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ldhood shows the man,

As morning shows the day.

——Milton

钱锺书是江苏无锡人。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开头的：“《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1]这一段叙述会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无锡是一个僻隅之区，而无锡人做的工作尽是一些贱业，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众所周知，在1949年以前，上海工商界都是无锡人霸占天下，且不说近代实业巨子荣毅仁了。无锡人在文教界亦是人才辈出，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也都来自江南这一带，江南是出才子的地方。

在江南，无锡是一个富庶之区，位于大运河边，是京沪线上的一个交通枢纽，距上海128公里，距南京183公里，南濒太湖，东壤苏州，北临长江，西接常州，倚山峰峦峦的惠山，山水之胜甲于江南。加上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所以被誉为太湖明珠，驰名遐迩。

无锡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历代出了不少大人物。先讲军政方面的领袖，次及文苑。唐代诗人李绅和宋代抗金领袖李纲，他们两人后来都做过宰相。晋代的周处、明代的卢象升均为一代名将。顾宪成、高攀龙是明末东林党领袖。清末名臣薛福成也是无锡人。晋代顾恺之、元朝倪瓒、明代的王绂都是出名的大画家。南宋大诗人尤袤、大词人蒋捷，明清之际的地理学家徐霞客，降及近代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还有在当代科学界被列为“钱氏三杰”之一的钱伟长，也都是无锡人。除了工业界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昆仲外，民国以来画家徐悲鸿、作家陈源，还有国民党元老吴敬恒，他们也都是无锡人。无锡不但是出才子的地方，也是出领袖人才的地方。^[2]无锡除了令人骄傲的人文地理外，讲到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有史籍可据，无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殷商时，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因失宠于父王，乃带着二弟南奔无锡。太王晚年认为幼子季历之子子昌，人聪明，有兴王业的才干，故欲立幼子季历为王，再由季历传位子昌。泰伯知道了，带着二弟仲雍一起从周原（即今陕西岐山）率部分周人移居江南，改从当地风俗，隶附者有一千多家，为当地居民所拥戴，推为郡长，定都梅里（即今无锡市梅村）。为了防止中原侯王来攻击，在梅里修葺城廓为吴城，称勾吴国，开创了吴国的历史。泰伯南奔把中原文化带来江南。周平商，封泰伯、仲雍后代周章为吴国君，自此五百年间，吴城遂成为古吴国都邑。无锡也因此被称为吴越文化的发祥地。

战国末年，无锡成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也在此时，无锡的名称开始出现。^[3]但是无锡正式做地名用，则在汉代。《汉书·东越列传》中记述汉武帝时封东越之将军为“无锡侯”。《汉书·地理志》亦把无锡县作会稽郡所属26个县之一。^[4]后来王莽行新政改郡县名，把无锡改为有锡，刘秀复汉室又将有锡改为无锡。公元前202年（高祖五年）始置无锡县治，后来一度封为侯国。三国时，孙吴废无锡县。到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又复置无锡县。元元贞时（1295年）升无锡县为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又降州为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无锡及金匮两县属常州府。至民国肇建又合而为一，复称无锡县。于1953年改无锡为江苏省辖市，属苏南区。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即一城辖三县）。^[5]

II

无锡有几个大家族如荣、唐、薛、秦、杨及钱家。钱姓在中国是一大姓，在《百家姓》里仅在赵姓之后。无锡钱氏是一望族，乃源自五代十国。钱穆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6]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谈到他家世时，无不自豪地说：“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耀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7]钱锺书的上世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武肃王起兵临安，奄有吴越开始。^[8]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祖耆，1849-1926，是武肃王第三十一世孙^[9]，他的前四代是钱奎、钱士镜、钱浩若、钱维桢。福炯是钱维桢第四子，按“福、基、锺、汝、昌”排辈下来，福炯曾娶江阴富豪孙氏女为妻，这就是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所说的“锺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钱锺汉在《无锡光复志拾遗》中也说孙家“是无锡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地主家族之一”。

钱福炯共生四子二女。长子钱基成（子兰）、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钱基博（子泉）与钱基厚（孙卿）。女二钱素琴和钱月琴。基治先殁。钱基博乃是钱锺书的父亲，是一位学淹贯博的鸿文大儒。基博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二月二日，与孟子同生日，他与弟弟基厚是双胞胎。据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梁溪钱孙卿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钱基厚对政治很有兴趣^[10]，而钱基博纯粹是一个学者。他虽与丁文江同年出生，丁学英文出洋留学吸收新思想，回国后与胡适等人办《独立评论》，算是新派人物；但钱基博思想较旧，为近代古文大家，在新旧文化交替期间，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惜近人很少有人注意他，吾人对他所知不多，幸好他有一篇自传留下来。

1935年，钱基博应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之请，写了一篇长约五千字的自传，刊于上海《光华大学半月刊》（二卷八期），并附刊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卷末。据自传称，他年5岁跟着比他长14岁的长兄基成开蒙读书，9岁能背诵四书、五经。16岁与孪生兄弟基厚及其同邑好友徐彦宽（辑有《念劬庐丛刊》）“自拟为师（许国风）门三杰”，并写过一篇约四万字的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年仅16。刊出后很受时人注意，深得梁启超赞赏，自此后著述益丰。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甚为欣赏，惊为龚自珍再世，遂招之入幕，那时钱氏不过22岁而已。

辛亥革命时与同邑人顾忠琛以苏浙联军参谋，攻克南京，延治军书。历任职淮军司令部，为陆军第十六师副官、参谋，官阶陆军中校。后调江苏都督府。他说：“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吴禄贞传》，席地为草，文出一时传诵，咸以为传神阿堵，如见生平也！”他又说：“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曰：‘我无暇也！’”（不喜酬酢，钱锺书很像乃父。）他的学问自信“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而他自谓所著文章“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其磅礴气概当可思之过半矣！这篇自传是中国传统式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ed）。

钱基博先后任教于无锡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华中大学。1952年起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1957年病逝武汉。重要著作有《经学通志》、《韩愈志》、《版本通义》、《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及《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书。

III

钱锺书生于宣统二年农历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翌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照西方说法，他还不到1岁，所以日后有人戏称他是“逊清遗老”，或说他是“三朝元老”——逊清、民国及人民共和国。在他出生后几个星期，他的祖母孙氏病逝，享年59岁。少的长，长的老，老的死，生老病死，本是人类嬗递的自然法则，祖母之逝，难免举家哀痛，但很快地过去了。钱锺书的出生给钱家带来一片喜气。因钱锺书的伯父钱基成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所以钱锺书一生下来，照旧时习俗，祖父福炯公即命钱基博将钱锺书出嗣给长房，由大伯基成抚养。^[11]

伯父特别兴奋，在钱锺书诞生后，他连夜冒雨到乡下找到一个壮健的农妇做锺书的奶妈。她是一个寡妇，遗腹子生下来不久即夭折，孤苦伶仃，从此姆妈一辈子在钱家（钱锺书称她为姆妈）。因为姆妈有时会发呆（也许思念亡夫或伤痛夭折的儿子），故在钱家，背后大家称她为“痴姆妈”。钱锺书生性俏皮，爱说俏皮话或幽默话，家里的人不能欣赏或者不领会他的幽默风趣，就会说钱锺书“专爱胡说乱道”，说锺书因为吃了痴姆妈的奶长大的，袭有姆妈的痴气。这种痴气也许在文字上就是才气。郑朝宗说：“钱锺书的痴气就是天才的表现。”^[12]杨绛说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或淘气等。”不管怎样，照杨绛的说法，钱锺书“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13]。

钱锺书的名字。在锺书出生的那一天，刚好友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所以伯父就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我国旧时有抓周的习俗，即小孩子满周岁要抓周。吾人读《红楼梦》，在第二回里，冷子兴与贾雨村一段对白讲到贾宝玉抓周，由冷子兴道出：“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钱锺书周岁抓周时抓到的是一本书，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所以按“锺”字辈分排下来故名“锺书”（这个名字对钱锺书来说是很恰当的），“仰先”就成了小名，家里的人叫他为“阿先”，但“先儿”、“先哥”，好像是“亡儿”、“亡兄”，不吉利，所以就改“先”为“宣”，但他父亲仍叫他“阿先”。“默存”是锺书在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取的字，取自《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因为钱基博看他常快言快语，故取“默存”。至于“槐聚”是钱锺书自己取的号，取自元好问的诗句：“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中书君”是钱锺书写文章用的笔名，取自韩愈《毛颖传》，昌黎以笔拟人，把笔叫“毛颖”，又称“中书君”，后来“中书君”成为毛笔的代名词。在幼年钱锺书取过“项昂之”作为别号。八九岁时他喜欢摹临书上的插图，画完后即署名“项昂之”三字，项指项羽，他很佩服项羽，“昂之”则示想象中楚霸王的英武气概。

钱锺书4岁（据杨绛说都用虚岁）时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个秀才，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那天，一进门就挨祖父福炯公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气势。福炯公有两个哥哥均中举，他自己却也只是一个秀才而已，可是他始终不喜欢伯父。这是有原因的，钱锺书祖母娘家与伯母娘家，都是富户，彼此都瞧不起对方，如同水火。俗云，“两姑之间难为妇”，婆媳不睦也影响了父子感情。福炯公总认为伯父没有多大出息。因为不喜欢伯父，“钱锺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也许是同病相怜，伯父待锺书很好，而锺书也处处要依靠伯父。杨绛说：“伯父是慈母一般，锺书成天跟着他”，形影不离，伯父上茶馆，锺书跟着去，伯父去听说书，锺书也跟着去。钱基博怕哥哥生气，不便干涉，但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向基成建议把钱锺书送去上学，于是钱锺书在6岁时上秦氏小学。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很心疼，不舍得锺书去上学，就辍学在家。7岁时，锺书与比他小6个月的堂弟锺韩（钱基厚的长子）同上亲戚家办的私塾附学。但附学不方便，一年后，锺书与锺韩两兄弟便由伯父自己来教，他怕锺书父亲及叔父不放心，故对他们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他们也就不反对。

可是钱基成是一位旧式名士，有名士派习气。他每天要上茶馆，因此只有下午教小孩子功课。上茶馆时，钱锺书也跟着去。他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然后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或书摊租一些通俗小说给他看，这样就把钱锺书打发了，一直看到伯父叫他回家。这些通俗小说大都是《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书，钱基博没有这些书，家里藏的《西游记》、《水浒》及《三国演义》他都已经读过了^[14]。现在来看伯父为他租的《说唐》等通俗小说，当然不成问题，且读来趣味盎然。钱锺书弟弟及堂弟很多，他看完后，回家即手舞足蹈地把刚才看来小说里的情节及人物故事向他的弟弟及堂弟复述一遍，现场表演一番。这对钱锺书有好处，因此他看起小说来，特别仔细，此即一般对教员来说所谓“教学相长”。钱锺书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看完后或者讲完后，往往会发现问题。他不解的是为什么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霸，若跑到另外一本书里就成问题了。譬如说，若关公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怎能敌得过李元霸那一对800斤重的锤头子呢？但是假如李元霸进了《西游记》里，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13000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这种三隅之反的思索均可窥日后钱锺书“以解颐资解诂”的治学特色。那时钱锺书连阿拉伯字的1、2、3都不认识，可是对各种兵器却记得烂熟，即使二三十年后道来仍如数家珍。^[15]钱锺书从小即能“联想”，这是他独特的地方。

除了平时喜欢跟伯父上茶馆外，钱锺书幼时最喜欢跟伯母回江阴娘家去。他们往往一去就住一二个月。伯母娘家老老少少都抽鸦片烟，后来伯父也染上了烟瘾。钱锺书往往于半夜醒来也跟着伯父伯母吃宵夜，当时快乐得很。可是回到无锡的时候就不好受了，一到家，钱基博就会盘问他的功课，一问三不知，于是少不了挨打。他父亲不会当着伯父面管束锺书，但一有机会就会抓住钱锺书教他做功课，教他数学（钱基博数学很好，曾教过薛福成孙子大代数），教不会，要打他，怕被基成知道，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所以钱锺书身上不是一块青，就是一块紫，晚上衣服脱了，伯父看到了，不免心疼。伯父对钱锺书的爱护可说无微不至。他自愧没有出息，深怕坟上的风水连累了嗣给自己的钱锺书。钱家祖先坟地下首一排排树木向来高大苗壮，而上首则委靡细弱，在伯父看来，上首的树木当然代表长房，因此伯父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髪”与发达的“發”同音，希望将来子孙发达），由一个佃户陪伴带着钱锺书私下上坟将头发埋在上首的树下，目的在要上首的树木茂盛茁壮，然后对钱锺书说：“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钱锺书只有七八岁，还不懂事。伯父说“将来你做大总统”这句话，并不是一定真的要钱锺书将来做大总统，而是希望钱锺书将来有出息，不要像他一样没有出息。古人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如今钱先生墓草久宿（如果有墓的话），而钱先生崇高如泰山北斗，被誉为“当代第一鸿儒”，其俗世声名当不在大总统之下。^[16]

IV

锺书11岁时和锺韩同时考取东林小学（无锡县立第二高小），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他们考上的那年秋天，他伯父去世，享年48岁。伯父病危时，钱锺书还未放学，经家人把他接回来。他一路哭叫着“伯伯，伯伯”，到家时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钱锺书平生第一次遭遇伤亡之痛。伯父卒后，钱锺书虽仍与伯母住在一起，但如上学读书则全由钱基博来管教。当时在钱锺书看来，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总的来说，有一个严父来管束他、教导他是一件幸事。在东林小学里，钱锺书给人家的印象是双重的（double image）。他很调皮，在学校里是一个有名的顽童。记两件小事可见一斑：譬如，在东林上学时，他同学、他弟弟都穿皮鞋，他穿钉鞋，且是他伯父的钉鞋，太大，鞋头塞些纸团。有一次，下雨天上学，见路上很多小青蛙，他觉得好玩，便脱了钉鞋，把小青蛙抓起来放在鞋里，抱着满载小青蛙的钉鞋上学。进了教室将钉鞋放在课桌下面，蹦蹦跳跳的小青蛙都纷纷跳出来，大家为之哗然，教室秩序大乱。追根究底，发现小青蛙是自钱锺书鞋子里跑出来的。他被老师叫出去受罚。还有一次，上课时他玩弹弓，乘人不备，用泥丸弹人，这当然也要被处罚，可能罚得更重一些。

除了这些调皮捣蛋外，钱锺书在功课方面（算术除外）是一个顶尖的好学生。与钱锺书同时进东林小学的同班同学邹文海教授回忆说：“先严责我读书时，常引他（钱锺书）为话题，总是说：‘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朗朗，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锺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记得那时候钱锺书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17]由邹文海这段记述，吾人当知钱锺书日后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等巨著似有线索可寻。正如弥尔顿所说：“The childhood shows the man / As morning shows the day.”（大意是一个人的将来可从他的童年看得出来，一如从清晨可预知当天的天气好坏，见Milton, Paradise Regained Ⅳ,220）。我们江苏乡下有句谚语，“三岁定八十”，也是这个意思。

钱锺书接触林（纾）译西洋小说也是在东林小学读书阶段开始的。他后来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斯威夫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18]钱锺书说他自己因读了林译小说而增加了习外国语的兴趣。他读大学时选择外文系为主修。他进清华，数学考得不好，按例不予录取，后来校长罗家伦因为钱中英文特优，才破格准其入学，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邹文海回忆说：“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六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忆钱锺书》）邹文海的疑问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了。

钱锺书在东林小学毕业后，和锺韩一起考上苏州桃坞中学。这个学校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很注重英文，他就和锺韩同去苏州上学。据杨绛说，钱锺书功课都不错，只是算术不行。在桃坞中学时他的英文已经很好了，后来因为他英文特优还做过级长。^[19]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钱锺书和锺韩又同时考进也是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20]当时正值新旧学制更迭之际，旧学制系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二年。新学制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高小毕业后，各进各的中学，没有再见过面。直到我在清华三年级时，他也进清华来了。那时学制初变，我进的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他读新制，前后六年，比我迟了两年。”辅仁中学是采用新制，这就是为什么钱锺书进清华比邹文海晚了两年。

钱锺书在辅仁中学发愤读书。国文由他父亲严加管教，读了很多古书。英文，一因自己兴趣，二因读的是教会学校，看了不少原版西书，是故他的中英文进步神速，从此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辅仁高中二年级时，学校举办了一次国、英、算三项全校比赛，钱锺书得了国文和英文第一名。钱锺韩得了国文、英文第二名和数学第一名。在这里很容易教人想起《围城》里的方鸿渐来，鸿渐的“国文得老子指授，在中学考过第一”。

钱锺书出类拔萃，正如钱穆说的“异于常人”，他父亲管教有方，功不可没。

钱基博是一位律己甚严的儒家学者，对钱锺书影响很大。

[1] 见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还有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也说到无锡泥娃娃。他说：“近世吾乡惠山泥人有盛名，吾乡语称土偶为‘磨磨头’，而自道曰‘倷伲’，故江南旧谑，呼无锡人为‘烂泥磨磨’……‘磨磨’名无义理，当是‘磨喝乐’之省文，以其为小儿玩具，遂呀呀效儿语而重叠言之……”（见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四册，第1469页。）

[2]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无锡词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东汉袁康《越绝书》中即有关于春申君当年“立无锡塘，治无锡湖”的记载。

[4] 至于“无锡”怎样得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民间向有“无锡锡山山无锡”的俗谚。据《汉书·地理志》载，周秦年间，邑境西山多锡矿，居民竞相开采，致祸乱相作。后来锡矿被采尽了，老百姓就相安无事，故取名无锡。另一种说法，秦时在锡山发现一石碑，碑曰：“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上述两种说法，无锡之得名均与产锡、锡矿有关。除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无锡是由‘吴墟’转音而来，因泰伯建都梅里（古称吴墟）而得名。无锡又称梁溪。梁溪河为沟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的河川”（见《无锡词典》第3页）。

[5] 《无锡年鉴》（1994年），无锡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第39页。并请参阅《无锡词典》。

[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 年第3版，第115页。及参阅钱士选撰《钱氏家乘》。

[7] 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

[8] 同前及巫奇《钱锺书先生三题》一文，载《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第278—280 页。

[9] 唐文治于1928年撰《钱祖耆先生墓志铭》，载《茹经堂文集》三编卷八。

[10] 薛福成的儿子薛翼运为无锡“土皇帝”，薛氏左右手一位叫高汝琳，钱基厚即是高汝琳的乘龙快婿。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张謇组共和党，基厚为共和党无锡分部的负责人。他是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乡绅（见《无锡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6年3月出版）。石塘湾的孙家和荡口华家是无锡北乡和金鹰南乡两家最大的世族地主，当时人称为“北孙南华”。孙家中最大最富的一个地主孙伯容是基厚亲戚。钱锺汉提到的孙家有名人士有孙保圻、孙肇圻、孙鸣圻、孙靖圻。钱基厚是孙鸣圻的表弟（《无锡文史资料》第三辑，1981年8月30日出版）。

[11] 钱锺书出生时他父亲23岁，他伯父37岁。

[12] 见郑朝宗：《画龙点睛，恰到好处—读〈记钱锺书与《围城》〉》，原载《书林》月刊，1986年第12期，后收入《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惠兰、马光裕、陈何玉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3页。

[13]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1页。

[14] 钱锺书在《围城》里讲到方鸿渐时说，“小时是看《三国演义》、《水浒》及《西游记》那些不合教育原理的儿童读物”，就是说他自己。

[15]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3页：钱锺书有这种旧小说根底，所以他于1979年春访问美国时，在各大学座谈会上，问他有关中国旧小说的问题，无论如何都考不倒他。譬如，1979 年4月23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位女学生进来，夏志清教授即说这是他的学生，专门研究《平妖传》，钱氏随即讲一些他对《平妖传》的看法及其优点和缺点。最后他说《平妖传》是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前半部较后半部为佳。这是他几十年前看的小说，可是讲起来就好像他是昨天看完的，大家聆听后无不折服，拍手叫好。

[16] 肯尼迪于1960年仅43岁壮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就职时从波士顿老家带了一大批哈佛教授南下，故当时有人云：“一品当朝尽哈佛，华府一片新气象。”他主政白宫时经常邀请一些诗人或音乐家至白宫雅集小聚，相传某次肯氏在白宫与年逾八旬的老牌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礼让首席，相持不下，最后总统说，首席非诗人莫属，总统四年就出一个，而诗人则往往百年才出一个。经总统这一说，弗罗斯特当仁不让，欣然就座。总统与诗人让座，在华府一时传为美谈。我说这个故事旨在提醒大家，钱锺书在国内是一位公认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才子，而当年伯父对钱锺书所说“将来你做大总统”为之应验也。

[17] 见邹文海：《忆钱锺书》，刊台北《传记文学》创刊号1962年6月。这是我们最早看到的钱锺书亲友回忆钱锺书的文章。当年邹文海撰写此文时认为钱氏已逝。钱锺书于1998年12月病逝后，台北《传记文学》编者特别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记，刊于1999年3月号，卷首题目为《本刊向文坛三位老作家致哀与致歉》。三位老作家是指冰心、钱锺书与萧乾。其中关于钱锺书一段，有掌故性，故录于后俾供读者参考：“首先是37年前（1962年），我们创刊的第一期，发表政大邹文海教授《忆钱锺书》一文，邹与钱锺书两度同学一度同事，内容真实，文辞恳切感人。唯邹文发表之前，编者曾数度前往交通不便的木栅邹教授宿舍，因为本刊稿例有‘除自写回忆录外，写他人如健在者不在收录之列’，邹教授与钱有相当深厚关系，且有许多共同友人，深信他的消息来源，谓钱确已不在人世，‘铁幕’（有人称之为‘竹幕’）深锁，编者存疑，却无法证实。后得邹教授同意，将‘追忆’的‘追’字去掉发表。书刊此类误导读者，当时所在多有。后来‘文革’前海外又传钱死讯，与上述误传相隔十年，足证海外读者对钱先生的关切。钱在《围城》日译本中曾提到此事：‘那谣言害得友好们一度为我悲伤，我就仿佛自己干下骗局，把假死亡赚取真同情，心里老是抱歉，因为有时候真死亡也只消假同情就尽够了。’多次死亡误传，反而帮助了钱先生的长寿，不过在台湾与海外始作俑者，本刊实难辞其咎，所以我们此时哀悼之余还有一深深的歉意。”

[18]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

[19]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钱锺书杨绛散文》第387—388页。

[20]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江浙一带，奠都南京成立新政府，教育部规定教会学校不准把《圣经》作为必修科，此外还有对其他宗教课程的限制，桃坞中学自动停办以示抗议。辅仁中学与桃坞中学有别，因为辅仁中学没有外国人资助，而是由无锡圣公会中国教友集资创办的，办得很不错，尤以英文及理工著称，因此毕业生考上国立大学者很多。见孔庆茂著《钱锺书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