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囵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该书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意义深长的散文，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针砭时弊，隐寓嘲讽。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当推《读〈伊索寓言〉》。也许是故事最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理，我读完后，还把全文抄录在日记本里，当时就认为作者才气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建立政权，国民党退处台湾，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原因当然有千百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打败国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份。这个结论正与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之力甚于剑）的说法不谋而合。因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为禁书，即使沈从文、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Kent Hall）四楼会议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可是他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事后对人说：“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中说，“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当初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红人）——一个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城》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且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译《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大陆出版的钱锺书传记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人凋零，不胜悲怀，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我决心为钱先生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埃里蓬（Didier Eribon）为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传时一开头就说：“写福柯传是不好写的。”因福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写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敏锐，尤好讽世，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貌似平淡无奇，但却发人深省。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也都是隽永意纵，涉笔成趣，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

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一样，为了保护他的privacy（私人生活），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困难。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叫人多读历史，少读传记。他说传记大多虚实参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实（过犹不及）。迪斯雷利所言，或许稍微偏颇，但可作为传记作者（biographer）的一个警戒。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个原则：取材严谨，行文简洁。文中所述均有根据，然既非学术论文，就不一一注明来历，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略者则省略之。大体上这部传记，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

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这部算是哲理性的传记，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当我细读钱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钱锺书像伏尔泰（Voltaire）——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围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他是一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还是一个伏尔泰？这些问题是我关心的，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