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姨

女人的幸福多半是婚姻的幸福，女人的悲剧多半也是婚姻的悲剧。

欧姨本复姓欧阳，与母亲玩得最亲，喜欢一起躲着人细细琐琐地谈些小女人的事情，喜欢在一起织毛线嘻嘻哈哈热闹。母亲觉得叫“欧阳阿姨”别扭、拗口，不那么“入乡随俗”，就擅自让我和妹妹叫她欧姨。她也不反对。

母亲有个习惯总改不了，她喜欢让我和妹妹叫那些和她玩得好的或者共事的女人叫“阿姨”，即使到了我离开坪阳，上高中或上大学，已“牛高马大”（这是母亲喜欢骂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时，母亲也会让我叫医院里那些与她一起上班的年轻护士为“阿姨”，这让我很难堪，也叫别人难为情。小的时候叫得倒是很顺当，大了就放不下情面，就有点不那么情愿。不叫呢，母命似乎不可违；叫呢，又把那些比我大不了一两岁、刚从学校毕业的小姑娘叫得满脸通红。为什么红脸？我不清楚。反正我觉得有点吃亏，降了我的辈分。那些小护士也许是怕把她们喊老了吧，我都这么大了，她们是我阿姨，逻辑上就会很老的。但我的辈分总是有点低的，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因为父亲是长子，母亲是长女，我又是长房长孙、长外孙，我有一个舅舅和两个姑姑，年纪都和我一般大，但辈分却比我高，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总好像高高在上。我有点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这可是命，无法更改的。母亲常笑说：“娃，你就认这个命吧。”后来，我想清楚了个中道理，让我喊时就喊，顿都不顿一下，还满脸坏笑，倒像自己占了很大便宜似的，这让那些女孩子很不舒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母亲总弃我们兄妹私下强烈的抗议于不顾，固执地保持着这个习惯呢？也许是母亲心底不服老、不愿老、害怕老的缘故吧，做儿子的委屈点就委屈点吧。做母亲的也是女人，也存有点不可告人的私心吧……

欧姨比母亲小，是公社机关的接线员，即话务员，接转电话的，可能还兼职机要员。这是坪阳公社最沾“现代”的一个岗位了。坪阳公社卫生院就有一台电话，挂在进门的左边墙上，挂得很高，要用木支杆叉下来才行。这样白天可以防止小孩乱动电话，晚上把木支杆收了，可以防小偷。有一对大电池，一个铃铛。铃铛差不多是学校上下课用的那种警铃，来电话时分贝很高，声音很响。开始用时，大家很兴奋，因为新奇。后来便头痛，因为电话来了多半要出诊，出诊是个苦差事。欧姨那儿相当于总机，所有进公社各地的电话都要经过她转，而且她那儿还可以监听，电话里的秘密都瞒不了她。她的机房闲人免进，是个神秘的地方，但我是去过的，因为我是孩子，又讨她喜欢。但欧姨最喜欢的还是大妹妹，喜欢把一些花头巾、糖果、花生、发夹之类的“奢侈品”送给妹妹，这让我羡慕死了。为什么不送给我呢？欧姨安慰我说：“很多东西你用不着，给你也糟蹋了……”这话让我很伤心，甚至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生出做女孩子的心思来。欧姨喜欢女孩，总跟母亲说：“等他回来，给他生个女孩……”母亲就会不失时机地刮她的脸子臊她。他，是指欧姨的丈夫，在外读大学，是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的，也是这地方当年轰动一时的人物。但具体姓甚名谁，上的什么大学，读的什么专业，因为他为了节约路费，放寒暑假都没回来过，所以没见过，终是不晓得也是不记得了。

坪阳村的东头是医院，西头进村口紧挨着古柏树的是公社机关的食堂。食堂是一间空旷而大的木屋，它另一面有一块小土坪，正对着公社的正门。公社是一溜砖结构乌瓦尖顶的房子，当地人多住吊脚楼，这种房子是城里来的汉人建的，住的是干部。房子中间有穿廊，廊道两边是办公室和住房。进门左拐第一间就是欧姨的住处，廊道走到底，对面最后一间就是话务间。再往前去，就是两层楼的木结构会场，二楼是公社干部开会的场所。当各村的乡干部都来时，人多，二楼毕竟坐不下，开会就改在一楼了，一楼摆有一排排的木架长凳。穿过一楼，外边有座厕所，天黑了有些吓人，所以晚上欧姨是不会上这边来的。我对会场没什么感情，只是跟着父亲来这里开过几次会，到木墙壁的脚跟捉过许多滑稽的“退退虫”，因而却是记得的。

话务间里有一张值班床，然后就是一台话务接线机，还似乎应该有张老式的木桌子。坐在话务接线机前面，头上戴上耳机，对着可随意调整高度和角度的话筒，正面有很多插孔，插孔上有红绿灯，可以知道哪儿有电话来，下面有很多连着簧的插销。忙的时候，插这个拔那个，又是听又是说，乒乒乓乓的很忙乱。现在电话都改成程控交换机了，这种“古董”定然在中国电信博物馆里还有收藏吧，没去看过，不知道有没有，有机会真的还想见见。所以那时要打长途电话是很麻烦的事情，必须经过很多这种接线员的工作才能打过去。记得因为母亲与欧姨的这层关系，等闲时“走后门”，母亲请欧姨帮忙打过一次衡阳外公外婆的电话，整整打了三个多小时，而且事先是老早通了信，哪天哪天打电话过去，那边就在电话那头等着，要不然，电话通了那头再去找人，难免要落空。电话在那个时代总还是一个稀奇的东西。

母亲常说欧姨是个幸福的人，像只喜鹊，整日里欢歌笑语的，好像不知道世上还有“痛苦”二字。丈夫在外读书，又不像母亲整天里有我和妹妹在身边调皮捣蛋，鬼一样地缠着，落得个轻松闲逸，逍遥自在。欧姨是真正结了婚，办了结婚证的，因为那时不办结婚证要想睡一床是万万不行的，一旦发现，组织就会出面，定罪判刑是很难说的。

欧姨发了些喜糖，就算喜事新办了，说等他大学毕业再请人喝完婚酒。按坪阳乡下人的风俗和规矩，没吃婚宴是算不得结婚的。欧姨就吃着咸菜酸萝卜，省着一分一厘，节省着一两一两的粮票，一针一针地钩编着毛衣，寄给遥远的爱人……母亲总望着她黄皮寡瘦、由于营养不良而苍白的面孔，不知道应该叹还是劝。母亲每到公社一遭，回来就嘲讽父亲说：“别看欧妹子活得艰难，但有个像样的男人等着盼着呢，熬过去了就会到城里过幸福的日子哩……”父亲不语。

男人是突然老的，女人是渐渐老的。但也不一定，凡事不可绝对。待到稻子收割之后，天气越发冷了，秋雨淅淅沥沥的，总好像有人在哭。欧姨心神不宁地掰着手指头算日子，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数着过去了。欧姨的丈夫快毕业了，她时不时地照照镜子。母亲就笑她：“你急什么？煮在锅里的红苕，跑不了！”那个年代的婚姻是相当稳定的。欧姨羞红了脸回避了。但不时也会愣了愣，走神自言道：“男人就怕变心呢。毕业了，有本事了，翅膀也硬了，谁知道呀？”母亲坚定地说：“绝对不会。四年呀……不会那么没良心吧？！”

欧姨的丈夫终于毕业回来了。但等母亲带着我准备去祝贺一番、讨杯喜酒、吃把喜糖时，他已带着他的行李和离婚证书走了。只有身着新衣的欧姨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粒米未进，眼睛红肿得像着了色的馒头。到后来，只有让母亲为她吊盐水、打葡萄糖，欧姨似乎一夜间迅速地苍老了。母亲又是个眼窝子浅的人，听欧姨把原委一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也陪着哭了个痛快，欧姨说：“姐，别哭了。你总比我好，还有个丈夫……”

“别说了。他老子也不是个好东西……男人都不是东西。”母亲指着我骂，其实是迁怒，其实是指桑骂槐。说着两人又哭了一场。我真有点惶恐，惶恐的原因主要是不知道大人究竟为什么痛哭，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连我这个小男人也骂？

欧姨的乌发开始迅速变白，好像岁月一夜间洗褪了色，精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再也不能胜任接线员这项工作了。组织便把她调到县城里当了一名柜台售货员……此事在坪阳震动很大，许多女人再也不让自己的男人有出息了，因为有出息的男人是别人的。这个想法有点像当地的农民送孩子读书，觉得能认个字数个数就成了，并不奢望送出去读什么大学，更不会想送出国到什么天远地远的美国去。去了，崽娃子有出息了，是别人的，是国家的，是外国的，等于白养了个儿子。没出息的在家种田，毕竟是自己的，养老送终，家里邻里有个什么事总有人手帮衬着，总是看得见的好处，也让人钦羡。

待到我们家也搬到县城时，我已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有一天黄昏，母亲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那是在一栋有些阴暗潮湿的阁楼里，母亲催促我叫欧姨，我很听话地叫了。欧姨很高兴，往我手里塞瓜子、糖果。这是欧姨吗？怎么这么老？看上去比母亲老，都可以做我的外婆了。母亲让我跪在欧姨面前，让我认她作干妈，但我本能地躲开了，母亲见我不懂事，啪地打将过来，欧姨忙阻止，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不肯就算了……缘分不够哩！”到如今我仍旧有点后悔，为什么不认呢？也许是她们对男人的痛骂留给了我一份记恨吧，也许是对一个漂亮女人如此快速地老去的害怕，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吧。

后来终究没法，母亲便带着大妹妹第二次好说歹说去认了干妈，但总是补救之策，心里歉歉的，终究没有过多的来往了。多年后，我从衣柜里找出那条欧姨当年送给妹妹、后来完全洗褪色的头巾问妹妹：“还记得欧姨吗？”妹妹摇摇头。别奢望什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短短，我们记不住多少事情，也不会被多少人记住。这恰巧被正在忙家务事的母亲看在眼里，她叹了口气，骂了句什么，便进厨房去了……

1991年3月15日作于广东潭水镇

2002年3月18日改于北京西客站南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