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汉语诗性”的复归与重建
——沈从文小说的历史回响
一 沈从文“叙事话语”的形成与解体
综上所述，沈从文最初的文学尝试以日记体、笔记体和书信体为中心，他在1924～1927年写作发表的《公寓中》系列、《遥夜》系列、《篁君日记》系列、《怯步者笔记》系列与《狂人书简》系列，即从此类当时颇为流行的文体入手，来抒写一个初入城中的“乡下人”的紧张与惶惑。他同时接受当时的“乡土文学”、“自传式小说”与民俗歌谣研究的影响，向个人、民族与乡土的深处大胆探索，又对被动地从西方引入的现代都市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和审慎的关注。由此而进，在对“乡下人”身份的自我坚执中，沈从文在“创作盛期”创造出了三种文体：“都市讽刺写实”、“乡村抒情想象”与“经典戏拟重构”，三者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样，沈从文的叙事话语也基本成形。沈从文的“叙事话语”以“爱欲主题”为核心，采用叙事者和人物不断分身变换的手段，通过异质因素的“互观”（视点问题）与同质因素的“反复”（分“延时性反复”与“叠合性反复”两种形式，分别是文本内部的节奏和相关文本之间的交织互释问题），使文本空间获得了内在的张力，和纷繁错综中的整体感。沈从文的个人伤痛记忆，也在写作的自我疗伤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
但是上述特征的形成，也隐伏着自我禁锢的开始。沈从文“创作后期”较为著名的《烛虚》、《七色魇》和《看虹摘星录》等作品实际是“创作盛期”三种类型的糅合，它们保持了对“爱欲主题”的探索，延续了初期和盛期常常出现的“叙述者”的“我”、“人物”的“我”与“隐含作者”的“我”合一的叙事策略，但是，各种因素只是松散地并置在文本中，成为一种模糊的碎片，代表着俯视人间万物渺小生命的或冷漠或仁慈的超验视角，对外在故事和具体生命形式的叙述也大大简化，不同生存体验中的内在紧张与断裂消失不见，叙述退缩到内心，完全倚重精神分析学对生命与爱欲的解释，只是“追逐-诱惑-逃避”和“隔膜-宽容”结构所支配的“客厅传奇”的反复与放大。表面上，这与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的“自渎小说”一脉相承，但其叙述角度实际已经从自我与外界的紧张对峙及其所隐含的对社会的叛逆，转变成自我在时间之流中的性漫游——追逐与逃避，外在的冲突力量蜕变为自我在时间中的分裂，而“女人”或“偶然”，不论在20年代还是在40年代，都只是被猎捕的对象，而无多少改观。当都市的受挫与乡村的怀想对“爱欲”的阐释动力都消失时，沈从文想表述一种在性爱中的自由漂流，沉醉在“偶然”与“必然”两种抽象范畴之间，显示出一种内心分裂的征兆。这种用抽象哲理来填充性爱漂流的片断，已经丧失了他所塑造的“乡下人的坚执”，而滑向“城里人的游移”。表面上身份的转换令人吃惊，但这只是早期隐匿的“城里人自我形象”的呈现与延续罢了。这样，沈从文作品根本性的嘲讽与奇幻魅力也消退了，曾经非常成功的两种叙述者的“分身”——（“乡下人”与“城里人”）也合而为一，并且文本中的“我”渐渐与作者等同。牢不可破的“自我”依然是“流动的视点”的中心视点，只是文本变成了“内心的游记”。“我”或“他”与“猎物”的性别的不平衡也依旧延续。虽说语言与叙述技巧炉火纯青，但是整体框架并没有得到突破。沈从文创作盛期的“都市讽刺写实”、“乡村抒情想象”与“经典戏拟重构”在相互消解融合中取消了自身。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试图有所突破，但未能成功。在《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里，沈从文的“乡村抒情想象”（亦称为“乡村传奇”）被现实生活无情地解构了。他一贯的叙述者“我”——在爱欲河流中自由不滞的我，也随着作者的老去、作者与“乡下人”身份的隔膜疏离和自信的乡下女孩子的抵触，不能延续下去了。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在与新的“翠翠”的对峙中，全面溃败。这样，沈从文的“我”的游移，转向了自我的否定。这种否定虽然本质上是另一个自我的释放与稳固确立，但是沈从文不能完全认同这个“城里人”的自我。在无法确立叙事者的情况下，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停笔了。我认为这是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品很少、转向文物古籍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内在原因。
二 复活“汉语诗性”的启示
沈从文作品的叙事话语与汉语文学特质（“汉语诗性”[1]）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这也是沈从文小说“复活”并发生影响的最基本原因。
以表现爱欲主旨为核心的“反复”和以展现不同文化“异质视点的互释”为根本的“互观”，不仅使人们对沈从文作品内部诸多叙事元素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理解沈从文作品对经典的模仿与个人的独创性两种对立因素的糅合。由于这种叙事策略，许多被“五四文学”口头否定的中国古典文学元素，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承袭和复现，从而获得了新生。《边城》的成功，有一个原因是对“白话”和“文言”的巧妙兼容，诗质抒情和传统白话小说俚俗情绪的对比错综。其实，在宋元戏曲、明清传奇与古典小说的系统内，诗性抒情的典雅意境和笑话俚语的粗俗诙谐一直并存，雅言和俗语也一直交替呈现。[2]沈从文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这种特点，并且有新的发展。这也是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等作品时，所追求的“民族性”。沈从文以他的“湘西世界”为支点与资源，重建了虚构性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这也是影响研究[3]关心的问题，但是单从影响的角度不足以解释这种“复现”和“反复”的魅力。在沈从文的意识和实践中，这种复现是去除拘执、吸纳新鲜血液，使传统文言文和新语体文二者“重新融会、重新组织”的过程。这归根结蒂，是民族“思想情绪重铸重范”的一种方式。这样，沈从文的作品就从五四新文化的“破旧立新”冲动，最终走向对新旧边界的超越。20世纪40年代中期，两种政治文化[4]夹缝之间夭折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一种表现。
1936年艾米丽·哈恩和辛墨雷在《边城》英译本的《序言》里，盛赞沈从文小说的风格是“简洁、明澈、富于音乐性的”，具有内在的“散文性韵律”，“他的作品具有很好的质地，敏感而纯粹。事实上，他已经比任何现代中国作家做了更多，以建立一种新的通俗文学流派”，并且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沈从文先生文体的特征正是具有大量的解释性文字”。针对中国小说的复杂历史和西方现代虚构作品和观念的传入，艾米莉·哈恩和辛墨雷认为，“中国的新小说可以被称为对中外所有经典的精心漠视的结果。就是说尽管在英语中没有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的精确对应物，沈从文先生也不得不在有权力漠视它们之前谙熟所有的经典”。[5]
这两位《边城》最早的英译者对沈从文文体与风格的评价是准确的，他们对中国新小说与中外文学经典的关系的判断，也非常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其实，与其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承受着两大传统的沉重压力，不如说两大传统的撞击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独特的成长空间。在中外两个传统的“互观”和“互释”中，在中国现当代社会要求“赋形”的强烈呼吁中，“汉语诗性”终将得到复归与重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和风格，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三 “寻根小说”与“个人化写作”的源头
沈从文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其“自我意象”与“民族认同”，叙事时间的“返溯性的近乎永恒的静止感”与“动荡的难以延宕的当下感”，叙事空间的“自足的完满”或“逼仄的压抑与紧张”分别在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得到了强有力的复现。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吸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力在中国文学中引起震动的话，那么沈从文的小说则是这种文学“寻根”冲动的先驱。沈从文的部分“乡村抒情想象”体作品（比如《龙朱》等作品）以“衰落的子孙追述先祖的光荣”的叙事姿态，为“寻根小说”的叙事做了铺垫，以“反溯性的时间”、“乡野性的空间”使“民族认同”在“城/乡”、“文/野”、“古/今”等范畴中得到“重建”和“重构”。我们知道，沈从文一向主张以“爱欲”来恢复衰微民族的野性和活力，进行民族的“重造”。这其实也是“寻根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作品对“汉语诗性”的容纳和开掘，也为汪曾祺、阿城、莫言等“寻根”小说家的语言和文体尝试建立了典范。其中，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类作品的“乡村艳情”主题和“笔记体”趣味，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类作品对“汉语诗性”与“道”的复归，甚至莫言的“通感”式叙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都可找到先声。由于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弟子，他对中国古典笔记和传奇体小说产生持久兴趣，受沈从文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这里存而不论。阿城与沈从文的类似之处，一方面在于他小说的语言——简洁凝练，融合方言和文言成分，质地坚实有力，又散发着一种古奥典雅意味；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小说对简单平实的生活细节中“道”的呈现。阿城过滤掉日常生活的艰辛无奈，专注于发掘其自然自在意韵。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非常多见，比如沈从文的短章《赌道》就是表述在“赌博”的娱乐方式中寄托生命尊严和意义的体验。莫言的小说以“通感”的技巧著名，他充分发展了现代汉语传达人的多种知觉体验的能力，使一度干瘪空洞的现代汉语恢复了内在活力，但是这种语言“通感”在沈从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灵动有致的行文中已有精彩表现。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更是在主题和结构上深受沈从文的小说《刽子手》的影响，当然，后出能精，《檀香刑》的内涵更为丰富。
沈从文的创作对“寻根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他对民族的历史和性格“缺乏批判力”，使其创作对异域“奇观化”的猎奇视角常常不自觉地迎合，这也是文学“寻根”的警戒。
如果说沈从文以“爱欲”为主旨的民族“重构”和“重造”思想不期然地为“寻根小说”预埋下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沈从文以“爱欲”为核心的个人“重构”和“重造”思想同样为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6]开了先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可以被认为是沈从文作品的“自我意象”的延伸，沈从文小说的都市叙事力量和“爱欲”主题在90年代的新发展。虽然“个人化写作”与他的“民族寓言”相反动，却与沈从文“单独的、个体的立场”有相应之处，与宏大政治叙事有着根本的内在异质性。沈从文的“都市讽刺写实”体小说及其变体“都市艳情”体小说，可以被看作“个人化写作”的前奏。一方面，因为沈从文的小说中叙述者、人物与隐含作者合一的“我”，为“个人化写作”树立了叙述惯例；另一方面，沈从文对爱欲主题的关注也是“个人化写作”反复表现的中心主题。如沈从文在《都市一妇人》、《楼居》、《女剧员的生活》等作品中，就以审视和歆羡并存的眼光描述“我”的“爱欲旅行”和有趣的都市艳情故事，并注入个人经历的挫折和内心的伤痛。不过“个人化写作”相对于沈从文的“都市艳情”也有改变：叙述者由“男性的我”转变为“女性自叙的我”（比如在陈染、林白、海南和卫慧等人的小说中），叙述视角由男性的“猎艳”、“炫奇”或自曝伤痛，转为女性的展演情欲或自我申述。这样，在沈从文“都市艳情”体小说中沉默无言、常常是爱欲对象的被言说者“她”，在“个人化写作”中开口说话了。作为男性爱欲旅行之景观的女人——物化的女人，成为“我”，成为自我生命和爱欲的主体。“身体写作”则进一步呈现了女性的“我”自成一体的生命和爱欲知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作家对沈从文的“客厅传奇”和“都市艳情”体作品的颠覆与重构；但反过来看，这种策略仍然是“都市艳情”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沈从文和丁玲的部分作品，即这样相反相成）。同样，沈从文“都市艳情”体作品和“客厅传奇”体作品的缺陷，其实也成为“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难以回避的内在弱点。
所以，沈从文给我们所留下的既是难以企及的文学丰碑，也是易于沉溺的爱欲潭水。也许，这正是小说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一种表现吧！
（本文为硕士论文《“互观”与“反复”的交织——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文化内涵》的第四章）
[1] “汉语诗性”这个概念最初为诗人任洪渊和郑敏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们从语言本体论层面关注现代汉语的特质，倡导从“五四”白话文的“浅白窒梏”中恢复汉语的多样性、丰富性，增强汉语的内在活力。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小说”，除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外来刺激外，其内在动力也是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根”，有不少小说家（比如汪曾祺、阿城、莫言等人）在小说写作中探索“汉语特质”，把目光投向现代汉语的“质地”。
[2] 沈从文作品所表现的叙事机制和“汉语诗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虚构叙事文的萌芽期已初见端倪。如果追溯，《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个案。它最初是金元诸宫调的底本。诸宫调为边说边唱，以一说唱人为中心，说唱人时时变换口吻与身份，说近念白，唱有乐器伴奏。“说辞”是白话，是简洁的、接近史传体和小说体的口语叙事，“唱辞”是文言，是模拟或引用诗歌辞赋等体裁的诗语抒情。诗语，有即时性意味，舒展在唱词所造幻景中的，是诸宫调中人物所处的时空，人物在特定时空之一点沉迷，同时展现着一种诗语叙事的努力；口说，有追叙的意味，是说唱人在自我时空中对唱词中人物所处时空的回溯，带有审视的意味，并有知前解后之智慧。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说唱人的视点、话语和诸宫调中人物的关系。说唱人之转叙和评论说唱中人的语言行为，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在诸宫调时空与说唱人自我历史时空之间自由出入。这种“说唱人”角色和类似的“说书人”口吻，是中国白话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
[3]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4] 指携手御外而又逐鹿中国的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和共产党的政治文化。
[5]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Preface，T’ien Hsia Monthly，Vol.2，1936，Jan.15，上海。原文为英文，此段所引中文文字为笔者所译。
[6] 所谓“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两种创作倾向。它们拒绝表达个人生活以外的世界，专注于发掘“个人的世界”的欢欣和伤痛，文笔细腻深邃，或追求一种浅表化的宣泄快感。部分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具有这种特征，但是最有影响的作家还是女性作家，所以我在本文中不惜以偏概全，得出上述断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