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十岁的时候,为了一个可以去区里演讲的名额,我在家练习了一个月,每天都声情并茂到扫地都能扫出一屋“鸡皮”。直到有天晚上一个邻居(各大演讲比赛的常任主持人)问我,今天我报幕报到你的名字,你为啥没来?我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鼓足勇气去问通知我的老师,她笑了笑:“我忘记了。”

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里面,同学们天天自发地中午来我家蹭饭,下午来我家玩,其实也不是和我玩,只是借用一个离学校近的地方。我妈忍无可忍地发出通牒,左看看右看看。我低着头,声音几不可闻:你们走吧,我要学习了。她们一边取笑我,一边在我的小床上东倒西歪。“你们走吧!我要学习了!”我提高了嗓门。她们奇怪地看着我,那个眼神告诉我,再也不会有人跟我玩了。

所有这些丑陋乌黑的珠子,串在一起就是那只叫作“社交恐惧症”的怪物。它控制了我的大部分人生,让我变成了一个喜欢默默关门读书的羞涩女孩。

当然我见过最严重的一位——这个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小屋里面住了近十年,他的亲生女儿去探望他,得到的答复是:不要指望将来我会有钱留给你,你不要再来看我了。其后果然,他把自己封闭,去世一周后才有人发现。他女儿一年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公,我的那篇代表作《世界上比我还要难过的人》原型其实就是他。


至今闭上眼睛都能想得起从小学回家的路。我总是独自一人,途经一个基督教小学校、一个流动小卖摊、一条长而空寂的小巷、一个小居民区门口。

有一天我注意到围墙边上的蚁群,它们和我一样卑微行走,无声无息,赤裸于天地之间,偶尔被雨水淹没,倾家荡产,复又麻木到循环来过——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我都不清楚这只黑色的蚂蚁和那只黑色的蚂蚁有什么区别?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这种人就是世人眼里的loser。小的时候孩子们写作文,喜欢用“充满朝气的脸”,说的就是身边这拨同龄人——他们佩戴红领巾,一道杠两道杠,走路蹦跳,就是这个时代应该生产的那种小麻雀的样子。

而世界在我的眼里,总是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我总是达不到他们表达和学习的标准。比如他们很流畅地写出“月亮的映照下,窗户上老师辛勤工作的剪影。”我看不到这个,我看到的是剪影如同他山,与我从不相交,永远平行。

可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洗礼,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体育呢?闭上眼睛都能复制下同样的内容,脸就是名片,他们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因为人人都叫我“易老师”。


那之后不久,我去了《南都周刊》,玩命一样地做着封面,主编已经习惯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有开天窗的危险了,就问,易小荷呢?

然后又是突然地,各种各样的新闻开始报道同行们的转型,办公室越来越空,送上去的选题越来越难通过审批。我如同又掉进了小时候的那种环境:所有的孩子都在玩一种叫作“haozi”的游戏,你默默地站在旁边,他们笑着分组,却并没有人把手指伸向你。


于是有个朋友某次吃饭时分外感慨,他说:“为啥你们这些好人儿,不管才气有多高,总在现实生活中接受不断的失败?”

我不以为意地吃饭,也不抬头,假装他描述的那个人与我无关。

2015年,从《南都周刊》出来之后,我的一位老朋友力邀我去广州共同创业。我把书、猫都搬了过去,每天在办公室开各种会,联络客户,拜访,做ppt。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的那个老朋友对我说:“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一个商人。”

广州很热,除了那些在289大院熟悉的桂花香,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但那天我走在深夜两点的路上,看那些漂浮在黑夜里的小店灯光,知道心里从未有过惶恐。


深夜两点的北京,那种“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的场景;凌晨两点的休斯敦,“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的空寂;还有一个人凝视着无尽的深渊,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紧紧抓住内心的峭壁,以免掉下去的那种黯然,我已体味太多。

也许,失败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它和世俗意义的物质财富无关,而是一种大众的惯常标准:你为什么非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

有一次我看到保罗·奥斯特说: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那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

深以为是。这么多年,行舟至此,就好像怀揣着一个秘密。如果把我的前半生投射在一部电影上面,灯光熄灭,漆黑的电影院里,我会看见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在沿着河流奔跑,怎么都抹不掉脸上大片的树影。那一年,她终于在《作文》上面发表文章,那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2002年被《南方体育》派去美国采访世锦赛。没有信用卡,在那个偌大的国度,甚至连语言沟通都并不是完全流畅。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电话,每天孤魂野鬼一样地游荡。只能睡两个小时,而且,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网,还要去采访那个国家的顶尖人物。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酒店门口,等了几天,做到了本·华莱士、乔治·卡尔、吉诺比利等几位超级大咖的专访。后来有人说“易小荷一个人打败了一支队伍”。再后来没多久,主编在报纸上说“易小荷是全国三个最好的记者之一”。

这些年总有人反复问我,一个我自己口中“智商不足”“社交恐惧”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今天所谓的这些独立,所谓的这些看上去比较利落的东西,会不会都是基于那些年。我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扔到那些陌生的、让人不知所措的环境,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觉得即使丢给我一只马桶,我也能一点一点把它刷得干干净净。每一片贫瘠的旷野感受到的微风,每一个空落落的池塘迎接到的一滴水,对我来说都是额外的收获。


据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人生态度叫作“上善莫若水流,自在不与物争”。我并没有淡泊到那么从容,甚至我在红尘之处,也与所有俗男信女并无不同。有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那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有着另外一种标准的度量、秩序与和谐。


《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尼克初次到纽约,说他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我也总是看着人们走进一扇扇门,并且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就这样,慢慢地告别一个个单位,告别我的职业,ex,甚至是北京,用晓跃师父的话“开启人生的下半场”。

有天晚上我和某人站在星空之下,或许因为宇宙浩渺,他突然感慨“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都是不同的,或许大部分女人都是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但可能你不是”。

无论在我昏睡的黑暗里,还是抑郁的低谷,我也许不能准确地描述出来,但能够感受到某种东西的存在——它们把我填充得满满的,犹如肌肉在薄薄的T恤下面移动。如果不是它们的存在,我就只会像一个华而不实的稻草人。

别人都在低头捡便士,我却在抬头寻找月光。就好像被无数次地追问,为什么要重新做一个公号“骚客文艺”,而且还是文学类的?为什么还要一次次重新开始?

也许,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花开花落、生老病死、雨丝风片、悲欢离合,这一点点使人沉落的人生碎片、一份从孤独中淬炼出来的东西,才足以使得某些潜伏已久的阴暗角落被重新照亮,人生本来的色泽才会显现出来。

我很庆幸,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成为某种摆设的东西,而是成为了“自由奔跑”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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