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湾”奇遇
●陈惠芬惊呆了：大办公室里，居然有几十个人。而她的办公桌椅，竟然是两人共用。
●看着面前的求职申请表，一股无名大火在心底熊熊燃烧：我是打工仔吗？我是来求职吗？
那一天，她是独自前去报到的。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的90年代初期，身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且毗邻上海的昆山市，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热情招商，吸引了数千家外资及台资企业入驻。一时间，凤凰来归，蔚然成风。而这些企业中，尤以台资企业为主，约占90%。
昆山，成为中国大陆台商最集中的地方，由此被称为“小台湾”。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第一个落户昆山的大型台资企业。
沪士电子创始人吴礼淦先生，原籍湖北天门，1942年生于上海，在黄埔江边度过童年，父亲是当时有名的“棉花大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舅舅用腋下夹住他，惊惶失措地爬上飞机，逃往台湾。大陆，留在他脑海里的，是一片破败和恐慌。
吴礼淦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留学美国，对电子通信尤感兴趣，钻研颇深。1978年，他和夫人一起在台湾高雄市创办楠梓电子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双面和多层高级印刷线路板的制造和加工。
经过十多年奋斗，楠梓公司终于成为台湾一家著名企业，并于1987年上市，在国际上渐有名气。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国共两党的默默推动下，两岸关系悄然冰释。加上思乡情切，叶落归根，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在环保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年过五旬的吴老板，把目光瞄向了大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甘苦自知，喜忧参半。难道台湾经济繁荣，重视环保之后，涉嫌污染的企业就应该向后发展的大陆地区转移吗？难道后发展地区就必然要承受这种代价吗？就像大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那样。但这是无奈的事情啊，这是后发展地区的被动和代价啊。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宿命吗？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本书不表。
但是，楠梓的回归之路并不顺畅。由于楠梓集团在台湾颇具影响，且是上市企业，台湾当局限制迁移。鉴于此，吴礼淦先生毅然决定主动撤出楠梓，用另一笔资金在香港重新注册一家公司——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决计返归故乡。
沪士者，吴氏也。
1992年，他在大陆考察了几个城市之后，最后选定昆山——在城区东南面的一片油菜花田里创业。
关于这其中的故事，著名作家杨守松的长篇报告文学《昆山之路》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沪士电子正式注册后，第一期投资规模即达3600万美金，这是当时昆山市投资额最大的台资企业。
作为台湾地区来大陆投资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沪士集团落户昆山后，受到江苏省、苏州市和昆山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自然，从规划之日起，沪士电子就定位于国际一流企业。其设备全部从日本松下、日立公司进口，产品全部外销。第一批操作工，经过精挑细选，全部是来自大陆各地的大学生或职专生。上岗之初，完全按照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管理模式，进行军训。每一个关键岗位，全部由台湾人亲自把持，俗称“台干”。
1995年，沪士电子正式投产，月营业额3000万元。仅仅一年之后，月销售便接近一个亿。员工人数更是从最早的300人，迅速增加到800人，1000人……
到陈惠芬进来时的1996年底，公司已经拥有1200多名员工。
毋庸讳言，沪士电子集团是一家典型的家族式台资企业，其高管和中层干部均为台湾人，对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更是实行日本式和台湾式的严格管理。
董事长吴礼淦，由于自小生活在台湾，又在美国留学，且多与欧美企业打交道，所以对大陆的社会管理体制，特别是风土人情，缺少深层了解。前些天，当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的负责人向他讲明要派驻党支部书记并建立工会组织时，他马上怔住了。
开发区党工委负责人告诉他，这是政府维护外商及台商根本利益的一项长期政策，也是大陆特色。他的心里仍是半明半昧，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大陆的很多事情，他一知半解地听说过。说实话，对大陆很多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他不敢恭维。对大陆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他也感到匪夷所思。他或许认为，官方派遣党支部书记，是在安插私人，甚至是在安插底线吧。
在他的心目中，大陆企业里共产党组织的形象和作用，甚至还停留在国民党在过去宣传中的模样，即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专门发动工人，搞游行，闹罢工，甚至进行破坏。而工会组织，作为替工人争取权益的独立机构，在台湾地区、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企业里，与投资者是“对立”关系，类似反对党，并不受资方欢迎。
他是一个纯正的企业家，专心于企业和技术，对党派和政治不感兴趣。所以，身为一家享有国际声誉的上市公司老板，虽然台湾一些高层人士曾经多次试图劝说他加入国民党或民进党，但他都没有答应。
所以，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对于中共给自己企业派驻党支部书记这件事，他内心是抵触的。
所以，当陈惠芬前来报到时，他的态度是冷淡的。
他静静地看着陈惠芬，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后，便让自己的特别助理徐汉忠领着她，去找主管副总经理李明贵，办理相关手续。
李明贵是一名国民党党员。
他1957年生于台湾屏东县，台湾大学金融系毕业，后服兵役，期间加入国民党。退伍后，他跟从吴礼淦先生创业，同心协力，形影相随，被称为吴的干儿子。
李明贵高高的个头，机警的眼光，有一种台湾人特有的精明与孤傲。
他冷静地看着陈惠芬，问：“你们的党支部书记是干什么的？”
在台湾社会生活中，建立和加入党派组织，是私人信仰，官方和企业方面不加干涉，但在企业里公开建立党组织是不允许的。因为所有人都是我的雇工，大家是来为我创造利润的，在工作时间不得有任何别的活动。不仅不提供场地，而且还会因为耽误工作时间，而遭解雇。虽然大陆方面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在大陆是执政党，在企业建立党组织是为了更好地与资方沟通，从而保证企业顺利发展。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会问：这是否国际惯例，有无法律依据？如果能建共产党的支部，那么能否建一个民进党的支部，或国民党的支部？
另外，如果在企业内部建立中共党支部，他们担心在台湾本土的人缘关系会受到影响。
陈惠芬客气地微笑地回答着，解释着。但对方，没有多少兴趣。
李明贵淡淡地说：“我出生在台湾，不了解这些。”
说完，拿起电话，叫来人力资源部经理。
陈惠芬被领到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几十个人，大多是司机和勤杂工。
人力资源部经理是一位台湾人，客套的职业微笑之后，照例是严正的冷静。他指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说：“这就是你的办公桌，和陈师傅共同使用。”
陈惠芬惊呆了：居然是两人共用一套办公桌椅。
同桌的陈师傅名叫陈惠珍，是一名女司机。陈惠珍冲她点点头，伸出手，表示欢迎。
陈惠芬的脸上仍是微笑，心底却已坠入黑夜里。
她马上告诫自己，批评自己。于是，她强忍着自己，冲着人力资源部经理笑一笑，又冲着大家笑一笑，特别是对自己的同桌，说：“好啊，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好像是姐妹，看来是缘分啊。”
这时，人力资源部经理拿出一张“工作申请表”，让她填写。
她简直气极了，我是来找工作的吗？
她再次强忍住怒火，微笑着问：“我要填写吗？”
经理严肃地说：“是的，必须要填！这是公司的规定。”
她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经理，看着“工作申请表”。那完完全全是一张打工者的求职申请表，各种表格里除了求职者必须填写的信息，最明显的栏目，就是询问打工者意愿，希望上“小夜班”还是“大夜班”？“希望待遇”是多少？等等。
陈惠芬当年填写的工作申请书
看着这张求职表，想着一张张冷面孔，一股无名大火在心底燃烧，浓烟滚滚。她有些坚持不住了。
头晕目眩，心乱糟糟。纸面上的文字像一群蚂蚁，乱窜乱爬，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她慢慢地说：“对不起，请让我想一想。”
说完，她走出屋门，走到楼外的阳光下，面对墙壁。她的泪水下来了，满脸。自从十年前母亲去世后，她从来没有这样伤心地流泪了。
她后悔了，她骂自己太不成熟，太感情用事。
她哭着给丈夫打电话。丈夫是另一家企业的人事科科长。
沉默了一会儿。丈夫说：“既然选择了，就面对吧。干不了就退休回家。”
陈惠芬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曾在昆山县二中担任播音员。
1970年，正准备读高中，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迫中止了学业。她的父亲在1949年前开木匠铺时，曾有过雇工，被划为“小业主”。那是一个讲究出身和成分的年代。
她不得不到昆山卫星厂当学徒，制作广播喇叭和变压器。后来，又调到昆山电线电缆厂，搞质量检验。后来，她开始自学高中课程，拿到昆山中学高中文凭。
1986年，昆山热电公司开始筹建。
由于工作认真，写字漂亮，她被抽调到公司办公室。
当时，管道煤气刚刚启动，居民大都不情愿安装，公司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煤气入户。她主动承担任务，深入到各个居民小区中，一家一家敲门，询问对方哪个单位，讲解安装煤气的好处。半年时间，竟然预收了60多万元的煤气安装费。
她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公司上下赞誉。
在此期间，她入党了，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1993年，她又被提拔为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