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做什么
第一章 红楼之梦
经过整整四天的行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于8月19日抵达北京。下了火车之后，他们直奔杨昌济的家。杨家位于城区北部，离城门不远。杨见到他们后非常高兴，还主动提出可以让四个人住在他家里，其中自然包括毛泽东。
他无法安置更多的客人。他和他的妻子向振熙、20岁的儿子杨开智及17岁的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这套本来就不大的住宅位于一个狭窄、肮脏的胡同里。对于老师的家人，毛并不陌生。不要忘了，在长沙的时候，他多次同一师的其他同学一起造访过杨家。应这位教授的邀请，毛泽东甚至还在1916年夏天在位于乡下的杨家做了几天客。杨昌济是板仓人，板仓这个小镇位于长沙附近，每年夏天杨都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老家度暑假。毛还记得，当他接到“孔夫子”邀请他到自己家小住几日的信息时，是多么的兴奋，也忘不了自己当时是穿着草鞋、步行了60多里才赶到这个不起眼的砖结构瓦顶平房的。那一年，小名叫“霞”的杨开慧只有15岁。有点羞怯和局促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和女主人即他的师母说过话。与一个不熟悉的女性交谈在当时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所以毛泽东每次见到老师的妻子和女儿，都只是鞠一下躬以示尊重。只是与“孔夫子”在一起的时候毛才开口说话，而且是畅所欲言。教授家里的丰富藏书也让他如痴如醉。1916年夏季后，他与杨开慧也见过几次面，但毛那时对女性不感兴趣，因而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正在出落成一位妙龄姑娘。
而今，再次见到杨开慧，毛泽东已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有着性感的嘴唇和机敏黑亮的眼睛的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毛的朋友们也被她打动了。“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点像他的父亲，”萧瑜回忆说，“都是深眼窝、小眼睛，但她的肤色很白。”萧三也喜欢这位“异常宁静且心思缜密的姑娘”。
“小霞”的心也被这位“资质俊秀”的韶山小伙子俘获了，她已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事情。“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我就爱了他。”几年后她回忆道：
不过我没有希望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绝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操在自己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
令杨开慧沮丧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过了两年半，他们的命运才结合到一起。毛过于腼腆，也没有钱去讨好姑娘。毛后来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到首都的。”他的自尊不允许自己寄住在杨昌济家里。在杨家享受了几天师生欢聚的时光之后，毛和他的朋友们对好客的主人表示了谢意，搬出了杨家，一起住到了只有三个单间的一套很小的寓所里。他们太穷了，住不起更大的房间。这是个木制小平房，有着很大的纸糊的窗户。屋里住的，不仅有“孔夫子”的客人，还有他们的另外四个朋友。每当夜间入睡的时候，八个人挤在一张炕上，这个又低又平的炕占据了其所在房间几乎一半的面积，炕的两端紧贴着墙面。炕是中国传统民居里可以在天冷时加热的一种床，这种床的内部有一个开口朝外的壁炉，炉里燃烧产生的烟气在炕的内部循环周转，钻进每一个孔洞，以此来给床加热，最后通过外墙内的出气孔排出。我们的朋友们没有钱买燃料来加热他们的炕，只能在睡觉时紧紧地挤在一起以保持温度。八个人只有一件棉袄，冬天的时候只好轮流出门。到北京四个月之后，他们才攒够了钱，另外买了两件棉袄，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他们用屋里的一个小炉子开火做饭。
这座门牌号码是七号、外带一个小院子的小房子位于一个叫做三眼井的街区里的一个狭窄的胡同里，离北京大学很近，离一个叫做北海的著名的人工湖和紫禁城也不远。北海位于北海公园内，紫禁城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居所。根据与民国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溥仪保留了皇帝的称号，但其“帝国”版图只限于这个居所。直到1924年，溥仪才被迫离开紫禁城。
毛泽东经常在北京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和小胡同里漫步。当地特有的胡同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魅力。13世纪蒙古建都于北京，当时这个都城名叫“大都”，意思是“伟大的首都”；当时的北京还另有一个名字，叫“汗八里”，意思是“大汗居住的城市”。因为害怕汉人造反，蒙古人有意把首都的街道修得很窄，窄得只能容下一个骑在马上的人通过。
北京不像长沙，它不是一个大商业中心，其商业区的街道上也没有长沙那么多的招牌和广告。然而，正如当时该城的一个居民所说，“这里有很多好看的东西”。许多街道挤满了人，主要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尤其是人满为患。北京的人口是长沙的五倍，总计达100万左右。前文中提到的江西人张国焘，比毛泽东早两年来到北京。在他看来，“北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多姿多彩的城市，古老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汉人和满人，蒙古人和藏人，在这里汇聚一堂”。总之，“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有着地道的中国风味的、别具一格、宏大无比和色彩斑斓的大都市”。
黄包车在大街上和胡同里到处奔驰，其速度之快，令外国人为之咋舌，令日本的车夫们为之汗颜。日本也有黄包车，但日本的车夫们从来不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16岁到50岁的北京男人中，差不多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依靠拉黄包车为生。一个能干的黄包车夫，一个月能挣至少15元银币，这是扣除了黄包车的租金之后的净收入，因为运营中的大部分黄包车都是车夫们从专门的车铺里租来的。而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月收入只有8元。北京市人口的20%是黄包车夫及其家属。
汽车在当时还是稀罕物，鸣着喇叭的汽车也是大街上的一景。马车则不少，拉车的马多是鬃毛浓密、体型矮小的蒙古马。马车夫们习惯于向行人们大声吆喝着要他们让道。等着载客的黄包车夫不停地叫道：“先生，太太，请上车！”其粗哑的吼声即使是在一片喧嚣声中也听得清清楚楚，而北京大街上的喧嚣声之大，堪称震耳欲聋。路牌自然是没有的，十字路口上的交通拥堵倒是司空见惯。北京大街上也经常能见到来自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它们的出现使得大街上的交通更加忙乱。
忙乱归忙乱，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依然十分美好。壮丽的古建筑、别具一格的宫殿群和庙宇，以及将它们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公园式的布局，令每一个游客都叹为观止。毛泽东也感受到了首都的这种深沉的、诗一般的魅力。他后来回忆道：
在公园里，在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看到了坚冰仍覆盖着北海时，洁白的梅花在怒放。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从而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这一写景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清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赏。
与毛同时代的许多人也同样对北京的美丽景色赞不绝口。其中一人这样写道：
夏日的早晨，薄雾尚低垂在北京的大地上，晨曦已洒在气势雄伟的帝国风格建筑的黄色瓦顶上。此时此刻，站在西山上眺望，在金色天空的映衬下，中国最壮美城市的风光一览无余。在一个个小山丘围成的天然的露天圆形演兵场上，在高出黄海海平面1 200英尺的高度，屹立着一座用来礼敬观音菩萨的庙宇；各类树木和藤本植物已经围着它生长了两百年，将其隐藏在灌木丛中。凝视着地平线，你既能看到一片肥沃平坦的土地，城市以外极远方的地平线外的大海也依稀可见，还能发现北方的天边连接着大地与彩云的长城。……在精心构筑的城墙所环抱的这座雄伟的城市里，透过雾海，为数众多的尖塔和屋顶虽然晦暗但已逐渐明朗。往远处看，可以看到为纪念马克·波罗而建造的那座桥，此人写就的那本并不严肃的著作无意中使西方人发现了这个古老的王国。远方还可以看到颐和园里的湖，从中可以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映在水中的斑驳闪烁的倒影，沉睡的世人将很快被它唤醒，开始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神。……四十个皇帝曾在这里君临天下，他们中间既有蒙古人，也有明朝的汉人，还有满洲人。仅满洲皇帝在这个城市的龙椅上待的时间就几乎和英国人到美洲殖民以来的美国历史一样长。……自从它成为都城以来，二十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地球上没有第二个首都能够像北京这样，支配过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
北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始建于四千或五千年前，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教会中国人书写的，据说就是这位黄帝。这个城市最初的名称叫幽都，意思是“北方的城市”。此后数次易名。它现在的名字“北京”是公元1403年命名的。这是明朝的永乐皇帝所赐的名字。把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的，也是这位皇帝。明代统治者彻底重建了这个城市：铺设了多条宽阔的大街，建起了大量雄伟的宫殿和纪念性建筑，为此而征调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此服役。正是根据永乐皇帝的旨意，在北京市的中央才出现了占地达720公顷的气势宏大的宫殿建筑群。这个宫殿区的正式名称叫“紫禁城”。在中国，紫色被视为尊贵、权力的象征。在中国传统的宇宙学里，它也是宇宙的中心北极星的颜色。永乐帝还下令在北京城的南部建起了瑰丽无比的天坛，这是帝国君主们向列祖列宗献祭的场所。
1644年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不少富丽奢侈的园林。其中之一就是位于城外的西北郊的夏宫。这个美丽而精致的宫殿群坐落在圆明园的中心，后者占地面积达350公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1860年，入侵北京的“文明”的英法联军，野蛮地洗劫并焚毁了整个圆明园。后来的慈禧太后拒绝了重建圆明园的建议，而只是在原圆明园附近的一处园林里整修出了一处富丽堂皇的避暑宫殿群，此即颐和园。
尽管颐和园早在1914年就对游人开放了，但第一次来北京的毛泽东却无缘领略它的美丽。因为门票太贵，北京的有钱人也不是个个都有钱亲眼目睹这个皇家园林的气派。但毛并没有因此而沮丧，第一次来北京所看到的一切已经让他很满足了。
一个同时代人称北京是“中国的既美丽又粗野的首都”：
它是亚洲的首都，整个东方的首都，也是远东的政治风暴的中心。……走马观花地逛一趟北京就足以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它位于一块干燥的平原上，上有壮丽塔楼的灰色城墙气势雄伟，巍然屹立。站在城墙的最高处往上看，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城墙内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比这些环城一周的防御性建筑更高的房子。北京由多个区域组成，每一个区域都叫做“城”，每个城都有把自己围起来的一圈城墙。有一个巨大的、人口众多的汉城，里面住的全是汉人。还有一个鞑靼城，又叫满洲城。满洲城又由好几个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使馆区，所有的驻华外国使团都挤在这个小而密实的地段里。使馆区也有旨在防御的城墙，但是不高。使馆区外，四面八方都属于鞑靼城。也有一些外国人住在鞑靼城里……但是他们随时准备在发生不测时冲到使馆区里避难。这些外国人会告诉你，使馆区外也很安全，不会出什么乱子，类似义和团那样的乱子不会重演。可是，说是这么说，实际上他们任何时候都备有一个打好的包裹，也总有一架梯子靠在自家院子的围墙上，以防不测。
列强的公使馆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央一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离紫禁城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使馆区由列强自己的军队保护，这些军队是根据义和团事件后签订的条约里的有关条款而驻扎在那里的。在1918年11月以前，使馆区的一条街上曾立着一块纪念碑，被纪念的人是前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此人是在1900年6月被占领京城的义和团杀死的。根据1901年最后议定书的有关条款，清政府立了这块碑。这个纪念碑激起了中国的爱国者发自内心的义愤，特别是青年人。他们知道，就是这个男爵，在1900年5月的一次外国公使会议上宣称：“现在是把瓜分中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了。”令中国人愤怒的，不仅是纪念碑本身，还有碑上的铭文。这段用拉丁文、德文和中文刻上的文字，其内容是光绪皇帝本人就公使被杀一事而亲自表示的道歉。在获悉一战结束、德国战败之后，北京市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千夫所指的碑给砸了。
20世纪初，北京既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最大的文化和知识中心。1898年在这里成立了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师范学院，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这所学校被改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秋，信奉自由主义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新文化”运动从此在北大展开并迅速影响到全国各地的众多教育和学术机构。发起这一运动的思想家有蔡元培、李大钊和胡适等人。蔡鼓吹学术自由，李和胡都是北大教授。这些人类似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用对理性的崇拜来取代对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的崇拜。启蒙运动就这样来到了中国——虽说有点姗姗来迟，而北大就是这一运动的堡垒。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中国知识界开始探索新的理论方法，希望借此来解决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张国焘写道：
在猛烈攻击传统经学这一旧堡垒的同时，它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提倡民主和科学，宣传各种流派的近代西方思想。……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时依然落后的人们现在觉醒了，开始奋起直追。他们常常青睐激进的言行，激进主义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倾向。
这一运动的喉舌是《新青年》，毛泽东曾于1917年4月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体育的文章。杂志编辑部设在北京，主编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这家杂志是反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传播民主和人道主义这类西方观念和最新的科学理论的各种出版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新青年》上的文章以通俗的语言普及了反儒教的道德观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动人的笔触发出了对社会进行精神重建的号召。在传播白话文这一新文体并以之取代文言文方面，《新青年》也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文言文学起来非常困难。
《新青年》宣扬的思想及蔡元培的治校理念，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格外亲切，这也是很自然的。他非常欣赏蔡校长、李大钊、胡适和这一深入人心的运动的其他领军人物，对陈独秀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对北京大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兴趣。他在三眼井的住所离北大很近，更具体地说，离新落成的北大主教学楼很近。新教学楼位于沙滩，从三眼井走到那里，只需15分钟。这个四层半的高大建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他也知道，北大师生都称这栋楼为“红楼”，因为这栋楼最上面三层的外墙是用暗红色的砖砌成的。红楼这个名称源于《红楼梦》这部清代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的作者、大作家曹雪芹（约1715—约1763）就是北京人。但这种渊源只是联想的产物，此红楼非彼红楼，北大的红楼与曹雪芹笔下的红楼完全不是一回事。青年毛泽东十分喜爱这位杰出作家的这部小说，对于书中描写的那个中国大家族的悲欢离合、戏剧性事件和各种人物的情感之痴迷程度，不亚于对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因此，名称上的有趣巧合使他不由自主地受到触动。
杨昌济教授察觉到他的穷极潦倒的困境之后，于1918年10月给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圣地中的圣地找了一份工作。不难想象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他的这位老师给经济学教授兼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写了一封推荐信，后者的办公室位于红楼一楼的右首，也可能是东南边。李大钊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待毛泽东的。和毛一样，李也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只比毛大四岁多一点，但已功成名就。
李大钊于1889年10月29日生于乐亭县一个名叫大黑坨的小村子，此地离北京不远。他最初是在乡村私塾受的教育，学的是儒家经典，这些都和毛一样。1907年，他考进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天津是毗邻北京的一个大商业城市。他相当早熟，早在1911年革命前夕就投身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1913年，这位25岁的年轻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爱国诗文，由此引起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界人士的关注。1913年毕业后，他决定留洋深造，不久后就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的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1916年5月回国，随即积极参加了陈独秀和蔡元培发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1月，由于章士钊教授的推荐，他受邀到北大执教。李是在日本结识章的。章士钊本人是保守派，但并不讳言自由思想，对李大钊也有很高的评价。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紧接着，应陈独秀之邀，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1918年12月底，他和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这份杂志在评论政治问题的时候，文笔比《新青年》还要尖锐。
李大钊是一个高个子，总是笑眯眯的，心肠很软，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的圆眼镜，嘴唇上蓄着长胡子。风度优雅，做事细致，衣着考究，是他一贯的风格。与许多北大教授不同的是，他喜欢时不时地穿西装，包括领带、白衬衫和浆洗得很硬的高衣领。总之，他是一个能够引起别人注意的人物。
李让毛做图书馆助理，薪水是每月8元。这点钱不算多，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从不操心物质生活的人。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岗位，并且因此而有了生平第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尽管他还没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而只是在公共的阅览室内工作，但毛泽东成了北大的一名员工！后来他还自豪地对自己的亲戚说，他已是北大的一名职员了。
就博学而论，李主任比陈独秀和蔡元培还胜一筹，尤其是在当代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表现出兴趣的中国人，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全新的观念。尽管早在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批信息就传到了这个中央王国，但在李大钊以前，中国人对马克思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马克思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时间是1899年2月，当时一份名叫《万国公报》的杂志刊登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著作《社会进化》第一章的译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三个月后，也就是同年5月，上海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基德的这本书，书中提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是恩格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但基德的书中提供的有关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是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属于“德国讲求养民学者”，这就是书中所提供的关于此二人的全部材料。1903年初，《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非常简短的摘要在中国第一次发表，这个摘要是以引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国内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的，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福井准造的日本人。1905年6月底，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朱执信在其所著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以浓缩的语言复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1908年1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所办的杂志《天义报》上发表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的中译文，这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完整地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章。其后不久，《天义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接着，上海的一家名曰《新世界》的杂志全文发表了恩格斯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者是施存统。此人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印象是矛盾的。当时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毛泽东在1939年12月谈道：“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
关于这一问题后来他还谈论了多次：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摘录
1945年4月21日
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这些出版物——作者注），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摘录
1964年8月18日
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
毛泽东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摘录
1964年9月28日
我28岁才学马克思主义，28岁以前学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我相信过康德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28岁以后，以前也不会学，是俄国人教的，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教的。1917年以前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时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和穆勒，中国方面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孔夫子等等，还有资本主义的东西。
李大钊不仅是第一个认真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的世界意义的中国人。在接受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同时，他于1918年开始广泛宣传俄国人的共产主义。因此可以说，他的那位“博学而又彬彬有礼”的助理在30年后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是李教授第一个开辟的。早在1918年7月，在其《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就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这就是在寂静的红楼里诞生的梦想。
毛泽东刚到图书馆工作，李大钊就开始向他灌输有关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入门知识。他对毛解释说：
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
李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义的局面”，“我们应该……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俄国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他解释说：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Bolsheviki……宣告：……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李大钊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十分倾慕，对他们的政纲情有独钟。他解释说：
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李大钊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宣传，他还竭力把他的这位助理拉进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们相识几天之后，李就邀请毛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预定要成立的这个爱国团体的宗旨与新民学会类似。1918年11月末，毛泽东出席了李大钊在北大召集的又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很可能还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会议，李大钊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十月革命的讲座。
当然，在结识李大钊以前，毛泽东对于俄国发生的事情已有所耳闻。中国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媒体对此都有过报道。1917年11月17日，长沙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俄国事态的报道。当时的毛肯定知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那位领袖的名字。早在1917年5月19日，即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几个月前，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提到了“尼哥拉斯列银一派”，说他们倡导“极端反对战争主义（超革命主义）”。这是列宁的名字在中国报刊上首次出现。1917年11月的时候，毛很有可能在《民国时报》和《时事新报》上读到过对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在这些简短的新闻里，提到了列宁提出的三项措施：立刻结束世界大战，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及解决经济危机。1917年12月28日的《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得中国公众第一次了解了列宁的理论观点。此文的作者是杨匏安，此人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到了1918年，有关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国报刊上已屡见不鲜。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摘录
1945年4月21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
这些新闻报道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事件意味着“新时代之曙光”。李大钊告诉他的一切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教育还有欠缺，于是决定旁听北大的课程。
在随后的六个月里，为了能够在北大听课，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三个学生社团：一个哲学社团、一个现代文学社团和一个新闻学社团。通过新闻社团的活动，他结识了该社团的领导人、著名的出版家和政论家邵飘萍。邵是一家中文新闻社和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报纸《京报》的创办人。与邵的交往使毛受益匪浅，邵将毛引入了真正的新闻学的天地。毛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上与李大钊的接触也有着同样不菲的价值。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名叫邓康的北大文学系学生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个又高又瘦、喜欢交际、笑容可掬、眼神活泼的年轻人。他爱穿传统的中国式长袍，脖子又长，这就使得他的形象显得非常滑稽。毛主动接近他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邓康又名邓隆渤，来自湖南省最南端的宜章县，生于1894年10月5日。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与毛的老朋友蔡和森一样，邓在毛的生涯中也是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角色。此人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已是邓中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