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先驱张竹君
谈到中国的女权先驱者，以及早期革命党内的女英雄，张竹君实在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张竹君（1879—1964），是广东番禺人。她的父亲是三品京官，家里十分富有。据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一文说：“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半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局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一八九八年张竹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之南华医学堂，留医院任医生两年。一九〇一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任院长，开国内女界创办医院之先。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产物，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民国十二年（1923）后，北平、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而张竹君则早在民国前十二年（1900），已经从事提倡女权的工作，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同时，她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可见其眼光之独到。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辛丑（1901，即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间，女医师张竹君在河南（广州地方）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儒三人赞襄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又说：“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胡汉民因与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其争权之法，“不外求学”，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一九〇四年四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合群”的方式摆脱男性的压制。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同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警钟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强和独立，她说：“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芟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旧道德观念，但她却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据她后来跟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外出，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篼。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姿势，本来很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市街，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人见着，多目逆而送，或者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而处之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士装鞋，妇女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篼（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克强）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汉去会晤黎元洪，并会同其主持一切，黄氏感到最困难的便是交通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清朝及袁世凯势力之下，敌人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黄氏不能不慎重将事。结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氏化装为医生的助手，加入她所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借以逃避敌人的耳目。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笑地引以自豪。事实上黄兴对于她那一次的襄助，也是十分感激的。
最初，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终日为事业奔忙，故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忘了。到她已成半老徐娘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其实在她年轻时是有过罗曼史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因事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遂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每次福音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未几马赴日求学，尝作《张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虽然没有结婚，但她却有儿女绕膝，共叙天伦之乐，而这些儿女们都是她领养的孤儿孤女。三十余年来，她对他们视如己出，尽心地去教育他们。晚年的张竹君在上海也的的确确做了不少造福社会的事情。至于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又是那样严正不阿，功成不居，以及她悲天悯人的胸怀，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志节，都是值得我们钦佩与敬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