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清两代的学风大相径庭，明代学风偏于蹈空，而清代学风偏于核实。两种学风路径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末清初恰处于两种学风的转变当口，既因袭了宋明理学重义理的学风特点，又表现出对宋明空疏学风的批判。
于承继的层面上来说，明末清初之学风处于宋元理学与清代考据学的转折点上，其既不似宋明理学之纯讲义理，又不似清代考据学之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在继承义理的基础上融入考证的元素，使义理与考据相结合。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曰：“言神州学风者，莫尚于清初。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唯清初诸儒而已。言其环境，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创巨痛深，莫可告语。故一时魁杰，其心思气力，莫不一注于学问，以为守先待后之想；而其行己持躬，刻苦卓励，坚贞不拔之概，尤足为百世所仰慕焉。要而言之，则厉实行、济实用之二语，盖足以尽之也。”[1]汉学重视章句和训诂，在经书的搜集、整理、考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然也失之烦琐，或动辄万言，或终身沉浸于校订字句和考证名物之中，而无暇关注义理的阐发。徐干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故君子必择师焉。”[2]故随着学术的发展，汉学也必当受到质疑，于是义理之学兴起。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流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3]宋儒虽反对汉学，然其仍难以舍弃汉学的治学方法，而纯讲义理，必当在词章训诂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明末清初儒者反对理学提倡汉学，亦难以做到彻底摒弃宋学，而仅仅是以汉学修正宋学，使训诂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于批判的层面上说，明末清初之学风乃“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4]。宋明理学在兴起之初，在思想解放和阐释经义等方面相比于汉学，无疑是进步的。于是于元明成为官学后，理学益显，汉学益微。然宋学在批判汉学的糅杂和真伪时，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不仅掺杂了佛老思想和理论，甚至不惜改经、删经以合己说。即如林庆彰所质疑的：“宋儒对汉人大加批评，以为‘千年无真儒’，怀疑汉人认定的经书作者、章节顺序等，他们是否有较高一等的理论依据？或仅是主观的判断？宋儒将经书一再删改……更改过的经书本子，是否即是孔门原来的样子？改本所建构的理论是否即圣人的本意？引用佛、老的宇宙论和工夫论，虽有其必要，但是既是排佛，又引佛禅入儒，岂非自失立场？”[5]
明儒非但视理学自身疏误而不顾，亦以宋学为准八股取士，命题制义皆宗宋经义，明永乐间胡广等奉敕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明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余年尊其为取士之用书，使科举考试完全抛弃了汉唐的注疏，而专以宋人、元人的传注为主。而其所谓大全者，并非真正的大全，《易经》只取《本义》，《诗经》只取《集传》，《尚书》只取蔡沈，《春秋》只取胡安国，《礼记》只取陈澔，其余则忽略不读。于是学者所服习者，唯“《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经》，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逾分寸，以求合于有司。又最甚者，择取传中字句文义，以意牵合，妄托圣经，移彼就此，名为合题。……慢弃圣言，割裂传注，又如朱子所谓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者也”[6]。更有甚者，运用“八股之法，一在于摹圣人之言，不敢称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题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夫题之义理，有敷衍数十端，然后足以尽者；有举其一端，扼要而无遗者。今必勒为排比，则是多端者不可尽，而得其一说而毕者，必将强为一说以对之，其对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语，斤斤然栉句比字而不敢或乱”[7]。然而谨遵圣人之言进行阐发的曼衍之言，虽排比数十端，却毫发不逮圣人，从而导致贩夫竖子皆不知仁义道德之名，奇能异士以此为务而耗尽一生，登科甲第之士不知兵马财赋之数。
学者为举业之用，但取《四书》《五经》而读之，中举之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冗，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8]。以致很多士子“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人合为一事者”[9]。士子一旦青云得志，便可家至显达，光宗耀祖，因此不仅学子本人以此为务，其父母兄弟亦以此为责督促仕学之子。“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10]间“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11]。士人从童蒙时期即为举子业做准备，只读可取功名、享富贵的十八房稿，其余则一概不读。然而在专心攻读的十八房稿中，又有取舍，即仅筛选能命题之文，其余内容则删去不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暌》《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12]以至于天下学子不但平日未曾睹见古经传，“即国朝经书中传注义训一切抹去，止留总语读之，以求经书速完”[13]。更有甚者即连总语一并弃而不读，找人代笔策文，背之而应试。顾炎武曰：“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所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14]科场舞弊之风猖獗的根本原因，既因科举考试有影响一人甚至一家荣耀的重要作用，又与科考制度有关。当时科举考试实行三场制，即乡、会试分为三场，时间虽有先后，但无轻重之别，因此士子只攻一场即可，不必三场皆过。况“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15]。三场考试的主要范畴为《四书》，但以《四书》取试亦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可出之题和常出之题早已为士子所预知，只需提前准备好，待入场之后抄录即可。富贵之家延请馆士代为拟作，贫贱之人亦可窃取篡夺他人旧文，由是科举考试已全然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筛选留用的大多为投机取巧、抄袭舞弊之人，从而导致学问愈加衰败，人心愈加腐坏。
归有光亦曰：“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放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要之，穷达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过酣豢富贵，荡无廉耻之限，虽极显荣，只为父母乡里之羞。”[16]科场中选之文，则讽诵摹仿，移前掇后，多有雷同；科场中举之人，则为浅率模拟之徒，非惟六经不通，即圣人之言、圣人之书、圣人之德亦恍然不知。故皮锡瑞说：“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17]因《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摒弃经学旧说，乃为摘择宋元经说、注释杂凑而成，“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18]，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故在科举制义的荼毒下，学子非但汉学不知，宋学也是略知章句而非通经，且肆意抄袭，舞弊成风，学风愈加浮滥。
为摆脱宋学和八股取士的桎梏，王守仁倡导革新，在解放思想、求自由、破除禁欲主义等方面给明代学术打了一针强心剂，然而他也为虚无主义和空疏、空谈之风打开了大门，导致义理空谈取代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致使学风愈加空疏。“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19]“（王）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20]贺钦“学不务博涉，专读《四书》《六经》《小学》，期于反身实践。谓为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21]。于时不仅阳明后学止读《四书》《五经》，不以博涉为务，心学末流及末流的追随者亦更加空疏，秉承“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甚至连《四书》《五经》都弃而不读，惟靠心念，追逐“万物皆在心”的空想、空谈。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崛起，倡言妄古，“操觚云涌，而咸以读书为戒，至有晋魏以还，茫然心目者。……故不肖妄谓，国朝文章之盛，几轶古先，而学问之衰，无逾晚季。至于嘉隆，玄谈日沸，即豪特之士崛起其间，而属辞者虞讥于堆垛，多识者取诮于支离，不有执事出而挽之，将恐两家者言，浸淫无极”[22]。吴晗曾论述王阳明心学与明七子复古运动结合后的学风：“谈性理者以‘实践’为标榜掩其不读书之陋，谈文学者以‘复古’为号召倡不读汉后书之说，两家互相应合，形成一种浅薄浮泛的学风。即有一二杰出之士，亦复泛涉浅尝，依傍门户，不能自立一说，进一解。蝇袭蛙传，风靡一世。”[23]学风至此，已然开始受到各方的攻击，即其内部纷争和反动也开始躁动。李恕谷曰：“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24]顾炎武曰：“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25]于是明季学坛在科举制、阳明心学、复古论和竟陵派的合力作用之下，愈加脱离读书、格物、务实的实学，沉浸于不切实际的虚无、妄想、空谈的浮泛荒疏之中。
但宋明理学急速衰落的程度和明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空疏学风，已非明代学者自身之力所能挽救，则必经外力的“反动”以彻底地摧毁它，方能涅槃。恰如其时，清兵入关为明代社会投了一颗深水炸弹，彻底唤醒了国民。他们开始反思明亡之痛，将之归罪于心学的空谈，于是不惜余力地对王学实行破坏与瓦解，并开始探索实行、实习、实言的经世致用之学。[26]颜元明确提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27]假使实学不明，哪怕言语再精致美妙，书籍积累得再多，也空留虚幻，于世无益。因而他强调：“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28]李颙也大力倡导“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只有“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29]，才能称之为儒。
然而以前明遗老为主力军团的讨伐军，已然在明清易代的时局中失去了政治依靠力和影响力，其中一部分人虽然成了“贰臣”，却也并未进入政治核心而是游离于政权之外。他们手无政治之利器，只能发起学风与学问之战。但“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30]。这场寄寓了黍离之悲的学风整治运动，将明末清初绝大多数学子集结起来，不约而同地朝着“经世致用”的目标而努力，呈现出批判空疏无学，倡导经世之学和提倡通经学史、重视博物考证的共同趋向，然不同学派又各有侧重，略有不同。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派，重视博证与实地考察，倡导考文知音，通经致用；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则偏重于史学和学术思想史研究，治史以经史；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更加重视践履务实，批判宋明理学的锋芒更为鲜明；[31]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学派则更注重注疏与博物。
虞山派的钱谦益，作为扭转明末清初学风之领军人物，以其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推进了学风的转变，然他命运多舛，宦海沉浮，几经荣辱。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曰：“百余年来，文章之道，径路歧而芜秽丛。自先生起而顿辟康庄，一扫蒙茸。知与不知，皆曰先生今日之欧苏两文忠。先生之文，光华如日月，汗浩如江海，巍峨如华嵩。至其称物而施，各副其意，变化出没，不可端倪，又如生物之化工。残膏剩馥，霑溉后学，使空空者果腹，伥伥者发蒙。……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32]钱谦益“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33]，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大展宏图，遭际坎坷，充分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他有很高的政治期许，应为官场舵手，却一直游离于政权之外，难展宏图；他本与马士英政见不合，却依附马士英、阮大铖，为二人歌功颂德；他开城降清，冀希获得重用，却再次被闲置，乃悔变节之行，参与反清复明；他以东林党人自居，却遭东林抵制，叱为贰臣；他是学术巨擘，著作却遭清政府毁板销滞，禁而少嗣；他崇尚儒家思想及经史百家，望以经史救国，却寄之无望，只得倾心诗文乃至奉佛信道；他以藏书之珍，富甲东南，却遭绛云之火毁之大半；他倾尽心力撰修明史，书稿未竣即为余丁去取无留；他于耄耋之年交心于柳如是，对其爱护有加，却难保其母女周全；他以平生之力护乡族周全，身方入冢即为乡族欺夺资产……从钱谦益的一生遭际来看，他一直心系国家，期望匡正除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是他的心性、才识和能力与他的政治野心殊不相称，而且在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又软弱怯懦、贪生怕死，为人所不齿。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士人对他巴结南明和开城降清之举颇有微词，却很少有人质疑他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影响，因此他掌舵四海文坛五十年。
钱谦益的学术思想一如他的政治选择，屡受不同学派、学风的二律碰撞，亦呈现矛盾和困惑：他汲取了东林党人顾宪成宗程、朱，诋陆、王的理学思想，后又向管志道行弟子礼，接受明心见性的心学熏染，持“绳狂”“贬伪”之说；他受教家学及顾宪成的影响，欲以《春秋》致知格物、经时治世，同时又深受他的母亲及管志道儒佛并行互助思想的影响，笃力于个体修为；其既服膺于东林党宁折不弯的经世人格，又倾慕李贽等率真狂放的个体人格；其诗早学复古派，澜翻背诵《空同》《弇山》二集，后又服膺于性灵说，与三袁和汤显祖等交往甚密；其古文先学秦汉，后受归有光影响转学唐宋八大家，尤以苏轼为重……
所以在钱谦益学术脉络中，总能感受不同思潮在他脑海中的碰撞激荡。他一直欲调和各种矛盾，并在调和矛盾的过程中，对明代各种学说、学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于是才能取精华去糟粕。故而他对明代各种学说、学派既有继承又有批判。他既是王阳心学、程朱理学、七子复古说、钟谭性情说的批判者，又是他们的传钵者。他将理学之经世致用与心学之致良知融合，既强调治经经国，亦看重个人修为，而抛弃空谈与死板；他将复古与性情相融合，以真情为首，以格调为辅，既尊奉秦汉盛唐，又兼学魏晋两宋，而扬弃剽袭和浮滥；他将儒家入世思想与佛释的出世修为相融合，既欲执挽朝堂，又能清净修为，而抛弃执念和虚妄；他也在明末清初的风云际会中沉浮漂转，以继承为内核，以批判为利器，尊经重史，倡导实学扬弃空浮，扛起扭转学风的大旗。
虞山派在钱谦益的带领下，或“反经”以求真，扫除空谈之依据；或以藏书为手段，破除空疏之习气；或以训诂为工具，清除荒谬之根底；或以辨伪为方法，澄清对经典之误读；或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当世之务，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史林》1987年第1期，第138～139页。
[2] （汉）徐干撰，龚祖培校点《中论·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7页。
[3] （宋）王应麟著，（清）阎若璩、何焯、全祖望注，栾保群、田松青校点《困学纪闻·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91页。
[4]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页。
[5]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5页。
[6] （清）陈廷敬：《午亭文编·经学家法论》，《清代诗文集汇编》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31页。
[7]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制科策上》，《清代诗文集汇编》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07页。
[8] （清）黄宗羲：《破邪论·科举》，《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04页。
[9] （明）杨慎：《升庵外集》卷十“举业之陋”，学生书局，1976，第2页。
[10] （明）祁承
：《澹生堂藏书约》，广陵书社，2010，第15页。
[11]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44页。
[12]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48～649页。
[13] （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卷三○，明刻本。
[14]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49页。
[1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48页。
[16]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山舍示学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51～152页。
[17]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11，第210页。
[18]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45页。
[19] （清）张廷玉：《明史·邓元锡传》，岳麓书社，1996，第4134页。
[20] （清）张廷玉：《明史·王畿传》，岳麓书社，1996，第4123页。
[21] （清）张廷玉：《明史·贺钦传》，岳麓书社，1996，第4117页。
[2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与少司马王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813页。
[23] 吴晗：《胡应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1期，第203页。
[24] （清）李塨：《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部墓表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800页。
[2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307～308页。
[26] 参见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6页。
[27] （清）颜元：《存学编》卷三“性理评”，《颜元集》，中华书局，2012，第75页。
[28] （清）颜元：《存学编》卷一“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颜元集》，中华书局，2012，第47页。
[29] （清）李颙：《二曲集》卷十四“盩厔答问”，中华书局，1996，第120页。
[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3，第16页。
[31] 参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12页。
[32] （清）归庄：《归庄集》卷八“祭钱牧斋先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70～471页。
[33]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九，天津退耕堂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