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韩文公

郑朝宗先生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说：“钱先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学对他无疑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1]钱基博对钱锺书影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围城》里方鸿渐与他父亲来往几封信都是用文言文写的，钱锺书露了一手，因为这几封信辞藻富丽，这样古奥典雅的文言文，在现代小说中实属罕见，恐怕也只有像钱锺书这样国学根底深厚的作家才能写得出来。方鸿渐国文根底很好，是他老子“私传指授”，这是钱锺书的夫子自道，在这里毫无疑问方鸿渐就是钱锺书自己了。^[2]

中外历史上很多作家和伟人受了母亲的影响而成大器，如胡适，或如美国名作家福克纳和厄普代克（John Updike），但受父亲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多。钱锺书的例子令人想起19世纪英国大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来。^[3]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是一位思想家，是边沁（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的一员大将。詹姆斯·穆勒望子成龙，从幼年起即刻意教导他的大儿子约翰·穆勒，结果约翰·穆勒不负乃父期望，日后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而且是19世纪欧洲思想界重镇。詹姆斯·穆勒的声名被他儿子的光芒所盖住。

约翰·穆勒的幼年教育是很特别的，他从小即在家里接受父亲极其严格的教育，童年教育几乎由他父亲一手包办。3岁即开始学希腊文，至7岁即饱读希腊名著，8岁起开始习拉丁文，而后学逻辑、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代数、几何学及微积分。约翰·穆勒的教育很像中国从前的旧式教育。^[4]

中国旧式教育是很严格的，开蒙很早。蔡元培在《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人间世》创刊号，1934年4月5日）一文中说，他6岁（以旧历计算，若按新历4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他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先生不讲解，等到读五经，先生才讲一点。但他说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吾人读胡适《四十自述》，始知胡适于3岁半即已识了一千多个方块字，9岁以前读完《孝经》、《朱子》、《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经》、《周易》及《资治通鉴》等书。沈刚伯（籍隶湖北）在《我幼时所受的教育》（台北《传记文学》创刊号，1962年6月）一文中说，他4岁认字，6岁起正式读书，读书的次序先是《朱子》、《小学集解》，再读《孝经》，然后《论语》、《孟子》、《大学》及《中庸》等书，8岁左右即读毕《左传》、《国语》、《国策》、《周礼》、《礼记》，10岁读毕《庄子》、《荀子》、《史记》等书。这种发蒙书于光绪年间，在长江流域一带很是盛行。现在来让我们看看比胡适年长4岁的钱基博幼年读些什么书。据钱基博自传载：“5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9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10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自13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圈点七过。”钱锺书幼年读些什么书，我们可以间接从钱基博的教育推测出来。

钱基博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锺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科举废掉，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但要怎么办呢？

因此钱基博要钱锺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所以钱锺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儒家教育。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据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锺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而他父亲，正如钱穆所说：“子泉提倡古文辞”，是“负盛名”的大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第114页）。据钱锺韩（他与钱锺书从小学至高中都在同一学校同一班级念书）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三师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锺书和锺韩两兄弟回家。钱锺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家名著。有时钱基博去见唐文治，两兄弟随往，唐问两兄弟近读什么书，有何心得，锺书便侃侃而谈。^[5]钱穆在晚年亦回忆说：“时子泉已在上海圣约翰及光华大学任教，因任三师四年班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在学校兼课。每周返，课毕，余常至其室长谈。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于常人矣。”（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第115页）据钱基博的弟子王绍曾教授说，钱锺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6]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认为这是父亲的职责。^[7]其管教之严当可思之过半矣。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女。据杨绛说，那年（1925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8]关于这一段小插曲，钱锺书隔了四五十年后犹能忆及，他在《谈艺录》补订重排本（第79页）里说：“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尠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他委婉地叙述了“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得知几种古籍，但未述挨打事。大家都认为锺书的功课不如锺韩，因为锺韩样样都好，其实锺书除算学外，功课也很好，拿国文来说，是很不错的，但在他父亲看来还不够好，故遭了一顿痛打。他的父亲幼时被塾师打过，据说，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9]也许因此，在他父亲看来，打的教育是有用的。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锺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工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口授代书，稍后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要知道他不是为村妇代书，而是为一个大儒捉刀。在考上清华大学之前，他不仅不再挨打，而且是他父亲得意的宠儿了。杨绛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后，锺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锺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的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10]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11]。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锺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乃其余事。钱穆写的书大都用文言文，这本书亦不例外，故序文也是用文言文写的，本书凡十章，从孔子先秦开始，钱锺书开头说：“宾四（钱穆的字）此书，属稿三数年前，每一章就，辄以油印本相寄，要余先睹之，予病懒，不自收拾，书缺有间，唯九章清代考证学，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以邮致最后得存，余八章余皆亡之矣。虽然，其自出手眼，于古人貌异心同之故，用思直到圣处。则读九、十两章，而全书固可以三隅反者也，第十章所论，皆并世学人，有钳我市朝之惧，未敢置喙。”所以钱锺书只拿第九章清代考证学来做文章，借机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陈澧为钱基博最佩服的一位清儒，所以钱锺书写此正中乃翁意，可以说抓到痒处。而后这篇1300字的序文就从上述几家发挥出来。在文末说：“又此章于梁氏概论，称引颇繁，其非经学即理学一语，亦自梁书来，然梁氏忍俊不禁，流为臆断，李详所驳，虽其细已甚，足征梁书于名物之末，疏漏亦弥复可惊。”在序文末又说：“宾四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其勇于献疑发难，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伯才。”这篇序文不类一般序文常例，并不相互标榜，故有“不得不就此一章毛举细故”。钱穆对此“毛举细故”不以为忤，在其“弁言”里谢谢钱基博赐序并加以针砭。^[12]

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锺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照西洋的算法还不到20岁，尚是一个童子（teenager）。他父亲与钱穆都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未及弱冠的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锺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锺书来代书，对钱锺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锺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她看钱锺书写应酬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锺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13]换句话说，钱锺书的八行书也是被打出来的。

钱穆这个人思想很保守，气量很狭窄，小家子气，据唐德刚说他（钱穆）常常与胡适作对，如果胡适讲他几句好话，他就很高兴。他人很勤快，著作很多，都是用文言文写的。1931年他出版了《国学概论》请同宗钱基博写一篇序言，钱穆在他的自序里谢谢“子泉宗老”。到了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名满天下，杨绛写了一篇文章《钱锺书与〈围城〉》大致是说钱锺书写文章早年就写得很好，是一个大才子，他早年曾为他父亲捉刀为钱穆的一本书写序言，此即《国学概论》。杨绛的文章后来钱穆看到了，他当然不太高兴，他本来认为钱基博会郑重其事为他这本书写序言的，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不写，交给年未弱冠的儿子代笔。钱穆为人小气得很，他对《国学概论》序言的具体反应有二：一、1983年是苏州两千五百年开城周年纪念，准备大事庆祝，钱锺书受有关方面所托，亲笔写一信给钱穆，并说容后当有正式邀请函等云，钱穆没有回信，置之不理。二、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钱穆全集，全集里有《国学概论》但没有钱基博的序言，在他“自序”里申谢“子泉宗老”的字句也没有了。此一儒林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除了《国学概论》序文及墓志铭外，还有一篇钱基博《复堂日记续录》序文（收入钱基博刊印徐彦宽的《念劬庐丛刊》）也是出自钱锺书手笔。在序文里，钱锺书将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的日记予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究各家治学为人异同，并干净利落批评一番，评得头头是道。他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过于简朴；而翁同龢的才学与德性原本不如曾国藩，又愠于群小，蹙蹙靡骋，但由于久筦枢要，为帝王之师，因此内廷之供奉、宫壶之禁约，以及亲贵之庸，人才之滥，也能旨婉词隐，时有反映，可补史书之缺。王闿运的日记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不足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多文为富，其日记洋洋大观，故实纷罗，文词耀艳，却不免在人品上征逐酒色，奔走公卿，成为书中疵累。谭献虽浙江人，却颠倒于江苏常州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并信奉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之说，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经之原。最后钱锺书在序文里对徐彦宽的学问发了一番议论，明褒暗贬，又假谦真傲地说一下自己以“蹇产之思，赴笔来会，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丈人哂之邪？抑许之邪？”钱锺书笔下真意气风发。吾人无从看到钱锺书代笔的墓碑，但由这些代父捉刀的序文，当可看得出他在弱冠时即已才华毕露，“天资神慧，文才隽伟”了。^[14]

Ⅱ

1929年钱锺书考上清华后，钱基博父子开始通信。一般文章写得好的人，书信也都写得很好，如福楼拜、济慈等文学大家。吾人当不难揣测钱锺书的信也一定写得很好，所以怪不得他父亲将锺书的信一页一页地贴在本子上，而且贴了好几本。可是，钱锺书对此事并不知道，一直到1957年钱基博病逝后，钱锺书从北京到武汉奔丧，整理父亲遗物时，才知道父亲把他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据杨绛女士说，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很生动的描写。可惜这些弥足珍贵的书信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一把火烧掉了，叹，叹。^[15]

我们现在能看到钱氏父子的来往信札只有三封，因曾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所以得以保存下来。钱基博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一卷四期上发表《韩文读语》、《祭陈行救、金井羊先生》两文外，尚有《谕儿锺书书札两通》。在给钱锺书的信上说：“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16]然后他告诫锺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并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他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17]做父亲的一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封信写于1931年10月31日。

《光华大学半月刊》同期刊出另一信，写于1932年11月17日，钱基博在信中说：“迭阅来书及《大公报》、《新月》杂志，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钱锺书把自己发表的文章寄给父亲，做父亲的当然很高兴，但他是一个很守旧的道学先生，看到钱锺书说什么“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就大皱眉头，他认为这是对古人的大不敬。所以他说，这些话“看似名隽，其实轻薄”。也许“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他又说：“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18]钱基博一派道学家言，他不喜欢白话文，不喜欢新诗，不喜欢一切新的东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有一专章论胡适，对胡氏为人处世，颇多称许，唯对其提倡白话文、新诗及新思潮颇多讥诮。钱锺书为新派人物，且常为胡适办的《新月》写文章，但他有时会嘲讽胡适，就大惑不解。^[19]

钱锺书写给他父亲的信《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这封信写于1933年春，那时他快要在清华毕业了。钱锺书在信中说收到了他父亲写的《韩文读语》、《骈文通义》及陈石遗的《中书君诗序》。钱锺书对父亲的书直截了当地评论了一番。他说：“《骈文通义》词赅义宏，而论骈文流变，矜慎不苟，尤为精当，儿撰《文学史》中，有论骈俪数处，亦皆自信为前人未发，略贡所见以拾大人之阙遗。”然后毫不客气地道出他自负的一面，他说：“即此一端便征儿书之精湛矣！”他谈到自己为他清华老师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专栏上写的论史学文章《旁观者》一文^[20]，自视“中间胜义，钩沉探赜，亦实为儿书发凡起例也。儿诗拟于《文学史》脱稿后，编次付印一百小册，费二三十元，纸张须讲究，聊以自怡，不作卖品，尤不屑与人争名也。春假学校发旅行费六十元，儿拟回南一省大人颜色”。最后把他近作二首七言绝句录奉父亲削正，而不待父亲夸奖，他已沉不住气，自己点出来这两首诗之佳妙：“风致之妙，不减前人。”难怪他父亲在另一家书中说他“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21]。

钱氏父子在为学方面意见不同，不止一端，而最早为大家所熟知的当推陈澧《读书记》与朱一新《答问》之争。钱基博认为陈澧《东塾读书记》一书可与义乌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配合起来读。如果先读陈书“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就会收学问众人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钱锺书提出异议，他说虽陈书与朱书同为兼综汉学与宋学，若以识议宏通、文笔犀利而论，则陈书根本就比不上朱书。^[22]钱基博不太同意锺书的看法，作了一番解释，他说：“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带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但钱锺书反驳说：“见朱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极锐发。”又说：“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对钱锺书的诘难，做父亲的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很高兴地说：“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逆难，此亦吾生一乐。”^[23]古人云“青出于蓝”，现在钱锺书的学问已超过他父亲了。

王辛笛先生说：“他的父亲钱基博是个大学问家，书念得很多，但观点很旧，到了钱锺书就不一样了。”^[24]邹文海说：“他的老太爷基博先生写过《中国文学史》及《现代中国文学史》，但基博先生观点很偏，而且有很深的词章家的习气，我们平时喜月旦，对前辈有所不足，就是对父执亦常有苛求。”（见《忆钱锺书》）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有句名：“几何学里没有王者之路”（There is no other Royal path which leads to geometry）。意即几何学没有捷径，也没有尊卑长幼之别。易言之，在学问之前是人人平等，因此有人说钱锺书曾批评他父亲的学问“不够恢宏”^[25]。1980年11月10日钱锺书访问日本京都。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人问他怎样评价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连说：“不肖！不肖！”然后说他们父子关系在感情上是很好的。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他父亲有很多优点，如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大体上他们是“和而不同”。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他说：“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虽则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就似乎少了一点。”^[26]从现代批评的观点来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确是一本很偏颇的书。一如邹文海所说“有很深的词章家的习气”。此外，在这本442页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里，只有20页的篇幅来叙述1917年文学革命以后的文学。在20页新文学一章里，述胡适较多，但对周树人与徐志摩则一笔带过。钱基博一生著作甚丰，《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据钟叔河先生说，有人征询钱锺书关于出版他父亲著作的意见，钱先生复信说：“先君遗著有独绝处，然出版尚非其时，数年后必有知者，其弟子辈尊师而无识力，急求刊行，弟于此事不敢置可否。”^[27]

钱锺书不但不希望人家“急求刊行”他父亲著作，也不要人家来纪念他父亲诞辰百年。1987年钱基博晚年执教之华中师范大学，为庆祝子泉老人百年纪念发起家学讨论会，钱锺书闻讯后即力加劝阻，语气极尖锐。他在3月20日致彭祖年的信中说：“纪念会事，盛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之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28]钱锺书的话或许稍为感情用事，或过于情绪化，但说的也是至理。且晚年钱基博在华中师大并不愉快，在50年代批斗时，吃尽苦头，在“文革”时他的500册《潜庐日记》及所有的家书都被红卫兵烧掉了。所以在钱锺书想来，现在来开这种纪念会，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本来就不喜欢酬酢，不参加没有实质意义的纪念会。后来华中师范大学仍决定纪念会照开，并正式邀请钱锺书参加盛会，但钱锺书托病未参加。^[29]至此希望读者不要误会，这与他对父亲的私人感情毫不相涉。钱锺书对他父亲的栽培养育之恩心存感念是不容怀疑的。我们看到《围城》里方鸿渐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国文很好，是“老子私传指授”，一种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时人很热心要为他父亲刊行旧作及筹办百年纪念，是不是算作“父以子贵”呢？或许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Ⅲ

最后简短地来谈一谈钱基博在锺书早年（formative years）及其对他心智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所起的作用来结束这一章。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30]，仲永姓方，是一个天才儿童，在这篇短文里，荆公说：“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荆公又说：“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泯然众人矣”意即与普通人一样了。荆公指那个神童方仲永生在一个不是读书人家的家庭里，没有读书与做学问的机会，结果到了20岁时，方仲永竟是“泯然众人矣”。但钱锺书与方仲永不一样，钱锺书到20岁时，已被他父亲训练成一个小学者了。我们不难推断，如果没有他父亲的栽培与严格管教，钱锺书就不是今日的钱锺书了。如果一路由他伯父带大，钱锺书很可能像他伯父一样变成一个名士。正如郑朝宗先生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个性都很重要，三者缺一不可。^[31]诚哉斯言！钱锺书的成就，由于钱基博管教有方，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钱家十几个子侄辈中，也只出了一个才子——钱锺书。^[32]这好像詹姆斯·穆勒刻意栽培约翰·穆勒一样，也只有老大约翰·穆勒成才；而约翰的几个弟弟不过尔尔，并无所成。韩文公尝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钱锺书何幸，伯乐就在家里。钱锺书的成功，是钱基博一生最大的成就。约翰·穆勒在《自传》里讲：“很公允地说，我开始读书，要比同时代的人早二十五年光景，我占了这个便宜。”钱锺书自己没有说过像约翰·穆勒这样的话，但吾人当知他读的书也比他同时代的人早了好几年，至少十年或二十年，故怪不得当他进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

附记：V.S. Naipaul生于1932年8月17日生于西印度群岛，今年（2018）8月11日卒于伦敦，还差六天就是他86岁生日。

最近看到一本《写在钱锺书边上》的书，说胡适“专门请过年少气盛的钱锺书吃过三次饭”（见罗思编：《写在钱锺书边上》，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在同页又讲到胡适对《宋诗选注》的评语，读了有点像天方夜谭。故今不惮其烦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讲到钱锺书的全文抄录如下，俾供大家参考：“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即指胡适）。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4月29日星期三，台北，联经1984年版，第20-21页。）

据杨绛说，胡适见过钱锺书，他们会面时间是在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还未解放（上海解放为1949年5月27日），地点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现称上海图书馆），算是偶尔相遇，由馆长顾廷龙（起潜）介绍。后来在任鸿隽（叔永）家里聚会又见胡适。任夫人陈衡哲女士长杨绛21岁，杨绛说：“前辈女作家中我和她最亲。”（杨绛与汤晏书，2000年7月20日）有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胡适要见她（杨绛的叔公杨志洵是胡适的老师），“我们吃个tea吧。我们两个，你们两个，加适之”。杨绛说：“她（陈）总说吃tea，但吃的总是咖啡。”（杨绛与汤晏书，2000年11月13日）那次在任叔永家里与胡适聚会，据杨绛回忆，“我们谈得极亲密”（杨绛与汤晏书，2000年7月20日）。还有一次胡适即将赴美，郑振铎为胡饯行，钱锺书也参加了。所以据杨绛说锺书与胡适见过三次或四次，有一次胡适用铅笔为钱锺书写四句诗。可是胡适对胡颂平说，他没有见过钱锺书，也许为了省却钱锺书的麻烦，因为那时大陆正清算胡适。所以，杨绛说胡适这句话（即“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很有意思（杨绛与汤晏书，2000年7月20日）。

[1]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原载《读书》1983年第1期，转引自《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46页。

[2] 钱锺书不太喜欢人家说《围城》是自传性的小说。因为方鸿渐与钱锺书性格不同，方是一个庸碌、优柔寡断、毫无主见、极其普通的人，但钱是天才。钱锺书父亲是国学大师。但这里的方鸿渐就是钱锺书自己。

[3]在请愿书上签约翰·穆勒在《自传》中开宗明义说：“我于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印度史》一书作者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长子。”他没有提到母亲，一般母亲对子女的影响不见于穆勒《自传》。不仅此也，在《自传》中他对母亲也无只言片字的介绍（吾人也很少看到钱锺书在著作或言谈中提到他母亲）。十多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Bruce Mazlish曾著一书，名为James Mill and John Stuart Mill: Father and 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纽约Basic出版公司出版，以心理史学方法来为此大做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4] 请参阅约翰·穆勒：《自传》。约翰·穆勒一生著作甚多，《自传》是他的名著之一。从《自传》不仅可以窥见穆勒如何从一个小思想家变成一个大思想家，而且还可以了解19世纪欧洲思想界变迁的大势。

[5] 巫奇：《钱锺书先生三题》，《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81页。

[6] 同上书，第281—282页。

[7] 同上书，第282页。

[8]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8页。（钱基博在清华教书极其认真，据1929年级毕业生周培智在《五十年前的清华》一文中回忆说：“余国文在A班，教授为钱基博先生，教学异常认真。每周作业异常繁杂。”见《清华校友通讯》第67期新校庆台湾专号，台湾新竹，1979年4月29日出版，第37页。）

[9] 同上书，第382页。

[10] 同上书，第388页。

[11] 同上书，第388页。

[12] 钱穆的《国学概论》港台翻印本有很多种，我手头的一本是1966年5月香港国学出版社翻印的。本文征引序文及弁言均以此本为准。

[13]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8页。

[14] 钱锺书于1938年代他父亲写过一首诗，题为《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代家君），全诗如下：“活国吾犹仰，探囊智有余。名家坚白论（治逻辑），能事硬黄书。传市方成虎，临渊倘羡鱼。未应闲此手，磨墨墨磨渠。”见《槐聚诗存》第24页。其实钱锺书为他父亲代笔捉刀的诗文当不止上述几篇，其他一定还有。据许景渊先生说，钱锺书的文章胜过乃父，因为更有文采。钱锺书的诗更高明，钱基博的诗是“台阁体”。这与性格有关，因钱锺书较活泼。

[15]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1页。钱锺书家书令人想起一本最近出版的新书。当今英美文学界颇负盛名的印度作家奈保尔（V.S.Naipaul，1932-）于2000年初出了一本书，名为Between Father and Son:Family Letters（在美国由纽约Knopf出版公司出版）。顾名思义，这是一本父子通信集，奈保尔父亲是一新闻记者兼小说家，年轻时移民至加勒比海的当时英属特立尼达（Trinidad）工作。奈保尔就在该地出生，长大。于50年代，他得到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他们父子于此时开始通信，从信中知道奈保尔离乡背井，在英国生活很艰苦，衣食不继，而写作很不顺手，被频频退稿。他的父亲对他说要忍耐，并告诉他如何着手。奈保尔（18岁开始写作）当时写了两本小说，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钉子不知碰了多少。他的父亲对他说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写作。奈保尔听了父亲的话孜孜不倦，终于脱颖而出，如今奈保尔是当代大作家，他文字漂亮，至2004年已出书29本，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这本书读来趣味盎然，对有志写作的年轻人有激励作用。钱锺书与他父亲的往来书信，如果不被红卫兵烧掉，能够出版，不仅可以嘉惠后学，而且对吾人了解二三十年代北方学界及中国文坛动态，也是很有价值的；对于研究钱锺书的学者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都由“回禄君”拿去了。

[16] 转引自巫奇：《钱锺书先生三题》，见《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283页。钱基博函中所述温源宁介绍钱锺书去伦敦大学教中国语文，想是接替老舍的职位（那时钱锺书尚在清华读书，他未去伦敦也许是对的，如他去英国教中国语文则是大材小用。老舍自1924年秋天起在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至1929年6月辞去讲席，前后五年。遗缺后由林汉浦接任，见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版，第29页及第61页）。

[17] 同上。

[18] 同上。

[19]钱锺书曾讥嘲胡适（见《大公报》世界思潮栏第39期，1932年3月16日出版），虽然如此，胡适是一个爱才的人，总的说来胡钱关系不恶。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批判。1959年春天，胡适在香港的友人送了一册给他（那时胡适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读后，即说钱锺书的注“的确写得不错”。钱锺书于1988年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一前言，曾提到胡适的话。中共过去批判胡适，可是到了1980年代，中共对胡适的“历史地位”有重新估价的倾向，钱锺书致友人书中说：“胡公已渐得rehabilitation（恢复自己的名誉），公道自在人心。”函中胡公即指胡适（见王岷源：《亲切怀念默存学长》，《一寸千思》第495页）。

[20] 《大公报》世界思潮栏第39期（1932年3月16日）。

[21] 钱锺书在函中提到的《文学史》即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小史》，今日我们看到的只是《序论》及《序论补遗》，是用文言文写的。根据《钱锺书年表》（见《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10页），在1934年条项下，旧体诗《中书君诗》出版于是年，时24岁。后来钱锺书又谈到这本诗集；1947年12月上海《大公报》函邀十八位学者和作家，作书面答复下面三个问题：“（一）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二）它是怎样出版的？（三）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钱锺书的答复如下：“（一）一部五七言旧诗集，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印的。（二）几个做旧诗的朋友怂恿我印的，真是大胆胡闹。内容甚糟，侥幸没有流传。（三）《谈艺录》，用文言写的，已在开明书店排印中。正计划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不知成否。”（原载1947年12月11日《大公报》，转引自《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88页）1940年在湘西他又出了一册旧诗集，由钱锺书自署题为《中书君近诗》，由友人吴忠匡（钱基博弟子）负责承印，印200册，不作卖品（见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一文，收入《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75页）。如果有人找到这两册旧诗集，不妨印出来以飨钱迷。

[22] 钱基博：《古籍举要序》，台北，华世出版社（翻印本）1975年版，第1页。钱基博最喜清儒陈澧的《东塾读书记》一书，所以他自署他的书斋为“后东塾”，而两旁有一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可见其气势之一斑。他对陈澧亦步亦趋，他也有一部《后东塾读书记》。他在《古籍举要》序言里一开头就说：“长夏无事，课从子锺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亦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精要者粗举，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而分之则各成篇章。”近读《顾颉刚书话》，里面录有钱基博在《后东塾读书记》里评康梁笔记二则，并附顾氏评语，颇有可取之点，亦可窥钱氏学问之大凡也。顾氏书云《青鹤杂志》中载钱基博《后东塾读书记》其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四书评曰（一卷四期）：“康氏之言《公羊》得之井研廖平”，而《新学伪经考》来自方苞《周官辨》十篇。钱又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阅新会梁启超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一册，其中自诩早年讲学专绌荀申孟为标帜。然言孔学而绌荀申孟，不始于梁，宋儒已然。”列举六条驳斥之。顾颉刚阅后写了按语称：“此所评皆甚是。康氏之学实出方苞、廖平，而讳所自来，未免心地不光明。梁氏之书，本出急就，虽开清学通论之先声，而实未能全面看问题也。可另编《史苑丛钞》一书，容纳他人文字。与《杂识》之出自己心得者并存。”（见顾颉刚：《顾颉刚书话》，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42页）（附记：陈澧为前清华大学名教授、职业外交家陈之迈之祖父。）

[23] 以上见《古籍举要》序言，第3—4页，此序撰于1930年8月。这种父子学问上抬杠当发生于钱基博撰写序文之前，那时钱锺书还不到20岁。

[24] 转引自《钱锺书先生三题》，《钱锺书研究》第3辑，第285页。

[25] Theodore Huters（胡志德），Qian Zhongshu,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2, p.3.原文是Even more shocking to convention was Qian’s averral that his own father’s learning was insufficient，在这里“averral”是一个僻字，普通字典上没有这个字，在原来博士论文里胡志德是用“Qian’s affirmation…”，见胡志德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p.148（1977）。

[26] 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香港，《明报月刊》第16卷第1期，总181期，1981年1月号。

[27] 钟叔河：《编委笔谈》（二），《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1页。

[28] 《钱锺书书札书钞（资料）》，《钱锺书研究》第3辑，第313页。

[29] 钱锺书复信：“奉读惠函，不胜惶悚！前迭得彭祖年先生等来信，道追念先君事，为人子者感刻心骨。而七月以还疾病缠身，迄今五旬尚未痊可，痰嗽失眠，心身俱惫，以是迁延未能报命。尚乞垂体下情，许其免役。专此奉复，诸维谅宥！此上华中师范大学。钱锺书敬白八月三十一日。”（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年专辑》，转引自《钱锺书研究》第3辑，第313—314页。）

[30] 申丙选注：《唐宋散文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195页。

[31] 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第46页。

[32] 钱锺书的堂弟锺韩也很优秀，但他的志趣在理工科。锺韩生于1911年，比锺书小6个月，与锺书一起考取清华，同时又考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结果他上交大，1933年毕业。后来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讲交流电及直流电。据联大学生回忆说，他教书很认真，材料很多，写得快，讲得也快，下课时还一面走，一面讲，对人很和气。像钱锺书一样，他喜欢看小说，当时在昆明书摊上的美军小册子差不多被他搜罗殆尽（见《抗战中的西南联大》，香港神州图书公司翻印本，无出版年月，亦无编撰人姓氏，第199页）；1949年后，曾任南京工学院教授及江苏省政协主席。1987年钱锺书、锺韩及锺泰三兄弟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聚首北京，3月27日下午，在三里河南沙沟钱锺书寓所，三兄弟接受记者访问，据钱锺韩说：“我小学、中学都和锺书在一起读书。我们家是搞古代文学的，所以我们的古文都有一定基础。可是慢慢我发现，锺书在文学上很有天才，我比不上他。我觉得他已经选择了文学，我再去搞没前途。我感到人应该用其所长，我这人逻辑性强，于是我就改学了工科。”钱锺书觉得堂弟太谦虚了，便说：“他在学校功课比我好，考清华时，他是第二名，我才五十几名。”钱锺韩分辩道：“我是门门功课差不多，没有表现出哪方面天才。”锺泰是锺韩的小弟，中国计量科学院副院长，曾留学苏联（胡国华、杨远虎：《钱氏三兄弟的心愿》，《暸望周刊》海外版，1987年4月13日，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