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顺风而呼
一
罗家伦是第一个提出“五四运动”[51]的人。他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母校：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52]
胡适与北京大学的关系，有各种版本演绎，但史家顾颉刚的版本最好。1946年12月18日，顾颉刚在给张静秋的家书中，写到了17日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北京大学四十八周年校庆聚会上胡适的讲话：
首请胡校长致词。他首讲一件巧事，原来他的阴历生日（十一月十七日）是和蔡孑民先生同一天，而他的阳历生日（十二月十七日）又是和北大校庆同一天。天下有这等巧事，怪不得该做北大校长了。他又说，他在美国读书时，做了一篇《诗三百篇言字解》，寄给章行严，行严把它介绍给陈独秀，独秀又把它介绍给蔡先生，蔡先生一看就请他任教授，兼文科学长。他辞了学长，做了教授。从此以后，他专心治学。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爱才，说不定回来做报馆记者，也说不定做了小政客，所以这是北大的恩惠，应当报答的。他又说，他刚到北大，蔡先生请他任中国哲学史的课，一个留学生讲中国东西，是不能得人信用的，但他年轻胆大，竟答应了。上课之后，才知班上有许多比他读书多得多的人，像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罗志希等等，逼得他不能不用功，于是晚上常到两点三点才睡，这也是北大对他的恩惠。至于一班同事，像钱玄同、马幼渔、朱逷先、沈兼士等等，也是鼓励他，送材料给他，使他做成许多事，这也是北大对他的恩惠。他对北大负了许多债，所以这次命他长校，他不敢不应，为的是还债。一番话说得十分诚恳，得大鼓掌。[53]
这就是所谓的机会。
我研究传记，写作传记，深感造就人文学科的一位大师需要天分、勤奋、机会、健康、长寿五项基本元素。而数学、物理学、计算机领域，那是和武林一样，要自古英雄出少年的。
1917年7月，胡适应陈独秀之约，自美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了他一生最初的辉煌。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时运和机遇，即陈独秀、蔡元培闯入了胡适生活之中，并充当了一个文化中介，使胡适的文学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想从彼岸投向了祖国——生根、开花、结果。
《新青年》的盟主，老革命党人陈独秀也是安徽人，1897年8月，他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时，结识了从绩溪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的汪希颜。陈独秀回皖后，又结识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1902年3月，陈独秀自日本回国，在南京通过汪希颜，认识了陆师的章士钊和赵声。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汪孟邹主持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办起了《安徽俗话报》，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胡适在上海求学时，通过许怡荪、程乐亭、程士范、胡祖承等同乡，结识汪孟邹，并在汪孟邹引介下读到了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胡适赴美留学后，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汪先是约胡适为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撰文，1916年，又约他为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写稿，并将该杂志如期寄往美国。1916年8月，正当“文学革命八条件”成熟时，胡适收到陈独秀寄来的信和《新青年》。8月21日，他复信陈独秀，对其“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见解表示赞同，但对该杂志上登谢无量的律诗用死文字颇为反感，并尖锐地指出：今日文学腐败，“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54]。接着胡适把与诸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向陈独秀作了陈述。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正欲求在文学上找革命的突破口，读了胡适的信后为之欣喜，并来信催促胡适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55]
生性宽容、处事谨慎的胡适，吃过1915年春反对中日之战的“公开信”的苦头，这次发动“文学革命”，虽然胸有成竹，但在美国的朋友反对声中，他胆子小了，态度也变得谦虚、温良了。所以，“革命”的义旗在国内打起时，换成了“改良”。这面旗帜，在激进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看来，显然不够鲜明。
他推波助澜，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犀利的《文学革命论》，其中最为明确的宗旨是：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56]
陈独秀最后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按，指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57]
胡适读完陈独秀的革命宣言后，为其灼热的言辞，积极、坚决的态度和《新青年》这块可喜的阵地所激发，甚是高兴，那种孤军奋战，力单势薄的寂寞感顿时化为乌有。但同时，他“胆小君子”的本质也显露出来——对陈独秀的过激感到不安，特写信给陈：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8]
但事与愿违，陈独秀的态度反而变得更为坚决：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
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9]
对此，胡适在后来所写的《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中称道说：“他这篇文章（按：指《文学革命论》）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整个思想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60]
随之，章太炎的高足、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也挥戈上阵，并发动鲁迅写白话小说，支持文学革命。他们是从旧阵营里反戈出来的，最了解旧学的底蕴，对胡、陈来说自然是难得的盟友，并大助其声威。钱玄同和陈独秀一样，言辞激烈，掷地有声，使“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难以招架。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走向高潮。也就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讨论文学革命之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以招揽良师为改造旧北大之开始。
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他经汤尔和、沈尹默举荐、介绍，亲自到前门中西旅馆，拜见《新青年》主持人陈独秀，力约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整顿北大文科。陈独秀以不善教务，且正在办杂志为由，再三推辞，并说有安徽同乡胡适，思想、学术颇新，可胜此任。蔡元培当即表示，陈独秀的杂志可带到北大来办，胡适也可约请入校任教。于是，陈独秀向蔡元培谈了胡适在美国和诸友讨论文学革命之事，并说即出的《新青年》（1917年第1期）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预计文学革命之火可由此而点燃。同时还向蔡元培出示了胡适在国内所发表的《〈诗经〉言字解》等可显其旧学功底的文章。提起胡适，蔡元培便回想起在法国期间已闻知胡适的名字。当时——1914年6月10日，在绮色佳城聚会的任叔永、赵元任、杨杏佛、胡适、周仁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于1915年10月向在欧留学生正式通报。做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此自然别有兴趣。他得知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的消息后，即去信加以鼓励。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北京大学校长，13日即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要陈去信告诉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请他回北大任教。于是，陈独秀便写信给胡适，其中说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61]
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正在撰写长达9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用英文出版，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印行中文版时，译名为《先秦名学史》），4月方完稿。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答辩）时，因主考的杜威等六位教授均不懂“汉学”，看不懂胡适的论文，加上胡适这几年读书颇不安分，导师杜威对此也有不满，所以这次考试就没让他通过（此是依唐德刚之说。余英时则认为是胡适论文迟交的缘故）。这时，对胡适来说，彼岸（美国）要想拿到学位，至少还得过两年的老童生生活；彼岸（北京大学）文学、哲学、英文系教授的宝座正向他招手。博士学位和北大教授，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就舍鱼而求熊掌，选择了后者。10年之后，胡适旅美，杜威看到这位东方大弟子已蜚声华夏，驰名域外，今非昔比，乃补授他哲学博士学位。
5月29日，胡适辞别了杜威，三天之后作诗“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62]，与纽约诸友别。然后经绮色佳，过加拿大、日本岛，于7月10日抵达上海。访乡友汪孟邹时，得见北京大学催他北上的书信，便匆匆回绩溪小住。
此时正值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起义，北大几乎为此误了招生。9月21日，北大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胡适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随之开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所，自己担任主任。
二
年仅26岁的胡适，想在北大立足，谈何容易。校内文科派系林立，师承、家法森严，教师中守旧势力相当严重。严复、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提倡国粹、宣扬尊孔，而学生中傅斯年、毛子水、顾颉刚等黄侃的高足，旧学根基均在胡适之上。校外林纾等保守复古派也有一定的文化市场，反对胡适的叫声不绝于耳。
英文课对于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易如反掌。能否震慑学生，站稳脚跟的，倒是那门中国哲学史。因为新建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的第一年为陈汉章（伯弢1849—1938），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洪范”。并且，他的讲义密不示人。胡适接课后，学生中如傅斯年、顾颉刚都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哪知，他一登台，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丢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对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给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挢舌不能下”，但他们又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起风潮。慕名而至的顾颉刚听了几堂，心中豁然开朗，感到“听出一个道理来了”。便去找最敢放言高论的学生中的无冕之王傅孟真（斯年），并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去旁听了，也很满意[63]。
当顾颉刚由胡适替代陈汉章讲上古哲学史所受到的“打击”和震动而拉来了傅斯年，并从学生队伍中为胡适立稳讲坛建立了必要的基础时，胡适对中国上层文化思想界造成的影响也就开始了，并由课堂取得的成功，而加强了他从哲学史入手全面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信心和勇气。胡适造就顾、傅，同时顾、傅也成全了胡适。二者相辅相成。尤其是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使顾在晚年学者的良知和真诚复苏之后，又重温那段思想激荡的岁月，表现出对旧梦和新岸的历史感知和灵魂的深刻反省：
他又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按：实为二十六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我瞧他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后期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就对傅斯年说了。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64]
海外著名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专家余英时（安徽潜山人，其父亲余协中是胡适的朋友。他的学问师从钱穆，思想追随胡适。1954年3月1日在《自由中国》第10卷第5期刊出《平等概念的检讨》，成为《自由中国》的作者）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梁启超1890年在万木草堂初谒康有为时的内心震动可以和顾颉刚、傅斯年1917年听胡适讲课的经验相提并论。”[65]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
时余以年少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66]
站在讲台上的胡适也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67]。直到后来，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说道：
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绞断中国的哲学史；……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68]
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这种从师而后巨变的心理震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因为他们精神和学问上的导师，乃是思想史上划时代、开风气的大人物。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和傅斯年的当时情形看，顾颉刚1917年以前早已出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门，傅斯年则因家学之故及勤奋刻苦的个性已成了黄侃的高足，连胡适本人也认为这两个“学生的学问比他强”。但是，他们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有勤勉的对学问的追求，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的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的思想方法，以表现其现代意义。所以余英时指出：“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他能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69]而这种争取与被争取本身却蕴含着胡适作为“个人魅力”型学术领袖、思想导师的精神力量，并以这种精神力量为导向形成了“胡适派文人集团”，乃至以后几十年间，胡适一直作为隶属他这一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精神象征，并以此对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相应的不可低估的影响。
同时可以看到，胡适全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对中国最高学府，文化重镇造成的这种“文化震撼”实际上预示着中国由传统文化的黄昏到现代文化的拂晓已被胡适启动下的一代学子，文化新人感悟到了。因为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毛子水、罗家伦等都处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边界，具有一种“边际情境”的心理感应，胡适的出现，使他们从浑沌中清醒，迅速向胡适全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认同。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适的出现，使新一代人的文化革命性潜能被引发。因为在他之前，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教师以传统学术的规范造就学生，并未引起学生的反感和造反。尽管有像冯友兰这样对陈汉章哲学课不满，他感到“如在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头绪”[70]，但这必定只是意念上的。胡适以革命性的文化独断专行的魄力打破了传统学术范式赋予陈汉章等文化权威的地位和精神权力，使得这种权威、权力控制的新生力量得以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走出心理上的“边际情境”，跨越文化边界，告别偶像的黄昏，迎来自我意识觉醒的黎明。也正因为胡适在这场由黄昏到黎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中扮演野心勃勃的危险角色（胡适个人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一文中承认当时有学生说他是“思想造反”；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当时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71]）。所以，一旦这个危险的边际被迈过，胡适对新文化控制的权威也就确立，进而形成他学术上“超凡魅力”（卡里斯马权威）。
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这班学生和胡适有了较深的了解和沟通之后，便常到他家里，由客气的请教，到肆无忌惮的讨论争辩。因为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北大师生中，文言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人很多，而文言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罗、毛、顾等人均是后一类，他们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尤其是傅斯年，从师国学大师黄侃，并学着老师的模样穿大袍褂，拿大葵扇，原是很守旧的，在文学革命中，首先背叛严复、黄侃等导师，站在胡适等革命派一边[7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就是在和这些年轻人的讨论中提出来的。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认同胡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文学上成了胡适的和声。
继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傅斯年等人相继响应。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胡适、李大钊的扶植下，以傅斯年、罗家伦为首发起成立纯学生组织“新潮社”，并于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其成员包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谭鸣谦（平山）、顾颉刚、潘家洵等，他们在反封建、毁礼教，鼓吹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股最有朝气、最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傅、罗、毛、顾、俞和胡适交谊很深，多为终身知己和受胡适影响较深的学者，成了胡适的和声和影子。
“新潮社”同人是“五四”天安门广场大游行的组织者和核心力量。他们与胡适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师承。胡适的言行、思想对他们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直接影响。他们后来在胡适自由主义的大旗下，也是一股最基本的力量，并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傅斯年先后出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与之同时，清华园中的一批学生，则主要是受胡适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五四”这天虽没有走向“广场”，却在“五四”之后，乃至“六三”运动高潮时成为主力。其中清华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吴泽霖、吴景超、潘光旦、钱宗堡、陆梅僧、方来、段茂澜、梁实秋、周兹绪、何浩若、刘聪强、黄钰生、浦薛凤、林同济、陈铨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多进入美国的高等学府留学，几年后学成回国。胡适在《新月》上高扬自由主义大旗时，他们便逐步归顺胡适的麾下。“新月”时代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涨——“人权与约法”的展开，主要是清华园“三个火枪手”——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配合胡适而起的。胡适在“新月社”之内又组织了议论时政的“平社”，其核心人物都是清华园出身的留美自由主义分子。由此可见，胡适在五四时期掀起的文化巨浪，在北大、清华主要是通过这两批学生展示的，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一股最强劲的力量和文化建设的中坚分子。
三
得到一班学生的拥护，只能算是一只脚站稳了北大。社会上和由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北大教师中保守势力的反扑仍是十分凶猛，只有顶住保守势力的反扑，并釜底抽薪，断了对手的精神支柱，方能站稳另一只脚。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五四前后，学术研究和教学在北大这一文化重镇，形成了新旧截然对立之势。思想和方法的差异，在北大教师之中，以及其他唯北大马首是瞻的寻求学术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的各种不同方法上，产生了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明显地表现为学术上的“正统”（传统保守势力）和“异端”（现代新文化势力）。而学术上“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就是倾向于阻止新进学术的发展，并把这种“新”东西视为异端邪说。新进“异端分子”——胡适一代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对未知事物和社会是持进取的变革态度，并以开拓者的文化新人形象出现——“天才人物是坦克车头；他们闪电般地进入无人地带，然而必然留下不设防的侧翼”[73]。因此，胡适和他的战友陈独秀等在当时遭受保守势力的反扑和社会上敌对力量的攻击，也是必然的。这是一种“正统”与“异端”之战，也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冲突。五四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其独特的精神导向，呈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势。他们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从文学、思想、人伦到学术研究，乃至政治主张，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垒之势。其结果，“异端”战胜了“正统”，促使了政治、文化、社会的“转型”。这非胡适一人之功，而是经历了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时代的一代人的努力，并发散出一种群体性文化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