提到巴维尔，使用“生前”一词时，他痛苦地“用手蒙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流了下来”（16）。“从他记忆中那个鲜蹦乱跳的孩子，到死亡证明书上的姓名，再到木桩上的编号，这个过程仿佛在劫难逃，他思想上对之毫无准备，难以接受。”（8）他希望一切都是暂时性的，但事实上死者绝无生还的可能，他笨拙地伏在巴维尔的坟墓上号啕大哭、涕泗滂沱。
死亡导致巴维尔的肉体失去生命后，他又寄托于看不见的灵魂。他幻想着抓住巴维尔的灵魂，“他把前额贴在衣服上。一丝淡淡的、他儿子身上的气味传进他的鼻子。他深深地吸了又吸，心想：他的鬼魂进了我体内”（4）。他默念着巴维尔的名字，“死亡切断一切联系后，名字仍然存在。通过洗礼，灵魂同一个名字挂上钩，将把这个名字带到永恒”（5）。他努力收集并保存关于巴维尔的记忆，听人谈论巴维尔，以此保留住巴维尔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虽然死亡、哀悼、遗忘，是人人都要遵循的规律。如果没有遗忘，世界很快就变得什么都不是，成为一个庞大无比的混乱图书馆。但是，“他一想到巴维尔被人遗忘，就会冒火，像是一头暴躁的老公牛，瞪着眼睛，十分危险”（14—15）。
他沉溺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几乎走向疯狂的境地。他希望自己和儿子变成同一个人，让儿子复生。“他没有同他的儿子告别，他没有放弃希望。相反的是，他要他儿子复生。”（51）“巴维尔借他的身体想这个念头，而他则借巴维尔的身体来想。这个念头让巴维尔永远活着。”（20）“他觉得爱的纽带像真的绳索似的把他和他儿子的心连在一起。他觉得绳索在绞他的心。他大声呻吟。‘好啊！’他欢迎那种痛感，悄悄说；他伸出手去，把绳索再绞一下。”（23）他住进巴维尔生前居住的房间；穿他生前穿过的衣服；经常泪流满面地读巴维尔留下的文件；在梦中呼唤巴维尔，亲吻他的脸；在人群中寻找儿子的身影，“他不停地打量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寻找他儿子走路时轻快的步伐和肩膀的姿态。根据走路的样子，他就能认出儿子：先是步子，然后是体形”（48）。甚至于他通过与分租公寓的女房东做爱，来寻找肉身已经死亡的儿子，“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像投身入湖似的又投入睡眠。他下沉时，巴维尔浮上来迎接他”（55），“他通过她又一次进入了黑暗以及他儿子和别的溺毙的人一起浮沉的水域。‘别害怕’，他想悄声对他儿子说，‘我和你在一起，我同你分担苦楚’”（57）。在服丧期间他放纵情欲，不忠于自己的妻子，与熟悉巴维尔的女房东交媾，妄图一次次在疯狂的幻觉中能够见到已经死去的巴维尔。
巴维尔的非自然死亡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沉沦，悲观厌世。“在德累斯顿的时候，他经常看俄文报纸。现在他对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他的世界收缩了；他的世界只在他胸中。”（22）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铁一般坚强的体质因为悲观的思想感情开始垮塌，说话时假牙托格格发响，痔疮没完没了地折磨着他，更为糟糕的是，上天对他的“诅咒”（69）癫痫病又开始发作，这更增添了他的绝望。
自从他得悉儿子死亡后，他身体里有些东西在逐渐消失，他认为是坚定。我才是死去的人，他想；或者不如说，我丧了命，可是死亡没有到来。他感觉自己身体强壮结实，不会垮。他的胸部像是板条完好的木桶。他的心脏会跳动很长时间。虽然如此，他从人类的时间里给硬拖了出来。裹挟他的水继续向前流去，仍旧有它的方向，真正目的；然而目的已经不再是生命了。裹挟他的是死水，是静止的水。（19）
继子的突然死亡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与精神遭受重创，他从人类的时间、自己原来的生活中给硬拖了出来，生命的目的被静止的死水所裹挟，以表面的无限为立足点的此在的每一立足点统统消失了，他整个儿坠入了边缘情境。
“库切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写了他自己。”1989年，库切的儿子22岁的尼古拉斯死于交通意外，这让他对人生的变化无常有了切身体验。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维尔无止境的追寻与悼念，寄托着库切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库切的文学叙述一向节制有力，然而《彼得堡的大师》却是深深动情的，至亲者的非自然死亡使得冷静如库切亦难以自持。“死之出现不再显现为某种生命意义的必然实现，而是使得所有参与者瞪大了眼睛，宛若有人用头撞墙的时候。”尼古拉斯的死亡与巴维尔的死亡，库切本人正在进行的写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创作交织在了一起。
交通意外、亲人的死亡突兀地打断了库切作品中主人公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令他们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审查自身及周遭的世界。在库切的笔下，因日常变故的袭击而遭遇边缘情境只是他们命运转变的开始，他们将在边缘情境之下艰难寻求新的介入的方式，承担起自身命运的重大转折。
第三节 自然属性导致的坠落
库切在他的作品中，除了描绘出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冲撞、日常变故的袭击等外在因素导致人物进入边缘情境之外，还敏感地捕捉到生命存在的内部因素，即人的自然属性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人是自然界中的生命体，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从自然这个母胎分离出来之后，经过了深刻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启发和自我启发，却依然携带着自然生命体的一些属性、机能和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同自然的一致性，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关系视为任何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人生而具有自然属性，这些属性主要包括人的生物与生理方面的结构、功能和需求，表现为本然意义上的饮食、性爱、生育、自卫、衰老、疾病等各种与生命相关的本能。“所有人的这些本然意义上的自然属性虽然也多少渗透着社会因素，显得并不那么纯粹，但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潜在的内动力仍然大体上属于一般动物的生命的再生产。”这些本然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属性，是人类存在的根基之一，但有时也会导致个体行为或精神的坠落，奴役个体生命。库切在《耻》、《凶年纪事》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三部作品中，探索了人的自然属性之中最为令人纠结的性欲、衰老和疾病，将主人公推入边缘情境的过程。
一、性欲的潮水
性欲、性需求源自人类的本能。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中将人类的本能分为两大类：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生命本能就是最广义的性本能。本能刺激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有机体内部，“既然本能产生于有机体内部，那么要逃避它便是不可能的。描述本能刺激的更好的术语是‘需要’，要消除‘需要’就要‘满足’，而满足只有通过内在刺激的适当（足够）改变才能实现”。一种本能绝不仅仅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力量，而总是一种恒定的力量，具有回归和重复的特点，性欲满足后不久又故态复萌即为一例。
性本能与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样，诱惑着人的本我，总希望能够得到持续恒定的满足，“本能的满足总是愉快的”，因而也成为限制人的枷锁之一。性既可以带来心理甚至灵魂的上升，也极其容易导致自我的坠落。别尔嘉耶夫在分析人所受的种种奴役之时，认为受性的奴役是人的奴役的最深刻根源之一。“人作为性的生存是仅具一半的、残缺的生存，它渴求圆满的合成，不仅关乎肉体，也关乎心理。性在人身上不仅是与性器官相关联的特殊功能，它还与人的整个机体有关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对九岁至十四岁少女偏执的性欲，在洛丽塔身上体现为紧张疯狂、悲观绝望的沉重执念和炽烈动人、燃烧毁灭的罪恶。小说以亨伯特为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开头与结尾，性欲与爱情交织在一起，如泣如诉：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颜料持久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
库切第二次荣膺布克奖的佳作《耻》，开篇即描述了主人公在性欲的诱惑下坠落沦陷的过程。小说名为“耻”，顾名思义，重重羞耻，其中的第一重耻辱就是由性欲的诱惑导致的。
52岁的开普技术大学文学与传播学教授戴维·卢里解决性需求的方法不是通过爱情和婚姻，而是钱色交易。他遵循契约公平、理性交换的原则，付费每周获得性生活。交易的另一方索拉娅在服务时的表现令其颇为满意，使得卢里产生了某种幻觉，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性需求的问题可算是解决得相当不错了”。然而在交易时间外与索拉娅及其两个孩子的一次偶遇，两人目光的交织打破了这种幻觉。卢里越界触碰索拉娅的家庭生活使得他与索拉娅金钱支撑下的交换关系结束。之后无论是与上选公司推荐的另一个“尚嫌稚嫩，在他看来有些粗俗”（10）的“索拉娅”的钱色交易，还是与系里新来的女秘书排遣无聊的随性性行为，都没有能让卢里满意。
当每周一次的性行为失去了着落，卢里惶惶不适，“没有了星期四的插曲，整个一周就像一片沙漠般的枯燥乏味。有些日子他竟然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了”（12）。根据乔治·巴塔耶的欲望身体观，“大到整个人类的身体，小到个人的身体，其中都存在着‘人性与兽性’的博弈”。卢里在这场博弈中，兽性（“欲望”）慢慢压倒了人性，他无法控制住情欲的冲动，成了“爱欲的仆人”（58）。
深受性压抑之苦的卢里偶遇自己的学生梅拉妮，性欲泛起的潮水导致了卢里开始不顾师生伦理关系越界引诱梅拉妮。简单问候之后，卢里将其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直直地盯着她，并不掩饰自己迷恋的神情”（13），美酒加音乐之后，他要求对方“别走了。和我过一夜吧”（18）。对方拒绝并离去之后卢里知道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但是，在性欲的巨大诱惑下，他通过课程登记卡找到了梅拉妮的家庭住址、电话，并再度将其带回家中，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他拉着她做了爱。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卢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谴责，可是欲望难熄：“他觉察到她胸部正在一起一伏。女孩一伸舌头，舔去了上嘴唇上的一颗雨珠。还是个孩子啊！他想到：还是个孩子啊！我这是在干什么？可是，他内心依然色欲翻腾。”（22—23）性欲诱惑着他在坠落之途上越走越远。他在上课的时候故意曲解华兹华斯的意思，硬要她听一些遮着掩着的亲昵话，同她接近。他甚至闯入女孩所住的公寓，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这不是强奸，不完全是，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违背对方意志的，完完全全违背了对方的意志。”（28）但在当时他压根顾不上尊重对方的意志了，只听凭自己的情欲：“大概同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她戴的那头假发，不住摆动的屁股，粗俗的对话。真是奇特的情爱！然而，那泡沫翻腾的大海之女神、那情与爱的女神阿芙洛狄特正在颤抖，对这样的情爱还用怀疑吗？”（28）在自省之时，好色一词曾跳入他的脑海，他给自己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上帝的孩子，四肢有力，目光明亮。他们竭力不愿离开自己在甜美的感官宴席上的位子，能为此责怪他们吗？”（27）卢里满足了自己的感官享受，却忽视了梅拉妮作为人的权利。“如果说第一次在卢里家里地板上的性爱是梅拉妮被教授诱惑而被动接受的行为的话，那么，第二次在梅拉妮的寓所里的性爱却直接违背了性伦理道德原则——灵肉融合的性爱原则、自由自律的私事原则、理解尊重基础上的无伤原则。”
对于此事肯定会引发的后果，譬如说有人在背后窃窃议论，甚至传出丑闻，卢里认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感官之焰熄灭前的最后一跃。他把被单往一边一卷，伸手放进女孩的背心里，抚弄起她的乳房和臀部。”（30）卢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宽容自己在性欲引诱下的一次次越界之举。然而人不同于动物，只为肉体感官之需，“人同样否定自身，进行自我教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有必要承认，人的两种否定——否定既定的世界与否定自身的兽性——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有了人，就一方面有了劳动，另一方面有了通过禁忌否定人的兽性。”卢里对人的自然属性过分放纵，违背了社会的性伦理道德以及师生伦理道德，使得其人性屈服于兽性。
性欲引诱下的越界行为在带来快感的同时，必然也会附赠上相应的惩罚。很快，梅拉妮的男朋友到卢里的办公室，阴阳怪气地嘲讽羞辱他，到他的课堂捣乱，他的汽车遭人破坏，这些事件使卢里预感到自己的丑闻即将暴露在日光之下。来上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原本并不知情的梅拉妮的父亲曾恳请卢里帮助自己劝女儿不要退学，现在来学校当着众人的面指责卢里：“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居然把女儿送进了毒蛇窝……我要是你，我都羞愧得见不得人了，上帝帮帮我吧。”（43）卢里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耳朵里只觉得一阵阵的血液涌动。家长介入之后，副校长办公室发来备忘录，通知他有人投诉他，投诉内容与教师侮辱或骚扰学生有关，学校按程序召开调查委员会来处理这起性骚扰事件。他违背师德，更改梅拉妮的出勤记录，甚至给没有参加期中考试的梅拉妮70分成绩的行为也被检举揭发。很快，“流言的石磨在转啊转，把人的名声碾得粉碎”（47）。“正义之徒”那个群体迅速将他剔除出局，视作另类边缘：他一走进会议室，正在纷纷议论的人们立刻就缄口不语；那位一向与他有着极亲热关系的年轻同事，一见他就撂下茶杯，起身离开；他第一次讲波德莱尔时，教室里只有两个学生。
性欲的诱惑导致了卢里越界侵犯自己的女学生，丑闻的曝光紧随其后，一步步将卢里逼入存在的边缘。阴影在进一步地扩大，校园“女性反抗强暴组织”自发开展了对禽兽教授的声讨和对受害者的声援活动；报纸公开报道《性骚扰案中的大学教授》，要求当事人卢里面对公众舆论，对此丑闻做出评论。卢里独自出席校方安排的调查听证会，听证委员会希望卢里能够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忏悔，以平息社会舆论。卢里无法接受自己的私生活成为公众事件，当事人“捶胸顿足，痛悔不已，最好再来个涕泪交加”（74），而这本质上却压根无关乎真实的心灵，仅仅是为了满足公众泄愤的眼球。库切认为，“忏悔的根本动机在于讲出关于自我本质的真理”，“忏悔就是对自己讲出关于自我的真理”，具有自我本质反思的本体论意义，而非公众表演。库切关于忏悔的观点也烙印在他的主人公卢里身上。卢里对听证委员会说，“在这民间法庭上我承认有罪，那是民间性质的承认。这样的承认应当足够了。说什么也谈不上悔过的事。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种语言范围。”（65）显然，“另一种语言范围”是指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对于卢里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非基督徒来说，“这样的忏悔世界只能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彼岸，而一种真诚的、自我反省的精神才是接近自我真理的最佳途径”。
丑闻曝光之后卢里拒绝公开忏悔，这一举动无疑将他推到了人群的边缘。学校里的学生拦住他的去路，强行拍照，想尽办法诱使他做出鲁莽的回答；校报上出现了他的照片，姿势极为荒唐，俨然小丑。“又是忏悔，又是道歉：为什么个个都急不可待地要人出丑？一阵语塞。他们围着他，就像一群猎人，逼住了一只从未见过的怪兽，又不知该怎么将它处置。”（63）卢里宁可被拖到墙角直接枪毙，也不愿以那些虚伪的形式乞求公众的宽恕。既然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那么他只能走上对自己最不利的那条局外人道路了，声名狼藉，被丑闻紧紧缠绕，被学校开除，沦为“历史边缘的孤单身影”（186）。卢里被迫与以往的生活诀别，重新面对自己无比羞耻、尴尬的存在，痛苦地寻找突围的可能。
二、躲不开的衰老与疾病
库切的小说世界中，关于衰老和疾病的描绘屡屡出现，尤其是当库切本人进入老年之后，切身的体验一并融入了其中。在近作《凶年纪事》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库切哀伤地描绘了衰老与疾病将主人公逼入存在的边缘，强令他们面对自我沉重的肉身。
衰老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人类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在自我肉体上留下的痕迹。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灵魂能够得到安置，肉体的衰颓却令我们无可奈何，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老子曾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单就以字面意义理解“身”为身体，也有一定的道理。疾病的脚步亦步亦趋地随衰老而来，意味着自我独立性的丧失，需要他人或多或少的照顾。对一些人而言，衰老还意味着工作能力、生命感受力的衰退，肉体拖着不屈的灵魂走向衰颓，这种悲哀是无法言说的。贝克特晚年深陷在衰老导致的创作力枯竭的痛苦之中，海明威因为身体和创作力的衰退绝望地饮弹自尽。
衰老是一个缓缓的过程，与每日到来的黎明和黄昏一样，慢慢袭击我们的生活。盛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老。我们每天看见周围有衰老的人群，便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衰老；其实不是，我们早已习惯于强健有力的身体（青春活泼的肉体带给人多少快乐啊），突然有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自己衰老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得极为形象：“衰老是一种命运，它一旦抓住我们的生命，立即使我们目瞪口呆。‘曾发生过什么事了？生命出问题了，我老了’。”人总是突然被衰老抓住，潜伏着的该隐的记号在额头显现，宣告着种种限制将纷至沓来，这是人生中严重的时刻之一。人类曾为延缓衰老而寻求长生不老药，修炼特别的功夫，寻找特别的食物，却总也徒劳。无奈之下也有极端的例子，以自杀来抗拒衰老。然而，对于所有活着的人而言，衰老及其跟随者疾病的脚步无可阻挡，它们是存在奴役我们的重要方式。库切在《凶年纪事》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细腻地呈现了这一凶狠的自然属性对个体命运的掌控。
《凶年纪事》的小说部分开始于72岁的老作家C先生“在为自己的性爱拉上帷幕前最后一次虚弱而绵长的犹豫”，青春的美好与衰老的丑陋之间的碰撞，涉及一个受忽略而且常人难以启齿的主题：老人与性。垂暮之年的C先生在一个春日中午偶遇年轻女子安雅，“我根本没料到会瞧见这般奇幻的景象”，青春的活力，性感的美好，“我打量着她，心里滋生着一种痛感，一种形而上的痛感，爬遍我全身，让人无法自已。凭着某种直觉她似乎觉察到什么，觉察到墙角塑料椅子上这老头萌生着某种个人化的情愫，是跟年龄、忏悔、眼泪有关的东西”（6—7）。冲着她的青春与活力，C先生生出了令他自己感到难为情的爱情渴望。但他自知，在一个如同天使投胎尘世的美女面前，一个智力衰退、视力贫弱、双手患有关节炎的干瘪老人的羡意“未免太暧昧太抑郁了”（7）。C先生感到其中的羞耻，“上帝，在我死之前应允我一个心愿吧，我喃喃地说；可是随即被这特定愿望带来的羞耻感压倒了，我缩回了。”（8）因为衰老者已被划入特定的老境，C先生在随札中这样描述道：
老境：我的臀部痛得厉害，以至今日既不能行走也坐不安宁。不可阻挡地，身体的机能一天天地衰败下去。至于内心世界，面对那些破损的零件、熔断的保险丝，我总是持有警觉，惟愿精神能比其肉身宿主延续更久。所有的老人都成了笛卡尔的信徒。（146）
面对身体的衰老，我们只能相信灵魂不朽，以此求得某种安慰。一周后C先生又巧遇安雅，于是他高价邀请安雅为他正在进行的写作做一点文字整理工作，希望能够经常见到安雅。在与安雅工作相处的过程中，C先生自重自敛，行为无可挑剔。安雅的男朋友、投资顾问兼股票掮客艾伦想利用安雅来窃取C先生的存款，被安雅拒绝。C先生书稿告竣，在邀请俩人参加的庆功晚宴上，艾伦出言不逊，倾泻自己的愤怒：“我的结论是，你想要的结果就是把手伸到我漂亮的女朋友身上，却又害怕这个举动万一招来一记活该的耳光。于是你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迂回的求爱方式。”（153）活该的耳光是因为衰老僭越进入了青春者的游戏。在艾伦心中，当C先生对艾伦说你的安雅给了我多少安慰和支持时，就意味着某种丑陋，“一个丧失了良好的肌肉控制力的七十二岁老人（没准还把小便解到裤子上）”（134）是没有资格与青春、活力相关联的，没有资格触及性的。这些资格因为衰老已被剥夺，衰老者属于另外的人群。“尤其对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每个窗口都贴着告示：不需要老人。”（160）
小说未直接叙述敏感自尊的C先生在此情境中所忍受的痛楚、尴尬和羞愧，只是侧面通过安雅的独白和来信告诉我们，安雅无法接受艾伦对C先生乖戾的攻击和伤害，对一个老人彬彬有礼的行为背后暧昧遐想的尖刻讽刺，晚宴之后便离开了艾伦。与艾伦的尖刻不一样，安雅对于步入老境的C先生表现出了同情和慷慨：
我从来不会由于你的念头而觉得尴尬，这方面我甚至愿意对你有所助益。我走以后一切都没改变，你不妨继续用你心里储存的记忆来想象我（有想象之妙，是不是，不在一起也不是问题）。如果你要写信告诉我你在想什么，那也挺好，我会谨守口风的。（168—169）
我曾是他爱恋之人——他那种老年人的爱恋，这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我根本不介意。（171）
与C先生的相逢整个改变了安雅的人生，在不断接触C先生文字的过程中，她悄悄发生着变化，“C先生唤醒了安雅身上的潜质”，改变了她的思想；她成为C先生的崇拜者，并愿意在他临终之时，给他人世间甜美的送别。
在库切的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第五堂课：非洲的人文科学”部分我们看到，主人公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给她的姐姐布兰奇的信中，讲述了菲利普先生生命最后阶段的一点事情，疾病如何将一个人逼入垂死之境。
伊丽莎白初次见到菲利普时，他的身上充满着活力，烟管、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衫、领结、大卫·尼文式的胡子。他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兴趣广泛，爱好绘画、喜欢读书，深受女士们的青睐。他与伊丽莎白的母亲结成了伴侣，常常一起去剧场，去音乐会。然而因为疾病，外科手术切除了他的喉咙，他整天一个人待着，沉思默想，无论怎样劝慰，都不愿出来。“在喉咙口，有这么一个难看的洞，使他感到不习惯，感到羞耻；因此，他躲避着公众的视线。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话——他一直没有花力气学习正确的呼吸方法。他最多只能发出哇哇哇的叫声。对于这样一位受到女士们青睐的男人来说，这肯定使他感到深深的耻辱。”伊丽莎白用纸条和他聊天，做他的模特。一个月之后，当伊丽莎白再去看接受了化疗的菲利普时，他已经成了一包骨头，他的手已变得满是青紫，骨节突出，让人怀疑这双手曾经是否真的握过画笔。他整天躺着，没有睡着，只是平躺着，等待着。“毫无疑问，他也在听，听自己体内的声音，痛苦的声音。”他用吸管从杯子里喝水，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没有任何羞耻感了。
伊丽莎白以冷漠的眼光，注视着老人的每况愈下，她悲哀地感到一旦过了某个年龄段，衰老来临，听见死亡的喘息声时，就会觉得一切都不如人意。菲利普正在忍受着这种凶残的变化。只有神，非人的神，才能永葆青春。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要面临这种衰老和生死边缘的痛苦，在这个边界上，独自经历灵魂与肉身最后的博弈。希腊著名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代表作《一日永恒》探讨了生死边界分割的困惑，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老诗人身患绝症，按照医生规定好的时间安排，明天他要住进医院，等待死亡。电影描述了诗人如何度过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一个人如果知道第二天他将不在人世的话会如何？他怎样醒来，喝他的咖啡？他要去哪里，他做了什么？当他面对这个生死边界时。”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一生在精神领域内放逐的老诗人的遗憾、顿悟和“敞开”，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为他的生命谱上了最后的休止符。这部电影也成为安哲罗普洛斯一生电影生涯的总结。库切正面描写南非种族隔离冲突的作品《铁器时代》，也开始于主人公卡伦太太发现自己身患癌症。在肉体生命即将凋零的最后时间里，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南非的社会现实，思考自己与南非的关系，发现自己几乎从未脚踏实地地生活过。随着绝症疼痛阴影的不断扩大和现实沼泽的越陷越深，她被放逐、被搜刮、被漠视，在极度绝望、屈辱的境地里，最终迸发出了无限的爱的光芒。
衰老和疾病将C先生、菲利普先生、卡伦太太从甜美的感官生活中拽了下来，宣告着他们已被剥夺了一些原本拥有的资格，比如爱恋青春与美丽的资格、独自正常生活的资格；他们被判定不属于正在与之交往的人群，是局外人。衰老与疾病将C先生和菲利普先生推向了孤独，推入纷繁人世的边缘，令他们痛苦、无奈地体验到存在之难。综上所述，库切作品中的人物们一出场便因种种不同的缘故，纷纷陷入了痛苦的边缘情境。他们将在此情境之下，探寻合适的介入途径，并因此而继续接受不断下降的命运之手的打击。库切笔下的人物坠入边缘情境的原因极具普遍性，或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或是每一个人皆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都与人类存在的弱点和失败息息相关。
遭遇边缘情境是库切笔下的人物们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起点。在此之前，他们几十年习惯性地生活着；遭遇边缘情境是他们命运剧变、灵魂痛苦的开始，然而也因此揭开了厚厚帷幕的一角，那些一直存在却被帷幕所遮挡的现实首次显现出来。在库切的作品中，遭遇边缘情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既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同困境和人类自身的种种弱点，又迫使主人公真实地面对自我的存在，为他们灵魂的觉醒与拯救提供了某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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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说，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的需要宁愿让所谓的基地组织作为一个神话继续存在下去，让人们把它视为一个在全球各地都有其巢穴的强大的秘密恐怖组织，而不顾事实上基地组织差不多已经摧毁，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恐怖袭击其实来自一些各行其是的穆斯林激进团伙。可为一现实例证。（转引自库切《凶年纪事》，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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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野蛮人》区别于库切众多其他作品的第三人称叙述习惯，使用的是以行政长官为第一人称的现在时叙述，叙述者在观察的同时进行叙述，读者可以直接听到主人公对人和事的内心感受。
- 库切本人曾说：“小说还没有到第五页，小镇的田园生活就已经不复存在了。那里可能曾经是人间乐园，但是小说开始之前就早已结束了。”J．M．Coetzee．“Voice and Trajector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by Joanna Scott，Salmagundi114/115（Spring/Summer，1997）．
- 《汉译佛光大藏经·杂部》Ⅲ，195，转引自尼耶纳莫利比丘、李荣熙《佛教的无常学说》，《法音》1982年第5期。
- 《汉译佛光大藏经·杂部》Ⅳ，28，转引自尼耶纳莫利比丘、李荣熙《佛教的无常学说》，《法音》1982年第5期。
- 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的死》，草婴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 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的死》，草婴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 朱丽叶一家三口驱车郊游时遭遇车祸，作曲家丈夫和九岁的女儿均丧生，唯有她活了下来。朱丽叶自杀未遂，如何活下去成了问题，她“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面对真空似的自由，朱丽叶作为个体失去了生存的方向。
- 库切：《慢人》，邹海仑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0页。本章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黄志良、陈泉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黄志良、陈泉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 库切：《福》，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页。本章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 也有批评家这么认为：“笛福笔下的克鲁索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原型，他在经济上具有侵略性。而库切笔下的克鲁索却是仅仅关心自己温饱的苟且偷生者。”（Dominic Head．J．M．Coetze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00—301页。
- 贝尔特朗·韦热里：《禁止死亡》，李建英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 加缪：《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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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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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1页。
- 贝尔特朗·韦热里：《禁止死亡》，李建英译，深圳：海天出版社，第159页。
- 保尔·拉法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一生坎坷，曾受过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无数磨难，两度入狱，但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坚持斗争。但在1911年11月25日，即将年满70岁的拉法格和劳拉（马克思的二女儿）穿戴得整整齐齐，双双注射了氢氰酸毒剂，在自己的卧室里平静地与世长辞。拉法格在遗书中说，他认为70岁这个年龄是一条界线，过了这个界线，人就无可避免地进入衰老的状态，就不能为党工作，反而成为党的累赘，所以他们夫妇早已商定在这个年龄自杀。
- 衰老所带来的悲伤、丑陋和凄凉，也是川端康成晚年许多作品的主题，《山之音》、《一只胳膊》、《睡美人》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人之衰老的无奈，其中以《睡美人》最为典型。库切在评论集《内心活动》（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76—277页）中也提到了这部作品中的衰老主题。
- 《凶年纪事》采用在书页中加平行线构成两栏或三栏的版式，其中上栏为《危言》（政论三十一篇）和《随札》（随感二十四篇），中栏与下栏为不同的叙述者讲述的一个中篇小说，三部分之间遥相呼应。
- 陆建德：《〈凶年纪事〉中译本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 库切：《凶年纪事》，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本章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 陆建德：《〈凶年纪事〉中译本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北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 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北塔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 诸葛沂：《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