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与陈寅恪

冼玉清与陈寅恪

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提到陈寅恪人生最后岁月里的两位重要女性,一是跟了陈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黄萱,一是同为广州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的女教授冼玉清。

冼玉清生于一八九五年,小陈寅恪五岁。她原籍广东南海县,但出生于澳门。她十二岁入澳门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跟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驱陈子褒学习,并深受其影响。冼玉清说:“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尽管如此,年轻的她仍不乏追求者,听秦牧说当初有位相当有名的教授曾追求过她,但冼玉清曾赋诗笑谈其事,其中两句是“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话说得相当决绝。

冼玉清二十一岁时,由其父送她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St.Stephen's CollegeforWomen)读英文。两年后转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读书,又两年毕业,升入岭南大学文学院,一九二四年毕业。次年起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

冼玉清除了是位著名学者之外,还是位杰出的女诗人、女画家。一九二九年在翰林学士江孔殷(霞公)、岭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杨寿昌的引荐下拜见岭南诗宗黄节(晦闻),她回答黄氏作诗之法,颇为黄氏所赞许,更常读其《蒹葭楼诗集》,以学习诗法。同年十月冼玉清复见黄晦闻于北京大羊宜宾胡同之“蒹葭楼”,并以其所作《碧琅玕馆诗集》呈览,黄氏批曰:“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其意要其“务去陈言”,追求“真切”。是月,冼玉清也拜谒诗人郑孝胥,并呈上诗稿,郑氏题曰:“古体时有隽笔胜于近体。”

一九三七年夏,冼玉清以《碧琅玕馆诗集》呈给当时客居故都北平的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散原老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其“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足以推见素抱矣”。并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不久,北平沦陷,陈三立日夜忧愤,拒药治病,后竟绝食五日,于同年九月十四日以死殉国。

一九四一年陈寅恪受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许地山之邀,任职客座教授,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当时港大停课,陈寅恪生活极其困苦,正如他诗中所云:“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当时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四十元港币,虽然陈寅恪没有接受,但雪中送炭之谊,铭感五内,无时忘怀。当一九六五年冼玉清逝世后,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寅恪受陈序经校长之聘,来岭南大学任教,在北门码头上迎接陈寅恪一家的队伍中就有冼玉清的身影。同年九月冼玉清出版《流离百咏》诗集,并赠之陈寅恪。陈氏为题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一向“以诗证史”的陈寅恪,无疑地视冼玉清的诗作有“诗史”的另一种含义。

一九五〇年一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郊游,即游览清代名胜漱珠岗纯阳观,该地距离岭南大学仅四里,是当时许多诗人咏梅之处。陈寅恪写有《己丑仲冬纯阳探梅柬冼玉清教授》诗云:

我来只及见残梅,叹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冼玉清以《漱珠岗探梅次陈寅恪韵(己丑仲冬)》和之: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凭谁讯落开。

铁干肯因春气暖,孤根犹倚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烟剩冷灰。

谁信两周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一九五二年二月陈寅恪有《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三绝句,其一首云: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冼玉清治学严谨,其研究侧重史学,又以考据、艺文、人物为主,毕生致力于岭南文化历史人物的发掘与系统研究,开一代之风气。陈寅恪以曹溪六祖慧能南派禅宗作喻,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二首云:

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

此诗陈寅恪用了他最擅用的“今典”,陆键东就指出:“其时,新编的中国历史‘简编’一类的书籍在文化界大行其道,并成一统天下之势。陈寅恪连用‘桀犬吠尧’‘信口雌黄’两典贬之,直见电闪雷鸣之色。”陈寅恪痛骂了当时修史的“应时”之作,也同时肯定了冼玉清的著作自有见地,“文章羞与俗雷同”。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逢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予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云:

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冼玉清何其有幸得到陈氏父子两代人先后题匾及写联。

一九六四年冼玉清到香港治病,留港约十个月,当时好事者却谣言满天飞,说她“逾期不归”,必定已经“逃港”了。殊不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遗嘱,将自己多年持有的香港股票全数捐给广东有关医院。同年十月她带着十万捐款返回广州,陈寅恪写了《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其一云: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给予冼玉清“同情的了解”,并褒扬她的一身正气。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冼玉清病逝广州,幸运的是她没有遇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反观陈寅恪却在四年后,在目盲足膑之下,被红卫兵活活整死。一代史学大师晚年“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胜唏嘘!

冼玉清宁守孤寂,不谈婚嫁,兀兀穷年,专心致志做着补史证史的工作,这和陈寅恪的研究何其相似,他们在剧变的时代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寄托,虽然这段患难之交只经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但却带给两人无限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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