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思，故我在”
他在长沙一住就是七年多。这座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城市使他目眩神迷。城市里宽阔的街道，两三层楼高的房子，以及石砌码头边上不可胜数的、随着波浪漂来荡去的平底帆船，都是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用当时的标准来看，20世纪初的长沙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座城市位于江阔水深的湘江右岸，四周为一道气势宏伟的石墙所环绕，城墙下共有七个幽深的、通往城外的出口，每逢深夜这些出口就会被巨大的城门封闭，每个城门上方都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角楼。城内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高达七层的塔楼。此楼名为“天心阁”，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高得能刺穿老天的心脏的楼”。这个名称之于这座气势逼人的巨大建筑，倒是名副其实。城里的一切：宽阔的、用石板铺成的街道，长长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很少能够见到的石砌路堤，巡抚衙门里和其他一些豪华建筑里的电灯以及用黄色的砖做屋顶的两座孔庙，等等，都令他惊奇不已。而最令他感到新奇的，是长沙城东郊与城墙平行的铁路。这段铁路是毛泽东来长沙的三年前竣工的。这也是毛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这一西方技术所创造的奇迹。一排排店铺鳞次栉比，这些店铺巨大的广告牌像标语一样沿着商店的外墙高挂在高高的竹竿或木柱上。这幅商业景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铺里中外商品琳琅满目。难怪长沙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20多万人生活在这个都市里。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位当时造访过长沙的旅游者这样写道：“我们一上街就感受到一种挡不住的诱惑，这座城市的生命像脉搏一样跳动不息。”长沙也给毛带来同样的印象。“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他后来兴奋地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道。
那时的长沙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其名称最初叫青阳，后又称楚。到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也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它成为强大的楚国的首都。两个世纪后，它被西部强国秦征服，具体地说，是被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的秦始皇吞并。根据他的旨意，这座城市被重新命名为长沙。站在城墙上远眺，可以看到湘江水面上一个名曰橘子洲的、由泥沙堆积而成的细长的小岛，岛上密布橘树。看到这个小岛沙滩上的宁静风光，秦始皇触景生情，遂根据此岛景象给这个城市赐了名。康熙皇帝在位时的1664年，长沙成为新设立的湖南省的首府。
越过橘子洲，在湘江左岸，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并不高，只有256米，但和韶山一样，也是一座圣山。20世纪初的时候，在绿树掩映的山上分布着几个佛寺和道观，里面住着数千个出家人。在山的东坡，有一所著名的岳麓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朝，时为公元976年。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曾在书院教书。1903年，也就是毛泽东来长沙前不久，书院被改造为一个用当时的标准来说堪称现代的教育机构，名为“湖南高等学堂”。
长沙也生活着少数外国人，他们住在橘子洲。其中美国人最多，他们是1906年来到长沙的，在这座城市里创办了耶鲁大学的一个分校和一所医院。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长沙都很活跃。长沙对外通商相对较晚，1904年7月才开始，因此当地人对这些闯入他们生活中的外国人还很不习惯，排外情绪非常强烈。虽说根据1903年清廷在上海签署的一个条约，外国人可以在长沙定居，但慑于民众中强烈的排外情绪，湖南巡抚明令禁止该城居民把房子卖给外国人。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湘雅医院的美国医生爱德华·休姆所描述的当地人对出现在长沙街头的外国人的如下反应：
看到我们走来，妈妈们赶忙把幼小的孩子推到身后，以免被“邪恶的眼睛”所伤。有些人在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就把鼻子捏住。女佣有一次告诉我们说，西方人身上的气味非常特别，中国人不用看，仅凭气味就知道我们是否在他们附近。有些小孩跟在我们的轿子后面，一边跟一边喊：“洋鬼子！”
这个城市令毛泽东这个年轻人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既受到震撼，又不无焦虑，担心自己被位于这个“大”城市的学校拒之门外。令他惊喜的是，他被录取了。但这一次，他只在新学校待了几个月。1911年10月，反对君主制的革命开始了。革命爆发得很突然，基本上没有流血，对广大农民几乎无任何影响。10月10日夜间，驻守在湖北省省会武昌的新军工程兵第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该营的大部分士兵都是一个名为“共进会”的革命组织的成员，而共进会又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这天早晨，目睹此前一天被逮捕的几个革命党人不经审讯和呈验证据就被处决的惨状，26岁的士官熊秉坤忧心如焚，于是鼓动士兵们起义。工程兵们的起义得到了陆军测绘学堂的学员以及第29和第30这两个步兵标的支持。10月11日上午，起义者已经控制了整个武昌城。次日，紧邻武昌的汉口和汉阳这两座城市的封建政权也被推翻。由汉口、汉阳和武昌组成的武汉三镇由此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这一完全出乎同盟会领导人的意料的自发性事件在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激起了反清情感的大爆发。孙中山是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读到起义消息的，当时的他正在一列从丹佛开往堪萨斯的火车上。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先去了华盛顿，接着又去了伦敦，希望能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这两地为同盟会筹集必要的资金。而在旋涡的中心，以湖北省咨议局议长、37岁的政治家汤化龙为首的武汉的立宪派人士在迅速地估量了形势之后，不仅一跃而站到了革命者这一边，而且夺得了革命的领导权。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其首脑是年已47岁的新军第21协统领黎元洪将军。黎本人其实是个保守派。汤化龙则被推举为政事部长。
到11月底的时候，中国18个省份中的15个已经摆脱了清朝的统治。在大多数脱离清廷控制的省份，民政事务的领导权转移到了此前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手中，他们总是力图尽可能地把真正的革命党人从政权中排挤出去。各省军政府多控制在驻扎该省的新军指挥官手里。各省新成立的省政府接二连三地宣布独立，脱离中央。
长沙地处武汉以南，两地相距700里。10月13日，黎元洪的代表抵达长沙，带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其中的一个代表经校长同意，向毛泽东所在中学的学生们发表了一场颇具煽动性的演说。包括毛在内的许多学生都被他说得热血沸腾。由于城市生活的影响，这时的毛早已从一个爱国的君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源自他所阅读的第一种报纸《民立报》，该报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喉舌之一，从1910年10月开始刊印，编辑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控制该报的，是孙中山的主要战友于右任和宋教仁等人。年轻的毛泽东从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得知了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领袖和他的三民主义，进而成为热烈的支持者。也是从这份报纸上，毛第一次获悉了清政府对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起的一次武装起义的镇压。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他的湖南同乡黄兴，此人也是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副手。72名起义者在与政府军的激烈战斗中牺牲。深受革命报刊影响的毛泽东在激动之余，决定写点什么。他把自己写的平生第一篇文章贴在他就读的中学里人人都会经过的一面墙上。他后来承认道：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钦佩。我不十分清楚他们和革命党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的确，借用这位诗人自己的话来说，这位年轻人的头脑被他所阅读的大量书刊弄得“倒海翻江”。他还没有真正弄明白康梁的改良主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对这些人的心驰神往，仅仅是出于自己要干一番英雄事业的抱负。只要这种抱负的前提是对正义的渴求，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早在他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前，业已选择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就剪掉了自己的辫子。鉴于清帝国要求其所有男性臣民都要留长辫子，以示对满族统治者的臣服，这是一个叛逆的举动。一位同学学着毛泽东的样也剪了辫子，但其余的学生都没有这样做的勇气。黎元洪派来的代表所做的充满激情的演说使学校的气氛为之一变。几天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决定投笔从戎，投奔长沙北边700里之外的义军。那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憧憬的时代！但我们的这几位英雄却无法离开长沙。原因是，10月22日，星期天，驻扎在长沙附近的新军第49标的士兵们发动了兵变，接着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通过几个东城门开进了长沙城。新军第50标的士兵们起而响应，从北边进入了长沙。起义军夺取了城内所有的战略要地，当天就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军政府的领导人是两个年轻且激进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这两人实际上都是地下帮会哥老会的成员。约瑟夫·爱舍里克在其关于1911年革命的书中对于当时在长沙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有着如下绘声绘色的描写：
焦达峰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能够吸引改良派精英的新政权……焦达峰身穿他为自己设计的都督制服，骑在马上招摇过市，显然给长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都督所到之处，欢呼声此起彼伏”。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成群结队地涌往军政府所在地，其中很多人属于秘密会党成员，因而“某种江湖的气氛盛极一时”。人们称他为“焦大哥”，称他的衙门为“梁山泊”。……地下军事组织的成员们纷纷要求得到荣誉称号、官职和大洋，作为对他们参加革命的犒赏。年轻的革命领袖们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政府寿命很短。仅仅9天之后，即10月31日，一场政变发生了。发动政变的还是第50标的士兵们。焦、陈二人均被杀身亡。同其他地区一样，政权最终落到了温和的自由派手里。新政府的领导人是前湖南省咨议局的议长谭延闿，这是一个年仅32岁的百万富翁。与约瑟夫·爱舍里克的看法不同，多年之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追忆哥老会在这场反对君主制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赞扬了他们的“光荣的事迹”。在谈到焦达峰和陈作新的时候，他说：
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学校停课了，毛泽东遂决定参加革命军，以便为革命出一份力。当时，革命胜利的前景尚不确定，皇帝溥仪还没有退位，清廷正在与北洋军司令袁世凯将军谈判，试图说服他同意率领这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镇压起义。袁就是曾经出卖了光绪皇帝的那位将军。然而，袁世凯想独揽大权，于是借口腿部的老毛病又犯了，迟迟不肯出山。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皇亲国戚，因为惧怕报复，匆匆逃离北京，逃到他们祖先的发迹地东北去了。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偶像、君主立宪论者梁启超同时被任命为司法副大臣。新总理与起义各省的领导人乃至同盟会的某些领袖，特别是黄兴，进行了接触。他的谈判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各省都督和革命党人都要求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和君主制，而袁世凯则试图与朝廷达成某种妥协。在各方僵持不下的这个关头，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回国。当时局势十分紧张。这位同盟会领袖并不想与袁世凯谈判，宁愿进行军事摊牌。12月29日，来自起义各省的代表在南京这座曾经做过明朝首都的城市集会，他们效法法国大革命，把自己的集会命名为“自组联合会”，并以绝对多数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宣誓就职，同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黎元洪成为副总统。
国家陷入了分裂。在北京，政权依然握在皇帝和袁世凯的手里；在南京，掌舵的是孙中山。内战看来不可避免。18岁的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都有这个预感。正因为如此，他才参军。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湖南军队当时正准备北伐。
事实却是，这个新兵没有参加战斗。孙中山很快就失去了实权。随着国家的分裂，军队迅速开始扮演起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孙中山手里没有军队，他的陆军部长黄兴在各省督军中也没有什么威望。选举孙博士做大总统的多数国会议员都希望与袁世凯妥协，孙只是他们在与北洋军司令的交易中的一张王牌。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温和派，希望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是一个和他们一样谨慎的政治家，而非孙中山这样有意颠覆传统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寡头，就是说，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都害怕实施孙中山的旨在由国家来控制经济的民生主义。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之所以需要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只是为了给那位举棋不定的将军施加压力。结果，他们如愿以偿。
在最终意识到南京临时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都把孙视为纯粹的过渡性人物的事实之后，袁世凯就向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皇太后提出了让那个小孩皇帝退位的具体条件。当时的隆裕同时也是摄政王，醇亲王已于1911年12月辞去了摄政王一职。这位太后吓坏了，但什么也做不了。朝臣们窃窃私语，许多人都想起了溥仪登基时出现的不祥的征兆。当时只有三岁的小皇帝在登基大典上又哭又闹，弄得人人心神不定。他哭喊道：“我不想在这里！我要回家！”溥仪的父亲急得直流汗。大臣们的跪拜礼还没有完成，小皇帝已是哭声震天。溥仪的父亲实在忍不住了，便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别哭，别哭，马上就完了！”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位末代皇帝这样写道：“登基典礼结束后，官员们之间私下议论道：‘他怎么能说‘马上就完了’呢？他说他想回家，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912年2月12日，皇帝正式退位。这个只有六岁的孩子不可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在朝臣们看来，当年的那个不祥的预兆已经应验了。
革命胜利了！从10月10日起义爆发到皇帝退位，按照当时中国通行的阴历计算，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辛亥年，故这场革命在中国被称为“辛亥革命”。2月13日，孙中山提交了他的辞呈并于第二天被国会一致接受。2月15日，国会代表们又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在湖南军队服役六个月之后，决定退伍，重返书斋，他需要完成他的学业。他的退伍要求很快获得了批准。他是带着对从军生涯的良好印象离开部队的。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衣食无忧、应有尽有的滋味。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每月领到的军饷是七元钱。请注意，他在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五个月的学费、住宿费和图书借阅费加起来还不到一元钱。从军期间他还有大量的空余时光，过着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生活。他与大部分士兵不同，后者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穷人，当兵是为了糊口，而非什么革命理想。这个自负的学生兵知道自己的身价，情不自禁地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其他士兵。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
退役之后，毛泽东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同以前一样，他不乏学习的激情，但他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他开始留意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新式学校的招生广告。最初，一所警察学校吸引了他，他投递了一份入学申请。但他很快就改变主意了，转而对一所肥皂制造学校产生了兴趣。他去那所学校看了看，还报了名。就在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他又决定做一个律师，向一所法科学校报了名。接着又向一所商业中学报了名。再接着，又向一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报了名。像他这样什么都想试一试而又没有主见的行事风格，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毛还很年轻，同许多十八九岁的青年一样，恨不能立刻拥有整个世界。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对学生的英语要求很高，而毛泽东没有语言天赋。众所周知，即使是说中国话，他也带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更准确地说，是韶山口音。他终生都未能摆脱这种发音柔软、不时带有咝音的口音。结果，毛泽东在那所商业学校只读了一个月，就于1912年春天弃学，转而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学校。这个学校不久就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他在这个学校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他后来回忆说，“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对教师和学校都很失望的毛泽东决定自学。有半年时间，他每天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在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地理、历史和西方哲学方面的阅读上。国内局势出现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当时的毛泽东对与资本主义一道从欧美传来的自由主义颇为心仪。在到那时为止他所读过的所有学校中，教给他的都是孔子的思想，作文都是用文言文，很少教授有关外国的知识。当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的时候，已经19岁的他十分惊奇。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研读那些构成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的著作。他阅读过的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斯宾塞的作品。他在图书馆还涉猎了有关外国诗歌、古希腊神话和关于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
随着来自他父亲的资助的中断，他的好日子结束了。这也难怪，看到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待在城里什么活也不干，几乎一个月换一所学校，不停地问家里要钱，毛贻昌自然心中不快。哪个做父亲的会对这样的儿子感到满意呢？每当毛泽东看中了一所学校、准备报名的时候，都会给父亲写信，请这位被他称为“老祖宗”的人给他寄钱。寄来的钱中，必有一元钱是报名费。长沙居，并不易，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学生来说，尤其不易。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而宁愿依赖他的父亲？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机会是很多的，当然，许多活都是不那么体面的。这个省会当时正在急速发展中，许多住宅在建，许多马路在铺，商业也很兴旺。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会知道毛不可能去做诸如搬运工和码头工人这样的苦力，更何况这类工种常常是受黑社会控制的。可是，难道真的没有适合他干的活吗？他完全可以去做一个家庭教师或者广告词撰稿人。事实上，毛泽东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就业的可能性。从他的性格和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自尊不允许他去谋生。毕竟，他是一个学生，一个潜在的、未来的绅士，一个知识分子，因此，他属于比士兵、农民和苦力们更高的阶级，是“王子”而非“贫儿”！当然，因对体力劳动抱如此认知，毛泽东有某种负疚感，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也许可以说，他的自视甚高，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是毛泽东，就连那些来自更贫寒的社会阶层、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几乎人人都是文盲的社会中，也免不了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30年后，在对党内同志所做的一次公开报告中，毛泽东回忆了他当年在长沙的生活，并承认道：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在大街上，毛泽东经常会碰见苦力、建筑工人、码头工人、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和其他各类不幸的人，还有无数的乞丐向行人们伸手乞讨。革命没有给这部分人民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工人们依旧起早贪黑地苦干，所得甚微，直到累倒。乞丐们依旧沿街乞讨。从早到晚，大街小巷挤满了衣衫褴褛的搬运工人。长仅过膝的短裤和宽松的上衣是他们的常见装束。有的用长长的扁担挑着货物，有的推着独轮手推车，轮子上面横向捆着一块小木板。这两样东西就是当时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有一种独轮车是由人在前面拉的，拉车的苦力肩上套着一根厚厚的、与车相连的皮带当作挽具，两手紧紧地攥住长长的竹制把手。还有一种用来载客的独轮手推车，乘客坐在轮子两边的长木板上，一个苦力在后面用力推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繁重得令人窒息的劳动使得这些运输工人的脸显得憔悴不堪。他们难得休息，也只有在休息的时候他们才能喝上一杯绿茶，吃上一小碗饭，或是抽上一口烟。一位目击者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长沙搬运工人：
我们路过许多店门大开、没有橱窗也不需要橱窗的店铺。苦力们穿梭在大街上，挑着或推着沉重的稻谷、蔬菜，还有盖房子用的梁木和石块。
有时候他们搬运的是比木材和石块还要贵重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根扁担的一端是一个竹筐，一个衣着鲜艳的小孩坐在里面，好奇地望着我们。挑夫在拥挤的人群中见缝就钻，还不断地喊道：“让一让，让一让！”我们注意到，许多苦力在一个小茶馆里呷着热茶，稍事休息。还有一些走街串巷的烟贩，他们把长长的竹筒改制成可以共享的烟筒，人人都可以上去吸几口。围在竹烟筒周围的顾客有不少是苦力……
我们在一条街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身穿一件有衬里的蓝色外套和一条蓝色裤子，坐在一辆颠簸不稳的独轮车上。这个繁忙的城市里喧闹的街景看来使她很陶醉。她的同其他中国妇女一样的小脚显然使她足不出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自己所在的村庄，但今天的她竟然亲眼看到了省城！独轮车的另一边放着她一天来所买的东西，包括装在颜色艳丽的盒子里的糖果和两只云南火腿，所有这些东西都用一块色彩明快的方布巾扎在一起。手推车的颠簸使得欣赏美景的她不得不时刻注意身边的白色小茶壶和水烟筒，免得它们翻倒或掉到地上。
那时的毛泽东对于劳动阶级的苦难尚没有深刻的了解，他更关注与中国的民族复兴有关的诸多重大问题。然而，没有糊口的钱，就不可能进行他的哲学沉思。他的父亲发火了，威胁说，如果儿子再不务正业，就休想得到他的资助。毛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做一名教师。在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决定之后，他得到了一笔钱，也得到了父亲的许可。1913年春天，他成为新成立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结识的朋友萧三先于他考进这个学校，说服他来这个学校的，也是萧三。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学生只有两百人左右，学费全免。一年以后的1914年3月，湖南省教育当局把这所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者规模更大，办学条件更好，有一千多名学生。毛和所有四师的学生一起，自动转入新的一师。该校位于长沙市南城墙之外，地处市区的最南端，其校舍是一座两层楼的石制建筑。第一师范学校是长沙的一所名校，始建于清末时的1903年。其教学楼在当时的长沙是最摩登的，属于欧式建筑，故长沙市民称其为“西洋宫殿”。一条铁路经过校园右侧，再往右就是雄伟的湘江。
在这里，毛泽东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好友，此人名曰萧子升，又名萧瑜，是萧三的哥哥。毛入学的时候，萧子升已是三年级学生，而且被公认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起，萧子升就对这位新生产生了敬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与他特别亲密。直到1921年，两人才分道扬镳，起因是，萧瑜坚决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毛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多年后的1959年，当时寓居在乌拉圭的萧瑜发表了一部关于毛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书名是《我和毛泽东行乞记》。
下文是萧瑜对这位新同学的第一印象。
这个个子高高的、举止有点笨拙、衣着肮脏的韶山小伙子穿的鞋子已经坏到非修不可的地步了……毛的外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同寻常。头发盖住了他的前额，那样子就像古代画家画的魔鬼一样。他的容貌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人。他的脸很大，但眼睛不大，眼光也不犀利。有些人认为，有着这种眼睛的人往往很狡猾，但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一点狡黠的样子。他的鼻梁不高，是典型的中国人的鼻子。两个耳朵不大不小，比例匀称。嘴很小。牙齿洁白整齐。一口洁白的牙齿使得他的笑容特别迷人。仅凭他的笑容，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真诚。他走路很慢，走的时候两腿有点向外分，那种走姿不由得使人想起鸭子。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慢。他讲话也很慢，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
虽然毛衣着寒酸，但同东山小学堂的学生们不同，第一师范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同学。他们都已成年，看人重在内涵，而非以貌取人。说实在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他已告别了少年时光，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仅仅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来容易的课程。英语、算术、自然科学和美术都令他兴味索然，他只对社会科学和文学感兴趣。他的作文总是能获得最高分，而在这所学校里写作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才能。因此，尽管有着种种不足，毛在这所学校里还是过得如鱼得水。他对读书的爱好一如既往。“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和欧洲的哲人和作家们的著作，在他的日记里对于这些作者的思想做了大量总结和发挥。”萧三回忆道，“他写东西非常快，灵感似火花一样不断地从他的笔尖飞溅出来。他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本贴在学校的墙上。他的阅读速度是其他人的两到三倍。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他的前后左右总是堆满了书。”
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还同另一位同学结成了密友。这个人当时的名字叫蔡林彬，与萧氏兄弟和毛的母亲一样，也是湘乡县人。他的真正的名字叫蔡林和仙，在当时的中国，改名字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在考入第一师范的时候，用的是笔名蔡彬。“彬”这个名字与其性格倒是很相配。蔡林彬天资敏锐聪慧，个头和毛泽东一样高，头发浓密，眼神忧郁、深邃，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在一大群学生中都显得鹤立鸡群。他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常常几天不洗脸，几个月不刮胡子、不换衣服。当时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不过那时他已改名为蔡和森。毛的另外两位同学罗学瓒和张昆弟，后来也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与这些才识不俗的新人们的接触使毛受益匪浅。蔡和森对毛的生活起的作用尤其大。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说服毛认识到了“工农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向毛解释了成立中国自己的共产党的必要性。
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还是他的老师，这也是很自然的。其中有四位教师特别值得一提。第一师范学校以其高素质的师资而著称，其中不少人留过洋，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如英语、法语和日语。因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能够受聘到包括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任教。在一个名叫袁吉六的教师的指点下，毛泽东学会了写一手漂亮的散文。这个老师又名袁仲谦，人人都叫他“袁大胡子”。徐特立和方维夏这两位曾经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1911年革命的教师，则使毛坚定了其对共和制的信念和爱国情操。徐特立的人格魅力尤其使毛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表示其对立宪的诚挚之心和决心，徐曾经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给清朝的预备立宪委员会的代表们写了一份血书。在这份血写的请愿书里，徐恳请预备立宪委员会的代表们尽全力说服清廷举行选举，召开国会。徐方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师读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来自与杨昌济教授的相识。杨是一位衣着整洁不俗、年纪刚过四十的谦谦君子。他在中西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的学生们为之倾倒。他参加过1898年的变法运动，认识许多中国知名的教育家，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追随者也是挚交。1903年他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多年。1913年他回到长沙，旋即收到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聘书，请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他婉拒了邀请，宁愿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一个普通教师，而不愿在政府高就。在四师与一师合并以前，他也一直在四师兼课。毛泽东第一次遇见他就是在四师，时为1913年秋。从此开始了师生之间长达七年的友谊，直到杨昌济于1920年1月中旬逝世。
两人之间的情感可谓惺惺惜惺惺。关于杨昌济，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了下面这席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下面则是杨昌济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的评价：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农家多出异才。
由于教学有方、博学多才，杨昌济教授在学校里有“孔夫子”之称。除了伦理学，他还教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学。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他的理解中，这种自由主义又与明代著名的儒家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教诲纠缠在一起。王阳明是赋予个人以首要价值的少数中国思想家之一。杨教授还致力于传播另一位大儒王船山（1619—1692）的思想。后者也强调个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性。
杨昌济对其学生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学生们可以连续几天听他上课或与他对话而不感到厌倦。学生们甚至在周末跑到他家里去聚会。常去他家的学生包括毛泽东、萧氏兄弟、蔡和森和张昆弟。“一群严肃的青年思想家聚集在……杨先生身边，”萧三回忆道，“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巨。他能令他的听众如痴如醉、钦佩不已。”“杨先生人格高尚……他的高贵的气质和年复一年的辛勤教学赢得了学生们的极大尊敬。”杨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合写了一篇讣告以纪念他们所爱戴的老师，讣告的作者中就有毛泽东。
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观念本来应该为杨教授的学生指出一条对中国社会进行自由的和民主的重建的道路。可是，杨教授在与学生们讨论王阳明和西方哲学家们的这类观念的时候，其重心不在于强调抽象意义上的、为所有人谋自由的思想，而是将其置于“英雄与群氓”的架构之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方法来讲授和讨论这些观念。他宣称，中国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个人，要求他的学生坚持自我修炼，每天不辍。他忠告其学生们说：“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杨昌济相信强者有权使自己摆脱公众道德的束缚，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阐释王船山关于古代的道德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主张的。同王船山一样，他也谴责传统的儒教徒的复古理想。在毛的这位老师看来，伦理学一般说来只应该用来服务于一个目的：个人的自我实现。
在这位精神导师的影响下，毛泽东阅读了《伦理学原理》的中译本，这本书的作者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作者在此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于一个精心规划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个人追求目标的行动本身，就是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这一断言使毛确信，伟大的个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凌驾于所有其他伦理原则之上。用人们更熟悉的一句话来说，毛所确信的，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个想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自信、倔强、梦想建功立业的乡下青年的性格和意向。他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写下了总计多达12 000多字的批语。这本书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从下面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正鹄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道德非命令的而为叙述的。……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从上述言论中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一个不受道德束缚、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强者，在这里呼之欲出。发号施令的意志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里跃然纸上。我们这位中国版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吸收的，就是这些思想。这位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他不仅想要成为拿破仑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还想做救世主。如此解释自由主义，确是别开生面！不是为每个人谋自由，而是由他来给世人立法。
这里倒用得上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翻来覆去，毛泽东强调的，无非是一个代词：“我”。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偏离了“阶级道德”和“阶级斗争”，他已经自觉到了自己的伟大，因此，他写出下面这段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催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
芸芸众生，也就是群众，必须盲目听从伟人的指挥！毛对此深信不疑。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民一般说来都是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民尤其如此。1912年6月，当他还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写过一篇短文。此文以轻蔑的笔触提到了中国人民的“无知”，说这种无知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评价在他看来具有进步性的商鞅的政策。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是法家学派的创立者，秦国的一个大臣。“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毛泽东写道，“民何惮而不信？……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商鞅是古代中国最嗜血的大臣之一，他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暴政，力主“统一思想”，这些事实没有使毛感到丝毫不安。毛所在意的只是，商鞅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群众之上，成功地获得了权力，并通过他的骇人听闻的改革使秦国强大起来。他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在那几年毛泽东笃信并力行体力上与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其程度不亚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毛和他的同学们不同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唯一之处在于，前者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矢志拯救他们的祖国而非拯救普通人民。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渴求斗争和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都不惮于用非常态的手段折磨自己。在同样狂热的念头的驱使下，毛和他的同学们也都相信意志和理智的至高无上。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坚信自己有随心所欲的权力。我们不知道毛是否也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一样，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而睡在钉满铁钉的床上。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迎接未来的斗争而刻意从事锻炼，则不是什么秘密。正如他对斯诺所说的：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家。寒假里，我们长途跋涉，穿过田野，翻山越岭，绕着城墙走，渡河过江。烈日炎炎时，我们也脱去衬衣，把它叫做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便高声喊叫，说这是一种新的体育项目，叫做“风浴”。在已经下霜的时候，我们还睡在露天，甚至在11月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归于“体格锻炼”一类。
毛及其朋友们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在效法杨昌济教授。后者不论季节，常年坚持在冷水里游泳。
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体育之研究”，这绝不是偶然的。此文于1917年4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上，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繁体汉字里共有28画。文章是杨昌济推荐给这家杂志的。“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毛在这篇文章里向读者推荐了一套他自己设计的锻炼方法，还建议读者们效法他那位伟大的湖南同乡、太平军的征服者曾国藩将军，说曾国藩60岁的时候还坚持体育锻炼和精神修炼。曾国藩是与商鞅一样残暴的专制统治者，对于这一点，毛同样不以为意。他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这位曾将军是一位成就了旷世功勋的名人，他所梦想的也正如此。毛认为体育不仅能够使一个民族体魄健康起来，还能够磨砺人民的意志，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他在文章中强调说：“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918年初读了泡尔生的书之后，毛写了一篇文章《心之力》。可惜的是，此文已佚。有关此文，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杨教授非常喜爱此文，给了一个满分：100分。
毛泽东有志做一个强势的、率性而为的、目标明确且不受任何道德羁绊的大英雄，这一事实并非不可理解。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无拘无束的气质使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历史上的伟人使他心驰神往。然而，仅此尚不足以解释一切。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祖国江河日下的颓势，视其为奇耻大辱。贪婪的列强和割据一方的众多土皇帝正在剥削着他们的国家，毛的许多同龄人也都梦想着成为能够领导国家打倒这些势力的巨人。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击败傲慢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推翻腐败的官僚、军阀和寡头的专横统治，救民于水火之中啊！张国焘回忆说：
我与众多老师和朋友多次讨论救国之道。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基督教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有时候我又确信体育是救国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体育还是一个新观念。我对救国之道的探求，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
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生活，1917年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瑜进行了一次省内徒步旅行。两人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走了900里。一路上结识了不少农民、地方官、绅士和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旅行很容易使人想起俄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活动。毛身穿一件陈旧的浅色长袍，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是一套换洗内衣、一块毛巾、一个笔记本、一支毛笔和墨水。最后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为学生，他们只能通过给所到之处的老百姓写牌匾、启事和对联之类的东西来换取糊口之资。当时的毛泽东对劳动的态度显然已经有所改变。毛、萧二人吃住在农家里。在近距离地观察农民们的苦日子的时候，毛十有八九想起了自己艰苦的少年生活。在所有历史上的大英雄中间，当时的毛最想仿效的人物是刘邦。刘也是农民的儿子，百折不挠的意志驱使他组织穷人起来反抗暴秦统治，最后战胜了所有对手，建立了伟大的汉朝。毛的旅伴萧瑜当时就察觉到了毛的这种情绪。多年之后，萧瑜回忆了他和毛在这次湖南省内漫游途中，就这位使毛深感兴趣的皇帝的历史地位而进行的争论：
“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做了皇帝的平民，”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大英雄！”
“哦？我不这么看，”我反驳道，“刘邦是个坏人，……他太自私，太自我中心，不配做一个皇帝。”我解释说：“他不过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并且碰巧实现了这个野心的庸人而已。……他推翻了一个暴君，结果不过是让自己取而代之。秦朝没了，汉朝来了，有什么区别吗？两个朝代一样坏。……他背信弃义，毫无人性。还记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打仗的朋友和将军吗？在他的军队获胜、这些人成为著名的领导人之后，他就害怕这些人中间会有人觊觎他的宝座，于是他就把他们统统杀死了。你也知道，有些人被杀后还被剁成了肉酱，有些人还惨遭灭族之祸！……他是个非常残忍的坏蛋。”
“但是，如果他不把他们杀了，他的皇位就坐不稳，他很可能坐不多久就失去皇位。”毛泽东说。
“为了成为政治上的赢家，一个人就应该杀害他的朋友吗？”萧瑜不胜惊讶地叫了起来。但是毛不想让谈话再继续下去。“我们两人当时都知道，”萧瑜写道，“他野心勃勃，自比刘邦。”
返校之后，毛泽东再次埋首于社会科学的研读，也一如既往地仔细阅读报刊。报刊之中，他最爱读的是曾经发表过他的文章的《新青年》和孙中山的《民报》杂志。随着国家形势的一天天恶化，他越来越感到有采取某种行动的必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这位将军出身的政治家留给世人的，只有痛苦的回忆。他试图依靠北洋军对他个人的效忠，用老办法统治中国。作为一个老派的人，新的和民主的种种观念与他格格不入。在国会议员们一致推选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立刻开始着手建立一种不加掩饰的独裁统治。虽然中国在1912年3月有了一部赋予人民以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袁将军却试图结束被他称为无政府状态的新的政治局面，为此策划了多个反革命政变的方案。为此，他不仅遭到孙中山这一派革命党人的反对，也遭到各地军阀们的敌视，因为后者不想解散自己的武装，服从统一的法律。在1912—1913年冬，随着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令人瞩目的胜利，政治局势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在众议院的全部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了269席，占45%。在参议院的全部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了123席，占44.8%。在获得了西方列强所提供的2 500万英镑的贷款、由此确保了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之后，袁世凯开始为内战做准备。1913年3月，袁采取了第一个反击行动：在他的指使下，国民党的议会党团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与此同时，北洋军开始在华中地区重新部署，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面对这些挑衅，一场名为“二次革命”的反袁起义在南部省份江西爆发了。国民党人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还有几个省份也参加了起义，但都被忠于大总统的军队镇压下去了。1913年11月，袁世凯宣布取缔国民党，孙中山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与此同时，国会遭解散，宪法被终止。新的宪法实际上把所有权力都拱手送给了总统。1914年12月，再次召集了国会，但这已是一个对袁世凯的意志俯首帖耳的机构，它干脆宣布袁世凯为终身总统。
然而，到了1915年，袁世凯的权力遭到了实质性的削弱，他甚至失去了其最亲密的伙伴的支持。其第一位的原因，在于日本采取的咄咄逼人的侵华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1914年11月7日，日本就以协约国的身份出兵占领了德占区，即青岛港和环胶州湾地区，二者都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半岛南部海岸。德国是在1898年获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权的。由德国人建的、连接青岛与山东省省会济南的铁路的控制权，也同时被日本攫取。曾经属于德国人的矿山也被日本夺取。鉴于其他列强深陷欧战泥潭，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交了一份最后通牒，此即所谓的“二十一条”。如果被全部接受，中国就等于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日本的无礼要求使中国知识界群情激奋。慑于日本直接出兵的威胁，袁世凯于5月7日被迫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然而，到了这个关头，中国国会也不再愿意跟着袁走下去了，它拒绝批准袁与日本人达成的协定。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只得在协定上盖上总统自己的大印。一场反日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年轻人尤其义愤填膺。当时的毛泽东写了一首小诗，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5年12月底，在其美国顾问弗兰克·古德诺的建议下，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他宣布自己就是新皇帝，改年号为洪宪。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公共舆论，云南、广西和贵州三个西南省份宣布独立，内战再次爆发。内战尚未结束，袁世凯就意外地死于尿毒症，终年57岁。继任总统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黎元洪将军。
所有上述事件自然会影响到湖南的社会政治局势。湖南省都督谭延闿于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原因是，他认为加入国内最受欢迎的政党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1913年，他参加了“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谴责袁世凯是篡位者。可惜，这一次他押错了宝。袁大总统派兵打他，袁军占领了长沙，谭延闿被褫夺了一切职务，仅以身免。袁世凯的门徒、保守的将军汤芗铭控制长沙。虽然汤曾留学欧洲，风度也堪称优雅，他在湖南实行的却是恐怖统治，竭力铲除民主的一切幼芽。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包括大、中、小学的学生集会，一律被禁。因其残暴，湖南人称其为“汤屠户”。在汤屠户统治湖南的三年期间，有4 000到5 000人因为政治原因而遭杀害。在当时的长沙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流言，说是一个教师因为在学生作文的批语中对袁世凯使用了不够恭敬的词，就被逮捕并被活活饿死。黎元洪在北京就任总统后，恐怖统治才告一段落。1916年6月，袁世凯在湖南的这位追随者装扮成农民，逃往上海，其政治生涯随之终结。谭延闿重掌权柄，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就被傅良佐将军取代。再往后，随着被湖南人称为“张毒”的张敬尧将军入主长沙，恐怖统治卷土重来。
袁世凯是最后一位努力维持中央集权的王权的中国领导人，他的死使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湖南也不例外。国家四分五裂。众多军阀控制下的、由破产农民和其他头脑愚钝的失业者组成的各支军队，把国家拖入同室操戈的内战的深渊。西方列强出于向中国出售军火的考虑和攫取更多的经济特权的利益驱动，对中国的内乱推波助澜。
因此，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对祖国的命运感到忧虑，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使得他日益怀念那些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古代统治者。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和意志，他的祖国才得以引起其邻邦的恐惧，进而获得了“中国”这个令人自豪的名称。中国的意思就是“中央王国”。那时的毛认为，只有力量才值得尊重，只有一个强权才有能力统一和振兴中国，只有在一个全能的强权者面前，芸芸众生才会俯首帖耳。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毛不仅敬重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人人痛恨的湖南暴君汤芗铭，他也不无敬重。在这个嗜血的都督逃离长沙后不久，毛给朋友萧瑜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信上说：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彼江宁冯氏之杀人，比此谁多少？……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浼善类，似矣。然云、贵、广西诸省，曷尝无此等事哉！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杀人、污善二事，在严格的伦理学则当别论）。
后来，他又写道：“……并非谓凡杀人为恶。”“吾人之所谓恶，仅写象非本体。”
以上推理确实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他当时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非泡尔生的书，那又会发生什么呢？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鲜有人知。即使他当时读了陀氏的书，恐怕也不会喜欢。这个湖南小伙子的心思与众不同，一想起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就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到达权势与荣誉的顶峰。
书斋方数日，世上已数年，不知不觉时光已走到了1917年的秋天。毛泽东已经24岁了，尚没有干成什么大事。他还在贪婪地博览群书，想从书卷中找到真理。现在到了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了。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骚动不安的心灵渴求战斗、战争与革命。他写道：
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就在他写下这些话的同时，他曾对蔡和森和张昆弟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自宋以后（也就是13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诗集文集统统付之一炬。显然，他认为那些诗文没有足够的进步意义。他还充满激情地告诉朋友说，应当破除传统的家庭束缚，在师生关系方面，也应该来一场革命。
多年之后，他把自己这些年轻时期的情绪归结为一句口号：“造反有理！”这也是全世界都已公认的、专属于毛的政治信条。而在当时，他仍在与其友人们梦想着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不过他的梦想的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在1917年9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毛和其朋友们到学校后面的一座山上郊游。他们一边爬山一边争论如何救国的问题。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学梁山泊好汉！”梁山泊好汉就是他心爱的小说《水浒传》里那些造反的农民。
William Edgar Geil，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Philadelphia and London，J.B.Lippincott Company，1911，p.273.
Edward H.Hume，Doctors East，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49，p.35.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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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Joseph W.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p.204.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557~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4~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моей жизн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у И-последн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итая.М.，1968.С.59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7页。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Edward H.Hume，Doctors East，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pp.35-36.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1.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9.
Ibid.,p.31.
传统中，中国人用毛笔写字。
Эми Сяо.Мао Цзэ-дун.Чжу Дэ（Вожд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1939.С.7；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2.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p.138，143.
参见廖盖隆等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1卷，3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9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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Эми Сяо.Мао Цзэ-дун.Чжу Дэ.С.9；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3.
Stuart R.Schram，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1，p.487.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04~105、108、110、111~112、123、131~132、135、178~179、183、20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203页。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2~19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页。
[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口述传》，翟象俊译，70~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71.Т.1.Л.293.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18.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着重号是毛泽东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3.
1914年至1916年张国焘在南昌中学学习，南昌是湖南邻省江西省的省会。
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Vol.1，p.46.
Siao-yu，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pp.161-164.
当时刚刚改名为国民党。
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9，p.276.
相当于1亿美元。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dward H.Hume，Doctors East，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p.239.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47；Stuart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95.
Edward H.Hume，Doctors East，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p.241.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47.
指军阀冯国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38~3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22、16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63~164、177页。
Stuart Schram，Mao'sRoad to Power，Vol.1，p.139.
廖盖隆等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第5卷，26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