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善垂文

（一）依附僧祐，寄居定林

《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刘勰依附当时的高僧僧祐，在钟山定林寺前后有十余年。

刘勰依附僧祐的具体年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说：

“父尚早没，奉母家居读书。母没当在二十岁左右，丁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三年丧毕，正齐武帝永明五六年。……彦和终丧，值僧祐宏法之时，依之而居，必在此数年中。”刘勰是在其母亲去世之后，在家居丧三年，约在齐永明八年（490），离开京口镇江，来到了京城南京。那么，刘勰当时为什么要依附僧祐、寄居在定林寺呢？从刘勰本传的记载来看，“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刘勰是由于“家贫”以致“不婚娶”，所以“依沙门僧祐”。其实“家贫”并非是刘勰依附僧祐的真正的原因，因为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从而造成“家贫”或许是事实，但绝不至于到了刘勰不能婚娶的地步。因此，“家贫”并不是刘勰依附僧祐的原因。结合刘勰的身世经历及其人生理想，我们认为，刘勰依附僧祐的原因和目的，是为自己寻求政治出路，为能进入仕途创造条件。

刘勰依附僧祐，跟随他在定林寺十余年，是由于僧祐在齐梁时期在佛界和政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根据释慧皎《高僧传·僧祐传》的记载，僧祐（445—518），本姓俞氏，祖籍彭城下坯（今江苏睢宁），其父一代移居建邺（今江苏南京）。僧祐数岁就随父母到建初寺礼拜。由于僧祐钟情于佛教，父母就允许他入道，于是僧祐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为师。等到僧祐十四岁时，得知家人为他秘密访婚，便躲到定林寺，投在法达法师的门下。法达法师是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名僧，僧祐竭诚向他学习，年满二十岁时受具足戒。僧祐后来又改向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法颖学习律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僧祐终于精通律部，成为当时的律学名师。

钟山定林寺遗址

僧祐在当时不仅是佛教界的名僧，而且是与齐梁两代一些主要执政者关系异常密切，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待遇的重要人物。齐武帝萧赜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经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僧祐正是萧子良所特别尊崇的律学大师，因此萧子良常常请僧祐讲律。《高僧传·僧祐传》记载：“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萧子良经常请僧祐讲律，而永明年间齐武帝萧赜诏命僧祐到三吴地区对僧尼进行考试简别，宣讲《十诵律》。刘勰正是在僧祐备受南齐帝王敬重，在佛界名望极高时依附僧祐的。由梁代齐，僧祐又得到了梁武帝萧衍的器重和礼遇，“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高僧传·僧祐传》）。正因为如此，所以僧祐在齐梁时期声望极高，备受僧、俗的敬仰。当时佛界的领袖人物，如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他们都崇敬僧祐的德行，以师礼奉侍僧祐。此外，皇亲贵戚如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仪同袁昂，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的生母丁贵嫔等，都敬仰僧祐，拜僧祐为师。这些都说明，刘勰所依附的僧祐绝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僧祐在佛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刘勰要依附于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刘勰所寄居的定林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寺庙，而是当时钟山上的一座名刹，是南朝佛教活动的中心。钟山定林寺有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刘勰寄居的是上定林寺，它是晚于下定林寺建造的。据《高僧传·昙摩蜜多传》记载，昙摩密多为钟山上定林寺的开山之祖。昙摩蜜多为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来华后名法秀，僧祐入定林寺时投法达法师门下，而法达法师是昙摩蜜多的弟子。昙摩蜜多曾遍游中国，他在宋元嘉元年（424）辗转到了蜀地，后由荆州东下至京师（指今江苏南京）。开始在中兴寺，后又到祇洹寺，在那里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经籍。昙摩蜜多曾应邀到浙东，返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居于下定林寺。昙摩蜜多生性喜欢山水，认为下定林寺位置低侧，风景不佳，于是登上钟山高处，考察地形，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元嘉十二年（435）营建上定林寺。上定林寺建成后，逐渐成为一座名刹，而下定林寺则渐渐荒圮。

刘勰于齐永明八年（490）来到上定林寺时，上定林寺建造已有五十多的历史。钟山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都位于钟山南侧。下定林寺在玩珠峰独龙阜之北，即今明孝（1165－1173）末年，高僧善鉴将上定林寺的匾额移至江陵的西北一带。下定林寺在山麓，邻近独龙阜宝公塔，而上定林寺则在山腰之上，已近峰顶。其具体位置，在南朝刘宋北郊坛祀的上方，一块平缓的山坡上。据考古专家考证发现，北郊坛祀的遗址位于紫金山南麓海拔277米处，北依钟山主峰，正对紫霞湖，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型祭坛。（见《新华日报》1999年8月8日《南京发现六朝时代地坛遗存》）根据这一祭坛的位置，上定林寺的遗址大致能基本确定。

自从昙摩蜜多开创上定林寺以后，寺庙逐渐兴盛起来，后来一时香火极盛。《高僧传·昙摩蜜多传》记载：“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欝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上定林寺曾经名僧辈出，据《高僧传》的记载，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辩、慧弥、法献、法愿等名僧曾居于上定林寺，而权贵名流如萧子良、萧宏、萧伟，还有何点、周颙、明僧绍、吴苞、张融等也经常前往寺中听讲礼拜。上定林寺内藏有大量佛教经论典籍，还供奉有僧祐之师法献从西域所得的佛牙、佛像等，上定林寺在当时的寺庙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钟山上定林寺废弃之后，在南宋孝宗乾道宁方山，重建定林禅寺。据《金陵梵刹志》的记载，“按，上定林寺在钟山，寺废，因请其额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间，重修。国朝弘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靓。”方山的定林寺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和明天顺年间（1457—1464）重建，但不久即遭到破坏。

刘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和目的的。虽然《梁书·刘勰传》记载有“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的祖父刘灵真的哥哥刘秀之是宋司空，而且刘秀之的族叔刘穆之是宋武帝刘裕的开国功臣，他们是刘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都因政绩显著、军功卓越而名震一时。但是，他们都不是豪门士族，而是属于庶族。因为从刘秀之和刘穆之的本传来看（见《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卷四十二《刘穆之传》），他们都是军吏出身，都是因为军功卓著而被擢拔的，这种情况与士族的升迁截然不同。因而在他们的本传中记载有“穆之家本贫贱”、“秀之少孤贫”等，说明刘氏家族归属庶族。正因为是出身于庶族，因此刘勰就不可能像士族子弟那样，完全可以依仗父祖的资荫，自然而然进入仕途。刘勰既没有可以使他自然进入仕途的祖上，而他自己又才华横溢、胸有大志，不甘于沉沦湮没。于是，他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为自己寻找可以进身的靠山。刘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就是想借助僧祐的地位和影响，利用定林寺的特殊环境，等待时机，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仕进的机会。

（二）整理佛典，博通经论

《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约于永明八年（490）依附僧祐来到定林寺，到他于天监初（503）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他在定林寺前后有十四年的时间。这一段时期刘勰协助僧祐抄撰、整理佛经，从而博学精通了佛教的经论。

僧祐作为齐梁时期一个著名的高僧、律学大师，其撰述相当丰富。《高僧传·僧祐传》记载：“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著录有僧祐八部法集，这八部法集是：《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诵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部法集现在只存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和《弘明集》三部，其中《出三藏记集》是僧祐八部法集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僧祐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编撰、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佛典的名目部卷、核察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是佛教经录类著作。《出三藏记集》在中国佛教学术史、目录文献学、思想文化史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僧祐的撰述，对于弘扬佛法、对于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在僧祐撰述的过程中，刘勰协助并撰写了其中一些记序。《梁书·刘勰传》记有“录有序之”，此外，后人也有论及。如明代徐《文心雕龙跋》说：“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矣。”徐以为，名义上僧祐撰写的《释迦谱序》、《世界序》等，其实都是出自刘勰所写。所以，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以为：“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杨明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也指出：“僧祐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他们都认为，在僧祐的著述中是有刘勰的代笔之作的。当然，至于其中究竟哪些是刘勰所写，已经无从查考。

镇江文苑雕龙

刘勰寄居定林寺十余年，在协助僧祐整理佛典、编制目录和抄录群籍的过程中，积累了佛学知识，提高了佛学修养，因而“博通经论”。刘勰离开定林寺进入仕途后，又先后两次奉梁武帝萧衍之诏到定林寺整理佛经。刘勰第二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是在他出仕后的天监七年（508），当时梁武帝萧衍因为法海浩汗，浅识难寻，因此命令刘勰等人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刘勰第三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的具体年代，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在僧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天监十八年（519）（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在萧统逝世后即中大通三年（531）（见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这样，刘勰前后共有三次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因此本传记载“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对定林寺经藏的整理和簿录等，刘勰功不可没。而定林寺经藏在南朝寺庙的经藏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释件撰述》考列南朝经藏，有刘宋的佛窟寺经藏、萧齐的大云邑经藏、梁华林园经藏、定林寺经藏、建初寺波若台经藏、长沙寺经藏等，其中定林寺经藏的主要依据就是刘勰本传的记载。

刘勰在定林寺协助僧祐撰述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一过程不仅使刘勰“博通经论”、“长于佛理”，而且在思维方式上还受到佛经论理思辨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和《释迦谱》两书的序言中说到，他研究佛学的思想方法有“沿波讨源”、“原始要终”、“会通”、“贯一”等，这样的方法对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是有启发作用的。因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反复强调了“原始要终”（《史传》）、“原始以表末”（《序志》）、“变通会适”（《征圣》）、“会通”、“适变”（《通变》）、“贯一”（《神思》）、“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等等，这些思想方法对刘勰著述《文心雕龙》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树德建言，始论文心

刘勰入定林寺之后，到齐代结束的十余年，他始终没有仕进的机会。原因是由于当时朝廷内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政局动荡。与此同时，北魏又趁机向南进犯，在内乱外患中，南齐结束统治。在这样一种政治局势之下，刘勰自然就没有仕进的机会。在“达则奉时以骋绩”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之下，于是刘勰不得不转而“穷则独善以垂文”（《程器》）。在协助僧祐撰述、整理佛经之余，“笃志好学”的刘勰在定林寺又继续攻读经史群集，为《文心雕龙》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刘勰在定林寺内伴着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终于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刘勰撰述《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梁书·刘勰传》中只有“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没有明确具体写于什么时候，现存《文心雕龙》各种版本都题为“梁通事舍人刘勰撰”。现在学术界的研究一般认为，刘勰在齐永元元年（499）开始写作，前后约有二、三年的时间，到中兴元、二年（501、502）完稿。这一推断是言之成理的，因为《序志》篇刘勰说“齿在逾立”，夜梦随孔子南行，而后“乃始论文”。我们现将刘勰的生年定为宋泰始三年（467），而刘勰于齐永元元年（499）开始撰写《文心雕龙》，当时刘勰三十二三岁，这与“齿在逾立”过了三十岁的说法正相吻合。因此，《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定林寺十余年后、在入梁奉朝请进入仕途之前完成著述的。

那么，刘勰为什么要写作《文心雕龙》呢？对于这一问题，刘勰在《序志》篇中有明确的说明：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认为，人要出类拔萃，就要有才智，而有才智的人要扬名垂世，就要靠“制作”，即著述立说。人的形体像草木一样脆弱，而人的名声却如金石一般坚固。所以君子处世，要树德立言，以求不朽。刘勰的这一段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的流露，说明他著述《文心雕龙》的动机就在于扬名垂世。

刘勰的这种扬名垂世的人生理想，渊源于先秦儒家对人的名利的重视。如《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他最担心到死的时候还声名不显。《孝经·开宗明义章》也提出：“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认为人活在世上，要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这样可使父母显赫荣耀，这就是孝的终极目标。这种扬名垂世具体就是儒家的“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里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能使人名垂史册的“三不朽”说。其中所谓“立言”的“言”，主要是指表现于言辞的德政、政治，也包括了著述立说和赋诗作诵等。先秦儒家的重名利和“三不朽”说，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功名，并且也将“立言”作为光祖耀宗、名垂史册的途径和手段。

深受儒家重名利思想的影响，激发起了刘勰欲通过“立言”来扬名垂世。而刘勰的这一人生理想，不仅有传统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在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有着特殊的、典型的和普遍的意义。因为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战乱不断，瘟疫肆虐，死亡惨重。曹操《蒿里行》诗中所描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即使是上层贵族也难以逃脱朝不保夕、荣华顷失的命运，这也引起了人们对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视和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例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显然，扬名垂世的思想促发了曹丕著述《典论》，创作了诗赋。当时像曹丕这样的作家还很多，如曹植、陆机、葛洪等人都曾因此而产生著书立说的动机。因此，刘勰在《诸子》篇中谈及两汉以后的作家时说：“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诸子百家自身大都与世事不相合宜，但他们的志趣和义理却在著作中得到申说。他们的立论既联系到远古，又影响于千载，金石能够消亡，而他们的声名会消逝吗！刘勰这一言他人之语，也正道出了他本人的心声。因此，受儒家“三不朽”说的深刻影响，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刘勰注重名利，追求扬名垂世的人生理想，通过著述立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精神动力。

《序志》篇中记载了刘勰曾经梦随孔子南行，在他看来，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刘勰在立德、立功难以成就的情况之下，他要立言首先想到的还是注释经典。这既能阐明圣人的旨意，而注经者也最能博得声誉，“敷赞圣旨，莫如注经”。但是，“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序志》）。汉代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人已经注有《孝经》、《论语》、《尚书》、《易》、《三礼》和《毛诗笺》等儒家经典，而且注得相当精到。刘勰以为，即使自己再有精深的见解，也难也超越他们，而能自成一家之说。因此，刘勰不想步马融、郑玄等诸儒的后尘，而要另辟蹊径，开辟当时在刘勰看来能独树一帜，且能一举成名的文论领域。

而当刘勰开始“论文”时，他深刻地认识到魏晋以来论文的散漫、文学创作的浮靡，以及文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首先，刘勰总结魏晋以来的文论，这一时期的文论虽较多，但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序志》篇指出：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门的文学论文和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先河，文章篇幅较短，但涉及了文学的价值、作家的才性、文体风格及批评态度等诸多的问题，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论文。其后陆机的《文赋》又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较全面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专著，从创作的艺术构思到立意遣词，从作家的才性到作品的艺术风格，《文赋》论述了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专门对颂、赋、诗等各种体裁的性质、起源、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东晋李充的《翰林论》，评论了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桓范的《世要论》，傅玄的《七谟序》、《连珠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等等。这些文学论著、论文从各个方面总结、概括、研究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问题。其中有些论著对刘勰著《文心雕龙》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如陆机的《文赋》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然而，这一时期的文论却有很大的不足，即刘勰所指出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当时的批评家只是就某一方面问题进行探讨，“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序志》），有的是称赞或批评当时的作家，有的是品评前人的作品，有的是泛泛指出文章的雅正或庸俗，还有的是对作品的简要叙述，总体上缺乏对研究对象作历史、全面、整体的研究。其实刘勰在这里所批评的不只是我国初创时期的文学批评，所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现象始终存在于我国文学批评中，并成为我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此，清代叶燮感慨地说：“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原诗》卷三外篇上）

正由于刘勰认识到前人论文之不足，因而他有意识要“弥纶群言”、“深极骨髓”，综合考察各家之说，对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中各种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由此《文心雕龙》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唯一一部自成理论体系的批评著作。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文心雕龙》全书的体例、结构作了这样的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这样，《文心雕龙》从“文之枢纽”的总纲、“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割情析采”的创作论，到“才略知音”的批评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有关文章、文学的问题。因此，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其论述问题的全面深刻，理论体系的完备周详，确立了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

其次，当刘勰“论文”的时候，他还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也存在“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的问题。《序志》篇指出：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所指出的文风浮靡的问题，在当时文坛上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自建安文学开了文学“自觉”的新声以后，文学朝着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发展，促使了文学的繁荣。但是，儒学衰微后代之而起的玄学和佛学又对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如《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魏晋时期的玄学影响到诗坛出现了专谈玄理的玄言诗，之后又受佛教盛行的影响，诗歌中又有了佛教所谓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世之语，因此，像《诗经》和《楚辞》那样的诗作就消失殆尽了。

而从西晋太康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又出现了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风气。文学家们在创作中追求新奇和华艳，在形式技巧上争奇斗胜。正如隋初李谔在《上隋文帝革文华书》中所指出的：“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茲擢士。”针对西晋以来文学创作出现的这样一种现状，刘勰以为“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应该予以纠正，使其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因此，《诠赋》篇针对“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创作倾向，提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定势》篇又指出：“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刘勰反对这种“逐奇而失正”，而主张“执正以驭奇”。《情采》篇刘勰极力批判了“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的“为文而造情”，而大声疾呼“为情者要约而写真”的“为情而造文”。显然，刘勰就是想通过《文心雕龙》的著述，试图解决当时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各种弊端。

最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还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文之重要。《序志》篇说：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刘勰认为，文章的作用在于它是经书的一种辅助，国家的礼仪、政务等都需要用文来贯彻、实施，因此君臣的大业、军国的要务都要借助于文来焕发光彩和发扬光大。刘勰在这里所指称的“文”是包括文章、文学在内的泛文学或称杂文学，对文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我国古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文化或古典文献等，两汉的文学又是附属于经学的，而到了魏晋文学才有了它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指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给予文章极高的评价。这种文章价值观突破了传统儒家的观念，把文章的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高的地位，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文学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也不是经学的附属物，而是有助于治国理政、安邦利民。这种文章价值观也影响到刘勰深刻地认识到文章的巨大而广泛的作用，所谓“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原道》）。对文的重要性的认识，使刘勰一定要探讨“文心”，即“为文之用心”，研究、总结文章、文学的基本规律的问题，以使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具有像“雕龙”般的精美华丽的文采，从而发挥其在社会上的独特作用。

（四）取定沈约，深得文理

《梁书·刘勰传》在引录了《文心雕龙·序志》的全篇以后，记载：“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那么，刘勰在完成了《文心雕龙》之后，为什么“欲取定于沈约”呢？

根据《梁书·刘勰传》的记载，刘勰“欲取定于沈约”的原因，是《文心雕龙》完成后，“未为时流所称”，没有得到当时人的称许，因此，刘勰想得到当时“贵盛”的沈约的评定和赞赏。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这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一方面人们对一本有价值的书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往往不可能在刚问世时就被人们所看重；而另一方面，这也同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无关系。刘勰出身庶族，社会地位低微，声名不显，因此《文心雕龙》完成后，不可能得到时流的称赏。

此外，刘勰“欲取定于沈约”的另一个原因，是“勰自重其文”，刘勰对《文心雕龙》寄予了厚望，就是想通过《文心雕龙》的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以后入仕创造条件。因此，刘勰“自重其文”，特别看重《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的情况之下，他不得不想借助于沈约的推重，引起时流的关注并得到他们的称赏，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进而达到进入仕途的目的。

而刘勰之所以选择沈约作为借重的对象，这决非偶然，是与沈约在齐梁时期政坛和文坛上的特有的地位和影响有关。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代。沈约起家奉朝请后，先被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至宋末，为尚书度支郎。入齐，沈约先为萧长懋征虏记室，带襄阳令。萧长懋立为太子后，沈约为东宫步兵校尉、管书记，迁太子家令。以后，兼著作郎，迁中书郎、黄门侍郎等。到梁代齐时，沈约因极力主张萧衍称帝，因而得到萧衍的特别赏识。萧衍于天监元年（502）四月登皇位，沈约被先后任命为尚书仆射、右光禄大夫、尚书令、行太子少傅等。沈约在世七十三年，在宋、齐、梁政坛上的地位极为显赫。不仅如此，沈约还是齐梁之际文坛的领袖，史称“一代词宗”、“当世辞宗”等。沈约的诗文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齐梁文坛上都有重要的影响。沈约现存诗有二百四十余首，文近两百篇，此外他对文学还有不少的见解。作为齐梁时期文坛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沈约还大力奖掖、延誉年轻的文人学士，像谢脁、任昉、陆倕、张率、王籍、吴均、何逊、萧子显等，沈约都曾予以评论过。例如，《南齐书·谢脁传》载：“脁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梁书·任昉传》载：“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沈约对年轻文士的这些赞誉性的评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无疑起了推动的作用。而经沈约赞誉过的人，有的还得到了提拔。如刘显的《上朝诗》在沈约郊居宅阁斋新成时被题之于壁，《梁书·刘显传》载：“及约为太子少傅，乃引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因此，当时有不少的文士欲求誉于沈约，如钟嵘就是其中之一。据《南史·钟嵘传》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钟嵘欲求誉于沈约，却遭到了“拒之”，由此在文学批评史上还留下了一个关于文章门户的话柄。由于沈约在当时政坛和文坛上具有这一特有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刘勰在完成《文心雕龙》而“未为时流所称”的情况下，便很自然地想得到沈约对《文心雕龙》的推重。

沈约画像

那么，刘勰又是怎样去见沈约的呢？《梁书·刘勰传》中有很形象的记载：“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这说明，由于当时沈约的“贵盛”，使刘勰“无由自达”，于是背着书稿，等候沈约外出，把书稿敬献到沈约的车前，形状如同卖货的小贩。刘勰“无由自达”，他没有资格前往沈约的府上拜见沈约，其原因是刘勰的庶族出身和南朝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如《寒素论》中说到，“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见李昉《文苑英华》卷760），世家大族之人把寒门子弟看作为奴仆，如同草芥，不跟他们交往成为同伴，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士庶天隔”的现象。刘勰“欲取定于沈约”，但庶族的出身使他自然是“无由自达”。因此，刘勰不耻于像卖货的小贩，在路边等候沈约外出，将《文心雕龙》的书稿敬献到沈约的车前，这是刘勰能见到沈约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假设刘勰径直前往沈约的府上拜见沈约的话，那么，他有可能会招致羞辱，或许还得不到沈约的赏识。

刘勰将书稿敬献到沈约的车前后，《梁书·刘勰传》接着记载：“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阅读了《文心雕龙》以后，非常推重它，认为它深刻地阐发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道理，因而常常把它放在书桌上。那么，沈约为什么会对《文心雕龙》“大重之”呢？

有学者认为，因为《文心雕龙》的《声律》篇迎合了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所以被沈约所看重。如清代纪昀《沈氏四声考》卷下指出：“休文四声之说，同时诋之者钟嵘，宗之者刘勰。嵘以名誉相轧，故肆讥弹；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沈约的“四声”说，同时期诋毁它的有钟嵘，而推崇它的有刘勰。钟嵘之前没有得到沈约的赞誉，因而钟嵘讥讽“四声”说，而刘勰对沈约的“四声”观点相同，因而得到沈约的赞赏。纪昀的这一看法，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评述。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声律》篇中认为：“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观《南史》舍人传，言约既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知隐侯所赏，独在此一篇矣。”这些评论都说明了《文心雕龙》的《声律》篇是刘勰为了迎合沈约的“声律”论而作的，而沈约对《文心雕龙》的“大重之”，也仅在《声律》这一篇上。对于这样的评论，有学者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指出，纪昀的评论“其说亦与事实不符。寻文心之定名也，数彰大衍，舍人已自言之。是其负书干约之前，原有《声律》一篇在内。非感恩知遇，始为推阐也。且声律之说，齐永明时已有争论；而文心为‘弥纶群言’之文论专著，特辟一篇论之，乃势理之所必然。况舍人所论，颇能自出机杼，并非与休文雷同一响。”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也指出：“过去有人诽谤刘勰说他巴结权贵，为了迎合沈约的心理，才故意写了《声律》篇，来投其所好，因而《文心雕龙》一书得到沈约的赞赏，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声律问题的研究，它与沈约的“声律”说密切相关，但是，刘勰的《声律》篇并不是为了迎合、巴结沈约而作的，而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已经出现了讲究声律的“永明体”的作品，沈约等人也已经提出了“声律”说。因此，研究“为文”问题的《文心雕龙》是不能不研究声律问题的，而沈约对《文心雕龙》的推重，也并不仅仅是《声律》篇的内容。沈约对《文心雕龙》的“大重之”，在于《文心雕龙》的“深得文理”。而沈约所谓的“深得文理”，主要是就《文心雕龙》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言的。沈约谓《文心雕龙》“深得文理”，是《文心雕龙》问世后，得到的最早的、有权威性的评价。确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讨论的“为文之用心”，即探讨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使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具有雕龙般华丽文采，刘勰研究这一问题，是由于当时我国文学发展到了一个“自觉”的时期，文学的高度发展在创作上和理论上都要求加以总结、提高、归纳和概括。并且，随着文学创作出现新的变化，人们对文学提出了审美的要求，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来认识和把握，《文心雕龙》正是我国文学发展到一个“自觉”时期的产物。

而当刘勰“论文”的时候，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物色时序”，到“才略”、“知音”，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有关文章、文学的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其论述问题的全面深刻，理论体系的完备周详，确立了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的地位。自沈约谓《文心雕龙》“深得文理”之后，历代都有对《文心雕龙》加以赞赏与推重的，如晚唐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赞曰：“一篇迈华藻，万古无孑遗。刻鹄尚未已，雕龙奋而为。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纍。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隵。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嬴。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缨緌。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宋初孙光宪《白莲集序》评：“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现代鲁迅则把《文心雕龙》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指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论诗题记》）这些评论与沈约所说的“深得文理”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看来，刘勰与沈约虽然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截然不同，但两人“文心”相通，从而使沈约对《文心雕龙》“大重之”而评论为“深得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