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与玫瑰
CHAPTER 1
奥黛丽的童年生活似乎从未与“安稳”二字相关。
如果说父亲的出走只是给予了她情感上的打击，那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的日子，则给奥黛丽在精神、物质上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她在战争的硝烟里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成长为一个坚毅的少女。
而在战火中成长的每一步，都像美人鱼行走在刀尖上一样，让她在痛苦中蜕变。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拉开了序幕。
听到战争的消息时，奥黛丽正和母亲艾拉在英格兰海边度假，听闻战争，她们踏上了前往荷兰阿纳姆的飞机。荷兰是一个中立国，没有人认为它会卷入战争。
此时的奥黛丽不知道，自己前往的阿纳姆也并不能给她一个安宁的未来。她们在那里度过了短暂愉快的半年，刚刚失去妻子的外祖父欣喜于女儿艾拉的前来，也给予了奥黛丽足够的爱意和关注。她在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的爱，在母亲那里没能弥补的冷漠，都在外祖父这里得到了宽慰。
不夸张地说，外祖父承担了少年时期的奥黛丽所需要的父亲的角色。
1939年的圣诞节，大概是最美好的回忆。虽然外部战火纷纷，但阿纳姆的住所中依然弥漫着安宁与幸福，许多人和奥黛丽一起度过了这个节日。其中也有奥黛丽极为崇敬的亲舅舅——他是一名热爱和平的法官，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此刻还在与奥黛丽庆祝圣诞节的舅舅，在三年后，就与奥黛丽的表兄一起被纳粹抓捕，枪杀在他们的面前。
战争终究还是捣毁了这个和平的角落。
CHAPTER 2
而彼时的荷兰人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们大多数还对战争无法感同身受，只缩在安宁的一隅，希冀着能保护这仅有的和平。
直到1940年的5月，德军正式进攻荷兰，轰炸了鹿特丹。这个百多年间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长期维持中立的国家没有多少抵抗的能力，很快就投降了。
德军的卡车开进了阿纳姆，一切都开始变得更加糟糕。
一开始还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只是对物资管理得更加严格。一切德军可能需要的生活用品，都变得紧俏起来，必须通过分配才能拿到，因为多余的物资都将被征集起来，送往军队中。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紧巴巴的，而原本这是欧洲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大家都过着祥和富足的日子。
如今在战争中，他们也只能选择忍饥挨饿，或者做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了——譬如砍伐公园的树木来取暖，或者搜刮那些没有人住的空屋子，以期获得一点儿有用的东西。
物价飙升，粮食成了战争时代最为重要的物资，而奸商们则开始倒买倒卖，贵重的财物在他们那里甚至换不来几个面包，一条昂贵的珍珠项链，甚至都不能让一个人吃饱两顿。
即便身为贵族，奥黛丽的外祖父一家也很难在战争中保住自己的财富。财产都被充公了，仅剩的一些首饰珠宝，也为了维持生计而廉价变卖。
但这都不算是最令人恐慌的，如果金钱能够买来活下去的机会，相信没有人会吝啬自己的万贯家产，但有些时候，生命就是这样脆弱，尤其是当它拿捏在别人手中时。
站在生与死的边缘，年少的奥黛丽过早地见识到了残酷的战争，这对她未来的一生都影响深远。
占领阿纳姆的德军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战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流血和牺牲。
一开始，他们向反抗入侵的人们挥起了屠刀。当时阿纳姆所有的通信方式都已经被德军控制，一旦有人表达对德军的反对，就有可能被德军逮捕。艾拉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的意见，但她的一位兄长和堂弟，就因为表达了对纳粹的不满和对德军的反抗，被判处了死刑。
没过多久，德国人又开始“清算”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犹太裔的学生不能上学了，学校里也不能再聘用犹太裔的老师，而这只是个开始。等到1942年，犹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德军集中营。
犹太人被逮捕的场景深深地烙印在奥黛丽的回忆当中，一直到许多年之后，她还对此记忆犹新：
“……一家人都会被拖入灵车，那其实就是一种木制的货车，人们只能坐在木板上，所有人的脸都朝向外面，就那样看着你。”
这样的场景永远地留在了奥黛丽的脑海里，她仿佛一直能看到犹太人焦急绝望、茫然无措的表情，或是听到他们惴惴不安的哭泣声。尽管那时候她才只有十多岁，但人性的残酷已经在她面前展露无遗了。
为了安全，她甚至一度改换了自己的名字，将母亲艾拉的证件稍微修改，变成“艾达”，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因为“奥黛丽”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荷兰实在非常少见，而少见就意味着危险。
不论是被当成犹太人还是被看出是英国人，对这个年少的女孩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CHAPTER 3
1942年，这一年在奥黛丽的人生当中意义非凡。在不久之前，奥黛丽参军的大哥亚历克斯失踪了，虽然后来他们知道，他在荷兰投降后被俘虏，机智地趁乱逃脱并一直躲藏到了与他们重逢，但在当时，他们都以为亚历克斯死了。
而这一年，幸运没有降临，二哥伊安作为年轻又英勇的反战人士在阿纳姆的街头被逮捕，送往德国做劳工。
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最终都活了下来，而奥黛丽所崇敬的舅舅与表哥却没有等到曙光的降临。
这一年的夏天，因为荷兰地下军的反抗，德军彻底被激怒了，他们开始抓捕对纳粹有意见的平民，舅舅和表兄以及当时的邻居，被枪杀在他们家人面前。
那是曾经给予她关怀的人，是她们在战时所依赖的亲人，却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每当奥黛丽谈论起德军对犹太人施加的暴行，对自己的亲人施加的折磨，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都是真的，一切比你想象得更加残酷。”
因为她知道，没有经历过这样苦难的人，很难想象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地狱般的场景和经历。
惶恐不安伴随了她整个年少时期，她常常会担心自己是否也会突然失踪，或者像自己的兄长一样被安排去做劳工，抑或像舅舅一样失去生命。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着，恐惧着，那一年她才只有十二岁。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这种极端的恐惧，经历过无数次在生死之间的思考，人才能迸发出莫大的勇气和信念。荷兰，这个国家曾经因为未经战火而变得软弱，所以几乎未曾抵抗就宣告投降；但荷兰的人民也因为经历了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显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韧性，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越重，他们反抗得就越激烈。
奥黛丽和自己的兄长一样，也在反抗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恐慌逐渐演变成无所畏惧的勇气，正因为曾经看着自己的亲人被纳粹杀害，所以在危难时刻表现出镇定，正因为在战火中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才开始无畏生死。
没有人天生就可以从容不迫，任何人的淡定都源于他们的阅历，正因为经历过这世上最残酷的事，见识过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才让奥黛丽在之后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宽宏、冷静、勇敢和从容。
她早已经历过这世上最大的恐怖，也就无畏其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