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科学与人文”专题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卷·1）

医学·文学·身体——以郭沫若为例

[日本]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日本东京）

内容摘要：作为隐喻的要素，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也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残春》以结核病为一个聚焦点，描写了爱牟对S姑娘的纠结的恋慕心理。作品中表现了现代科学与自我意识的交错。结核在他的作品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角色。梦境的描写也为作品加上了一个特别的心理场景，使登场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实，内心世界表象得更真实。对结核病的描写见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这与这个时期郭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重视自由恋爱，宣扬自我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残春》中有关结核的写实性描写与隐喻都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风格。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课题的一个恰当的例子。

关键词：郭沫若；医学；文学；身体

序

在郭沫若研究中，“医学·文学·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他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又开始文学创作。在这两个领域中他都受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影响。医学以人体为研究对象，文学则以人心、精神为描写对象。他虽未曾行过医，但现代科学与医学却在他的文章及作品中频频出现。现代科学与医学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成为一条重要的血脉。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如何与他的新文学创作相关联，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富有兴趣的课题。本论文准备以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残春》为例，探讨郭沫若文学中“医学·文学·身体”的问题。

一、结核病在现代社会中的流行

自16世纪至19世纪，结核病蔓延于地球上的广泛地区。数世纪来结核夺去众多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日本明治时代也遭遇了结核病的大流行，曾有“国民病”和“亡国病”之称。其实，结核病是一种很古老的疾病。早在古代希腊和古埃及就已出现。奈良时代结核病已传入日本，大流行始于都会化、产业化急速发展的现代。当时结核一般被称做“肺病”“肺痨”“痨咳”。

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们以为疾病是神对人们的惩罚。还有遗传病和传染病的不同说法。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Robert Koch发现了结核菌，确定了结核病的传染病学说。结核的病原体学说虽然只不过在一个世纪前才登场，但它足以推翻有关结核病的传统性观点，并一直主导着今日的医学界。继Koch之后，医学界在1908年，开发了结核检查药Tuberculin，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Penicillin，实现了淋病、梅毒、肺炎的治疗。1944年，美国微生物学家Selman Abraham Waksman发现了Streptomycin，他的发现使结核病的治疗变为可能。日本于1949年进口Streptomycin，翌年开始生产，于是Streptomycin开始普遍使用于结核病的治疗。自明治10年（1878年）开始，结核病的死亡率不断升高，到明治40年（1908年）死亡人数已达11万。进入大正时期又上升到14万人。结核病的死亡率一直上升到昭和25年（1950年），之后就急速下降。Streptomycin的使用始于1950年，治疗效果十分明显，自此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病了。

郭沫若留学日本是在大正3年（1914年）到大正12年（1923年）之间，这正是结核病流行最猖獗的时期，死亡率达到最高水平。而且20岁上下的年轻人的死亡率非常突出。这个时期出版的留学指南书《留学生鉴》里，特设有肺病注意事项的章节，即第14章“肺病及脚气的预防”。其中对肺病的预防、肺病的征候、治疗的注意事项、转地疗养进行了具体的说明。这正反映了当时结核流行的社会现象。而且当时留学生中已出现了结核患者。郭沫若的同乡陈龙骥就是其中的一个。1916年陈龙骥患结核在圣路加医院住院，结核已到晚期。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去世了。朋友的死给郭沫若以莫大的悲哀，同时也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醒悟。这段经历详见于《三叶集》所收给田汉的书简。这个事实也证明当时结核病已普遍存在于郭沫若的周围。另一方面，郭沫若1919年进入九州岛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医学。可以说，他当时置身于可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了解结核病的环境中。1921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曾详细说明如何消毒结核患者用过的房间，介绍了消毒的方法及药品。如此看来，我们推知结核病流行的环境、现代医学这两个要素与日本留学时代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作为隐喻的结核

结核与其他流行病一样，曾赋予文学以莫大的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就曾受到结核病的影响；进入19世纪，结核病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登场。如：Alexandre Dumas，fils的《茶花女》、Shelley的《西风歌》、O．Henry的《最后的叶子》、Thomas Man的《魔山》等。在日本，自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也有很多作品描写了结核病。如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898年）是明治时代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泉镜花的《外科室》（1895年）、伊藤左千夫的《野菊之墓》（1906年）、永井荷风的《新任知事》（1902年）、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1926年），一直到昭和13年堀辰雄的《风立起了》，这些都可以说是书写结核病的文学。这些作品都描写了结核病所致的悲恋、孤独与死亡。都以描写美丽而又衰弱下去的生命为着眼点，很明显，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属于浪漫派的。

关于浪漫派与结核病的关系早已被Susan Sontag与Rene Dubos所关注。Rene Dubos在《健康幻想》（Mirage of Health）中指出：19世纪“肺病所致的消磨与衰弱增加了妇女们的魅力，也为很多浪漫派艺术家与诗人带来了魔力。”

结核的浪漫氛围扩大，唯结核为上品、纤细、高贵，健康几被视为野蛮的趣味。疾病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意识——服装装饰身体的外表；结核则装饰身体的内面。当然，实际上结核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干咳、咯血、高烧、体力减退等症状反复折磨着病人，最终夺走病人的生命。结核患者常是苍白的脸上时而泛着红晕，时而激动，时而失去活力。“结核是一种崩溃、发热、肉体的软化。”（TB is disintegration，febrilization，dematerialization.）。但结核的这些症状又恰恰大大地刺激了文学的发展。

文学中结核病的隐喻有几个侧面。1．恋爱的隐喻。Susan Sontag指出：“结核病，表露在外表的高烧正表示了内心的燃烧。结核隐喻首先从描写恋爱开始——‘病了的’爱、‘烧毁’的激情等意象。”因此，结核以爱之威力的变形的意象被应用于文学。2．提高死的品位。“结核病的死使肉体解体，使人格灵化。围绕结核的想象美化了死。结核成了一种充满魅力、每每连接了抒情诗式的死。”3．成为新的自我态度的比喻。结核病装饰身体内面，基于这个观点，它便充当了表白内心意识的用语，充当了表现自我的手段。人们内心炽烈的欲望和过剩的感情以疾病的表现功能而被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说“结核病便是病了的自我”（TB was the disease of sick self）。

结核是激情的病，同时又是压抑的病。在结核病的描写中，常常表露出被压抑的强烈的欲望；来自传染、隔离、恐怖的压抑。Susan Sontag指出：“疾病的隐喻并不在于表示社会平衡的崩溃，而是用于表示社会的压抑。这样的隐喻不断地出现在浪漫派的对峙——心与头、自发性与理性、自然与人为、田园与都会——的修辞法中。”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结核病在文学的世界中更多地承担了宣扬现代自我的角色。

三、郭沫若《残春》中结核病的隐喻

郭沫若来日两年后，同乡陈龙骥患结核病在圣路加医院住院，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就去世了。1920年郭沫若在给田汉的书信中写道：“他睡在车中，被车轮震荡着，不断地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样的惨白的面孔一阵阵地晕起桃红色的血潮来。他那两只玲珑的含着眼泪的眼睛，隐含着无限的希望，不断地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种可怜的样儿，我至今——我一生终不能忘怀。”这个体验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不难想象，目睹朋友的痛苦和死亡，年轻的郭沫若定然切身感到结核病的可怕和人生的不测。但同时这次残酷的体验又为他带来了恋爱的机会。他在圣路加医院偶然遇见了护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将这个偶然的相遇称为“bitterish sweetness”。他在给田汉的书信中写道：“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郭沫若与异国女性的恋爱从朋友的死开始，这个体验对他日后的文学写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他来说，结核病意味着两层意义——苦痛、残酷的死与甘美的恋爱。这两层意义时常交叠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围绕郭沫若文学，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这一课题时，结核病的这两层意义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郭沫若最初描写结核病的作品就是《残春》（1922年）。主人公爱牟的一位同乡留学生精神失常，在回国的途中在门司跳海自杀，被救后送进门司的一个病院。在博德湾读书的爱牟接到白羊君的通知赶到医院探视，在病院里认识了女护士S并产生了恋爱之情。故事的高潮是后半部分的梦境，两个人的约会和爱牟之妻的发疯、残杀儿子的事件都以梦的形式描绘出来。梦境在作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作品中具有几个重要的要素，结核病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进入梦境之前作者已设下了伏线：

1．自杀未遂的朋友被送进医院，这个病院叫“养生医院”。

“养生医院”在明治时代至昭和中期普遍存在于日本各地。这些医院本来是专门收容结核患者的。前述郭沫若致田汉书信中曾涉及他陪陈君转院到北里病院去。信中写道：“转住养生院里去就北里医治”。“养生院”是北里大学创始人北里柴三郎于明治26年开设的日本第一个结核病医疗设施。北里柴三郎明治18年留学德国，师事于结核菌发现者Robert Koch。回国后在福泽谕吉的援助下，在东京白金开设了治疗结核病的医疗设施，名叫“土笔冈养生园”。大正3年（1914年）又在“土笔冈养生园”旁边设立“北里研究所”，即现在的北里研究所附属病院。北里医院在当时是治疗结核病的权威医院，非常著名。陈龙骥转院到北里是在1916年，正是“北里研究所”开设2年之后，可见郭沫若当时对日本的结核病研究和治疗已有一定的了解。《残春》中的“养生医院”就已暗示给结核病设下了伏线。

2．护士S晕着粉红的两颊。

文中说这是“处女的夸耀”，但同时也可以表示结核患者的普遍症状。

3．白羊君说护士S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

这个猜测在梦境中明确地被断定为肺结核。

4．护士S的父母死在美国。

梦境中护士S说她的父母在美国死于肺结核，并认为结核是有遗传的。

小说通过这些伏线进入梦的世界，逐渐展开恋爱与爱牟妻子发疯的情节。护士S的结核症状在这里被明确地描写出来。盗汗、体力衰退、消瘦、食欲不振、月经失调。这些症状对医科学生爱牟来说明显地表示着结核的初期症状。再加上护士S的腺病体质及结核的遗传性等，科学的与迷信的结核病观都表现在这里，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结核病的社会影响。对护士S的身体有以下的描写：

她把眉毛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

S姑娘的面庞不知是什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

在这里，结核病的身体特征反而将护士S纤美的形象刻画得十分艳丽。实际上，结核病这个要素在这里暗示了恋爱。这个小说的重要构造就是梦境。1923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对《残春》的构造作了说明：

《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的顶点。

也就是说，郭沫若在这个作品中刻意描写的是护士S姑娘对爱牟的恋爱感情——一种被压抑的心理。他说这是“意识流”。作为文学手法的“意识流”开始于James Joyce的Ulysses，其手法便是“内心的独白”（Interior monologue），就是将起伏在心灵深处的思念以连写的形式如实地描写出来。Ulysses1918年登载于杂志Little Review，1922年单行本出版。1918年野口米次郎发表评论《画家的肖像》（杂志《学灯》1918，3），第一次介绍了James Joyce的“意识流”。1925年堀口大学发表《小说的新形式内心的独白》（杂志《新潮》1925，8）具体介绍了James Joyce与他的“意识流”。Ulysses的日本译本出版于1929年。这样看来，郭沫若在1922年就已经在《残春》中尝试了“意识流”的手法，可谓这个领域的先驱。当然，实际上郭沫若如何具体地涉及James Joyce的Ulysses及“意识流”，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的研究。他所说的“意识流”毋宁更多地倾向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心理学。

在《残春》中，郭沫若重视各个要素的暗喻、联想与全体的有机的统合性。比如以下例子：

医科学生爱牟→有结核病的医学知识。引S姑娘注目。

爱牟之妻→恋爱的障碍（压抑）

白羊君的存在→恋爱的障碍（压抑）

朋友的精神失常→妻的发疯

为S姑娘打诊→肉体的接触

血红的晚霞→被杀儿子的血

Sirens的联想→Medea的悲剧

凋零的红蔷薇→S姑娘的命运

题目“残春”→S姑娘的纤美、青春的短暂

梦的形式与这些要素的隐喻都为描写终不得实现的恋爱埋下伏笔，但同时结核病也为升华恋爱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连爱牟的医学知识也都为诱发恋爱发挥了作用。护士S姑娘和爱牟有以下的对话：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呢！”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

在这里护士S姑娘迫切地、大胆地来接近爱牟，正如Susan Sontag指出的那样：“因为结核源于激情过多，便常会诱惑惑溺于官能的人。结核以激情之病而著名，同时也同等程度地被视为压抑之病。”护士S姑娘与爱牟的恋爱感情都是通过结核病这个要素表现出来的。很明显，在梦境中结核病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心理环境，使登场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实，内心世界表现得更真实。

结论

作为隐喻的要素，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作品的“医学·文学·身体”课题中，凝结了现代文明与科学精神的问题，现代科学与自我意识在这里交错。社会病结核在他的作品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角色。对结核病的描写见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这与这个时期郭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重视自由恋爱、宣扬“个我”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残春》中有关结核的写实性描写与隐喻都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作风。可以说这个作品是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课题的一个恰当的例子。

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20与30年代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

[瑞士]宇乐文（Victor Vuilleumier）

（巴黎狄德罗大学—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法国巴黎）

内容摘要：对于郭沫若而言，正如对于其他一些中国现代作者也是同样的情况，身体的再现在文学现代性的诉求里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身体与精神的现代范式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而在根源处的非文学性的再现，又如何被中国现代作者所重新加工？对于郭沫若，解剖与文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医学与身体究竟再现了什么？面对它们的态度又如何？为了提示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笔者将谈论以下几点，从他最早在日本期间撰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开始：1．文学的科学化；2．身体、疾病与医学，作为隐喻来运用；3．解剖学。身体的再现很明显构成一种汉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汉语书写的素材库。通过解剖的再现而得到象征化的断裂，也可以在一种文化的提问的视野里来理解：汉语的字体可以包容或者表达怎样的新意涵？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当保存他们原有的字体（汉字）还是加以改变（转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汉语的字体现代化？如何把书写的素材库与汉语的语言糅合？换言之：如何使用医学的范式，将其作为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的符号？如何把它运用到汉语的字体、身体之上？

关键词：郭沫若小说；身体；医学；解剖学；现代文学；现代化；文化身份

关于现代医学、医生的再现，生物学的、解剖学的身体的现代范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起到重要的作用，乃至于一些作者，比如鲁迅或郭沫若都陈述自己在开始写作之前，曾先去日本学习医学——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他是在剖检一具尸体时，产生了最初的书写欲望。

在19世纪下半叶，关于身体的新范式被引入中国，主要是可称作“现代西方科学身体”的范式：这种身体观得到陈述；它是依照在肌肉、神经系统、大脑之间的机械联结的模式来组织的，也被视作意识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体，并没有丝毫宇宙论或伦理的意涵，与世界相分离。这种身体观的客观化与主体的个体化进程相平行。这种现代的再现主要立足在有关解剖学的实践与认知的基础上。明确地讲，解剖学在有关身体的这些新范式的引入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于解剖学的再现，在近代中国曾接纳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新意涵：对于1890年代的自强运动，解剖学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事实上，身体采取一种知识论的价值：转变身体的再现，即是转变对事物的认识，从而转变文化与政治的现实。比如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医学里的身体再现与西方的、医学的再现相对立。这种再现是现代的，因为它是写实的，奠基在实验的知识基础之上。

然而，解剖学只属于从国外引入的新范式中的一个元素：它与社会达尔文、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关于种族、民族主义与优生学的现代理论相结合。在民国时期，身体被构想为体现确定的身份：个体拥有一个身体，被赋予性别、民族与种族的固定属性。关于身体的科学再现，伴随着身份的生物化的形成过程。对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解剖学的模式构成一种现代化的承载工具。事实上，当维萨里（Vesalius）计划在欧洲形成时，从最初就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规划纲领：解剖学是一种方法，是方法的隐喻，是重新组织和承载词与物的话语。

我们在此暂不展开谈论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中医学与文学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却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文学的身体是一种符号，对照从最平庸的所指（譬如，身体作为民族）到最独特的所指：“疾病的语言”（让·斯塔罗斌斯基的术语）被转化成文学的话语。如同文学，医学生产一些词语，创造一些术语，（重新）构成一段段历史，探求一些符号，来诠释一些症状。描述病情的专家也是一个作家；当作家对他的内心疾病进行细致的日记书写时，他也借助于医学的语言。个人的疾病，无论是身体的或心理的疾病，如诸位所知，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命题。此外，疾病的命题也被经常与内省式书写、自我表达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援引欧洲文学的一个例子，来阐明感性、内省与病情书写之间的联系，即卢梭（Rousseau）在他的《忏悔录》里的情况；但他面对医学也表现出一种含混的态度，正如在《爱弥儿》里所见——在此列举这个例子，因为笔者认为，郭沫若曾经受到《忏悔录》这部著作的影响，即使郭沫若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或许更明显。在现代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与作家都引用卢梭的作品作为参照。郭沫若很可能也同样把卢梭作为参照：如同卢梭，郭沫若对医学持有暧昧的态度，这也显露在他的自传性与虚构性作品里。

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现代作者曾采用关于身体、医学与解剖学的现代再现。这些模式完美地对应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构想：写实主义、现代化、民族与个体的解放。他们欣赏关于身体的这些新范式中对身体的客观再现；尤其因为这种再现可以把身体从任何的“传统的”、“儒家式的”或“封建”的价值意涵里释放出来。中国现代作者因而创造出有关身体、主体与身份的全新文学再现，在其中容纳这些范式，并将之文学化。郁达夫与郭沫若的例子尤为如此。

解剖学与疾病的主题也汇拢了关于自我的书写（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启发，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有一种综合的形式，即我称之为在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疾病日记”。我们也需要把这一点与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依据厨川白村的观点，艺术与文学构成对于“苦闷”的体验的象征化表达。

然而，有关身体的客观化、主观化的观念糅合，产生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内省式书写的情况里，肯定主体性与个体主义的价值。此外，这或许是为什么在一些以身体或疾病为命题的中国现代文本里会揭示出面对医学的含混的态度的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则是由解剖学的范式所带来的象征性断裂（在下文中还将展开论述这个问题）。

而且，中国现代对于文学身份、作者的形象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与医生相竞争；新作家希望获得文学权威的地位，成为引入的现代性的主宰——这种现代性也通过科学的威望来体现。作家希望表明他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真正的医生，他是现代文化的真正英雄，是“精神界之战士”。最终，我们会看到，面向医学的这种含混态度，也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的、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相联系——这也通过解剖学而得到象征化。

在自传性作品《创造十年》（1932）里，郭沫若讲述从1918到1923年的生活，讲述在他进行虚构书写的最初体验时的故事。他说，“最初的创造欲活动了起来”，当他解剖一具尸体时。这就是他在20年之后所创造的故事里给出的概述。

小说中的日本叙述者，当他解剖一个死去的罪犯的尸体时，他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刺青，还刻着那女人的名字。这罪犯有爱尸癖，偷窃尸体。当一个同窗给他讲了这个罪犯的故事之后，叙述者取掉尸体上的女体刺青，带回了家。当晚，他梦见，那具骷髅回来找寻那女人的刺青，并喊着，“喂！还我的爱人来！”。

这部短篇小说《骷髅》从未发表过——它曾被《东方杂志》所拒绝，文稿被退回给郭沫若。郭沫若说他曾“采用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或许他希望讲的是志怪的体裁。事实上，这种体裁的短篇小说很可能也受到比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对于郭沫若而言，医学和解剖学与创作根源的想象有一种关联，可以说解剖尸体的行为构成一副原初的场景，构成文学创作的根源，仿佛词语被召唤来言说一种原初的统合。对于郭沫若，解剖与文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医学与身体究竟再现了什么？面对它们的态度又如何？

为了提示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我将谈论以下几点，从他最早在日本期间（即1914—1926年间）撰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开始：1．文学的科学化；2．身体、疾病与医学，作为隐喻来运用；3．解剖学。

一

郭沫若在日本开始创作小说的时期是在医科的领域里度过的，这个时段的作品有《残春》（1922）、《漂流三部曲》（1924）、《落叶》（1925）、《叶罗提之墓》（1926）、《曼陀罗华》（1926）。这些小说与郭沫若生平传记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尤其是关涉到他与“安娜”（Anna，佐藤富子）的生活。

在这些小说作品里，郭沫若把他对于身体的再现以及对于身体的叙述加以医学化或科学化。小说中的叙述者、人物和作者的形象，均把握一种医学的知识。他们可谓是描述病情的专家：他们都可以明确地描述身体的、心理的疾病症状，为疾病作出诊断，讨论病情案例。这也证实了郭沫若所具有的医学知识。这种医学的知识尤其表现为对于西方的、科学的医学术语的运用。正如郭沫若在其自传中所记录的，一个在日本读医科的大学生，要修英文、德文与拉丁文（外语在此是科学的同义词）。这种异国的语汇经常用原文的形式来引用，比如用拉丁文字母，穿插在汉字当中。

从这个视角来看，郭沫若作品中的叙述的医学化特征，也是对于中文的身体或汉字字体（即汉字为象征）的异国化的过程。这些医学术语也是西方现代性的符码：中国现代作家习惯于使用西方的语词、字母，或者把汉语的姓名转写为拉丁字母。这也是示范他的西方知识的一种方式。

在他的短篇小说里，郭沫若创造出对于身体的一种新再现。他容纳并引入我们上文中所谈到的这些再现方式。个体的身体承载一种固定的民族的、种族的和性别的身份。一个人的心理是以强烈的方式通过他的习惯和身体来确定的。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郭沫若还自愿地用机械的再现来描述身体的运作，以及身体对精神的决定作用。筋肉是通过神经系统来驱动的，反过来也产生心理或甚至是“宗教”的内涵。

此外，在关于身体与主体的再现中，郭沫若把这些客观化的维度与精神分析的某些面向相结合。个体被其生命冲动所驱动；在身体的空间里或平面上，投射身体主体的被压抑的内容：这就是被“力比多身体”体现的“躯体我”。他者的身体被掏空任何个体的灵魂，变成具有异化力和让人烦恼的欲望对象。所有这些再现描述了病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比如意味着“身体只是一架死尸”。

二

郭沫若的书写仿佛对心理与身体的疾病加以听诊，这代表了其小说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医学与身体作为符号或隐喻来运作，承载可能的意义的双重方向：个体或民族，主体性或客观化。

在郭沫若这个阶段的一些叙事作品里，身体衰弱的主体对应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低下。这些叙事中的几个人物都是受虐狂，被自身作为低等、弱小个体的印象所纠缠不休；相对于其所欲求的日本女人而言，他们处于从属地位，但他们却不能占有作为欲望对象的日本女人，反而被其操控。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当小说中的人物或叙述者返回中国，疾病与衰弱（尤其是儿童的衰弱）具有另一种意义：这也是象征贫穷、社会不平等、中国人与上海西方人之间地位差距的符号。疾病也是个体的内心苦闷的符号，个体被社会秩序以及传统的家庭所异化。

这些疾病深刻影响小说中的人物与叙述者，往往被描述为“神经衰弱”、“疑病患者”或“忧郁症”。我们可以识别出浪漫派疾病的影响，或者疾病作为隐喻，由比如患了肺结核的年轻女性形象所体现：这是作为感性的、忧郁的个体的原型，在孤远偏僻的地方隐居，在自然的孤寂中寻求安身之所。这也是患病女人的隐喻，由于她的生命力之热烈而被欲求。在《残春》或《喀尔美萝姑娘》里，难以抵及或遭到禁止的日本女人，正是以这种形态出现在中国男主角的梦中，作为脆弱的、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关于医生与医学的形象，郭沫若的小说呈现出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再现。医学也被指控为无用的、虚伪的。医生则是粗蛮的，缺乏人性的；他们给出的诊断并不可靠，找不出关于疾病在人或社会层面的真正缘由。

而且，科学与医学体现出社会与家庭的秩序，小说的主人公们与之相搏斗。《漂流三部曲》里的叙述者在日本研究医学，更愿意成为作家，而不是医生。他拒绝返回故乡四川，那边有提议让他到医院工作：因为这会迫使他回到家人身边生活，还有他曾经被迫娶的妻子——事实上，他在日本与一个日本女人一起同居生活。医生的生涯代表一种义务：如果叙述者接受它，就意味着他接受回到等级中，回到传统中。现代的医学与科学因而无法把患病的或不幸的个体完全解放；这种个体在社会、家庭的义务与期待自由解放的欲望之间被撕裂，比如在《漂流三部曲》里，这种欲望则是由日本女人以及他选择的文学道路所体现的。

医学也同样接纳了一种负面的意义，在其他现代文学文本里，它与秩序、压迫相结合，比如在郁达夫或鲁迅的作品里。在《沉沦》（1921）里，主要人物被他哥哥逼迫继续学医；而且，这个人物经常情不自禁地进行手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实践遭到医学的规范性话语的禁止而感到痛苦。至于鲁迅，在《呐喊》的《自序》（1923）里，他说，针对身体的医学对于治疗文化与精神的疾病是无效的。在《藤野先生》（1926）里，他甚至提示，科学也可以成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工具，尤其比如日本面向中国的态度。

最终，郭沫若作品里的医学世界带有诡异的遭到压抑的情色氛围。在《喀尔美萝姑娘》里，叙述者期待成为一位可以触摸难以抵及的女性身体的医生。在《残春》里，那个叙述者，学医学的大学生，他梦想和吸引他的护士扮演医生的角色——然而，这在双重意义上是被禁止的（由于医学的伦理，也因为他结婚了）。医院代表医学的空间，对于大学生而言，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点，对于未成为医生的人而言，也是一个性幻想的空间。但是，这终究是人们在其中受苦并死去的地点。其中的情色描写显得更加诡异。

在这个视野里，由作为叙述者的医科学生所撰写的文学叙事也与医生通常被遭到禁止的“医学愉悦”有关。把解剖刀转化为笔，使得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化成语言，从而实现崇高化。但是，郭沫若的“创造欲”是在尸体解剖房里苏醒过来的。

三

在有关医学的不同形象与再现中，解剖在郭沫若的文学想象里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解剖被文学化。我们前面提到尸体解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尸体解剖也同样作为文学诡异元素（与骷髅的形象相关联）；解剖的范式也是引发象征性的断裂体验的起因。

让我们再回到小说《骷髅》。一具碎片的尸体场景促使郭沫若在1912年产生创作的欲望；这也正是在1932年的自传叙事里引起他回忆的元素。《骷髅》讲述的对象是：一具被解剖的尸体对作者郭沫若以及虚构作品里的叙述者的吸引；罪犯对他所偷窃的女性尸体的着迷；叙述者对偷窃的骷髅上的女体刺青的着迷。郭沫若的自传性文本表现出在不同层面之间的镜像游戏，其中每一个层面都实现另一个层面，让我们回溯到最初的层面：郭沫若对尸体的着迷遭到压抑，但对于这尸体所再现的一切尤为着迷。因此，这对应关于书写的欲望（郭沫若讲述，他在取出大脑中的神经时所体会到的愉悦——取出灵魂的意象，如同探求意义？）

遭到压抑的欲望也是对于一体统合、记忆、书写的欲望。他在骷髅上取回的女体刺青，如同在自传性叙事里找回曾经丢失的叙事《骷髅》、关于过去的叙事——自传性书写是对于他过去的重新组织，创造出一种前后连贯一致的故事。把刻有刺青的皮肤还回到尸体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把客观的、科学的身体转化为一个文本，在书写时实现欲望的一个平面（这通过刺青的意象来表达），这使得他通过解剖来重组被毁灭的身体——实现找回一幅原初的场景，一种颠覆，（“颠覆是书写的运动本身：死亡的运动”，雅贝）。

在郭沫若的一些文本里，再现了“撕成碎片的身体”（拉康），等待被重新统合。在《鼠灾》（1920）里，主要人物这样描述：“他的脑筋好像有张布包着，同他的胴体断了缘的一般”。在《未央》（1922）里，人物发现“他的‘神’，已经四破五裂，不在他的皮囊里面了”。这种分裂的意义是通过在郭沫若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基督殉难的形象来表达的，被赋予了与亲人、故乡远离的背井离乡的意义。

在郭沫若的短篇小说《曼陀罗华》里，也包含有关解剖学描述的另一个例子：法医学视角的考察。叙述者参与他朋友儿子的尸体解剖的过程；那孩子在不太清楚的情形下死亡。死亡与胃病的问题相联系，但又与父母的忽视有关。医生切割尸体，取出器官并且称重；他逐渐地用德文评论他所进行的操作。最终，他给出诊断；但是学习过医学的叙述者，并没有被诊断所说服。

我们看到从事解剖的医生可与作家的形象相媲美。两者所进行的实践可谓是类似的：他们都掌握从西方引入的医学话语以及分析性的方法；他们生产出一段故事，来解释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们的叙述立足在两种不同的方法基础之上：医生切割尸体，讲德文；作家进行一种综合，用汉字书写。被肢解的孩子尸体，用解剖的方法被度量，是关于根源与现实的一种隐喻。而且，医生没有能力带来一种解释。虚构的书写探求在文学的领域转化医学的话语与再现，以便重建世界的秩序、言说真实。

把医学文学化的过程，是通过把解剖转化为一种诡异志怪的元素来进行的，正如在《骷髅》里的情况。在郭沫若的叙事作品里，骷髅的形象与碎片化、声音、书写的词语相结合。在《牧羊哀话》（1925）里，小说人物梦到正在跳舞的一些骷髅（或许联想到歌德的一首诗“死者的舞蹈”[Totentanz]）要来把他斩首。

在《月蚀》（1923）里，小说主要人物的妻子讲述了一个梦：一些骷髅来宣告，他们家的房子有鬼魂萦绕。她的丈夫，即小说中的叙述者，如此诠释这个梦境：那些骷髅正是他们清贫生活的寓言——他们两人与孩子们都是清瘦的。但是，妻子却梦到，叙述者（作者的形象）变成尸体，并且说他想读书。最终，叙述者把这种类型的梦的书写描述与胡适的体量庞大的书写生产相比拟。当然，这是为了嘲讽胡适，但是，尸体作为叙述的述体的形象来使用，正如意义缺席的符号。

四

身体的再现很明显构成一种汉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汉语书写的素材库。通过解剖的再现而得到象征化的断裂，也可以在一种文化的质疑视野里来理解：汉语的字体可以包容或者表达怎样的新意涵？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当保存他们原有的字体（汉字）还是加以改变（转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汉语的字体现代化？如何把书写的素材库与汉语的语言糅合？换言之：如何使用医学的范式，作为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的符号？如何把它运用到汉语的字体、身体之上？

在上文中，我提到在中国现代的文学文本中也有使用拉丁字母的用法（也包括使用古希腊神话或西方作家的姓名）。这些语词在字面上摧毁了中文文本的单一平面，并在民族的字体（汉字）里引入一种异域的字体（拉丁字母）：它们切割、撕裂汉语字体的机体统一体。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中国叙述者，表示正在书写，引用德文词，如同解剖的医生用德文评论他自己的解剖操作。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具体的视觉经验，对于作者而言，则是文化的、身份发生断裂的体验。

笔者认为，解剖作为医学的体现，象征了对于传统的摈弃，也就是说，对于古典文学中对身体的再现。而这种摈弃是用切割汉语字体的解剖刀的形象来表达的。这道刀痕，使人可以理解郭沫若面对医学、从域外引入的现代性的含混态度。

正如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一样，郭沫若探求在叙事里吸纳异国字体以及身体的另一种方式。对于这些作者，只有文化与文学可以带来一种解决的办法。问题在于了解是否需要把现代的医学文学化，或者把对应文化问题的中国文学医学化？我们看到，这关涉到一种翻译的问题，从一种书写体到另一种的过渡（我们可以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翻译的问题，不仅仅作为身体范式的翻译，而且也作为对句法形式或国外诗律形式、意象、语词的翻译）。

对于医学的部分拒绝，对于其负面的、令人扰乱的维度的再现，却是悖论性的，因为郭沫若把这些再现医学化，他同时把医学转化为文学。或许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有放弃医学，他的耳疾是一方面因素，但所有以上申述的理由也未尝不是一种源头。

作者简介：藤田梨那，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
《結核死亡数および死亡率の年次推移》，『「結核の統計」資料編』，疫学情報センター，結核予防会結核研究所編。
近藤宏二：《青年と結核》参考，岩波書店1946年。
《留学生鑑》1906年，東京啓智書社。
1920年2月15日田漢宛て書簡参照，《郭沫若全集》第15卷《三叶集》所收。
《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64页。
Rene Dubos，『健康的幻想』（Mirage of Health），田多井吉之助訳，紀伊国屋書店1988年，p186。
Susan Sontag，『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p13。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102。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p73。
《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收，p40。
同上，p41。
《残春》，第28，29，31页。《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批評与夢》，第236页。《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残春》，p31，《郭沫若全集》第9卷所收。
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p21。
作者简介：宇乐文（Victor Vuilleumier），现任教于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LCAO，Paris 7），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法国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Paris）成员。
参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参见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人之一体，读《素问》，考名堂；《全体新论》不知也，外国有人身全体，一见则立明矣。”
参见吕澂与陈独秀：《美术革命》与《独秀答》，载《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近年西画东输……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海上画工，唯此种画间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则比比皆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
参见Frank Dikoetter Frank，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 ＆ Co.，London 1995.
参见 Andrea Carlino，Les fondements humanistes de la médecine（“医学的人文主义根基”），载Andrea Carlino，Alexandre Wenger（主编），Littérature et médecine，approches et perspectives [XVIeXIXe siècles]（《文学与医学，方法与视野》[16—19世纪]），Droz，Genève，2007，第19—47页。
参见 Jean Starobinski，L'Œil vivant II，la relation critique（《灵动的眼睛II，批评的关系》），Paris，Gallimard，1970，第230页。
参见 Andrea Carlino，“医学的人文主义根基”，见前引书。
在《忏悔录》里，卢梭描述他自身生病时的身体症状，并讲述他在童年时代读过几本医学书后如何尝试对自身作以诊断。他也讲述他曾经尝试学习解剖学的知识，但后来对此感到恶心。参见Rousseau（卢梭），Les Confessions（《忏悔录》），（第6章），Paris，Gallimard，1995，第314页。参见Anne Vila，Somaticizing the Thinker：Biography，Pathography，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gens de lettr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载《文学与医学，方法与视野》（16—19世纪），见前引书，第89—111页。
在《爱弥儿》里，卢梭认为医学是无用的，而且最好不要阅读医学书籍。参见 Rousseau（卢梭），Emile ou de l'éducation（《爱弥儿或论教育》），第1章，Gallimard，Paris，1995，第106—108。
卢梭的《忏悔录》早在1910年代已被翻译成日文（堺利彦訳：《赤裸の人：ルソー自伝》，丙午出版社，1912；石川戯庵訳：《懺悔錄》，大日本図書，1916）。因此，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机会先读到日文版的《忏悔录》（中文版1920年代末才首次出版）。关于郭沫若对医学的含糊态度，也可参见《漂流三部曲》（192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参见鲁迅：《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鲁迅：《摩罗力诗说》，《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第100页。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2页。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3页。
参见郭沫若：《残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参见郭沫若：《Löbenicht的塔》（192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参见郭沫若：《秦始皇帝将死》（1935）与《楚霸王自杀》（1936），《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88与196页。
参见郭沫若：《残春》或《喀尔美萝姑娘》（1925）。
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参见郭沫若：《圣者》（192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参见郭沫若在《落叶》与《漂流三部曲》里所叙述的情形。
在原文中使用英文。
参见[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La Maladie comme métaphore（《疾病的隐喻》），M.F．de Paloméra译，Paris，C．Bourgois，1993。
参见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参见郭沫若：《漂流三部曲》，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参见郭沫若：《曼陀罗华》（1926），《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参见Larissa Heinrich，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Ann Arbor：UMI，2002，第184页。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参见Gérard Danou，Le plaisir médical ou le ‘jeu du docteur’ retravaillé par l'écriture（“医学愉悦或由书写重新加工的‘医生的游戏’”），载Le corps souffrant，littérature et médecine（《受苦的身体、文学与医学》），Champ Vallon，1997，第223—236页。
参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Gérard Danou，《受苦的身体、文学与医学》，见前引书，第224页。
Edmond Jabès，Le Petit Livre de la subversion hors de soupçon（《在怀疑之外的颠覆性小书》），Gallimard，Paris，1982，第7页。关于真实的再现实现一种被禁止的（因而也是被欲求的）行为，也许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一种断裂、在世界的秩序里的一种撕裂——正如解剖学家切割并撕裂身体的整体。但是这种象征性的粗暴的毁灭对于任何创造行为也是必要的。
参见Jacques Lacan，Le stade du miroir（“镜像”），载 Ecrits I《拉康著作集其一》，Seuil，Paris，1999，第92—99页。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9页。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1页。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参见鲁迅：《墓碣文》（1925）《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
参见[法]列维纳斯关于被书写的身体与文字的论述。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A L'heure des nations（《各民族的时代》），Editions de Minuit，Paris，1988，第52页。
参见鲁迅：《复仇其一》（1924），《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