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空谷足音
1918年5月，杨昌济教授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一纸聘书，请他到北大执教。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西方文献的翻译家，也是孙中山所在的那个党的成员。这是一个杨所无法拒绝的邀请：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和最具有自由主义气息的高等学府。同年6月初，毛泽东送别了杨昌济，但两人分离的时间并不长。6月底，杨教授给他的这位爱徒写了一封信，敦促毛速来北京与他见面，说北京有一批男女青年正筹划去法国勤工俭学。杨昌济劝告毛和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了解世界的好机会。
这时的毛泽东正全力忙于政治与组织活动。他的组织才能的第一次展示是在1915年秋。当时暑假刚刚结束，毛一返校就发出了一则面向长沙各校的启事，邀请有志于从事爱国工作的年轻人与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求友之心甚炽”。已有的几个同学兼朋友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毛想扩大他的社交圈子，结交几位“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则征友启事上的署名就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二十八画生”。
五到六个人做了回复。但只有三人表示有兴趣参加这个爱国的小团体。其中一人是一个名叫罗章龙的19岁青年。他在与毛联系时用的是一个日本人的姓名“纵宇一郎”。罗是从一位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书的朋友那里听到这则启事的，他立刻给毛去了一封信。多年之后，罗章龙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位较为重要的领导人，但在1931年被开除党籍，原因是他反对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层。另外两个加入毛泽东发起的这个小团体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极端反动的人物。
毛还收到一个回复，或者说是“半个回复”，回复人是正在长沙一所中学念书的李隆郅，他是被罗章龙劝去与毛会面的。根据毛的回忆，李与毛的会面相当奇特。“李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李隆郅对此的解释是，他当时刚从乡下来到省城读书，毛令他感到局促不安。这位22岁的、非常博学的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表现出的良好教养令李自愧弗如。李的这种自卑感在五六年后已消退殆尽，当时的他已改名为“李立三”，是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主要组织者。1928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从此直到1930年底，他一直是中共领袖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在那几年，毛得听他的指挥。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在当时，在罗章龙和其他几位同学兼好友的帮助下，毛泽东竭尽所能，匆匆网罗了一批爱国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滑稽的小插曲。其中之一是，一所女校的管理部门得知了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之后，误以为这是一个登徒子寻觅床上伴侣的广告。这场闹剧尚未开场就结束了，一师校方出面为毛泽东的品行做了担保。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毛身边聚集了一些人。其中的一个人告诉毛：“（你的信就像）空谷足音，跫然色喜。”
下面是毛泽东对这个小团体的回忆：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讨论种种琐碎的小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非常危急，求知的需要非常迫切，容不得他们去讨论女人或私事。我对女人不感兴趣。……青年人到了这个年龄，谈论女性的美在他们的生活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的同伴不仅不谈这个，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不谈。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并且当着我的面把佣人叫进来，同他谈这件事，然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很生气，以后再也不见这个家伙了。我和朋友们只愿意谈论大事——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世界乃至宇宙的发展规律。
1917年6月，毛泽东当选为一师的最优学生，此事充分说明了他在该校学生中所享有的威望。获得这个荣誉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每个春季学期行将结束时，都会选出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但其中只有一个幸运儿能够获得“年度优秀学生”这一称号。在毛当选的这一次，他共得了49票，就是说，多数学生投了他的票。此事过去不久，毛再一次展示了其组织才能。1917年9月底，他在一师发起成立了湘潭同乡会。与此同时，他对一师学友会的活动也更加热心，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该会事务中。结果，两周之后他当选为学友会总务。
学友会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恢复工人夜校，这个夜校是一师部分学生在六个月前开办的。但到1917年夏天的时候，夜校已难以为继，到了秋天就完全停办了。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工人夜校才恢复起来。11月9日，夜校正式复课。复课后的夜校共有102个学生，其中的多数人都是到城里找活干但什么活也找不到的失业者。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已经成熟了，不再鄙视他们，尽管依旧认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他们一等。他进一步推论道：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在这所夜校里，“人类的救星”毛泽东承担了中国历史的教学，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给别人上课。
1917年11月，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了一个旨在维持学校秩序的学生志愿小组。时逢乱世，中国各地内战方酣，湖南也不例外。士兵们经常占据校舍，而一师紧邻一条支线铁路，显然有某种战略价值，因而对军队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进入校园的士兵们难免对学生动粗，尤其是对女学生。此类事件总是引起社会上的义愤和抗议。1917年11月，傅良佐开始担任湖南督军。在其统治期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功地抵制了本地军队征用校舍改为营房的要求。在一个危险的关头，毛泽东组织了学校的防御，用萧三的话来说，看他那“发号施令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有军事部长的授权一样”。毛多少有一点军事经验，尽管这点经验极其有限，这是他与教师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地方。进入11月之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当时，傅良佐的军队在与贵州军阀谭浩明的交战中吃了败仗，一路后撤的溃军对老百姓滥施淫威。其中的一支溃军出现在一师附近，看样子想攻进校园。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他联络了附近的警察局，说服了几个警察前来帮忙。一支学生自愿军也组织起来了，但其装备只有木制的假来复枪和竹制的棍子。毛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他毕竟当过兵，也是学友会的总务。学生兵和警察埋伏在预定地点，等到溃兵靠近校门的时候，毛命令警察开枪（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来复枪）。紧接着，学生兵点燃了放在空油箱里的鞭炮，同时大喊道：“傅良佐早就逃跑了！贵军已经进城了！只要你们缴枪，我们既往不咎！”事实上，谭浩明的军队还没有攻进长沙城，但溃兵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个个心惊胆战，只好投降。事后，1917年11月号的《一师校志》上登了这么一句话：“湘南战事紧急，风鹤频惊。学生组警备队分夜梭巡，警卫非常。”
萧三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就坚信：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将军。”当时的毛泽东对军事特别感兴趣。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那时都在打仗。通过每天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毛密切地关注着欧洲战事的发展。他不仅去图书馆看报，还订了几份报纸。据他自己估算，他把父亲寄给他的钱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购书和订报上了。他还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在把每天的报纸从头到尾看完以后，就把报纸四周的白边剪下来，再把这些无字的长纸条用针线钉起来。萧三告诉我们说：“他把报纸上出现过的各国的地名都写在这些纸条上。”毛对波兰境内的马祖里湖和法国的马恩河特别感兴趣，因为前者是1914年9月俄军惨败的地方，后者离巴黎不远，该河两岸是德军攻势被遏制住的地方。
1917年冬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组织在一个紧密的团体里。“我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毛告诉埃德加·斯诺，“我逐渐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终于在1918年4月成立了，其名曰“新民学会”。显然，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在这个组织的名称问题上花太多的心思。他们直接从梁启超那里借来了这个名称：“新民”一词取自这位改革家在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杂志。“新民学会”这个名字是萧瑜起的，其他人毫无异议地立刻接受了。
学会的成立大会于1918年4月14日清早在荣湾村中蔡和森的家里举行，这一天是星期天。荣湾村位于湘江左岸、岳麓山脚下。会场是一片浓密的绿荫掩映下的一个简陋的小屋，与会者共有13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一天天气晴好，微风吹拂着蔚蓝色的江水和湘江两岸艳绿色的小草。这一美景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除了主人和毛泽东以外，与会者还有他们的老朋友萧氏兄弟和张昆弟、罗章龙等人。与会者中也有几张新面孔，其中一位是年已42岁的何叔衡。1913年，他与毛同时考进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3月，由于一师与四师两校合并，二人再次成为同学。但何叔衡毕业很早，只在一师待了几个月。1914年7月起，他一直在一所小学教语文课。何个子很矮，两肩很宽，不苟言笑，为人低调，总是戴着一副大而圆的眼镜。年轻的同志们非常尊重他，但因为他蓄着一脸黑胡子，看上去像一位老派的绅士，又开玩笑地称他为“何胡子”。他实际上是一位农村知识分子，18岁时就考中了秀才。毛和萧瑜在1917年暑假于湖南省内漫游时，曾到他位于宁乡县的家中拜访过这位何胡子，三人从此结为好友。这位无私的、精力异常充沛且目光敏锐的人在毛的成长过程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毛泽东1920年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他是毛最亲密的助手。1921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叔衡对毛评价极高，认为毛是一位非凡的人。尽管两人年龄相差很大，但何一直很尊重毛，从未质疑过毛相对于他的优势地位。
在树荫下集会的这些人讨论了这个组织的会章。会章草案是毛泽东和另一位会员邹鼎丞早在3月就起草好的。其部分内容如下：“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有会员须恪守如下规则：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章还规定，新成员入会，须满足以下条件：有至少五个会员的推荐；缴纳一元入会费；半数以上会员的批准。每个会员每年还需缴纳一元会费。
会章通过后，选举了学会的领导人。萧瑜当选为总干事，萧瑜的弟弟萧三在会上曾建议选毛泽东做总干事，但被毛婉拒了，他情愿做萧瑜的两位助手之一。新民学会最多时拥有70~80个会员，包括几位姑娘，如李思安、陶毅、蔡畅和向警予。李思安是湖南蚕业学校的学生；陶毅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是杨昌济教授的得意门生；蔡畅是蔡和森的妹妹；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女朋友。学会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会员中的多数都在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会员都追求一个共同的梦想：“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学会之所以以“新民”为名，原因就在这里。尽管他们拒绝“罗曼蒂克”，但是作为个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毛泽东写道：
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学会会员经常集会，讨论现代文学，憧憬未来，使自己做好战斗的准备。在学会宗旨问题上，学会会员们很快就改变了初衷。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建学术研究和重构道德教育，他们现在想要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如何着手呢？他们真诚地希望从改变自己做起。除了使自己成为更完善、更纯粹和更聪慧的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人类谋幸福的愿望之外，他们暂时还没有任何具体目标可言。这个组织的成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
我们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吗？他们所天真地为之奋斗的，毕竟是美好的东西。他们若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层次上，后来的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萧三认为，新民学会的会章，总的说来，“是儒家思想和康德主义的大杂烩”。毛泽东的评价本质上也一样。“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奇特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肯定无疑的。”
1918年6月，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如他的女儿所说，当时的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既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同包括蔡和森和张昆弟在内的几个朋友一起，住在离岳麓山不远的湘江左岸的某个地方。他想创办一个公社，一个一起务农、一起探究科学的“志同道合者的工读团”。他几乎一文不名，但从不为金钱操心，因而遭到他的朋友们的善意的戏谑，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把整天整天的时间都花在思考天下大事、在长沙四郊漫游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上面去了。站在岳麓山顶峰，长沙之壮丽美景一览无余：孔庙上略呈弧形的金色屋顶，在烈日下熠熠生辉；城墙上的八座塔楼高耸入云；地平线上，湘江在岳麓山下徐徐流淌。年轻人生来无忧无虑，毛泽东更有理由感到幸福：他不仅有许多朋友，而且这些朋友全都把他当做领袖。数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的秋天，毛故地重游，遥想当年，挥毫作词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喜欢吟诗弄词，许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爱好，斯大林也写过诗。不少革命家都曾有舞文弄墨的爱好，但毛直到暮年依然诗性不减。而且，如同他对待自己生活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他写诗绝非仅仅为了消遣。
正是在这段相对悠闲的日子里，毛泽东收到了老师的信，告诉他有关招募年轻人赴法留学的消息。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蔡和森、萧氏兄弟和其他朋友，大家都很兴奋，蔡和森和萧瑜尤其激动。多年来他们一直梦想着能够出国留学，也认为法国是理想的目的地，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新民学会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认为有必要发起一场赴法留学运动并全力促成留法目的之实现”。会议授权蔡和森和萧瑜负责此事。绝大多数与会者，或者说，25~30个会员，表示愿意去法国留学，只有一个人表示更愿意去日本留学，还有一人因为家庭原因而声明不能离开长沙。会后，萧瑜立刻给杨昌济复信，要求提供有关北京方面组团赴法的更详细的信息。
“孔夫子”的回信一周后就到了。杨教授在信上说，他已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面谈了此事，蔡校长同意让湖南青年参加拟议中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
这个计划最初是在1912年提出来的，其首倡者是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和吴稚晖。此二人也曾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他们两人都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艾利歇·雷克吕的追随者，后者则是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同志。雷克吕认为，在教育与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辩证关系，他的中国门徒们也作如是观。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科学和教育的广泛发展，一个社会的革命性的进步就将是不可能的。就事论事地看，人们很难驳倒这一观点。1905年，李石曾和吴稚晖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1912年，两人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留法俭学会”的团体，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一种成本低廉的受教育方式。他们的想法是，本着“一年做工，两年学习”的原则，新来的留学生应当先在法国企业工作，以便为自己挣得学费。这个社团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吸引中国青年赴法留学，帮助他们找到打工的机会。作为所有这些设想的基础的，是这样一种核心理念：利用西方教育制度的优势，培养出“新式”的、身兼工人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男女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中国再生。在1912和1913年这两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一共帮助了100位中国学生赴法，主要分布在巴黎、蒙达尼和枫丹白露等地。1913年底，中国留法俭学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因为袁世凯认为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毫无意义。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卷入世界大战。此举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获生机。中国没有派兵直接参战，只是根据与法国政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派了14万劳工前往法国，其中多数人的工作是挖战壕。这件事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再次活跃起来。深受鼓舞的李石曾开始全力以赴地组织大规模的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联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法国的几位公众人物，很快发起成立了一个名曰“华法教育会”的中法联合机构。其宗旨一是推动中国学生赴法留学，并力图使其制度化，二是加强中法间的文化联系。也许可以这样说，无政府主义者热衷于吸引中国学生到欧洲去的一个意图，就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时间，北京、广州和上海都成立了相关分支机构。1918年末，也就是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北京、成都、重庆和保定都出现了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开办的预备学校。这些学校为招生对象设定的最低年龄是14岁。
在欧洲受教育的设想对中国青年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其原因如下：第一，中国的高校数量稀少，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二，国内缺乏高素质的师资；第三，中国政府的教育部和相关机构缺乏为有效组织学生的教学实践而必需的资源，诸如图书馆、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类设施都很稀缺。
收到“孔夫子”的信之后，蔡和森立刻去了北京，到京后会晤了杨昌济、李石曾和蔡元培。6月30日，他给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去了一封信，信中保证说，赴法一事，千真万确，敦促朋友们尽快来京。
然而，这时的毛不得不首先把家事安排好。他的母亲文素勤自1916年以来一直病得不轻。她有胃溃疡的老毛病，后来又患了淋巴结炎。我们知道，毛很爱他的母亲，为自己不能守在她身边尽孝道而深感内疚。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定期回家探母。最近几年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很僵，近于破裂。我们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随着年岁的增加，毛泽东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文素勤可能觉得实在没法再同他一起过日子了。终于有一天，她决定不再忍受，卷起自己的家私，回到老家唐家圫，住到几个哥哥家里去了。毛贻昌对此事的反应不难想象。他既猜疑又守旧，无法容忍自己的妻子背叛自己，文素勤的行为也确实不见容于儒家道德。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如既往地站在母亲一边。1918年8月初，他再一次探望母亲，不过这次是在他的舅舅家里了。他劝母亲跟他一起到省城去看病。像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老人家拒绝了，因为她不想给她心爱的儿子添麻烦。回到长沙以后，毛给他的舅舅们写了一封信，再次要求母亲住到长沙城里来。他计划让弟弟泽民陪母亲过来，时间定在当年晚秋。也就在这封信里，他告诉亲人们说，他打算到北京走一趟。信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将去世界的另一端——法兰西，还向他们保证说：“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
其实，毛这样说，只是不想让任何亲人为他担心。他毫无保留地同意与同志们一起赴法，即将到来的海外冒险令他不胜欣喜。
8月15日，毛和他的25位同志离开长沙，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他们先坐小轮船到了武汉，然后弃舟上岸，改乘火车。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长途旅行，一坐就是两千多里。
他们在河南省的一个名叫许昌的小县城里耽搁了两天，因为黄河泛滥，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一意外却使毛非常高兴，因为许昌曾是曹丕皇帝所创立的魏国的首都，这位皇帝又是毛所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毛的建议下，他的几位朋友决定和他一起去探访许昌古城。他们从当地的农民口中得知，古城遗址位于该县城墙之外。不难想象当时的毛是多么激动。当时的他正准备去征服世界，对一处历经了十几个世纪沧桑的历史遗址纯属偶然的访问，对他来说充满了象征意义。古代的英雄们仿佛正在鞭策他，要他去干一番大事业，以重塑他的祖国的辉煌和强大。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3页；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2~113、13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8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84.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4-75.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4.
此处所言不确。罗章龙看到毛泽东的启事后给毛回了信，毛在给他的复信中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此处转引自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4-75。李锐弄错了，或者是李锐此书的英译者弄错了。不是潘佐夫的错。——译者注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52-53。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8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参见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London，New York，Toronto，Abelard-Schuman，1961，p.54.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50-51；Stuart Schram，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43.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6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p.54.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7.
Robert Payne，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Mao Tse-tung，p.53.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2，Armonk，N.Y.and London，M.E.Sharpe，p.20.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p.71-72。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8.
参见周世钊等：《五四运动在湖南》，3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5.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p.145-146；Мао Цзэдун.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Стихи.С.4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3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3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5.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参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11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45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这里指军阀。
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1.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p.207.
Ibid.,pp.202-208.
Подробнее см.：Спичак Д.А.Китайцы во Франции（рукопись）.С.9-12.
Там же.С.13-14.
Там же.С.23-24.
Там же.С.23.
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6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pp.208-209.
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