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份尘封的小结
五年的复旦学习生活，1825个日日夜夜，新闻系的领导和老师带领我们到社会中去实践，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有多少人和事值得去记载，有多少收获和感悟值得去总结啊!下面，摘录五年级上学期(1965年9月～1966年1月)我在上海《支部生活》(当时由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办)实习时的思想小结片断，从中既可以看出50年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大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可以真实了解当年大学生接受思想教育的一个侧面。
1966年夏天，作者在毕业前夕于复旦大学校园内留影。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是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这在道理上我是从来不曾动摇过的，大会小会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决心，自以为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的话一向是听得进的，毕业以后，不为社会主义服务，难道为资产阶级服务吗？当然不可能。可是，通过党刊(指《支部生活》)4个月的实习，仔细剖析一下自己的思想灵魂，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道理还是行动上，都是短裤着袜——差得远哩!
起初一个月在通联组的实习，对我这方面的触动最大，使我比较具体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担任新闻工作，首先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通联组同志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他们的身教言教，使我想象中的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来了个全面的推翻。这些老同志都是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政治阅历和业务水平，不知要比我们好多少，但他们数年如一日热爱群众工作，诚心诚意为读者、为作者服务，而且一贯强调要为群众服务得周到，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榜上留名，要表现自己。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他们把自己摆到党的事业中去了，一切以党的需要为第一生命，不是“注视着自己的名字”，而是“注视着祖国的事业”，时刻想到的是怎样为党工作，不断为党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衡量对党的贡献的大小，而不是按发表署上个人名字的文章多少为标准。正因为他们没有个人思想包袱，所以长年累月乐于做群众工作，甘于当无名英雄。也正因为党刊坚决地、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它散布在市区和郊区三千六百多个通讯员，才时刻跟它保持息息相通的联系，使刊物办得生气勃勃，受到一百多万读者的欢迎。联系自己，思想境界就很低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考虑个人的得失。例如，登记信稿、统一复信、寄发票子(指会议通知、影剧票)等事务性工作做得多了，就出现过厌烦情绪，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些平凡工作，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满可以应付了，何必让我们占用时间，要是集中精力搞些采编活动，贡献岂不会更大吗？看上去冠冕堂皇，无可厚非，实际上出发点非常渺小，离不开个“我”字。
当然，通联组的工作是平凡的、琐碎的，但它对党刊这个机体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通联组的同志在这方面是特别有体会的，他们哪怕发一封信，寄一张票子，都看成是党的极其严肃的政治工作，从而无限深情地热爱它，努力把它做得好上加好。我的指导记者陈琼英同志，从事通联工作已经13年了，以前跟她一道工作过的同事，有的成了知名作家，有的成了新华社驻外记者，而她仍然忠心职守于老本行。依我看，通联工作该是新闻岗位上最平凡的工作了，可是陈琼英同志不这样看，她认为自己做的每一项工作，在没有出纰漏的时候，也许是不引人注目的，但一旦出了乱子，就成了政治性问题了，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她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比对党造成损失有更大的难过了，至于个人名利，那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
由于开始从党的事业的高度，来认识自己身上的问题，思想改造的自觉性也提高了。转到工商组实习以后，挑担子的机会多了，受考验的时候也多了，我一般都能考虑到党的事业的利益，较快地战胜个人主义的“私”字，因而不少问题都能够正确对待。例如，处理通讯员信稿，既要一篇篇写内容摘要，又要一个个转有关部门查处，还要一封封个别复信，工作是大量的，也是平凡琐碎的，但自己没有采取过草率从事的态度。我感到每一封来信，都是读者献给党的一颗心；我认真处理了一封信，就是为党尽了一份力量。相反，如果我马马虎虎，敷衍塞责，这就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威信，关系到党的事业。有时从早上到晚间一直搞复信，每当感到腰酸眼花正想偷闲的时候，一想到党的利益，精神就振作了，一字一句就不会轻易放过了。因此，在工商组实习的两个月中，单个别复信就有250余封，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一个差错。在工商组，还出去采写过3篇通讯，有的是老记者带我去的，有的是同基层通讯员合作的，在工作中我尽量排除患得患失情绪，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争取在实战中练就新闻工作的本领，以便将来挑重担子，更好地为党工作。
实习生活的最后一个月，是在《农村支部生活》编辑组，通过采访上海大寨式大队之一——南汇县书院公社中久大队艰苦奋斗不断革命的事迹，更使我坚定了知识分子必须跟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在中久的日子里，随时都受到贫下中农革命气息的熏陶，自己的精神世界也起一定的变化，增强了要一辈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通过具体采写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久大队开展文化革命的报道，深深感到翻身农民要掌握文化，显得越来越迫切了。在这个大队里，“地富无文盲，劳动人民无文化”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八个大队干部有五个半文盲，全大队连找个贫下中农毕业的初中生做会计都困难。前两年，上级到这个大队挑一个特种兵，几个贫下中农子女各种条件都具备了，就是缺少文化，没有批准。可见，劳动人民不掌握笔杆子，要把牢印把子也是困难的。总之一句话：农村太需要文化了，太需要知识青年了。我还遇到过这么一个难以忘怀的一幕：那天晚上，我们写稿到深夜时分，外面北风料峭，寒气袭人，突然有个中年贫农妇女，肩背一个小孩敲门而入，一看孩子的两只脚板子露在外面，已经冻成红紫色了。原来，孩子高烧已发到三十九度八，母亲是背他来找巡回医疗队医生的。我们问：“派人叫医生上门去不好吗？弄得母子俩挨冻受累……”她感激地说：“呒啥，呒啥!‘上海医生’不同乡下医生，走夜路不习惯，天气又冷……”简短两句，充分体现了贫下中农对知识分子的体贴，同时从这句话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差距。的确，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不能停留在“形”同上，关键在“心”同，要跟他们融为一体，长一个心眼，使一个劲儿。
由于置身在群众之中，我的革命精神也比较振奋，生活过得非常实在。虽然每天三餐菜金只有8分钱，每晚要搞到夜深，但自己并不以为苦，感到吃饭很香，睡觉很甜。12月20日早晨，为了及时赶回编辑部发稿，我主动挑起了担子，让另外两位同志就地休息，自己迎着满天风雨，踏着乡间泥泞小道，徒步行走了两个小时。赶到长途汽车站，外衣已经湿透了，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觉得为了党的事业，我没有逃避困难，尽了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