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母亲为小学教师，父亲是律师。父亲曾在1941—1945年间就职于南非军队，驻扎过北非和意大利。他的童年主要受母亲影响。库切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他从小接受英国教育，作为布尔人的后裔，他也熟悉南非荷兰语。16岁时库切进入开普敦大学学习，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和数学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伦敦，在那里做了三年的电脑程序员。1963年，库切与菲利帕·嘉博在伦敦结婚。1965年他被聘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助教兼助理研究员，研习文学。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1970年，库切在纽约州立大学做了一年讲师。1972年，他因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被拒，返回开普敦大学任教近30年，主讲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1984年到2003年间库切多次在美国的大学讲学，包括纽约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其中有六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委员。2002年，库切离开南非，移民澳大利亚，目前在阿德莱德大学任荣誉教授兼研究员。
2006年，库切宣誓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在纽约州立大学执教期间，库切完成了处女作《幽暗之地》（Dusklands）。小说由两个表面不相干，却互相映照的中篇《越南计划》、《雅各布·库切的叙述》组成，一改南非写实主义创作常规，昭示着南非现代主义小说的到来。1974年该书在开普敦出版，获得“默夫洛—波洛默奖”（Mofolo-Plomer Prize）。1977年，库切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描写了一个白人女子玛格达在想象中对男权压迫的反抗，具有明显的哥特式风格，该书摘取了南非文学的最高荣誉——中央通讯社文学奖（CNA）。1980年，库切的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开始为他赢得国际声誉，一出版即摘取费伯纪念奖、布莱克纪念奖。紧随其后，1983年库切推出的第四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获得了英语文学的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并再次获得南非中央通讯社文学奖（CNA）。该书描写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小人物的悲惨际遇，延续了笛福、卡夫卡、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本书中显得尤为醒目。发表于1986年的第五部小说《福》（Foe），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经典重述。1990年，小说《铁器时代》（Age of Iron）付梓。1994年，库切的第七部小说《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出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该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释义。1999年，小说《耻》（Disgrace）问世，库切在书中真实地描绘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的种种隔离。该书荣获英国布克奖，这是库切第二次获得此项殊荣，也使他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作家。2002年库切移居澳大利亚之后，出版了几部以澳大利亚为背景的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2003）、《慢人》（Slow Man，2005）、《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第一部小说是库切本人所作的八次演讲的合集，即八堂课，每一堂课都由女作家科斯特洛应邀到各地演讲的发言稿及经过概述组成。《慢人》叙述了主人公雷蒙特因为车祸惨遭截肢，不可自拔地爱上照顾自己的日班女护士的故事，引入了元小说的叙述手法。《凶年纪事》中三股叙述流分头而行，一半是学院派的玄思妙谈，另一半是活生生的、引人瞩目的人物叙述，表达了人们在社会民主进程中经历的深刻忧思。除此之外，库切还以自己的生活和成长为蓝本发表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男孩》（Boyhood：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1997）、《青春》（Youth：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2002）和《夏日》（Summertime：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2009）。写完《凶年纪事》后，67岁的库切因健康问题，宣布封笔。2013年，他又推出了新长篇《耶稣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 2013）：老年男子西蒙带着天才男孩大卫从沙漠中的难民营出发，来到说西班牙语的城市诺维拉。他们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同另一位不相干的女子（即所谓的大卫的生母）组成家庭，开始全新的生活。最后三人对有序却毫无激情的诺维拉彻底绝望，离开它逃亡下一个城市埃斯特拉。年逾古稀的库切笔耕不辍，2016年，该小说的续篇《耶稣的学生时代》（The Schooldays of Jesus，2016）在英国出版，入围年度布克奖决选名单。
库切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意义。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他还获得过耶路撒冷奖、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普利策奖、英联邦作家奖等，并于200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此外，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库切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三十多年的大学任教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文艺随笔。这些论文已被结集出版为六部文集：《白人写作：论南非的符号文化》（White Writing：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1988）、《什么是现实主义？》（What is Realism?1997）、《双重视角：论文与访谈集》（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1992）、《多有冒犯：论审查制度》（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1996）、《异乡人的国度：1986—1999文学论文集》（Stranger Shores：Literary Essays，1986-1999，2001）、《内心活动：2000—2005文学论文集》（Inner Workings：Literary Essays，2000-2005，2007）。库切的批评文字兼具小说家的慧眼和理论家的执着，其理论批评与小说创作相辅相成。
2013年，库切出版了他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通信集《此时此地》（Here and Now：Letters 2008-2011），两位作家就诗歌的“实质性”、翻译、语言的精确性、作家的责任、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采访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对与彼此文化身份相关的南非问题、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等问题，也交换了看法。这本通信集为我们了解库切的思想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迄今为止，库切已经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6部批评文集、1部文学通信集。作为一个经典作家，库切的作品具有可供不断挖掘的丰富内涵，国内外评论界在库切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一、库切作品在南非的接受
在20世纪的南非，面对种族隔离制度下残酷的社会现实，本土作家们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写作策略，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细微地描写这一制度之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努力用文字来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的罪行。在他们看来，具体的、写实的现实主义描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这类作家之中，库切的同胞、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便是一个极典型的代表，她为自己确定的写作目标就是“通过准确地刻画历史事实对社会负责”，这似乎已成为南非小说家写作实践中的共同任务和主要范式。
库切是南非第一个注重采用现代小说技巧、带有强烈文体意识的作家。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南非文坛的关注。托尼·默菲（Tony Morphet）回忆了《幽暗之地》给南非文坛带来的震动，并如此描述自己初读这部小说时的感受：“一种新的叙述形式、一种新的想象方式、一种新的行文方法已进入了南非文学。”这部作品被认为昭示了南非现代主义小说的到来。然而，尽管这部小说以其形式审美上的创新为不少评论家所欣赏，却也因其缺乏明确的历史所指性，作者的政治立场不清晰，以及由此带来的斗争尖锐性不足而广受责诟。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政治斗争的有效性和对历史事实的准确再现几乎成了主宰南非小说创作和批评的唯一标准。戈迪默在关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书评中曾就此对库切作出批评，认为其之所以运用寓言式叙述，是因为他要划清自己与“发生在南非的一切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肮脏、悲剧性的后果”之间的界限；因为这种种丑恶对于库切来说，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样，是“无法忍受”的，是“令他由衷地厌恶而不愿付诸笔端的”，也是出于库切对“一切政治或革命的解决方案”反感的立场。偏偏库切在创作上“固执己见”，因而从《内陆深处》、《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一直到《彼得堡的大师》，库切每一部小说的诞生几乎都会引来类似的争论。尤其是后两部作品，不但离开了南非的历史背景，似乎也脱离了种族压迫这一令南非评论家痴迷的主题，因此一直为批评家们所忽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4年，南非的政治局面自那时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族隔离制度在形式上被废除，民主政府也随之建立，南非文坛对脱离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常规的作品才随之表现出宽容与欢迎的姿态。然而，五年之后，库切的新作《耻》在为他迎来更多国际荣誉的同时，也让南非国内围绕库切的争论达到了顶峰。《耻》被怒斥为丑化黑人、败坏新南非的形象，甚至直接遭到了南非总统姆贝基的批评。这场激烈争论的直接后果使得库切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南非，定居澳大利亚。
综合来看，库切作品在南非的接受情况远远低于他所获得的国际声望。相比较而言，英美学界对库切的研究则深入得多。
二、英美学界对库切作品的接受
英美学界对库切的大规模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开始为库切带来国际声誉，1983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摘取布克奖之后库切在国际文坛声名鹊起，他的小说创作随即成为文学界研究的热点，大量的评论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种报刊上。80年代末有两部库切研究专著问世，分别是特丽莎·杜威（Teresa Dovey）的《库切的小说：拉康式的寓言》（In the Novels of J．M．Coetzee：Lacanian Allegories，1988）和艾仑·里查德·潘尼尔（Allen Richard Penner）的《思想的国度：库切的小说》（Countries of the Mind：the Fiction of J．M．Coetzee，1989）。前者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对库切小说中的寓言叙事进行了解读；后者则对库切作品中的精神追求进行了探索。
90年代是库切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十年，三部研究专著和两本论文集相继面世。出版于1991年的苏珊·戈拉尔（Susan Van Zanten Gallagher）的《南非的故事：库切小说的背景》（A Story of South Africa：J．M．Coetzee's Fiction in Context）紧紧抓住库切作品的创作背景，将库切六部作品所涉及的南非具体历史背景介绍给欧美读者。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和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都是国际库切研究的重要专家。前者的《库切：南非与写作政治》（J．M．Coetzee：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1993）探索了库切小说中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他认为库切小说中有一股明显的政治气息，并分析了作品背后作者本人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后者的《库切》（J．M．Coetzee，1997）是关于库切研究的一部比较有深度的专著，对库切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后殖民与后现代交织的复杂风格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剖析。90年代出版的两部库切研究论文集，一部是由格林汉姆·休根（Graham Huggan）和斯蒂芬·沃顿（Stephen Waston）联合编辑的《库切批评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1996），该书由南非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作序。还有一部是苏·克索（Sue Kossew）主编的《库切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J．M．Coetzee，1998），共收入了16篇关于库切研究的论文，针对库切小说中体现出的文学与政治、性与文本、小说与自传、女性主义视角与小说创作等不同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拓宽了库切研究的视野。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库切三部不同风格的新作相继付梓，再加上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评论界对库切的研究也更加精彩纷呈。其中有评论者将库切与其他相似作家并置到一起论述，如萨姆·杜伦特（Sam Durrant）的《后殖民叙述与哀悼写作：库切、威尔迅·哈里和托尼·莫里森》（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J．M．Coetzee，Wilson Harris，and Toni Morrison， 2004）、斯蒂芬·黑格森（Stefan Helgesson）的《危机中的写作：戈迪默、恩德贝勒与库切作品中伦理与历史》（Writing in Crisis：Ethics and History in Gordimer，Ndebele and Coetzee，2004），分别从后殖民主义及历史伦理角度研究库切的小说在南非文学中的地位。作为国际库切研究的另一重要专家，德里克·阿特瑞奇（Derek Attridge）在200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库切及其伦理解读：文学事件》（J．M．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Literature in the Event），该书探讨了库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信任与背叛、正义与邪恶、忏悔和责任、真相与谎言等一系列伦理问题。阿特瑞奇还帮助读者重新认识库切的作品，深化了对库切小说的理解，他认为库切作品带给读者的困惑和晦涩难懂的阅读感受，是其艺术魅力的表现之一。2004年还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库切评论集，即由简·帕纳（Jane Poyner）主编的《库切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J．M．Coetzee and the Idea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该文集中的论文大多围绕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展开论述。迈克尔·麦锐思（Michael Marais）认为库切通过表征被历史歪曲和掩盖的他者，显示了他本人的道德立场。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ll）分析了库切本人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主人公女作家科斯特洛的关系，认为科斯特洛是库切的替身，是库切为了方便表达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而采取的一种写作策略。萨姆·杜若特（Sam Durrant）、埃里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等认为《耻》是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批判。2006年出版的库切研究专著劳拉·莱特（Laura Wright）的《走出所有的营地：库切的换位叙事》（Writing out of All the Camps：J．M．Coetzee's Narratives of Displacement）将库切作品的艺术特色与思想研究结合了起来。莱特认为库切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他者的认同：在库切的小说中，黑人是白人的他者，女性是男性的他者，动物是人类的他者，库切通过想象实现了换位，理解并尊重了这些他者的存在及他们同等的主体性。
2007年，比较有新意的库切研究专著是米歇尔·贝尔（Michael Bell）的《公开的秘密：文学、教育和权威，从卢梭到库切》（Open Secrets：Literature，Education，and Authority from J-J．Rousseau to J．M．Coetzee），贝尔将库切放入欧洲文学版图中，从作家的性情与教育等方面分析库切同卢梭等欧洲作家的共同之处。2008年，斯蒂芬·默哈尔（Stephen Mulhall）出版了他的专著《受伤的动物：库切在文学与哲学中的现实困境》（The Wounded Animal：J．M．Coetzee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动物与人的平等权利。默哈尔在库切的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找到了激进的动物平等主义的观点，并由此阐释了库切的动物权利观及这种观点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哲学困境。
2009年，关于库切的研究专著中重要的有三部：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ald）的《遇到〈耻〉：阅读和讲授库切的小说》（EncounteringDisgrace：Reading and Teaching Coetzee's Novel），该书是著者与学生们三年里研读库切的《耻》所形成的论文合集，探讨作品中的南非、强奸、种族、动物、父女关系、自我意识、道德、后殖民主义，是与新批评分析一样详尽的文本细读。迈克·玛瑞斯（Mike Marais）的《不可见世界的书记员：库切小说中友善的观念》（Secretary of the Invisible：the Idea of Hospitality in the Fiction of J．M．Coetzee），以库切夫子自道的“作家的责任是不可见世界的书记员”为依据，论述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铁器时代》、《彼得堡的大师》、《耻》、《慢人》六部作品中库切对历史事实之外的不可见世界所作的真实记录。凯罗·克拉克森（Carrol Clarkson）在《库切：相反的声音》（J．M．Coetzee：Counter Voices）一书中关注库切小说作品与其批评写作的联系，探索了库切对当代文学、哲学争论的参与和贡献。该书包含了文学及哲学领域内对库切作品的最新阐释。
2010年已出版的重要的库切研究专著有三部，安东·李斯特、彼得·辛格（Anton Leist and Peter Singer）的《库切和伦理：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J．M．Coetzee and Ethic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2010）依然延续后殖民主义的道德话题，其中特别突出了库切作品中对动物权利的尊重、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在该书的第四部分“文学、文学的风格及哲学”中，著者还分析了库切作品的艺术手法与主题表达之间的某些关联。丹尼尔·L．马丁（Daniel L．Medin）的《三个继承者：弗兰茨·卡夫卡与J．M．库切、菲利普·罗斯、W．G．希博德的小说》（Three sons：Franz Kafka and the Fiction of J．M．Coetzee，Philip Roth，and W．G．Sebald）主要阐释了卡夫卡对库切、菲利普·罗斯和W．G．希博德的影响。关于库切的一章，主要以库切早年撰写的关于卡夫卡《地洞》的论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第一课“现实主义”、第八课“在大门口”为依据，分析库切对卡夫卡的继承。莫妮卡·潘帕斯克（Monica Popescu）在《冷战之后的南非文学》（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beyond the Cold War）一书中，将东欧文学与南非文学语境作比较，其中的一章以《彼得堡的大师》为主要文本依据，论述了库切作品与19世纪俄国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
2011年，帕特里克·海耶斯（Patrick Hayes）出版了专著《J．M．库切与小说：贝克特之后的写作与政治》（J．M．Coetzee and the Novel：Writing and Politics after Beckett），作者认为库切探索和发展了从塞万提斯、笛福延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贝克特的小说传统。2013年，魏丽娜·斯克胡贝尔（Verena Schorkhuber）在他的著作《库切小说〈福〉中的元叙事》（Metafiction in J．M．Coetzee's ‘Foe’）中分析了库切1986年创作的小说《福》与丹尼尔·笛福的经典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之间的互文性，分析库切小说中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性。蒂莫西·斯泰德（Timothy Strode）出版了著作《流散的伦理：查尔斯·布鲁克顿·布朗和库切小说中的殖民主义》（The Ethics of Exile：Colonialism in the Fictions of Charles Brockden Brown and J．M．Coetzee），在这本书的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库切作品中的后殖民流散诗学。
2015年9月，国际库切研究专家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出版了新作《库切和他写作的生活：面对时间》（J．M．Coetzee and the Life of Writing：Face-to-face with Time）。这是一部以库切的创作为重心的人物传记。评论界给予了这部传记非常高的评价，多米尼克·海德认为这是一部使人着迷的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传记，作者对于库切那些伟大的小说如何在时间中创作出来有许多敏锐的洞察。
库切的文学创作除了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广泛瞩目之外，还影响了当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创建。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都曾论述到库切。赛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引述库切为其理论依据之一，且在第四章的引言中专门引用了库切《等待野蛮人》中的一段文字，来论证“免受统治的未来”。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专门撰写了多篇分析库切作品的文章；琳达·哈琴（Linda Hutchaeon）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一书中也多次提到库切的作品。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曾在芝加哥大学与另外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联手开设全球化小说一课，库切也为该课程所涉及的作家之一。
总结起来，英美学界对于库切小说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对库切作品的解读与研究几乎使用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所有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形式批评、生态批评，等等。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所进行的阐释分析。库切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话语霸权的解构，对边缘他者的尊重，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否定，对对话和沉默关系的思考，本来就是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同关注的主题。南非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库切本人的学术背景也为这两种批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对库切小说作伦理解读一直是批评的热点之一。自90年代以来，关于库切研究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研究专著中“伦理（ethics）”始终是高频率的关键词之一。切入的角度也多样，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伦理、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人文主义的伦理、叙述的伦理，等等。一些博士论文还比较了库切同当代其他作家在伦理问题上的共识与差别。
库切小说的寓言性特质也是库切研究的方向之一。早期的评论家多将库切作品中的故事与南非的社会现实对号入座，认为作者是出于种种原因，比如当时严酷的书籍审查制度，才使用隐晦的寓言式表达方式；也有批评家将库切小说看作人物心理分析的寓言；后来更多一些的批评家将库切的小说理解为普适性的寓言，他们在库切的作品中发现了作者对话语主体性的挑战、对人性邪恶的质问、对历史叙述的怀疑等深刻主题。
鉴于库切对欧美文学及传统小说发展史的关注和继承，他的作品与经典小说强烈的互文性也使得许多批评者将库切同卡夫卡、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平行比较研究。此外，库切小说中独特的女性形象也吸引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注意。《内陆深处》中疯狂的玛格达、《福》中捍卫自己权利的女叙述者苏珊·巴顿、《耻》中沉默的白人受害者露茜，均是女性主义批评家重点分析的对象。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库切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文体的创新，其每一部作品均尝试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因而，对库切小说进行内部形式的研究近两年也开始得到强调。
三、汉语学界对库切作品的接受
库切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频频获奖，名扬国际文坛，但是对于国内读者来说，2003年以前库切无疑还是个陌生的名字，国内对他的评介并不多，且多为一般性的介绍，不同的书籍对他名字的翻译也不一样。1991年李永彩翻译的《二十世纪非洲文学》中，有关于库切的豆腐块文章，当时他的名字被译成J．M．科泽；1998年盛宁、韩敏中翻译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库切被译作“科埃齐”；1999年《环球时报》和《世界文学》杂志作了关于库切的简短介绍，他的名字被译为“科特基”。这种情况与库切作为南非作家的边缘身份不无关系。2003年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情况立刻不一样了，中国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库切。各大报纸、学术期刊都迅速刊登了这位南非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简介，对他名字的翻译也基本趋于一致，他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地位很快就确立了下来。
与此同时，库切的作品也开始大量被引进。2003年之前，国内只出版了一本他的作品译本，即张冲和郭整风翻译的《耻》（译林出版社，2002年）。2003年10月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后不到半年，他的另外五部作品便被相继翻译成了汉语。2004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广州、北京、上海、沈阳四地同时举行“库切小说文库”五卷本新书首发式。该文库集合了库切从1980年到2003年间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得堡的大师》、《青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库切核心文集”，包括《男孩》、《青春》、《慢人》、《幽暗之地》、《内陆深处》。2009年《凶年纪事》的中译本出版，2010年《夏日》的中译本付梓。此外，2010年秋浙江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库切最新的两本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内心活动》的中译本。2012年，《铁器时代》中译本面世。2013年，英文原著《耶稣的童年》刚一出版，中译本也随即推出。至此，库切的小说除《耶稣的学生时代》还未及发行中译本外，已全部在大陆有译本。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对库切的介绍要早一些。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自2000年开始便陆续出版库切的作品，包括《麦可·K的生命与时代》、《屈辱》、《铁器时代》和《等待野蛮人》。
随着库切作品汉译本的发行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影响力，关于库切的研究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2003年以前专门论及库切的学术论文只有两篇，即王丽丽的《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评1999年布克奖获奖小说〈耻辱〉》（《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以及张冲、郭整风的《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外国文学》2001年第5期）。2004年一下子就增加到14篇。截至2016年年底，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库切研究论文有80多篇。随着中国对库切的介绍与研究发展加快，一些高校研究生也开始将库切作为论文选题的对象。自2005年张勇（暨南大学）、石嵩（山东师范大学）递交关于库切研究的硕士论文始，目前已有关于库切的硕士论文85篇。其中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的三年，每年都有10篇以上关于库切研究的硕士论文。2006年北京语言大学的王敬慧完成其博士论文《永远的异乡客》，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库切的专著。截至2017年上半年，已有13部论及库切的博士论文。2010年，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举办了“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召开的专门讨论小说家库切的研讨会，国内外库切研究的多位著名专家与会，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库切文学创作的意义，推进了国内库切研究与国际库切研究的交流互动。
2013年4月，库切受邀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这是库切首次到中国，尽管在他的作品中早就涉及中国。寡言少语的库切在北京接受了一次简单的采访，并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就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及获奖后带来的生活与创作的变化进行了对话。库切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获奖者须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相近的作家，即“奖项颁给写出理想主义趋向的杰出文学作品的人”。但有一些作家，譬如耶利内克、奈保尔和塞缪尔·贝克特，尽管瑞典文学院给这三位作家的授奖辞中多少使用了一些词句突出他们的理想主义倾向，然在库切看来，“这些说法都没错，但是如果把它作为这个作家一生著作总结的话，还是有点奇怪，不切题。就好像非要下决心看到作品光明的一面，其实每一部作品的趋向都是相当黑暗的”。
现将国内库切研究的主要成果梳理总结如下：
1．介绍性研究
关于库切的一般介绍性文章主要集中发表在2003年、2004年，库切获诺奖之后的一两年里。如胡朗《库切：孤僻的文学大师》（《瞭望》2003年第43期）、唐德《南非作家库切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于凤川《库切：天生的诺贝尔桂冠作家》（《中外文化交流》2003年第12期）、石平萍《关注局外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李建军《为什么是库切》（《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等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为国内读者初步了解库切的出生背景、创作经历、个人性情等做了一定的基础工作。但是此类文章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主要关注库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未能深入具体文本进行学术探究。
2．对库切单部作品的研究
我国学者现已发表的库切评论文章，多为对库切单部作品的研究，其中对于《耻》的分析最多，其次是《等待野蛮人》。2004年关于库切研究的论文有14篇，其中有10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围绕《耻》作主题阐释。2005年关于库切的研究论文一共有9篇，8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主要还是关于《耻》。2006年发表的关于库切研究的13篇核心论文中，关于《耻》的有8篇，对其主题和艺术手法进行深度挖掘。此外，《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也开始受到批评界的关注。2007年关于库切的研究论文有23篇，其中有9篇登在核心期刊上，关于《耻》的研究文章有10篇，《等待野蛮人》的论文有2篇。2008年26篇库切研究论文只有6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库切研究正在走向大众化。本年度论文中除了6篇关于《耻》、2篇关于《等待野蛮人》之外，还有关于库切的最新作品《慢人》（2005）和《凶年纪事》（2007）的文章，可见学界对库切创作动向的关注。2009年关于库切的研究论文有32篇，发表于核心期刊仅4篇。2011年关于库切研究的论文一共28篇，依然多为单部作品研究，不过已不集中在一两部作品上，《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福》、《慢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男孩》、《青春》都有评论者涉及，由此可见库切研究的广度正在被逐渐拓宽。2013年关于库切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有14篇，多数仍然是关于库切单部作品的研究，如《耻》、《男孩》，以及库切的新作《耶稣的童年》。2014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8篇库切研究论文中，有一半已开始转向对库切的整体性研究，对库切单部作品研究的，也开始尝试平行比较研究，如王苗苗、曹顺庆的《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3月）。2015年关于库切研究的高质量论文不多，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2篇论文皆是关于库切研究的综述。2016年关于库切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共5篇，学术界对新的研究资料的接受较为自觉，国际库切研究专家阿特维尔关于库切写作生涯的文学传记被引进介绍。
现有的硕士论文也多为对库切单部作品的研究，如吴美丽的《“寻找自我”——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读库切之〈耻〉》（浙江大学，2007）、庄鹏涛的《论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中的他者建构》（河南大学，2009）、刘本英的《话语的颠覆与重构——库切〈福〉的后殖民研究》（大连理工大学，2009）、焦红燕的《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叙事学解读》（兰州大学，2009），等等。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一直较为倚重后殖民理论，主要探讨越界、流散、种族和文化冲突等主题。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思、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对西方文明中理性主义的批判成为研究者阐释库切作品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因为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都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也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做库切作品的内部叙事研究。总体而言，或由于篇幅所限，这些研究的思路还相对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从几个固定的主题切入文本，对作家整体思想的研究、对作家非虚构性作品的涉及还略显薄弱。
3．整体性研究
随着库切作品的不断引进，在期刊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库切作整体性研究的文章。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主要是现有的几篇博士论文，其中王敬慧的《永远的异乡客》（北京语言大学，2006）、蔡圣勤的《孤岛意识：帝国流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华中师范大学，2008）都聚焦库切本人的流散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对库切已出版的虚构性作品、非虚构性文学批评作了整体性综合研究。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天津师范大学，2007）将库切的创作放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分析了库切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流散性特征、与权威对抗的道德选择、反话语的文学实践以及交互作用中的主体性呼吁。王旭峰的《解放政治与后殖民文学》（南开大学，2010）对库切、奈保尔、戈迪默三位作家在解殖之后的政治立场作了平行比较。段枫的《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小说的研究》（北京大学，2009）从叙述时态、叙述人称、叙述视角、整体修辞结构等形式层面切入库切的四部开放性小说，剖析了库切作品与历史现实、历史话语的复杂关系。兰守亭的《人的困境与拯救——库切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0）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南非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库切作品中的人物为摆脱存在的困境而采取的四种应对态度：疯癫、反抗、沉沦、忏悔，且这四个阶段反映出库切本人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呈逐渐深入的趋势；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库切小说中拯救的动力来源为人的生命意志力。苗永敏的《拒绝妥协——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小说创作研究》（苏州大学，2010年）从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库切，阐释了库切对现实世界的道德批判，探讨了他“拒绝妥协”的生存品格。唐晓云的《用自己的声音言说——论库切语言选择及伦理取向》（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对库切的文论和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研究。运用语言学的透镜，揭示库切的语言选择与其作品的伦理取向及美学效果之间的联系。张勇的《话语、性别、身体——库切的后殖民创作研究》（山东大学，2013年）从话语、性别、身体三个基本纬度出发，借鉴叙事学理论、性别理论和身体叙事理论，研究库切作品中的后殖民性。李臻的《论库切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旨在发掘库切作品中的自然和生态元素，分析库切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等问题上的个性化视角，描绘库切生态意识的整体面貌，探讨库切为当今世界生态思想的发展和生态文学创作带来的启示。这些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库切的作品，丰富了国内的库切研究。
从库切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中外学者对库切的研究集中在六个方面：（1）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进行文本分析，集中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批判、对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思、对解殖之后出路的探寻；（2）阐释库切小说中以后现代主义手法对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伦理与残酷理性的解构；（3）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库切的性别观；（4）分析库切自身的流散身份对其写作的影响；（5）分析其艺术手法与思想表达的关联；（6）分析库切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库切的作品提供了不同的探索途径和丰富的资料。然而，对各种理论和库切南非背景的过分强调，先入为主，却往往使研究者忽略了库切作品中那些基本而质朴的内容，比如，从整体上考量人物的命运图景。
库切作品中主人公的基本命运可以概括为：总是沦为局外人，一次次令人惊讶地介入。库切在他的16部小说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人物形象群，他们的命运呈现出一种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的必要途径。”库切为何建构这一模式，其目的何在？本书拟从这一点着手，分析库切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及灵魂拯救，进而探索库切对我们当下的存在困境、人的弱点和失败的认识与表达。
本书前言部分首先介绍库切的简单生平和文学创作，随后梳理库切作品在南非、英美学界以及汉语学界的接受情况。总结归纳出国内外库切研究主要集中的几个方面，进而发现批评界对库切作品中人物的基本命运未曾作过整体性研究，因而也就成为本书写作的缘起。
第一章逐一分析库切小说的主人公遭遇边缘情境、沦为局外人的不同原因：历史与现实的冲撞、日常变故的袭击、衰老和疾病等自然属性导致的坠落。库切笔下的人物坠入边缘情境的原因极具普遍性，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到的，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原因，但都与人类存在的弱点和失败息息相关。在库切的作品中，遭遇边缘情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既为主人公灵魂的觉醒与拯救提供了某种可能，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类存在的种种弱点。
第二章着重考察库切的主人公们面对边缘情境的不同态度：有的主动应对，成为西绪福斯式的反抗者；有的则依凭自我的本能不断逃避；也有人在困境中踌躇不前不知所往。在孤独封闭的自我世界中，作为局外人的他们承载着环境和历史施加的越来越重的压力与迫害，他们应对、逃避、踌躇的过程，也是其自身命运不断下降的痛苦过程。但是，正是在此痛苦过程之中，他们身上所隐藏的人性的光辉逐渐被激发出来。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命运下降至最低谷的严重时刻，他们的灵魂却得以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敞开，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进而超越了自身存在的具体困境，实现了自我灵魂的拯救。
第三章探索库切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男孩》、《青春》和《夏日》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人物命运及灵魂拯救。分析这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库切笔下的“库切”——作为一个无根的异乡人、消逝时光的写作囚徒、无可抵达的怀疑者所承担的命运。在这些作品里，库切本人的命运与他笔下主人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照耀着。沿着这条路，我们或许能够稍稍深入作家库切本人幽微的心灵世界。
第四章为比较研究。作为20世纪最经典的作家，卡夫卡是衡量“卡夫卡的时代”其他作家的重要标杆。且关于人物命运这一主题，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对我们人类的命运（在本世纪中显现的命运）所说的一切是任何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所没有说出的”。卡夫卡又对库切影响深远。鉴于此，将库切与卡夫卡作品中的相关主题进行比较，以卡夫卡来观照、衡量库切，或能加深我们对库切的理解。本章分为两部分，一为相似的边缘情境比较，二为不同命运主题的探究。
结论部分总结库切作品中反复构建的人物命运图式的意义。伴随着主人公们向下沉降的痛苦过程，库切展示了那冷漠幽暗的国度，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隔离。在命运降下的最底端，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他们最终的命运蕴含着库切对人类的心灵保有最后的信心。库切反复构建这一人物命运及灵魂拯救之图式，在揭示我们当下存在的困境、人的弱点与失败的同时，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 这是库切本人提供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简短生平。见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coetzee.html。
- 转引自Susan VanZanten Gallagher．“The Backward Glance：History and the Novel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Studies in the Novel29．3（1997）。
- Tony Morphet．“Reading Coetzee in South Africa”，World LiteraureToday78．1（2004）．
- Nadine Gordimer．“The Idea of Gardening”，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 Feb．1984．
- W．G．希博德（W．G．Sebald，1944—2001）：德国作家、学者。其作品大多关于大屠杀和战后德国状况。1966年他移居英国，2001年罹于车祸。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为纪念他作了一首诗：《我们的世界》。库切在评论集《内心活动》中也论述过他。
- 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03页。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heory in the Margin：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Consequences of Theory，Ed．Jo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 Linda Hutcha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Routledge：London，1988．
- Sujay Sood．Dharmic-ethics：The ethical sociality of the self in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Lafayette College，1991．该论文对库切的《等待野蛮人》、印度女作家马哈斯维塔·戴维的《朵帕娣》、拉什迪的《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四部小说所揭露的后殖民环境下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Gilbert guan-hin yeoh．The persistence of ethics：Ethical readings of Samuel Beckett，Primo Levi and Coetzee，Harvard University，1998．该论文认为塞缪尔·贝克特、普里莫·莱维、库切三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均表现出对人文主义伦理的怀疑与批评。Elizabeth Sanker．World literature，narrative ethics，and the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7．该论文对拉什迪的《小丑沙利马》、埃及女性主义作家沙达瓦的《零点女人》、库切的《耻》三部作品中的叙事伦理与人权问题进行了研究。
- 秦海花：《拓展小说极限，寻求新的主题——从〈慢人〉看库切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观》，《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秦海花：《小说家的演讲——库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评析》，《外国文学》2011年第3期。
-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press.html．
-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3/press.html．
- “W．H．奥登认为，卡夫卡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精神。的确，‘卡夫卡式’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已经具有了一种奇异的含义；或许它已经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怪异’（the uncanny）这样一个普遍名词，这是一种既为我们全然熟悉却又与我们疏远的东西。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是卡夫卡的时代，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时代。”（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