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父亲在耄耋之年驾鹤西去，迄今已是第六个年头了。六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清晰而温暖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那份厚重、慈爱、割舍不掉的亲情，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如影随形，不曾忘记。
很早就想写一段关于父亲的文字，但未及成字，泪已潸然。至今我都不具备诠释父爱的能力，也一直不愿理出头绪来，因为父亲是我的，我一直都不肯拿出来和人分享，我想自私地保留一段仅属于我的珍贵记忆。
一
1928年农历六月初十，父亲出生在德阳城区北街一个叫徐家巷的巷子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在北街一个大茶馆门口靠卖菜、卖水果维生。由于家庭贫穷，祖父35岁那年才娶了我祖母，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祖母共生养了七个儿女，前面三个均早亡，按当地民间的说法，家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改子女对父母的称谓，这样家里的孩子才好哺养。于是，父亲他们兄妹几个出世后就称祖父、祖母为幺爸、幺婶。在后四个孩子中，父亲排行老二，头上有一个大姐，脚下还有一妹一弟。
父亲他们那一辈是“国”字辈，1928年是“龙年”，于是祖父给父亲取名为“国龙”，“龙”为百鳞之首，象征强大、祥瑞。祖父是一个有血性、有抱负、有远见之人，他不甘于贫穷，盼望他的儿女能出人头地，成龙成凤，成为国家的栋梁。就这样，祖父省吃俭用，让父亲进学堂，读私塾。父亲明白祖父的苦心，因此他读书格外努力，也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从父亲留世不多的文字中，至今还能欣赏到他笔下漂亮的小楷。父亲没读几年书，祖父因积劳成疾，于1943年病逝于家中，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祖母给人洗衣服来换碗口粮。一个没出过门的小脚女人要养活四个孩子，要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十六岁的大姐嫁到东山农村，十五岁的父亲去西街纸裱铺当学徒。
父亲所帮的那家店老板对下人很尖酸、苛刻，天不亮就让他们起床打扫店堂，有时候会故意丢下几枚铜板试试他们这些小徒工对金钱的态度。父亲每次打扫店堂，总是默默地将它们捡起来，然后放到老板的桌子上。父亲回忆时说：“做人就算再穷，也要穷得有骨气，饿死不走歪门邪道。”学徒三年，父亲初尝生活的艰辛并恪守做人的原则，学徒期满后他又到丝烟铺当了店员。
二
重庆是一座重工业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急需建设人才，工厂就来父亲的老家招收学徒工，父亲和他的师兄弟们去报考，能识文断字的父亲被录取了。这批学员经过培训后，分往各大军工厂，他的师兄黄大江和师弟朱儒政被分到了四五一兵工厂，父亲则和他的另一个师弟肖天京来到了二九六兵工厂，也就是如今的建设工业集团。
父亲进厂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抛光”。就是将钢件按工艺技术要求抛光到一定精度等级，从事过机械工作的人都知道，这项工作非常辛苦，加上那时的防护措施不好，一个工作日下来，除了两只眼睛，整张脸都布满了铁锈和沙尘。同来的很多工人都忍受不了这份“罪”，情愿回乡务农，但父亲坚持下来了，一干就是五年，因为这份工作每天有三分钱的保健费，这样他可以每月多寄九毛钱给家里，那可是十斤米的价钱，够老家的母亲和弟妹吃十天的口粮了。多少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家人不再受饿，值！”
父亲工作态度认真踏实，加上能写一手漂亮的文字，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958年，父亲被提为文书，很快又被提为工段长，随后与母亲结成伉俪。据母亲讲：他们结婚刚三天，父亲就将被子搬到工厂，为了拿下既定目标，夜以继日地蹲在锅炉旁，饿了啃一个干馒头，渴了喝一杯白开水，有时一周都难得回一次家。但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原来，父亲在工厂抬铸铁件时扭伤了腰，被工人们送到医院紧急处理后抬了回来，可没过几天，刚能下床摸着床头走路的父亲又一头扎进了工厂，以至于腰落下了伤疾，一到阴雨天，父亲就腰痛，工厂至今都有父亲工伤的记载。
父亲的人缘很好，家里常常高朋满座。这些朋友中多半都是父亲的工友，有的是来反映家里实际生活困难的，有的是来提合理化建议的，有的是父亲的师兄弟们来串门的，有的则是来送礼的……那时我们六口之家挤住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家里的来访者一轮接一轮，经常是一拨人未走，另一拨人又到。为了不影响我们学习，母亲经常叫我们姐妹几个到邻居家去做作业。在父母眼里，来者皆是客，都要以礼相待。能解决的困难父亲总是尽力而为，对送来的礼物，父亲一概拒收。记得有一次，家里还接待了一位特殊而难缠的送礼者。20世纪70年代，工厂来了批转业军人，大多家属是农村的，其中有一位“老转”因孩子残疾，妻子又长年卧病在床，想申请“特困”，把远在资中乡下的妻儿接到身边来。在计划经济年代，要想把一家农村户口迁到城里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面临“农转非”问题。对这份特殊的礼，父亲决定先暂时收下，随后派工会主席到乡下做实际调查，并将此礼给他的家人送去，然后向上级机关反映他家的实际情况，最后当户口、住房都逐一落实时，那位“老转”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睿智、聪明，可母亲总是说他“傻”。有一次涨工资，父亲榜上有名，满心欢喜的母亲筹划着用这笔钱给老人和孩子添置冬衣，可最终父亲却没有把钱拿回来，让母亲的希望落了空，为这事父亲被母亲好一顿埋怨。原来，父亲把涨工资的名额让给了他的大师兄，父亲说，师兄全家老小八口人，每月都等着他的工资买米下锅，他为人又老实，要再不涨点工资，他们家就真的揭不开锅了。父亲的这份心意，最终让我们两家成了金石之交。
三
父亲是个孝顺之人，他深知祖母在老家抚养弟妹不易，于是父亲在转正出师后，就托朋友将德阳老家的母亲接往重庆一同生活。临行前，徐家巷围满了前来送行的街坊邻居，他们一面恭贺老人家的出头之喜，一面对父亲的孝敬之心赞不绝口。一年后，父亲最小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幺爸也从老家只身来到重庆投靠父亲。那时，父亲住在单身宿舍里，祖母来重庆后厂里面一时没有分配住房，就暂时挤住在父亲曾经帮助过的那个大师兄家里。幺爸来了后，父亲索性就在袁家岗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将母亲和弟弟安顿下来。
据父亲讲，幺爸从小顽皮捣蛋，由于祖父去世得早，因此，父亲对这个小他十二周岁的幺兄弟严威有加。幺爸来重庆之后，父亲与他“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让他去读书。但幺爸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而是跑到中梁山一家轮胎厂就职，很多年后，父亲提起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猜想幺爸也许是为了摆脱父亲的严厉吧！其实，父亲打心底喜欢他这个能吃苦又敢闯敢干的幺兄弟。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年，幺爸在重庆中梁山轮胎厂干得风生水起，收入一度比父亲高很多，养育了一对儿女，生活挺幸福的，只是前些年幺婶病故，幺爸也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至今行走不便。
父亲在老家还有一个做裁缝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我们习惯叫她“孃孃”。孃孃生养了五个孩子，早些年他们一家人生活得很苦，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接济他们，逢年过节总是要给他们家寄些钱和粮票，现在，孃孃一家的孩子们都挺有出息的，早已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他们对孃孃很孝顺，孃孃的晚年生活也很幸福，每晚都要小酌几杯。孃孃和父亲的关系很好，父亲病重时，孃孃特地从老家赶到重庆看望父亲，幺爸也来了，我从孃孃泪水涟涟的眼神中，从幺爸哽咽的话语中，看到了他们兄弟姊妹间的手足情深。
父亲还有一个结拜的兄弟黄怀彬，我们叫他二叔。1953年，父亲只身从老家来到重庆打拼后，一家老小就拜托给了他，二叔默默为父亲分担了许多后顾之忧，才使得父亲能安下心来投入工作。二叔后来参军，转业后全家又为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贵州，退休后客居成都。几十年来，他们亲如兄弟，书信往来从未间断过。1990年，二叔的儿子来西南大学读书，父亲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他。爱屋及乌，我对这个弟弟自然也亲近了许多。父亲生病后，他让我对众亲朋隐瞒实情，但父亲病危后想见二叔最后一面，不得已，我只好将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从西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晓灵弟弟，当晚他就赶来了，随后二叔、二婶也从成都赶来，父亲和二叔见了最后一面，我感觉父亲的心宽慰了许多。
四
父亲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他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在他的身上总能找到难解的答案。父亲的话语不多，但经常一语中的，睿智中透着几分深刻。
那些年，父亲总把我像男孩子一样养，所以，我的性情中有些男人的豪爽。我担煤、劈柴、生火，样样都会。在我还没有灶台高的时候，就搭着凳子跟祖母学会了煮饭，到了十五六岁时，我一人能操办两桌家宴。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父亲去担煤球，一担煤球一百多斤，我和父亲“邀鸭子”式地抬着走。所谓“邀鸭子”，就是将一筐煤球抬到一定距离后，再返回去抬另一筐，如此反复地将两筐煤球抬回家。我担心父亲受过伤的腰，总是逞能地将绳子抹在靠近我的这一边，父亲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让我走前面，然后再将绳子悄悄地抹在他那边，好让我抬起来轻松些。同时，父亲要求我说话知轻重，办事懂缓急，干活明要领。从小，父亲就不让祖母和母亲替我洗衣叠被，要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衣服裤子要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长此以往，我也就具备了女孩子的文静和细腻。
我遇上棘手的事情总是向父亲请教，在母亲那里说不通的理，走不通的路，在父亲这里总能得到解决。记得20世纪90年代，厂里一度效益不好，我时常为儿子的奶粉钱和教育经费发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度想辞职，下海经商。这一想法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在母亲看来，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为此，父亲帮我分析利弊，权衡得失，最后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有盲目辞职经商，而是进入了我厂当时正在筹建的合资企业。在家里，父亲为了帮衬我的生活，将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我，让我学会当家理财。父亲常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一世穷。”我寻思着将此“计划”变成彼“计划”，研究起了投资管理学，用经商的思维方式投资理财，最终使自己不再“囊中羞涩”。
五
父亲是个慈祥、忠厚、豁达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什么，总是那么乐观、知足和快乐。
1985年，父亲退居二线，并在三年后退休。我以为父亲会过那种看看报，养养花，一杯清茶过到老的悠闲生活。然而，忽然闲暇下来的父亲很不习惯，于是又发挥“余热”去了。1990年，儿子出生后，爱孙心切的父亲才同意和母亲一起带孙子，这一带，父亲就把家里所有的重担都担在了自己的肩上。
儿子刚生下来时满脸皱褶，像个小老头，但长着长着，褶子就长开了，出落得像个白面书生，但不是块读书的料。好在他情商高于智商，现在在一家金融单位工作，颇受领导的重视，收入也和他的努力成正比，为人处事显现出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机灵和沉稳。儿子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这一点继承了他祖辈的秉性，也着实令我欣慰。
儿子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父亲每天都把他的孙子抱在怀里。母亲说，我们几姊妹小的时候，父亲由于工作繁忙，没时间抚养我们，几乎没怎么抱过我们。父亲老后，仿佛要把他对我们成长的亏欠都加倍地补偿在他唯一的孙子身上。记得儿子一岁左右刚学走路时，父亲每天弯着腰，架着儿子的胳膊教他走路，有一次弯腰架着儿子下楼，走着走着，父亲的血压突然升高，眼前一黑，身体一时失去重心往下倾压下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紧紧托着儿子，自己的头却撞在楼栏水泥花墙上，血流如注。水泥花墙被拦腰撞断，父亲的鼻尖都被割了下来，好在众邻相助，父亲很快被送到医院，那被割掉的鼻尖，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缝合。事后，邻居看了一下现场说：“好险，这孩子命好大！”这场事故虽然惊心动魄，但最终被父亲用生命化险为夷。
父亲很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有时饭里面有几粒谷子，他就用手将谷子掰开，将饭吃在嘴里。记得儿子小时候，吃饭时总是掉饭粒，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训斥，而是诙谐地对儿子说：“现在满桌掉饭粒子，将来娶个媳妇一定是麻子。”儿子嚷道：“麻子媳妇我不要。”父亲又道：“那你就把碗里面的饭刨干净，把桌面上的饭也捡起来吃了。”儿子还真是听进去了，不仅将碗里面的饭吃得一粒不剩，就连嘴巴边上的饭粒也抹进嘴里。直到今天儿子还笑着对我说：“老妈，我的女朋友不是麻子吧？”让人忍俊不禁。
在儿子十八周岁生日那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给儿子举办了成人礼，儿子在我床头柜上的台历上这样写道：“妈，儿子长大了！”看得我热泪盈眶，其中的辛苦和艰难，只有我自己知晓。如果没有我父母的鼎力相助，没有父亲的谆谆教诲，就没有我和儿子的今天。
六
那些年是父亲默默地承担着我们这个家的重担，我们的日子在父亲的呵护和操持下，过得温馨而美满。
天有不测风云，大约在21世纪初，有一阵子我们感觉父亲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一问才知道父亲尿血，姐姐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竟是肾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吓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于是，我一面联系重庆最好的泌尿外科医生给父亲做肾切除手术，一面对父母隐瞒了病情。其实，我们哪里隐瞒得了？倒是父亲对我们隐瞒了他的痛苦，为了让多病的母亲减少担忧，父亲始终面带微笑，安慰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从容不迫的微笑，仿佛在告诉我们：他永远是家里的顶梁柱。
父亲术后的十年，正是我最艰难的十年。那时我忙得晕头转向，儿子年幼不懂事，母亲又体弱多病，是父亲用仅有一只肾的病体，为我们支撑起了这个家。只要有父亲在，无论多苦、多累，我都有所期盼。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父亲这盏灯为我指引方向，指点迷津，让我闯过了多少人生的沟沟坎坎，直到今天，有什么心事需要排解时，我还是习惯于静坐在父亲的遗像前，心中默默地和父亲交流，有时，答案就在父亲的微笑中浮现。
六年前，当父亲的病情再次恶化，我的心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看父亲靠血液透析维持着生命，我心如刀绞。在父亲离开的那个夏天，已经读大学的儿子假期回家总是陪伴着他心爱的祖父，姐姐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消瘦了十多斤。我始终不会忘记，在父亲弥留之际，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用期盼的目光望着父亲，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始终不肯交代后事，那时的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再叮咛我几句，但我翻遍了整个家，也没有找到父亲留下的只言片语。这些年离别的悲痛和生活的艰难，让我明白，当年的父亲是想为我们这个家再多撑些日子，因为他担心母亲的身体，担心我繁忙的工作，担心正处于青春期的孙子，担心我们这个家的未来……
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心用瘦弱的双肩接过父亲肩头的重担，照顾好家里的每一个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只属于我自己，我已经背负起了父亲的希望，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维护、捍卫我们这个家，去完成父亲为我们这个家规划的蓝图。好在父亲最疼爱并一手带大的孙子还算听话，他也懂得“爱拼才会赢”的道理，懂得为这个家的崛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并且初见成效。这应该是父亲长期潜移默化、熏陶教育的结果。
回忆是痛苦的，但同时也是温暖的。父亲离开我们快七年了，我仿佛觉得父亲还在，总感觉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随时都还会回家来，在文字中，我和父亲仍然会促膝谈心，他一直驻足在我的心里，从未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