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善垂文

（一）依附僧祐，寄居定林

《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刘勰依附当时的高僧僧祐，在钟山定林寺前后有十余年。

刘勰依附僧祐的具体年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

“父尚早没，奉母家居读书。母没当在二十岁左右，丁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三年丧毕，正齐武帝永明五六年。……彦和终丧，值僧祐宏法之时，依之而居，必在此数年中。”刘勰是在其母亲去世之后，在家居丧三年，约在齐永明八年（490），离开京口镇江，来到了京城南京。那么，刘勰当时为什么要依附僧祐、寄居在定林寺呢？从刘勰本传的记载来看，“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刘勰是由于“家贫”以致“不婚娶”，所以“依沙门僧祐”。其实“家贫”并非是刘勰依附僧祐的真正的原因，因为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从而造成“家贫”或许是事实，但绝不至于到了刘勰不能婚娶的地步。因此，“家贫”并不是刘勰依附僧祐的原因。结合刘勰的身世经历及其人生理想，我们认为，刘勰依附僧祐的原因和目的，是为自己寻求政治出路，为能进入仕途创造条件。

刘勰依附僧祐，跟随他在定林寺十余年，是由于僧祐在齐梁时期在佛界和政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根据释慧皎《高僧传·僧祐传》的记载，僧祐（445—518），本姓俞氏，祖籍彭城下坯（今江苏睢宁），其父一代移居建邺（今江苏南京）。僧祐数岁就随父母到建初寺礼拜。由于僧祐钟情于佛教，父母就允许他入道，于是僧祐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为师。等到僧祐十四岁时，得知家人为他秘密访婚，便躲到定林寺，投在法达法师的门下。法达法师是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名僧，僧祐竭诚向他学习，年满二十岁时受具足戒。僧祐后来又改向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法颖学习律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僧祐终于精通律部，成为当时的律学名师。

钟山定林寺遗址

僧祐在当时不仅是佛教界的名僧，而且是与齐梁两代一些主要执政者关系异常密切，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待遇的重要人物。齐武帝萧赜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经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僧祐正是萧子良所特别尊崇的律学大师，因此萧子良常常请僧祐讲律。《高僧传·僧祐传》记载：“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萧子良经常请僧祐讲律，而永明年间齐武帝萧赜诏命僧祐到三吴地区对僧尼进行考试简别，宣讲《十诵律》。刘勰正是在僧祐备受南齐帝王敬重，在佛界名望极高时依附僧祐的。由梁代齐，僧祐又得到了梁武帝萧衍的器重和礼遇，“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高僧传·僧祐传》）。正因为如此，所以僧祐在齐梁时期声望极高，备受僧、俗的敬仰。当时佛界的领袖人物，如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他们都崇敬僧祐的德行，以师礼奉侍僧祐。此外，皇亲贵戚如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仪同袁昂，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的生母丁贵嫔等，都敬仰僧祐，拜僧祐为师。这些都说明，刘勰所依附的僧祐绝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僧祐在佛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刘勰要依附于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刘勰所寄居的定林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寺庙，而是当时钟山上的一座名刹，是南朝佛教活动的中心。钟山定林寺有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刘勰寄居的是上定林寺，它是晚于下定林寺建造的。据《高僧传·昙摩蜜多传》记载，昙摩密多为钟山上定林寺的开山之祖。昙摩蜜多为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来华后名法秀，僧祐入定林寺时投法达法师门下，而法达法师是昙摩蜜多的弟子。昙摩蜜多曾遍游中国，他在宋元嘉元年（424）辗转到了蜀地，后由荆州东下至京师（指今江苏南京）。开始在中兴寺，后又到祇洹寺，在那里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经籍。昙摩蜜多曾应邀到浙东，返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居于下定林寺。昙摩蜜多生性喜欢山水，认为下定林寺位置低侧，风景不佳，于是登上钟山高处，考察地形，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元嘉十二年（435）营建上定林寺。上定林寺建成后，逐渐成为一座名刹，而下定林寺则渐渐荒圮。

刘勰于齐永明八年（490）来到上定林寺时，上定林寺建造已有五十多的历史。钟山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都位于钟山南侧。下定林寺在玩珠峰独龙阜之北，即今明孝（1165－1173）末年，高僧善鉴将上定林寺的匾额移至江陵的西北一带。下定林寺在山麓，邻近独龙阜宝公塔，而上定林寺则在山腰之上，已近峰顶。其具体位置，在南朝刘宋北郊坛祀的上方，一块平缓的山坡上。据考古专家考证发现，北郊坛祀的遗址位于紫金山南麓海拔277米处，北依钟山主峰，正对紫霞湖，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型祭坛。（见《新华日报》1999年8月8日《南京发现六朝时代地坛遗存》）根据这一祭坛的位置，上定林寺的遗址大致能基本确定。

自从昙摩蜜多开创上定林寺以后，寺庙逐渐兴盛起来，后来一时香火极盛。《高僧传·昙摩蜜多传》记载：“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欝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上定林寺曾经名僧辈出，据《高僧传》的记载，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辩、慧弥、法献、法愿等名僧曾居于上定林寺，而权贵名流如萧子良、萧宏、萧伟，还有何点、周颙、明僧绍、吴苞、张融等也经常前往寺中听讲礼拜。上定林寺内藏有大量佛教经论典籍，还供奉有僧祐之师法献从西域所得的佛牙、佛像等，上定林寺在当时的寺庙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钟山上定林寺废弃之后，在南宋孝宗乾道宁方山，重建定林禅寺。据《金陵梵刹志》的记载，“按，上定林寺在钟山，寺废，因请其额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间，重修。国朝弘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靓。”方山的定林寺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和明天顺年间（1457—1464）重建，但不久即遭到破坏。

刘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和目的的。虽然《梁书·刘勰传》记载有“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的祖父刘灵真的哥哥刘秀之是宋司空，而且刘秀之的族叔刘穆之是宋武帝刘裕的开国功臣，他们是刘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都因政绩显著、军功卓越而名震一时。但是，他们都不是豪门士族，而是属于庶族。因为从刘秀之和刘穆之的本传来看（见《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卷四十二《刘穆之传》），他们都是军吏出身，都是因为军功卓著而被擢拔的，这种情况与士族的升迁截然不同。因而在他们的本传中记载有“穆之家本贫贱”、“秀之少孤贫”等，说明刘氏家族归属庶族。正因为是出身于庶族，因此刘勰就不可能像士族子弟那样，完全可以依仗父祖的资荫，自然而然进入仕途。刘勰既没有可以使他自然进入仕途的祖上，而他自己又才华横溢、胸有大志，不甘于沉沦湮没。于是，他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为自己寻找可以进身的靠山。刘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就是想借助僧祐的地位和影响，利用定林寺的特殊环境，等待时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仕进的机会。

（二）整理佛典，博通经论

《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约于永明八年（490）依附僧祐来到定林寺，到他于天监初（503）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他在定林寺前后有十四年的时间。这一段时期刘勰协助僧祐抄撰、整理佛经，从而博学精通了佛教的经论。

僧祐作为齐梁时期一个著名的高僧、律学大师，其撰述相当丰富。《高僧传·僧祐传》记载：“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著录有僧祐八部法集，这八部法集是：《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部法集现在只存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和《弘明集》三部，其中《出三藏记集》是僧祐八部法集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僧祐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佛典的名目部卷、核察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是佛教经录类著作。《出三藏记集》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僧祐的撰述，对于弘扬佛法、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在僧祐撰述的过程中，刘勰协助并撰写了其中一些记序。《梁书·刘勰传》记有“录有序之”，此外，后人也有论及。如明代徐《文心雕龙跋》说：“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矣。”徐以为，名义上僧祐撰写的《释迦谱序》、《世界序》等，其实都是出自刘勰所写。所以，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以为：“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杨明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也指出：“僧祐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他们都认为，在僧祐的著述中是有刘勰的代笔之作的。当然，至于其中究竟哪些是刘勰所写，已经无从查考。

镇江文苑雕龙

刘勰寄居定林寺十余年，在协助僧祐整理佛典、编制目录和抄录群籍的过程中，积累了佛学知识，提高了佛学修养，因而“博通经论”。刘勰离开定林寺进入仕途后，又先后两次奉梁武帝萧衍之诏到定林寺整理佛经。刘勰第二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是在他出仕后的天监七年（508），当时梁武帝萧衍因为法海浩汗，浅识难寻，因此命令刘勰等人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刘勰第三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的具体年代，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在僧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天监十八年（519）（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在萧统逝世后即中大通三年（531）（见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这样，刘勰前后共有三次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因此本传记载“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对定林寺经藏的整理和簿录等，刘勰功不可没。而定林寺经藏在南朝寺庙的经藏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释件撰述》考列南朝经藏，有刘宋的佛窟寺经藏、萧齐的大云邑经藏、梁华林园经藏、定林寺经藏、建初寺波若台经藏、长沙寺经藏等，其中定林寺经藏的主要依据就是刘勰本传的记载。

刘勰在定林寺协助僧祐撰述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一过程不仅使刘勰“博通经论”、“长于佛理”，而且在思维方式上还受到佛经论理思辨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和《释迦谱》两书的序言中说到，他研究佛学的思想方法有“沿波讨源”、“原始要终”、“会通”、“贯一”等，这样的方法对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是有启发作用的。因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反复强调了“原始要终”（《史传》）、“原始以表末”（《序志》）、“变通会适”（《征圣》）、“会通”、“适变”（《通变》）、“贯一”（《神思》）、“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等等，这些思想方法对刘勰著述《文心雕龙》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