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虞山派经学与明末清初的学风
第一节 钱谦益的反经正经
虞山派领袖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文坛执牛耳者，在经学、史学、诗学、佛学等方面皆卓有建树，其“通经汲古”、经史一体、博综、致用等学术主张反映出明末清初以“批判”和“承续”为特征的学风趋向，蹈空而务实。
一 经学正变
经学传统肇自两汉，称为汉学，又称古学，以章句和训诂为主要手段，以复原经学的面目，并与政治相附庸，成为治国方略。然其失之驳杂，真伪斑驳悉归圣人，又各为立说，授受源流；并五经博士矻矻终身校订字句，考证名物，而无暇于义理的阐发。徐干曾言：“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1]魏、晋继承汉学而荟萃于唐，彼时关于汉学之弊，时有显露修正。流至宋代，集汉、晋、唐之大成，创为宋学，又称理学，乃在批判继承汉学的基础上生长和衍发，摒弃章句和训诂之学，专讲义理，追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其缺也妄，疑经、辨经、删经、改经，致六经面目全非，且继承唐以来经、道分途之说，以汉学传经而非传道，传道而非解经。元明承袭宋学，将其定为官学，并以其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然其流弊也日益凸显，经学日益荒疏而义理空谈之风日益兴盛。钱谦益清晰地认识到经学之发展流变和各家利弊，并从正变论的角度论述经学之发展，曰：
十三经之有传注、笺解、义疏也，肇于汉、晋，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欧阳子以谓诸儒章句之学，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者也。熙宁中，王介甫（安石）凭借一家之学，创为新义，而经学一变。淳熙中，朱元晦（熹）折衷诸儒之学，集为传注，而经学再变。介甫之学，未百年而熸，而朱氏遂孤行于世。我太祖高皇帝设科取士，专用程、朱，成祖文皇帝诏诸儒作《五经大全》，于是程、朱之学益大明。然而再变之后，汉、唐章句之学，或几乎灭熄矣。[2]
经学肇自汉晋，粹于唐，正于宋而又变于宋。宋凡两变。一变于王安石，编撰《三经新义》创“荆公新学”，鄙薄汉唐儒学之烦冗琐细的注疏方式，而以简洁的笔法训释经义，开创“性理之学”，促进了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然王安石新学乃为其变法的依据，至其变法失败，新学亦随之消亡。二变于朱熹，朱熹在总结汉学及新学的基础上，折中诸儒之学，以二程的理论为基础，荟萃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学说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集大成乃撰《集注》，开创“义理之学”，朱学遂为显学。元代恢复科举考试，诏以朱氏学说为取士标准。明代设科取士亦以朱氏传注为主，并召诸儒集萃《五经大全》，于是朱学益明，汉学益晦。朱学之变，矫正了汉儒的烦琐庞杂，挖掘义理内涵，更利经世致用，然朱学之本身亦带有弊端，即朱学怀疑、鄙薄汉儒失圣人经旨，岂朱学即能继承先王圣训？朱学质疑汉儒之经非圣人训治，岂宋学之经即为圣人之制？朱学肆意删改汉学之经以其非经学之本真，岂宋学之删改即为经学之本原？钱谦益进而总结宋代以来经学之谬，有三：
一曰解经之谬，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凿空瞽说，则会稽季氏本为之魁；二曰乱经之谬，石经讬之贾逵，《诗传》拟诸子贡，矫诬乱真，则四明丰氏坊为之魁；三曰侮经之谬，诃《虞书》为俳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矿为之魁。[3]
这三种谬端皆源自宋学末流之脱离章句训诂，而师心自妄，随意疑经、删经、改经之妄举。在钱谦益看来，六经乃圣人之作，只可尊之、重之，切不可随意非议、嗤点，宋学之举已开非经、疑经之端倪，实与圣人相悖。且宋代性理之学本身既包含程、朱所谓“性即理”，亦包含陆、王提出的“心即理”，于个体修为和个性解放大有裨益，然流至末端乃过于追求个人心性的“致良知”而脱离了“内圣”的经世路线。故而钱谦益认为经学之荒疏与宋学之经道分离有很大关系，曰：
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则亦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4]
于汉儒而言，经与道是一体的，讲经即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故汉儒讲道必本于经。然至宋儒扫汉儒章句之学，脱离经的本体而沦为形而上的阐释，人各一词，莫衷一是，于是自认贤良之人高自标目，而不肖者更加汪洋恣肆，务以己学高于汉学而疑之、毁之，从而导致学风浮泛，满嘴妄言。而此途开端于宋儒，转关于《宋史》，因：
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学》，厘为两传，儒林则所谓章句之儒也；道学则所谓得不传之学者也。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5]
宋儒于经、道传疏上庭分二野，导开经、道分离之途。元代修辑《宋史》，经、道分立两传，把邢昺、孙奭等重视训诂、注疏的学者归入儒林，把周敦颐、张载等格物穷理、穷理尽性的理学家归入道学，彻底实现了宋儒经、道分离的理想，于此理学愈加兴盛，儒学愈加衰退。至此，经学之发展实分两端：一为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一为宋代义理之学。宋学之初兴，乃欲矫汉学过于注重训诂而无暇顾及义理的弊病，并非完全排斥章句训诂，只是随着义理之学的发展流变，才逐渐执义理阐发之一端，而忽于章句训诂。故义理兴而章句晦，宋学兴而汉学晦。而经学和道学的分家，又会加速修道学者对于经学的荒废，疏于章句训诂，故少学寡闻。
汉儒之言学也，十年而学幼仪，十三而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学礼，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学无方，孙友视志，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其为学之科条，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知，土神则信，存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以长育仁义礼智之性，所谓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6]
汉儒之经是建立在苦学的基础上的，自十岁开始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仁、义、礼、智、信悉而疏通，方能治经讲经；而宋儒自以为得圣人不传之秘，幼而失学，空口白牙，信口雌黄，故其言愈多其学愈疏，知识愈渺。汉儒讲经与宋儒传道差别无他，实因博学与寡学之分。
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然而胜国国初之儒者，其旧学犹在，而先民之流风余韵犹未泯也。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驯至于今，俗学晦蒙，缪种胶结，胥天下为夷言鬼语，而不知其所从来。国俗巫，士志淫，民风厉。生心而发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出。[7]
钱谦益很敏锐地指出明末学风、士风衰颓肇始于宋学。宋学纯讲义理，使儒林与道学分途，从而致章句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分走两路，宋儒与国初之儒未泯先民之流风余韵，尚以章句和训诂为方法阐发义理，即其并未脱离文本空讲义理。自正、嘉以还，士风日下，不以读书为荣反以读书为耻，剽袭成风以讹传讹，道与经相离甚远。今人非但不学蔑古，还高蹈标目，自以为博学通知，著书立说以期不朽。钱谦益曰：
余观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传错互。至于裁割经史，订驳古今，一人之笔可以穷溪藤，一家之书可以充屋栋。嗟乎！古之人穷经者未必治史，读史者未必解经，留心于经史者，又未必攻于诗文。而今何兼工并诣者之多也？郑康成、朱仲晦之徒，盖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专门名家者，皆将退舍而避席，不亦韪与！……荀卿曰：学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古今之经学，未尝不明也。古人之书，其精者吾之所当求，而其驳者吾之所当缺也。童而习之，穷老尽气，而不能窥其涯略，顾欲壮然肆然置身坛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订其是非，辨其当否。子言之：夫我则不暇。今之人可谓暇矣。[8]
古之学者幼小从学，博学无方，尚谦虚自勉，专研一经而不能窥其崖略，窃不敢自谓通儒博儒。而且古人自知学海之无涯，自身之有限，故往往独精一学，不敢经学、史学、诗学均称专家，所谓治经者未必涉史，治史者未必研经，经史兼专者却未必敢涉猎诗学是也。然今之学者幼小失学，却著述颇繁，各类学科无不涉猎，骄尚自夸，蔑视古人，擅自标目经学、史学、诗学样样精通，却徒事抄袭剽窃。长此以往，经学益熄，道学益敝，并而流为俗学危害学风、世风。
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呰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挻而起。[9]
今人高蹈凌空，目空一切，不再潜心于经书章句的解读和名物的训诂，不通晓经学之微言大义，更有庸妄之徒无知无畏，空自标目，随意嗤点古人，訾毁经传，割剥字句剽截章句，导致六经蒙晦，面目全非。这不仅使经学流于经义，亦使道学流为俗学，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世人怀疑经典，蔑视学问，破坏学术道德的规范和对圣人训制的敬畏之心，滋生空浮无妄的学术风气，而学风影响世风，世风影响世运。世道偏颇，夷狄盗寇趁机兴风作浪，危机四伏。
钱谦益一再言说理学至明代流为俗学，那么何为俗学？其曰：
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敝，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10]
帖括之学与语录之学，皆为俗学。经学之熄，降而为经义，经义再降流而为帖括，使人沉于举业，痼于功名利禄，学古而不知古；道学之弊流为语录，使人空谈心性，空疏固陋而不自知，穷经而不知经。二者虽源流不同，危害则一，即终其一生或盘旋于章句之中或盘旋于义理之中，穷老尽气蒙蔽于俗学耻晦于经学而不自知，还茫然以为通知、通达。
俗学之敝，莫甚于今日。须溪（刘辰翁）之点定，卓吾（李贽）之删割，使人傭耳剽目，不见古书之大全，三十年于此矣。于今闻人霸儒，敢于执丹铅之笔，诋诃圣贤，击排经传，俨然以通经学古自命。学者如中风狂走，靡然而从之。[11]
流于明末“俗学之敝”日益严重，经宋、元、明诸儒所点定删节之书充斥世间，使世人徒为帖括和语录之学蒙蔽双耳双眼，而不见六经之大全，又无知无畏，狂妄无知，靡然自许为通儒通学。面对空疏无学而又目空一切的俗儒、俗学，钱谦益不禁发出感慨：
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经不学古，病虽剧，犹可以药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经学古，如今人之为，其病为狂易丧心，和、扁望而却走矣。[12]
不通经不学古尚可以经世之学救之挽之，而自命为通经学古，奈之如何？
余惟世之论诗者，知有诗人之诗，而不知有儒者之诗。《诗三百篇》，巡守之所陈，太师之所系，采诸田畯红女涂歌巷谔者，列国之《风》而已。曰《雅》，曰《颂》，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谟，本于经术。言四始则《大明》为水始，《四牡》为木始，《嘉鱼》为火始，《鸿雁》为金始。言五际则卯为《天保》，酉为《祈父》，午为《采芑》，亥为《大明》。渊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究之哉？荀卿之诗曰：“天下不治，请陈佹诗。”炎汉以降，韦孟之《讽谏》，束广微之《补亡》，皆所谓儒者之诗也。唐之诗人，皆精于经学。韩之《元和圣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蚀》，《雅》之变也。[13]
诗有诗人之诗，有儒者之诗。《诗经》既为圣人经传，又为儒者之诗，肇自典谟，本于经术。故而古来精于诗学者，必先精于经学，因经学乃各学之源，史本于经，诗亦本于经，诗学、史学盖莫不统摄于经之下，而再生滋发。经学乃学术之本源，经学晦，诗学晦，史学晦，学术晦，学风亦因此晦，故挽救学风，扭转士风，刻不容缓，否则经学敝，世运衰，国运亦会随之衰颓。其曰：
先王之世，有典有则，诒厥子孙，崇教立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变《礼》易《乐》，革制度衣服者有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必诛，而不以听。士之选于司徒而升于学者，于辩言乱政之戒，恒凛凛焉。是故经学与国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异学，国异政。公卿大夫，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晋之刑鼎，鲁之丘甲田赋，郑之竹刑，纷更多制，并受其敝。又其甚也，获雁之鄙人，假田弋之说以干政事；而振铎之后，不祀忽诸。由此言之，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14]
经学下关己身，上关国运，乃为经世致用之良器。个人心性修为须以经学为指归，通晓仁、义、礼、智、信等世俗人伦；通政治世亦须以经学为指归，方能政治通达国运昌盛。经学不明，学术因之而不明，国政亦会不明，此乃关系国政兴亡之业。唯经学与国政一，天下方能大治，及经学与国政为二，则经学衰，国异政。
二 匡救俗学
故于今时务，急中之急者乃摒弃俗学，恢复经学，以匡国政、救万民。何以救？如何救？钱谦益曰：“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15]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圣天子广厦细旃，穆然深思，特诏儒臣，是正遗经进御，诚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亦犹二祖之志也。不然，夫岂其王师在野，方隅未静，汲汲然横经籍传，如石渠、开阳故事，润色太平也哉？[16]
于今之世俗学兴经学敝，故欲扭转学风，匡正时局，必须依孟子之言，反经正经。
学者之于经术也，譬如昼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灯烛也，非是则伥伥乎何所之矣？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仞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经术既熟，然后从事于子史典志之学，泛览博采，皆还而中其章程，隐其绳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备，而后胥出而为名卿材大夫，以效国家之用。[17]
唯有经学明，经术熟，方可从事于子、史、典、志、诗、文之学，才可备采微言大义、经术章程，方可成为名卿材大夫，为国政之用。也即治学、治国必先从治经始乃为正途，否则本末倒置，贻害无穷。
相天下者犹医师也，上医医国，以康济一世为能事，而自顾一身，阴淫蛊惑，狂易丧志，我躬之不阅，而何以理天下？六经、《语》、《孟》之书，犹医经之《灵枢》、《本草》也；史传之所纪载是非失得淑慝善败，犹秦越人之《难经》、叔和之《脉经》、忠州之《集验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备，在善取之而已矣。[18]
经政治国，犹医者治病，必须熟读药典，通晓药理，方可治病救人。而六经犹医学之《灵枢》《本草》，研习六经犹医者研习医书者，善者自可匡政救民，愚者尚可修身养性，提高修为。经学之于己、于人、于国均大有裨益，既可解救世人之懵懂无知，又可力挽空疏无妄之学风，还可除国政之弊病。然六经之学凡经三变，有汉儒之学，有荆公新学，有程朱理学，还有王阳明心学，欲矫心学之弊，该反何时之经，正何时之经？钱谦益答，必为汉学也。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抉摘异同，疏通凝滞。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也。今之学者不然，汩没于举业，眩晕于流俗。八识田中，结轖晦蒙，自有一种不经不史之学问，不今不古之见解，执此以裁断经学，秤量古人，其视文、周、孔、孟，皆若以为堂下之人，门外之汉，上下挥斥，一无顾忌。于两汉诸儒何有？及其耳目回易，心志变眩，疑难横生，五色无主，则一切街谈巷说，小儿竖儒所不道者，往往奉为元龟，取为指南。此无他，学问之发因不正，穷老尽气而不得其所指归，则终于无成而已矣。[19]
六经之学源自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虽然烦琐冗杂，然微言大义去圣未远，所以治经必须以汉学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汉唐皆不足求之于宋，汉、唐、宋皆不足方可求之于近代。切不可犹今俗学之本末倒置，先求近学，近学之不足求宋、求唐、求汉。解决了反何时之经的问题了，那么如何反呢？钱谦益又指明了途径，唯“学”而已。
治本道而道本心，传翼经而经翼世，其关棙统由乎学。学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学圣，王者学天。存于密勿之为性原，质于上帝之为天命，流于制作见于典诰册命之为文章，继乎烈祖接乎尧、舜、禹、汤之为统系，敷于礼乐播于纪纲法度质文宽猛之宜之为治功。是故帝王以身一天下之不一而治以名，帝王以身正天下之不正而学以立。治学相需，不啻表里。《说命》三篇，次篇言政，终篇则言学。《周官》六属勉之以学古，入官即戒之以不学墙面，未有专治而遗学者。[20]
讲经、传道要义皆在于学，古之圣人、明君皆不废学，以学为正身、正事、正国之标的。《说命》终篇言学，《周官》勉以学古，皆为古圣贤明君正学、劝学之教诲，是以儒者学之以圣，王者学之以天。而近世学风之疏漏、剽袭、割剥皆因非学所致，故欲矫之非学无他。只有好学、品学、常学，方能自知自通，远胜他人耳畔嘈呱。且自有井田制以来，里有序乡有庠，即召以学。
古者井田之制既定，里有序而乡有庠。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此书所谓侯以明之，时而扬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校，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不变则移之郊，移之遂，屏之远方。此所谓挞以记之，否则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厚生，廉让生而争讼息者，养之教之而已。春令出民，里胥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冬民毕入，妇人相从，夜绩歌咏，余子在序室。民之在野在邑，无非学也，无非教也。出学而不帅教者，入学而不变者，则有挞记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而听其讼。由此观之，学之所弃，刑之所收也。未有不先学而后刑者也。论于乡，升之司徒，升之学，升诸司马，而后告于王。士之论定而任官者，如此其众也，则其不帅教不变而移且屏焉者或寡矣，则是学之用长而刑之用短也。乱政者杀，疑众者杀，四诛者不以听，何其严也！狱成而告王三，又然后制刑。三让而罚，三罚而耻，诸嘉石归于圜土，桁杨梏拲，无非学也，无非教也。则是学之意常胜刑，而刑之意常不胜学也。[21]
先王治理天下，正德厚生，选拔人才皆经乡学、庠序等层层推举，择其优异者而用之。而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皆以学为先、刑为后。刑罚之产生亦为督学促学，所谓有奖有惩，学之优者可以推荐进入更高一层的学府，备以军政之用；学之劣也，须受挞记移屏之刑，即学之所弃者，刑之所收也。从学与刑之先后而言，先学而后有刑；从学与刑的使用对象来看，学之用长而刑之用短也；从学与刑的使用效果来看，学之意常胜刑，而刑之意常不胜学也。故普天之下一片读书祥和之声，居其政理其国者为苦学善学之士，居其野操之田者亦学亦教。
人主思将帅之臣，则于学乎取之。学兴而文武之道兼举矣。三代以降，秦以吏为师，汉以经为师，唐人重词赋，宋人重制科。岂无崇儒劝学之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与《诗》、《书》争驰，将帅之科与文学并设，教与刑为二，文与武为二，成周之盛治，岂复可几于后世哉！圣天子广厉学官，崇奖经术，慨然思见丰
《棫朴》之盛，而苏学之复兴，实惟其时。倪君，刑官也，顾独以学校兴复为己任，可不谓知所先后哉？居今之世，奸邪并生，则思击断之吏；奴寇交讧，则思爪牙之士。然吾以为学兴而可以兼举者，诚有见于先王教化之原，明主图治之意也。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条列，首以兴学取士先德行为言。其守边也，所至贼不敢犯，西人以谓胸中有数万甲兵。吾乡之士游是学也，以文正为师，出而用世，为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22]
修身治国平天下，皆以学为原本，人或思治国或思将国，然文、武之治，皆由学生。学兴可以见先王之教化，学兴可以明君王图治之意，学兴可以文治天下，学兴可以武帅万兵。昔范仲淹以兴学统甲兵，守边关，贼人闻风丧胆，莫敢侵犯。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谋王体，而断国论者，其所以修德居业，朝夕交戒，未尝不原本于学；汉、唐以来，权臣倖子，误军国而祸身家，前车后辙，相望而不知戒，其昏瞀溃败，未有不由于不学者也。古之言《那》诗者，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学也。[23]
不仅范仲淹如此，古往今来能相天下、谋王体、断国论之谦谦君子，皆由学也；误军国、祸身家之权臣佞子，皆由不学也。一言以蔽之，成教化、美风俗、移人伦、相天下、兴国本唯学而已。
三 经世致用
钱谦益以敏锐的视角看出俗学的弊端和心学、科举笼罩下的学风流弊，以严厉的语言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为扭转学风树立尊经学古的学术大旗。然而学风之整治仅为其初级目的，其最终目的乃以经学改变朝局，改变世乱，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强调经学与国政的统一，强调经学对教化、风俗、人伦、国政的作用，期待重新培养世人以君民为念，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学术与政治、实际联系得更加紧密，故而他一再强调，欲相天下、匡国政者必须要尊经学古，必须以读书为首要。所以他在教导世人读书之法时，亦首先强调针砭俗学之作用，施政理国之作用。
古之学者，必有师承。颛门服习，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画丘沟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乱。自汉、唐以降，莫不皆然。胜国之季，浙河东有三大儒，曰黄文献溍、柳侍制贯、吴山长莱，以其学授于金华宋文献公（濂）。以故金华之学，闳中肆外，独盛于国初。金华既没，胜国儒者之学，遂无传焉。嘉靖中，荆川唐先生起于毗陵，旁搜远绍，其书满家。自经史古今，以至于礼乐兵刑阴阳律历勾股测望，无所不贯穿。荆川之指要，虽与金华稍异，其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24]
金华之学与荆川之学虽师承不一，脉络不一，但钱谦益均深为叹服，只因两派之指归为一，即由经术以达世务。故今之学者要像古人一样注重师承，以经术传承经世之学，同时还要采取“经经纬史”的读书之法。钱谦益曰：
读书之法无他，要以考信古人，针砭俗学而已。《进学解》，韩退之所读之书也。《答韦中立书》，柳子厚所读之书也。古之学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晔之书，基本既立，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犹舟之有柁，而后可以涉川也，犹称之有衡，而后可以辨物也。今之学者，陈腐于理学，肤陋于应举，汩没锢蔽于近代之汉文唐诗。当古学三变之后，茫然不知经经纬史之学，何处下手。由是而之焉，譬之驾无舵之舟以适大海，挟无衡之称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称平也，不已难乎？……经经而纬史，由韩、柳所读之书以进于古人，俾后之学者，涉焉而以为舵，称焉而以为衡。[25]
读书之目的乃为针砭俗学、匡正世务，然如何读书？读何书？世人被俗学蒙蔽日久，难免迷茫，钱谦益又为世人指明方向：先修读汉以来之经学，熟读默记十三经之文，通晓“圣贤之微言大义，纲举目张，肌劈理解，权衡尺度，凿凿乎指定于胸中”[26]；然后出而从事于史，先参读司马迁、班固、范晔之史书，再遍观历代史书；经史皆熟读熟通之后，还要参看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集录、传记、诗文集等。由经、至史、至子、至集悉通晓后，才可辨“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复，分齐其轻重长短，取裁于吾之权度，累黍杪忽，罄无不宜，而后可以明体适用，为通天地人之大儒”[27]，破俗学之禁锢，明世致用。
钱谦益之“经经纬史”的思想是与其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乃为经史治国之用。经政合一则政强；经政分歧则政乱。故经、史、子、集四门类中尤以经学为重，而经学又尤以《春秋》为重。
仆家世授《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而未敢明言。长而深究源委，知其为经筵进讲，针砭国论之书。国初与张洽传并行，已而独行胡氏者，则以其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用以斡持世运，铺张金、元已来驱除扫犁之局，而非以为经义当如是也。[28]
钱谦益少学《春秋》，因其尊周而攘夷狄，以其为针砭国论之书。学《春秋》、用《春秋》，正可解清人入关之困顿，抒发华夏之气以扫除蛮夷之气、斡旋世运、匡复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