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
年谱
吴承恩，字汝忠，又字以忠
，号射阳居士。“先世涟水人，然不知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先府宾墓志铭》，下引皆同）高祖吴鼎；曾祖吴铭，余姚训导；祖吴贞，天顺八年（1464）顷仁和教谕，即卒于任所。父吴锐，字廷器，晚号菊翁，生天顺五年（1461）七月二十一日。“方仁和君教谕仁和时，先君四岁矣。仁和君梁夫人则挈之如仁和。数月，仁和君丧，则又挈之归山阳。”“弱冠昏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嫡母徐氏，生母张氏。姊吴承嘉，徐出，嫁沈山。
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
吴承恩约生于本年，一岁，在淮安。
〔考证〕通说：吴承恩约生于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不妥。以约生于本年较近于实际。（1）吴承恩自少友善的好友朱曰藩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沈坤生于正德二年丁卯（1507）。如吴承恩生于弘治十三年，则大于朱曰藩一岁，比沈坤大七岁。由朱曰藩赠吴承恩诗（诗见嘉靖二十一年下）期望、责备的口气，似朱曰藩应略长于吴承恩；由吴承恩《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射阳先生存稿》，下简称《存稿》，卷三）：“昔承恩与祭酒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定交数百人中。”似吴承恩与沈坤年龄相仿，不应相差至七岁之多。（2）吴承恩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作《鹤江先生诔》（《存稿》卷三）云：“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有怀雅遇，二纪于兹。”吴承恩如生于弘治十三年，则“登龙识李”时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左右，已经十七八岁，“昉于童孺”之说，未免不伦；而定生于本年，那么当时是十三四岁，较通于理。又，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吴承恩作《石鼎联句图题词》（《存稿》卷三）回忆二十余年前事，说那是“少小时”，因此，吴承恩如生于弘治十三年，那么嘉靖二十五年前二十余年的嘉靖初年，至少应有二十岁，称二十岁的自己为“少小时”，是不可能的；如后推四年，则十六七岁，可以说作“少小时”。
如欲推断吴承恩生于正德元年（1506）左右（汪馥泉说。见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所收《吴承恩年谱》附录“汪馥泉先生来信”），则与朱曰藩年岁相差较远（小于朱曰藩五岁），似欠妥；如欲推断“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1964年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推断），那么不仅小于朱曰藩九岁之多，还比沈坤小三岁，更不妥，因为据《沈公合葬墓志铭》写吴承恩与沈坤结交的情景看，吴承恩无论如何比沈坤年岁要大一些。
文征明三十五岁（据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下凡人物生卒不注明出处，皆据此年表）。
胡琏（南津）三十四岁（由胡琏卒于嘉靖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岁推知；胡琏年七十三，见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胡琏传》）。
潘埙（熙台）二十九岁（据《存稿》卷三《潘公神道碑》）。
唐龙（渔石）二十八岁。
王宠（雅宜）十一岁。
张之象（王屋）九岁。
万表（鹿园）七岁。
文彭（寿承）七岁。
朱曰藩（子价）四岁（据桑维乔撰《行状》及罗洪先撰《墓志铭》，见道光版《山带阁集》附录）。
文嘉（休承、文水）四岁。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
吴承恩约二岁，在淮安。
甫周岁，能从壁间以粉土画物。
〔考证〕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二酉园续集》卷一）：“（汝忠）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
〔按〕陈文烛讲到吴承恩刚刚周岁在墙上涂抹，在大人看起来很像某一件东西（禽、兽、桌、椅等）是可能的；至于命画鹅则画一天鹅事，应是三四岁时，不可能是甫周岁时的行为。
正德元年丙寅（1506）。
吴承恩约三岁，在淮安。
何良俊（元朗、柘湖）生（据何良俊撰《弟南京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状》，见《何翰林集》卷二十五）。
归有光（熙甫）生。
正德二年丁卯（1507）。
吴承恩约四岁，在淮安。
沈坤生（据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引叶德均说）。
正德四年己巳（1509）。
吴承恩约六岁，在淮安。
何良傅（大壑）生（据前揭何良俊撰《行状》）。
黄姬水（质山）生。
正德五年庚午（1510）。
吴承恩约七岁，在淮安。
李春芳生（据申时行撰《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李公神道碑铭》，见《赐闲堂集》卷二十一）。
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
吴承恩约十四岁，在淮安。
吴承恩约在本年受到同乡名人蔡昂的赏识。
〔考证〕《存稿》卷三《鹤江先生诔》云：“有怀雅遇，二纪于兹。”诔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二纪（二十四年）之始为本年。按《鹤江先生诔》说：“昔受公知，昉于童孺，登龙识李，即以斯文见赏。”《沈公合葬墓志铭》说：“昔承恩与祭酒（沈坤）俱童稚，同试生儒郡县，一见相钦异。”《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始受蔡昂赏识、与沈坤同试生儒郡县、在童子社学偷读野言稗史等，大约都在此年前后。
嘉靖元年壬午（1522）。
吴承恩约十九岁，在淮安。
《寿陈拙翁》骚体诗（《存稿》卷一）或作于本年六月。
〔考证〕据1979年冬由淮安出土的《明故拙翁陈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铭》，陈拙翁（陈锱）生于正统九年甲子（1444）六月初七日，卒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八月十九日，享年八十一岁。刘怀玉《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说：“《寿陈拙翁》应当作于嘉靖元年（1522），贺的是陈拙翁八十寿辰（老年人贺整生日都是提前一年，所谓‘做九不做十’）。如果吴承恩生于1504年的话，其时当为十九岁。即使不是贺的整生日，也应就是这前后几年。再早几年，吴承恩还在少年时代，十几岁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过迟了也不可能，陈拙翁于嘉靖三年已去世了。”
嘉靖二年癸未（1523）。
吴承恩约二十岁，在淮安。
吴承恩父吴锐受到邻里的“敬恭”。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见旧时易侮先君者，尽改节为敬恭。里中有争斗较量，则竞趋先公求平。面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怀有隐匿难人知者，即不难公知，且诉以臆。乡里无赖儿相聚为不善，卒遇公，一时散去，皇皇赤发面也。承恩于是喜，从容言曰：‘此殆痴效与？’先君方食，投箸起曰：‘儿以我为夷外钩中攫人情乎？’愀然不悦也。承恩益惭愧，恐惧失言焉。”
嘉靖三年甲申（1524）。
吴承恩约二十一岁，在淮安。
八月，吴承恩为陈拙翁之逝世，作《挽陈拙翁》五言排律（《存稿》卷一）。
〔考证〕刘怀玉《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挽陈拙翁》一诗，无疑是嘉靖三年（1524）的作品。‘屋告惊淮水，江哀
楚词’，分明是说陈拙翁刚刚去世，而陈拙翁去世的那一年正是嘉靖三年。”陈拙翁卒之日为八月十九日，则吴承恩此诗当即八月内作。
嘉靖四年乙酉（1525）。
吴承恩约二十二岁，在淮安。
吴承恩大概是在这几年内和他夫人叶氏结婚。
〔考证〕刘谱：“他在隆庆四年（1570）撰的《贺笛翁太丈七十寿词》（集卷四页二十三下）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在行则甚卑，而翁固礼之为上客。’‘余四十年’的‘余’字，恐有错误；若解作‘四十馀年’，则缔姻于叶氏约在嘉靖初年，所以系在这年。”
刘修业释“余”是“馀”的误植，且谓“余四十年”就是“四十馀年”的意思。并引向达说：“余”或即“馀”字的误植，“馀四十年”古文中有如此句法。向达之说，于《存稿》即有证据。《叶太母挽诗序》（《存稿》卷二）：“五十馀年之辛苦，可胜言哉！”是指叶太母守孀五十馀年；《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存稿》卷一）：“始终一德，馀五十年。”是指叶太母于归叶家五十馀年。后一例正是这样的句法。
嘉靖八年己丑（1529）。
吴承恩约二十六岁，在淮安。
春，撰《海鹤蟠桃篇》（《存稿》卷一），寿漕督唐龙（渔石）母八十。
吴承恩开始肄读于淮安知府葛木（卮山）所创办的淮安龙溪书院。
〔考证〕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葛木于本年任淮安知府。同书卷二十七《仕迹》云：“葛木，嘉靖间知淮安府。……毁淫祠为书院以训士子，文教蔚兴。”“王凤灵，嘉靖间知淮安府。……先是，葛木辟龙溪书院，凤灵因而宏之，又引淮水入泮池，广征属邑士肄业其中，校其文艺，刻同文录。一时显士多出门下。”
〔按〕《存稿》卷一《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诗云：“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前葛公。君方弱冠游其中……送君动我昔年心，付与长安
米春。莫笑狂奴仍故态，龙溪我亦法筵人。”因此知道吴承恩是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肄业士之一，大约开始肄业于本年。其《祭卮山先生文》（《存稿》卷三）称葛木为“父师”，自称为“门下士”，就是因为他曾预葛木的“法筵”。王凤灵于十一年任淮安知府（见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十三年去职（《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嘉靖十三年七月壬午，淮安府知府王凤灵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由《忆昔行》，可知，吴承恩于王凤灵任知府时，仍在龙溪书院肄读。
吴承恩颇受葛木器重，其父吴锐也受到葛木尊重。而此时的吴承恩由于“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受到时俗笑骂。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存稿》卷三）谈到父吴锐受葛木尊重云：“郡太守卮山公闻之以为贤，乡饮召为宾，不至，三命然后赴。”《祭卮山先生文》则具体描绘自己之“迂疏漫浪”情景：“昔人有言，感恩易尔，知己实难。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
本年三月，潘埙罢河南巡抚，归淮安（据《明纪》卷三十）。
嘉靖九年庚寅（1530）。
吴承恩约二十七岁，在淮安。
代知府葛木作《告先师庙文》（《存稿》卷三）。
〔考证〕据《明史》卷五十《礼志四》、卷十七《世宗纪一》及《明会要》卷十一引《三编》，本年十一月癸巳，大学士张璁提出更正孔庙祀典，题孔丘“神位”为“至圣先师”，去“王”号和“大成文宣”的称谓，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制木为神主，原有的孔丘塑像一律撤除，等等。辛丑（癸巳后八天），由皇帝下诏颁布如上议的命令给全国各地一体遵照执行。——观吴承恩代作的《告先师庙文》云：“伏自唐宋以来，先师之宫，皆有像设。陋而不典，渎玩非经……皇帝神圣，志复古先，凡天下祠祀不如礼者悉正之。……于是下诏郡国，命撤塑像，奉安新主，我守臣兹用从事。”可以知道此告庙撤像，就是本年奉命更正祀典的活动。由“守臣”句知吴承恩是代知府所作，当时知府即葛木。
嘉靖十年辛卯（1531）。
吴承恩约二十八岁，在淮安。
朱曰藩举人中式（据前揭《行状》及《墓志铭》）。
沈坤举人中式（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李春芳举人中式（据前揭《神道碑铭》）。
〔按〕吴承恩平生要好的三位好友都在本年中应天举，吴承恩当然也去应举而落榜。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吴承恩约二十九岁，在淮安。
本年春，吴承恩父吴锐去世。年末（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父于灌沟祖墓，为作《先府宾墓志铭》（《存稿》卷三）。
〔考证〕《先府宾墓志铭》叙父丧事说：“（先君）生来寡疾病，一日买船泛城西大泽中，意欣欣出门去矣，归即不起，盖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也。……距生时为天顺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寿盖七十二云。以是岁十二月二十九日葬灌沟先垄。”
〔按〕《先府宾墓志铭》原石于1975年1月初在淮安吴家先垄出土，《文物》1975年第10期“文博简讯”栏载南波介绍此事云：“1975年1月初，这块墓志在淮安县城南十公里许的石塘公社二堡大队出土。随后，清江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派人作了调查。这一带在明代叫灌沟。灌沟是一条接通大运河的东西向的灌溉渠，离葬地南半公里左右。墓志中说吴锐‘葬于灌沟先垄’，则这里当是吴氏祖坟所在。当地群众说，这一带原是乱坟堆，后经平整为一片水稻田。吴锐的墓葬过去曾遭破坏，据当地农民回忆，原来是一椁三棺的合葬墓，三具棺木都经髹漆，头部档板上有红漆写的字，是‘大明某某年’‘姓吴的’。椁外有浇浆结构，浇浆残迹至今尚存。墓向南面，偏西10度。这块墓志发现在离墓前约有1米多的地方，竖插在砖砌的墓座上，也是用浇浆的方法加以固定的。……墓志铭一合，石质，方形，长宽63、厚12厘米。志盖刻篆书‘明吴菊翁之墓’。志铭刻楷书，计37行1141字，文字简练，书法工整……这篇墓志铭见于《射阳先生存稿》（明丘正纲编刊，有故宫博物院编排印本），而后，又收入《楚州丛书》中的《射阳文存》。与出土实物对照，仅个别字句稍有不同。”该期《文物》第94页附有《墓志铭》拓片，据拓片与《射阳先生存稿》原文对勘，其文字不同主要有两处，一是原石“然又荡游不学问”，刻本作“然又平时不学问”；原石“人或劝之讼理，乃窃叹曰：‘吾室中孰非官者？……’”刻本作“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
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吴承恩约三十岁。
王宠卒。
〔按〕据桑维乔撰朱曰藩的《行状》，朱曰藩于嘉靖四年获交王宠，大约吴承恩与王宠相交也在嘉靖四年或稍后。王宠是诗人兼书法家，《存稿》卷一《赠雅宜王丈》诗称颂王宠的书法：“丹绨绣绿字，宛宛龙盘纡。”称其诗：“读之苦茫然，但觉辞旨殊。”王宠，《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
胡琏于本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吴承恩约三十一岁，在淮安。
秋，吴承恩到南京应举，不第，归途游镇江金山寺，作有两首《金山寺》七律，并把其中一首书写到扇面上，赠给一位叫沫湖的人。
〔考证〕1978年春，扬州博物馆收集到吴承恩书写的一幅扇面，写有一首吴承恩自作的七律。原扇竖写，诗及题署如下：
十年尘梦绕中泠，今日携壶试一登。
醉把花枝歌水调，戏书蕉叶乞山僧。
青天月落江鼋出，绀殿鸡鸣海日升。
风过下方闻笑语，自惊身在白云层。
甲午秋宿金山寺，射阳承恩为沫湖先生书。（下有“射阳居士”篆书印）
这一首诗不见于《射阳先生存稿》。《射阳先生存稿》另有一首《金山寺》诗，也是七律，诗如下：
几年梦绕金山寺，千里归舟得胜游。
佛界真同江月静，客身暂与水云留。
龙宫夜久双珠见，鳌背秋深片玉浮。
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海门楼。
从这两首诗的意境和咏述的自然时序（秋和天将破晓时），以及两首诗开头都讲多年想游金山寺今始偿愿等看，当作于同时。
本年是应举之年（午年），吴承恩又是于秋深之际“千里归舟得胜游”，结合他的《祭卮山先生文》里说自己北归后卧病，以及讲什么“我实负公”等感伤的话（见下），可以知道吴承恩此游是从南京应举落第回淮安，途中在镇江金山寺的小留。
〔按〕吴承恩父亲是嘉靖十一年三月去世的，到本年八月已二年多，按封建礼法已完成了守制任务（不必足三年），可以应举。
至于吴承恩为之书扇的沫湖，暂未能考出是何人的字或号。
吴承恩由南京归后病于家。这时葛木由山东按察司副使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道经扬州，遣使到淮安，对吴承恩“锡以教言”。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嘉靖十三年六月己亥……升山东按察司副使葛木、陕西按察司副使沈圻，俱为布政司右参政。木，山西；圻，贵州。”《祭卮山先生文》（《存稿》卷三）：“独念去岁之秋，公闻晋阳之擢，解镇南省，旌麾渡淮；未几，复道扬如晋。公之道淮也，仆方滞于外；公之道扬也，仆适病于家。前不得拜公于门，后不得从公于远，过承遣使，锡以教言。”
〔按〕《祭卮山先生文》作于明年，称“去岁之秋”葛木渡淮、道扬、如晋等等，是六月任命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秋始赴任。《祭文》说：“我实负公”，又说：“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可见葛木对吴承恩所锡的“教言”，不外功名进取等类，当亦包括对吴承恩落第的慰勉。
八月，万表正任漕运参将，吴承恩与万表获交当不后于这个时间。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十三年八月辛丑，漕运参将庶（？）都指挥佥事万表言……”可证万表在这之前就当了漕运参将，而吴承恩可能早已与万表有了交往。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
吴承恩约三十二岁，在淮安。
葛木病，脾脏肿大（“痞”，或即肝癌），卒于山西任所，丧还过淮，停灵月余，吴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哭奠于葛木灵前。
〔考证〕葛木之死和吴承恩作《祭卮山先生文》是在本年，均由嘉靖十三年下所引《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和《祭卮山先生文》互证以明。《祭卮山先生文》说：“细问疾状，则云公卒于痞。”又说：“淮方之民，怀公之德，罢市而哭，鬻衣而奠。”关于葛木灵柩停淮期间的情景，刘修业《吴承恩交游考》引《上虞县志·葛木传》说：“木字仁甫，正德丁丑进士，历刑部郎中，寻知淮安府，为书院，进诸生月课之。淮士民戴如慈父。迁山东副使、山西参政，卒于官。丧还过淮，士民奔拥，停留月余，哭奠不辍。”
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吴承恩约三十三岁。
陈文烛生（据《二酉园文集》卷十三《先君行状》）。
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
吴承恩约三十四岁，在淮安，可能去过南京。
《露筋祠同朱子价赋》（《存稿》卷一）诗约作于本年秋。
〔考证〕《露筋祠同朱子价赋》原诗为：
野庙丹青古，亭亭枕碧湖。
旗幡集风雨，香火
菰蒲。
气与山河在，心将水月孤。
门前杨柳树，惟有独栖乌。
朱曰藩（子价）《山带阁集》卷七载《露筋祠》（按：朱集咏露筋祠诗此为仅有）原诗为：
水殿不生尘，荷花作四邻。
乞灵巫媪醉，失岁野甿贫。
行雨岂堪赋，分风又送人。
前林霜月白，千古见清真。
由吴、朱二诗所写到的节序：荷花盛开的时节；天气：风雨；时间：晚间月出，等等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两首诗为同时所赋。而《山带阁集》所收诗是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的，推知朱诗《露筋祠》作于本年，所以系吴承恩同赋的诗于此。露筋祠在高邮。高邮位于淮安、宝应南运河畔，是往来南京必经之路。由两首诗反映的情况看，似乎是朱曰藩在露筋祠送别吴承恩。
吴承恩表外孙丘度生于本年九月二十日（据清韩梦周《理堂文集》卷九《明亚中大夫光禄寺卿赠户部右侍郎丘公墓表》）。
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吴承恩约三十五岁，在淮安。
吴承恩为唐龙辞刑部尚书职归家侍母作《寄渔石唐公》诗（《存稿》卷一）。
〔考证〕《明史》卷二百零二《唐龙传》：“考尚书六年满（按：唐龙历为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归侍养。”《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载唐龙辞刑部尚书在本年四月，因此，吴承恩为唐龙归养而作的《寄渔石唐公》诗，当在本年四月以后不久。诗云：
彩笔昔曾干幕府，十年淮海忆岩廊。
雄风共仰安边策，文斗遥明执法光。
春草南陔回衮绣，渔竿白石弄沧浪。
青山已信公真隐，肯为乾坤出野堂！
诗第一联是回忆十年前唐龙任漕运总督时，为寿唐龙母八十寿辰作《海鹤蟠桃篇》事；第二联叙唐龙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和转刑部尚书后执法正刘东山罪等事；第三联即咏唐龙归养，《诗·小雅》有《南陔》一篇，有题无诗，所谓“孝子相戒以养也”。末联是希望唐龙重新出仕。后来唐龙又被荐，起为南京刑部尚书。
吴承恩《答西玄公启》（《存稿》卷三）是马汝骥为南祭酒时间内（本年至十九年初）辞马汝骥征聘之作。
〔考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南京国子监祭酒表》和黄佐《南雍志》卷五《职官表》，都记载本年马汝骥任南祭酒，十九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唯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本五）云：“余丁酉（按：十六年）春至南都，见东桥求先公墓文，即往见西玄，此时西玄为南祭酒。”恐何良俊是误记。
吴承恩《答西玄公启》说：“恭惟台下，海岳奇标，烟霞逸韵，羽仪天路，鼓吹儒宗。书传圯上，谷城黄石之精；经授关中，函谷紫云之气。鹏摇凤苑，鹭振鸾坡。玉杯繁露，翻甲观之虫编；天禄虾蟆，剔羽陵之蠹简。”这是对传经授道掌文运人物的颂扬，可知《答西玄公启》是作于马汝骥为南祭酒时间内。观《启》云：“真怀下里之羞，讵意当涂之赏。既逢匠石，宁避瑕疵。”“但念辞出应酬，本无可采，神分习业，未尽其长。”“炙毂之谈，惭登孔席；叩辕之唱，惧入夔门。伎俩屈于多方，侏儒负其一节。但愿舍骊黄而求骏骨，由玄素以得深心，下堂以揖然明，倒屣而迎王粲。”等等，似乎是马汝骥赏识吴承恩的文笔，想请他为自己掌书记（秘书职务），而吴承恩婉言拒绝。
马汝骥，号西玄，绥德人，当过两京国子司业、南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有《西玄诗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九附《舒芬传》。
冯焕中进士（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吴承恩约三十六岁，在淮安。
春，作《送陈梧冈水部》诗（《存稿》卷一）。
〔考证〕陈尧，字敬甫，号梧冈，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陈尧于嘉靖十五年任职清江工部分司，本年离任，接替者郭乾也是本年任，所以吴承恩送别诗作于本年春。陈尧能诗，《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载《梧冈文集》五卷、《梧冈诗》三卷，所以《送陈梧冈水部》诗说：“古今工部总诗名。”陈尧在清江工部分司任内，深得漕运总督周金的称许，说他“博学”（见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十四《林汝永传》）。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二有《陈司寇传》。
代蔡昂（鹤江）撰《祭章圣皇太后梓宫文》（《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按《明史》卷十八《世宗本纪》：‘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圣皇太后崩’，‘十八年七月庚申葬献皇后于显陵。’”
十一月，胡琏又以户部侍郎致仕，因吏科都给事中薛廷宠等论劾不职（《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吴承恩最有名的诗篇《二郎搜山图歌》应作于四月后的本年中。
〔考证〕本年二月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母章圣皇太后死去而南巡承天（湖北安陆），四月回銮。《二郎搜山图歌》的主要内容就是抨击此次南巡文武百官贪赃枉法的，可以证明诗作于四月后不久。诗的一部分是：
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
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这一节诗是影射有明一代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政治情景的。明代，阉宦把持朝政，干预政治的事件层出不穷。只有洪武、嘉靖两代阉宦的势力消煞。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的患害，明令：内官不得干预政事。及永乐皇帝朱棣，由于建文帝的宦者私通于自己而终成靖难之功，所以对于宦官颇为崇信，郑和率领船队通西洋，是崇信宦官的一个高潮。以后正统皇帝朱祁镇、正德皇帝朱厚照时代又有王振、刘瑾专权把持朝政的新高潮。朱厚熜由藩王被推上皇帝宝座是处在正德皇帝惩办刘瑾后不太久，所以“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明史》卷三百零四《宦官传一》）上引诗的前四句是借黄帝、舜、禹等铸镜铸鼎事，说朱元璋时代信任大臣，抑制宦官，因此，“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四句说永乐到正德时期宦官又横恣一世，如王振、刘瑾等的情况，官僚和士大夫们痛心疾首，总想从宫闱中把这些人除掉；“民灾翻出”四句则是吴承恩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激烈抨击，是说嘉靖时代患害不在宦侍，乃在奸臣跋扈。君子与小人相对，衣冠人物与阉宦相对，吴承恩说：现在，本应是君子的衣冠士夫，却化成了阉宦式的小人。《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按：今传本《抱朴子》的《释滞》只有类似的几句，与此不同，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作：“昭王南征，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沙虫。”朱右曾辑录、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引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作：“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吴承恩说：“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正是以周穆王南征喻朱厚熜南巡承天，说随行诸臣一个个都不是君子，而变成了小人。据记载，朱厚熜南巡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是相当大的。《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载嘉靖十八年二月丁未，即南巡前八天，左都御史王廷相谏疏云：“伏自圣谕下议南巡以来，议止者众矣，然其说不过有三：有谓辇路所经，灾荒特甚，人相啖食，盗贼猬兴，恐有萑苻不逞，犯属车之清尘者；……有谓扈卫军校及内外从官人役，不下数万，粮草车马，供应不赀，而郡县仓库空虚，百姓窜避，有司无所措手者。……”南巡期间整个过程证明王廷相是有预见的，人民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和反抗，《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三记载，朱厚熜南巡没有出发的时节，有军人孙堂撞入皇宫，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之，被捕以后说：“闻沿途搭盖席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朱厚熜启銮到赵州和临洺镇，二地的行宫在驾发后都起了火；到卫辉，夜四更，行宫火，朱厚熜险葬身火海，为陆炳背走，死宫人及侍卫等多人，并烧毁了许多法物及宝器。——所以行宫连续起火，当是一种更积极地拦驾，与随驾官员的为非作歹有直接关系。随驾官员贪污受贿，人人有份，霍韬说：“南巡时，诸文臣多纳贿不法。人传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勋不受馈耳。”（《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朱厚熜回銮月余的该年六月，左都御史王廷相给朱厚熜上表章说：“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来矣。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也。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惟利是图矣；京官贪浊而安处无患，则外官鼓动，亦无不惟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无变其俗，将民穷盗起，而邦之厉（原作“属”）阶由此启矣。……今日士风……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要路权门，终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由王廷相的说法，可证朱厚熜南巡时，确实是如同霍韬所说，诸臣无不纳贿不法者，袁宗儒、郭勋也不能除外。据《明史》卷一百九十四《王廷相传》，王廷相实际是“用以刺尚书严嵩、张瓒辈”。朱厚熜南巡中，除上述贪污受贿的一类官员，还有另一类官员，他们以借机弹劾别的官员，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随驾御史胡守中，由于屡劾地方官吏“供张不备”、“供具不办”、“剥民膏脂”等等，罪两名巡抚都御史，一名布政使，以及其他府县官多人。从而使长吏惴恐，争先送贿赂，自己则大发其财，又在一个月内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并且在此后一年半期间内递升为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上述公开贪污受贿以发财和弹劾别人以发财又升官的衣冠人物，就是吴承恩说的“不为猿鹤为沙虫”的人士。
“四凶”、“五鬼”是嘉靖时代某些人送给当权人物的“雅号”。“四凶”指张瓒（兵部尚书）、严嵩（嘉靖十八年时的礼部尚书，后为大学士）、郭勋（武定侯）、胡守中（由御史超升兵部侍郎）。《明史》卷二百十《谢瑜传》：“（嘉靖）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钳制言官……’居二岁，竟用嵩为相（按：嵩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为武英殿大学士入阁）。甫逾月，瑜疏言：‘……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瓒（按：张瓒）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谢瑜疏中所说已诛的二凶，指郭勋、胡守中。郭勋、胡守中之被系狱，分别见《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传》附《郭勋传》，《明史》卷二百十《谢瑜传》附《王晔传》，郭勋系狱为嘉靖二十年九月，胡守中系狱为嘉靖二十年十月。至于嘉靖时的“五鬼”，暂未能查明。但是明人作的《鸣凤记》（传为王世贞作）第六出写夏言骂严嵩云：“皇上修真打醮，必自小人导之。你就是个闭门修斋的王钦若了。”第九出周用也说严嵩：“秉正莱公，嫉邪王旦，十年钦若藏深怨。”都是以严嵩比宋代的王钦若。王钦若，宋真宗时为相，真宗好道求长生，王钦若成为宋真宗祷天的有力助手，因而王钦若与丁谓等五人，被时人称为“五鬼”。《宋史》卷二百八十三《王钦若传》：“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之好道求长生，不亚于宋真宗，当时大臣如严嵩、顾鼎臣，也包括《鸣凤记》中的正面人物夏言，如同王钦若、丁谓等人，为朱厚熜作青词，代祷祀，不免有奸邪之讥，被人诟骂，如有目之为“五鬼”的，当属必然。因此戏曲家把严嵩比之为王钦若，恐怕是不无来由，当时或许对严嵩式的为朱厚熜搞祷祀的臣僚某五人称为“五鬼”的（万历时另有“四凶”、“五鬼”，见《明纪》卷四十七、卷五十，吴承恩不及见）。——由上可见，《二郎搜山图歌》说：“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是针对嘉靖十八年朱厚熜南巡前后，“四凶”、“五鬼”得势胡为时而发的，“四凶”之二（郭、胡）的被系狱则是嘉靖二十年的事。
根据对前引的《二郎搜山图歌》十二句诗的探索，确证吴承恩这篇重要的诗，应是本年所作，即或可能有出入，也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如果考虑到吴承恩对朱厚熜南巡印象之深且著，那么定为本年作，当更为有力。又，二十一年项下对《西游记》写作时间的考证，可证《二郎搜山图歌》是吴承恩写《西游记》同时的作品。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
吴承恩约三十七岁，在淮安。
秋八月，蔡昂卒，吴承恩撰《鹤江先生诔》（《存稿》卷三）。
蔡昂，字衡仲，号鹤江，《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四十记蔡昂之卒并介绍他的生平经历说：“十九年八月壬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府丞蔡昂卒。昂，直隶淮安人，正德甲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武庙实录成，升右春坊右赞善；同纂修《大明会典》，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官。寻以失误日讲，降调湖州府通判（按：降调通判为嘉靖十二年七月），逾年召复职，管录累朝及皇考宝训。《实录》成，升翰林院学士，随迁礼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会简宫僚，改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府丞。病卒，赐祭葬如例。”据《鹤江先生诔》称“夙承殊盼”，可知蔡昂对吴承恩颇多关注。
秋十月，撰《张凤原诸母姚挽诗序》（《存稿》卷三）。
〔按〕张侃，字巽卿，号凤原，淮安人，本年举人中式，二十三年中进士，仕至刑科都给事中。二十九年八月因丁汝夔案忤旨，杖五十，斥为民。隆庆元年恤赠太仆少卿。著有《凤原集》。张侃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以上杂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射阳先生存稿》卷三《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明史》卷二百零四《丁汝夔传》、《明纪》卷三十三）
撰《留思录序》（《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序》云：‘松山公守淮郡之明年，以事去郡，又明年改牧黎平。’按松山是孙继鲁的号。考《府志·职官表》，继鲁系嘉靖十六年任；明年改牧黎平。他之‘以事去郡’，因为什么事呢？承恩不肯明说；徐栻的《孙清愍公继鲁墓志铭》却说得很明白：‘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内亦遘旱，公祷之又辄应。民间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有《纪爱录》，载政绩为甚详。无何，中官奉命织造江南，道经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构疏于朝，械逮京师，赖执政夏公桂洲之力获解。……调知贵州之黎平。’先生作这篇序文，非常感慨；末了他说：‘雅承国士之遇’，又说：‘公既不以恒人遇我’，可见他是很受这位‘郡公’的知遇的。又《存稿》卷三（页四下）有《郡公松山孙公遗爱录画像赞》说：‘士曰我师，民曰我父，清风穆如，尚友千古。’可见徐栻所引用‘士曰我师’云云，便是承恩作的赞语。”
代万表作《谖堂永日图序》，寿宁波知府沈恺母。
〔考证〕《序》云：“谖堂永日图者，为吾郡牧凤峰先生寿母作也。先生之牧于兹也，太恭人余七十矣，实奉以偕，康嘉燕喜，士大夫交遍庆之，于是有《谖堂》之什。鹿园山人闻而乐焉，托之图以昭永也。”“故润泽千里，明人士赖焉，而实太恭人杯圈之余沥；……。”可知《谖堂永日图序》是代万表（鹿园）作，寿宁波知府（宁波在明初称明州府）凤峰之母的，而凤峰牧于宁波不久。按：凤峰是沈恺的号。沈恺，字舜臣，华亭人，进士，是嘉靖十九年即本年任宁波知府（据雍正《宁波府志》卷十六、十八），所以系序文于本年。
本年为淮安府学教授陶师文（未斋）膺奖，作《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考证〕天启《淮安府志》卷五《职官》“府学教授”项载：“陶师文，会稽人。”康熙《绍兴府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三》“举人”项载：“陶师文，应天中式，终同知。初令宜都、铅山，并祀名宦。”乾隆《铅山县志》卷五《秩官》“县令”项载：“陶师文，会稽人，嘉靖十五年任。”同治《宜都县志》卷三下《政教·职官·治绩》第七载有陶师文的小传云：“陶师文，字纯夫，号未斋，浙江会稽人，举人。嘉靖二十五年任知县。到官搜奸剔蠹，酌定儒学师生廪饩折色，新学宫，广学田至八百余亩，岁租给贫士。县旧无书院……乃核儒学西隙地旧为豪强侵卖者，谕令其子若孙赎之，给半价，其半官给之，命幕僚吴子钥董其事，堂舍门庖蔬圃备具。始丁未冬，成戊申春，额曰清江书院。己酉建西城……社学六……任宜六年，升扬州府同知去，去时栽竹，题云：‘临去还栽竹，凭人笑道憨。清风与高节，留待后来看。’县人为建感德祠。”又，载下一任知县唐朝德小传云：“唐朝德……嘉靖二十九年任。……陶师文去官，民谓后来难乎为继。及得朝德，大喜过望，谓之陶父唐母。”由上知淮安府学教授陶未斋即会稽陶师文。吴承恩序文说：“先生龃龉不逢，信道违时，再为令尹，与世乖忤。”“先生之来兹也，岂格当然耶？心为乎小民，而力抗夫强家，大吏因之请于铨而左授，夫是以以庠易邑尔。”知陶师文是当县令被贬为淮安府学教授的。既然康熙《绍兴府志》说他终同知，又初令宜都、铅山，而同治《宜都县志》说他任宜都知县六年，升扬州府同知去，可以知道陶师文并非由宜都任贬职为淮安府学教授。其嘉靖十五年任铅山知县，下一任铅山知县朱选是嘉靖十八年任，由嘉靖十八年离铅山知县职到嘉靖二十五年任宜都知县，中间七年去向不明。潘埙《熙台先生诗集》卷八的第一首诗题为《送郡博陶未斋赴宜都令》，可证成陶师文离铅山令到任宜都令中间七年，是在淮安府学当教授的。去铅山为嘉靖十八年，吴承恩序文说：“未斋先生来掌吾淮教事，期年而化成，于是抚巡诸使者数腾檄褒焉。”则此膺奖事自应发生在嘉靖十九年，即本年，吴承恩的序文也当然是本年作。吴承恩此时是府学生员，所以称陶未斋为“陶师”。吴承恩还有《柬未斋陶师》（《存稿》卷一）七言绝句，也应是本年或稍后作。
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吴承恩约三十八岁，在淮安。
吴承恩《赠沈十洲》诗（《存稿》卷一），为沈坤状元及第（据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贡举表》）作。
〔考证〕刘谱说《赠沈十洲》诗当作于本年沈坤状元及第时，根据诗的内容看是对的，诗云：
东风朝马散鸣珂，北极晴光带玉河。
寒食中官传画烛，春衣侍吏捧香罗。
蓬莱雪后烟花满，阊阖天心雨露多。
染翰朝朝供研滴，凤池新绿酌恩波。
何良傅中进士（据前揭何良俊撰《行状》）。
撰《约庵周公升南京刑部尚书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约庵名金，武进人。事迹详唐顺之撰的《周襄敏公全传》（《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一）。又考天启《淮安府志·职官表》，周金任漕运总督在嘉靖十五年，二十年去任。所以把这篇障词系于这一年。”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周金升南京刑部尚书为本年六月壬午。
十一月，冯焕以郭勋案谪广东茂名县丞，吴承恩为作《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存稿》卷一）。
〔考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三：“二十年九月乙未，翊国公郭勋有罪……法司奏：据勋罪当论死。……上复谕法司曰：‘锦衣卫枷号人犯中，未必无可矜者。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偶形梦寐，俱免枷号，即行发遣。郭勋先该言官论列，及经五城御史勘报，罪犯多端，累旨令追门（按：可能是“问”）明白，乃该问刑衙门全不遵奉，以致情词截略，议拟不明。令三法司即同锦衣卫及科道官查照前言官疏，会审明确，奏治。’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参镇抚司指挥孙纲，纳贿曲比；刑部尚书吴山，昏耄依违；该司郎中钱德洪，不谙刑名；本部主事冯焕，任意供招，与镇抚司掌印指挥倪旻，扶同推鞫，故将勋结党乱政……等项重情，俱隐饰不究。乞将……吴山等罚治。……得旨，下纲、焕法司逮问。……已，都察院拟德洪罪，上。有旨：‘刑官不习法律，必致狱情冤枉，为害非细。昨法司初拟勋狱，但知置人重典，全不审究狱情，何以厌伏罪人之心？有旨令卫司宽刑散收，如何又敢违旨？即与不领敕者罪同。钱德洪仍执下镇抚司再加拷讯……冯焕降边方杂职。……’”至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八《冯焕传》则说冯焕：“出严嵩门下，授刑部主事。有勋臣某以罪下狱，嵩当国，属勿推，焕执法不挠，忤嵩意，以中旨诏逮赴都堂狱，御史杂治之。”“再越月，无他状，乃得释。谪茂名县丞。”——由前述《明实录·世宗实录》和光绪《淮安府志》的记载知冯焕于本年十一月谪茂名，吴承恩诗应作于十一月或十二月。冯焕居粤三年，升德清知县，又以忤郡守罢职。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
吴承恩约三十九岁，在淮安。
吴承恩本年正在撰写《西游记》，或者已经完成初稿。本年春，吴承恩的好友朱曰藩作《赠吴汝忠》诗（《山带阁集》卷九）给吴承恩，吴承恩作答诗《赠子价》（《存稿》卷一），对《西游记》的写作进行探讨。
〔考证〕关于吴承恩本年正撰写《西游记》，其主要证据是朱曰藩和吴承恩赠答的诗篇，先列朱曰藩《赠吴汝忠》诗：
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
吴承恩《赠子价》诗是：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
对这两首诗所要论证的问题是：第一，朱曰藩诗的写作年代；第二，两首诗是互相赠答之作，即同时所作；第三，互相赠答的内容是关于《西游记》写作的，从而推断《西游记》的写作时间。
（1）朱曰藩《山带阁集》今传本三十三卷，是朱曰藩去世后于万历元年经别人之手编辑刊行的。但是朱曰藩生前曾自编有三十卷本（桑维乔《行状》和罗洪先《墓志铭》云如此），可知今传三十三卷本基本是朱曰藩自己编辑的，而前二十五卷的诗歌部分则是按写作时间顺序的编年诗。由有纪年的诗的排列，可以证明这一点。《赠吴汝忠》诗属第九卷，现在先证成第八卷和第十卷诗的写作年代，以定第九卷诗的年代范围。第八卷共二十五篇诗（同一题目的数首诗算作一篇诗），其第二十二篇题《驾幸承天作》，这当然是嘉靖十八年二月到四月中间作，以后的三篇诗都写夏日景象，当然是十八年夏作。第十卷的开头几篇诗，写到的节候是春天，接着的几篇诗描写夏、秋，而由《秋日卧病水亭有怀》至本卷最末的《有司举饯北上病中书怀》计九篇诗，据卷二十八《宝应朱氏世录序》云：“癸卯冬得病且死……逾年，幸不死，适当北上……”按癸卯为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春朱曰藩北上应举成进士，所以知道上述九篇诗是嘉靖二十二年秋冬作。由此前推，十卷其他诗都是二十二年春夏之作。——根据第八卷、第十卷诗写作时间上下限，可知第九卷诗是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等三个年头的作品。第九卷共三十一篇诗。其中十九、二十两篇能考定都是作于嘉靖二十年。第十九篇题《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王韬孟即王晔，《明史》卷二百十说王晔于“（嘉靖）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陆梁，本兵张瓒及总督尚书樊继祖、新迁侍郎费宷，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两月，复劾瓒，因及礼部尚书严嵩、总督侍郎胡守中与巨奸郭勋相结纳。”王晔上书时正为南京吏科给事中。《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有句：“白下池台厌钟鼓，青春章奏入烟花。隐忧独抱筹边策，长啸唯看泛海槎。”所谓“青春章奏”、“抱筹边策”等，就是指九月顷偕同官上言参劾张瓒等人事，所以推知这首诗是二十年九月左右作。其第二十篇题《蔡子木改南曹遇赠》。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蔡传，蔡汝楠（子木）徙南京刑部员外郎时，“尚书顾璘引为忘年友”。顾璘之任南刑部尚书，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九为本年三月丙申。被罢归，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因此蔡汝楠改南曹遇朱曰藩而有赠诗，当也是本年无疑。第九卷的三十一篇诗，十九、二十两篇大体是中间的，以此两首为依据，那么本卷第一首《西归内人曲》写春，依次的八首写春、夏、秋，至第十篇《至北舍作》写秋末冬初，由上知这十篇诗都是同一年即嘉靖十九年作。由第十一首《兰泉》写春天开始，至第二十三篇《舟次诸友携酒来看》之写秋，其间包括《观音阁和王给事韬孟》、《蔡子木改南曹遇赠》在内的十一篇诗则有春、夏、秋节候的描叙，前已证明，这十三篇诗当是嘉靖二十年的作品。第二十四篇即《赠吴汝忠》，由“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句，知是对春的描写，其后的诗篇多写有春，最后一篇则是秋天作的，因此，由《赠吴汝忠》开始的第九卷的最后八首诗当是嘉靖二十一年即本年所作。最后八首诗中的《赠殷时训》尚可由旁证证明是二十一年的作品。殷时训，即殷迈。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二《殷迈传》说：“辛丑（按：嘉靖二十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乞南，改验封。”诗云：“送君重入承明庐，计君休沐忽年余。”显然，殷迈昨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不肯到任，请了个长假一年多，然后根据自己请求，今年改派为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道过宝应，“十日淹留慰索居”，朱曰藩赠以诗。诗说“送君重入承明庐”者，是因为吏部验封司掌封爵袭荫裒赠吏算等职，有如侍臣之居承明庐，“重入”云者就是指殷迈不肯就户部主事职，而今肯于就验封职。——由上证明朱曰藩《赠吴汝忠》诗作于本年春。
（2）二诗乃互相赠答即同时所作的第一个证据是：这两首诗的语气和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朱曰藩于吴承恩处“即从欣赏得奇文”，但是对此奇文不满意，却希望吴承恩“珍重大才行瑞世”，不要学“少年人谩比终军”。吴承恩则以为“投君海上三山赋”这样的奇文，从对方不应获回“报我花间五色袍”，对朱曰藩的态度不满意。不为朱曰藩激赏的“奇文”，既然和“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的终军联系起来，那么这“奇文”必定有殊方异域的风味，而也就是吴承恩自称的“三山赋”了。所谓“五色袍”的“五色”，吴承恩在自己的诗文中屡次提到。《赠裴鹤洲晋列卿兼逢初度歌》云“五色华虫我亲补”；《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云“应见一封裁五色”；《封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双松丁公墓志铭》云：“子裁子制，五色天衣；曰经曰纬，出父杼机。”花间五色的袍子是官服，朱曰藩希望吴承恩“珍重大才”在圣明的瑞世去当官，吴承恩则持不同的观点，说我投献给你的是“三山赋”，而你回报我的却是“五色袍”，我要你看的东西和得到你的评语，何其背谬！朱曰藩诗的末联与吴承恩诗的末联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个证据是吴承恩诗说朱曰藩“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证明吴承恩赠诗时，朱曰藩尚是“人未识”，未成进士的时期。民国重印《宝应县志》卷十一《朱曰藩传》：“曰藩尝究心内典，注《楞严》、《法华》诸经。及年四十，大悟前非，与罗文恭洪先讲修身立命之学，六经之书，重经手录，各为纂注，惜不传。”朱曰藩四十岁时是嘉靖十九年，而他是嘉靖二十三年成进士。因此，吴承恩的诗一定是作于前此的二三年内，那么两首诗既有了是互相赠答的证明，此第二证便可成为第一证的补充佐证。
（3）朱曰藩、吴承恩的诗既然是互相赠答的同时之作，则进而探索所谓“奇文”、“三山赋”是何等样的作品，是否就是《西游记》？按：“欣赏奇文”一语出陶渊明诗《移居》：“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与邻曲共同欣赏的奇文是前代的作品，有许多疑义要互相探索、分析。这“奇文”是什么呢？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第一首序诗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陶渊明对“周王传”和“山海图”的泛览与流观是与故人共之的，所以《读山海经》的其他十二首诗，言西王母、夸父、精卫，言玄圃、丹木、三青鸟等等，正是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得，而可以“疑义相与析”的。关于这一点，苏东坡也是如是理解的，苏东坡《和陶诗》中的《和〈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序言说：“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七皆仙语。余读《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韵赋之。”苏诗的第一首也是序诗，有句云：“开心无良友，寓眼得奇书。”以“奇书”称《抱朴子》，大约就是体会陶渊明以“奇文”称《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讲神仙殊谈的书就是奇书或奇文。苏诗第三首有句：“奇文出纩息，岂复生死流。”第十一首有句：“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第六首则更提出“三山”字样，说：“三山在咫尺，灵药非草木。”苏东坡把“奇书”、“奇文”与“三山”联到一起，正可作为吴承恩、朱曰藩两首诗相呼应的旁证。那么“奇文”和“三山赋”既然是《山海经》、《穆天子传》、《抱朴子》一类的作品，吴承恩与朱曰藩所互相探讨的“奇文”、“三山赋”不是《西游记》又是什么呢？作品是属于吴承恩的，朱曰藩则是评价者。然而，安知此奇文不是吴承恩的志怪传奇《禹鼎志》？回答是：不能。《禹鼎志》序文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像《禹鼎志》一类寓有鉴戒的志怪作品，朱曰藩并不鄙薄。朱曰藩代别人作《七修类稿后序》（《山带阁集》卷二十八，今传本《七修类稿》不载）说：“虞初九百，惠施五车，岂直为稗官小说哉！”意见与吴承恩前述见解相同。故此，朱曰藩如果欣赏的奇文是《禹鼎志》，不会说：“这是浪费大才，浪费青春！”并且，谈三山或南越之类遐方殊域的书，《禹鼎志》不足以当之，只能是《西游记》。由此可以肯定在本年春（二十一年春）吴承恩正写《西游记》或已写成初稿。说《西游记》在本年已写成初稿或至少正在写作还有旁证。在此，先列叙前人对《西游记》写作时间的推测。前人基本有二说：一云年轻时作。清阮葵生《茶余客话》说：“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转引自《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七十一页）日本学术界或者就是根据此说，推断《西游记》作于嘉靖九年（1530）左右。今见载此说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东京小山书店出版《小山人文科学史年表》由小野泽精一执笔的中国文学部分（该年表对吴承恩的生卒年同于中国通说，即生于弘治十三年，卒于万历十年）。另一种说法是：吴承恩晚年家居时作，乃国内近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文学史及论著凡涉及《西游记》写作年代都如是说。——前述二说，后者几成定论，所以申述旁证的时节有时便以之为对立面以驳辩是非。旁证约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作品表露的思想与作者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西游记》不能是吴承恩老年即七十岁以后的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主要人物（孙悟空）的性行，都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思想的反映。据吴承恩现有诗文，则中壮年时期思想具有激烈的反抗精神，不平不满气氛浓重，如《二郎搜山图歌》、《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赠子价》等诗，《禹鼎志序》、《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秦玺》、《申鉴序》等文；而老年趋于衰飒，如《瑞龙歌》、《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等诗以及一些谀寿障词。以丞长兴为分界线，吴承恩的思想感情变化是很明显的。又，大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正面人物多数是作者本人思想面貌的写照，《儒林外史》的杜少卿，《红楼梦》的贾宝玉莫不如此。按之“善谐剧”的吴承恩，在孙悟空身上不是有充分地反映吗？而创造孙悟空的吴承恩，不可能是老年人。——根据上述，说《西游记》是本年左右的作品，合理合情。第二，由《西游记》写到世俗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西游记》是吴承恩中壮年时期所作。《西游记》五次写到或提及年景荒旱，第三十七回乌鸡国王说乌鸡国五年前荒旱；第四十四回车迟国道士说车迟国二十年前民遭亢旱，第四十五回因一春无雨而有孙悟空与虎力大仙斗法祈雨事；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火焰山实际是天气干旱的曲折描写；第八十七回凤仙郡三年不雨；第九十一回金平府慈云寺和尚告唐僧四众：“（灯油）若有一年不干，却就年成荒旱，风雨不调。”如此等等。相反，全书没有一处写或提及水灾事。据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时对旱灾有深刻感受，而对水灾则相反。吴承恩长期生活的家乡淮安，就以水旱频仍著称。历史资料表明，淮安水旱灾有相对的周期性，即某段时期主要是旱灾，某段时期主要是水灾。据《明史》的《武宗纪》、《世宗纪》、《穆宗纪》、《神宗纪》、《五行志》、《河渠志》以及光绪《淮安府志》、《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明实录》等一些记载的不完全统计资料（见附录四：“正德元年至万历十年淮安水旱表”），知淮安地方于吴承恩少年到中壮年时期多旱灾（水灾特少），老年时则多水灾。关于上述情况，吴承恩的好友沈坤和同乡胡效谟（胡琏子，也与吴承恩相友善）曾各有文涉及淮安的水旱灾灾情，而与前述统计资料相吻合。沈坤《漕抚王公遗爱碑》（见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说：“嘉靖壬寅（按即本年）句曲克斋王公，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命总督漕运，兼巡抚江西四郡三州之地，即淮开督府。淮当畿辅襟咽，名水陆冲要，而国家兵食所需在转漕为大计。……公扬历中外，多显声……属频岁赤旱，心切然以为深忧，奔走群望祷焉。祷辄雨，仍遍檄郡邑，令无重民灾。……故虽亢阳流虐，而年亦不至大祲。……今年丙午（按：二十五年），皇帝嘉公之绩，征入为户部尚书。……”由此证明嘉靖中叶（二十几年）淮安是频年亢旱的（按：沈坤碑文说王
由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任漕运总督，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则说王任漕运总督始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连同前述统计资料，似吴承恩三四十岁的嘉靖十几年至二十几年间，为十一年的周期性旱灾年代（今天科学家已经证明灾祲有此周期性）。胡效谟《淮安大水纪》（见光绪《淮安府志》卷四十）则云：“淮安自嘉靖庚戌（按：二十九年）以来，比年大水，至隆庆己巳（按：三年）岁为最大。……明年庚午五月，河淮水又大发……”连同前述统计资料，可知吴承恩生活的最后二三十年，淮安连年有水灾，而晚年尤重。至于吴承恩本人文章所透露的情况，当然也与前述一切资料记载相吻合。嘉靖二十三年作《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见二十三年项下）说：“楚玉流光，自息氛祲之气。”所谓“氛祲之气”即指沈坤碑文的“频岁赤旱”。嘉靖四十年作《赠郡伯养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词》说：“哀轸水潦之余，解息兵戎之后。”万历元年作《贺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障词》说：“惠兹敝邑，幸我疲民，属六年五潦之余，正十室九空之际。”万历五年作《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说：“淮之患莫甚于水。”万历七年作《瑞龙歌》说：“忆昨淮扬水为厉，冒郭襄陵汹无际。”——由前述说明吴承恩作《西游记》时对旱灾有切肤感，而对水灾则否，因此说是中壮年时作，把年青时记忆加上现实的感受，于是写旱灾多次，合情合理。第三，由李春芳（华阳洞天主人）与吴承恩合作校《西游记》来看，又可证明《西游记》为本年前后写成。先证成《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载，凡明代版本《西游记》大都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各种版本又都不标作者名号）。这个华阳洞天主人是谁？过去郑振铎先生编辑的《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载有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一文，该文已提出华阳洞天主人疑即李春芳。现在综合汪浚意见并且加上自己的看法论证如下：吴承恩于嘉靖四十一年为李春芳父亲七十寿辰作《元寿颂》说：“建业龙盘，坤灵会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按：“地肺”即指句曲神皋华阳洞天。于隆庆六年作《德寿齐荣颂》云：“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按：李春芳五世祖由句容徙家兴化（见前引申时行《神道碑铭》），吴承恩在颂文里两次都把李家祖籍与神仙有渊源关系的华阳洞天，和李春芳父亲联结在一起。假如说这是寿词的常套，然而李春芳状元及第，吴承恩赠以诗，何以要说“移家旧记华阳洞”呢？可见“华阳洞”不仅是李春芳祖籍名迹，而且是李春芳移家后旧日记忆犹新的东西，因此吴承恩赠诗的第二句就说他“开馆新翻太乙编”。这可以证明李春芳在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及第之前就有“华阳洞主人”这个称号了。李春芳与吴承恩相知约在明年（嘉靖二十二年）。李春芳于“嘉靖辛卯（十年）以诗举于乡，偕计罢，从南雍受业增城湛公，吉水欧阳公。家故贫，归而教授江淮间以自给”（许国《李公墓志铭》）。教授江淮时与吴承恩相知，且是教授生徒时的有闲之际，不正是与吴承恩合作搞《西游记》的良时，哪里要到当完宰相致仕家居之时？吴承恩《元寿颂》说在明年前后蒙受李春芳的“殊遇”，无疑问就是指校《西游记》这件事，否则，李春芳以举人身份能对吴承恩有什么“殊遇”？
以吴承恩与朱曰藩互相赠诗为主要根据，旁及三证，可以确定吴承恩是在本年左右正在撰写《西游记》或已完成初稿。另外，由李开先的一段话也似乎可以证明《西游记》不是写在吴承恩的晚年。李开先《词谑·词套》一：“小山清劲，瘦至骨立，而血肉销化俱尽，乃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矣。”孙悟空作为习称的名号，盖始于吴承恩《西游记》。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名为“猴行者”，明初杨景言杂剧《西游记》和明无名氏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都只有孙行者、齐天大圣的名号。元人话本《西游记平话》虽然说到玄奘收行者后“赐法名吾空，改号为孙行者”（《朴通事谚解》）。但，一则法名是“吾空”而非“悟空”，二则《平话》中习惯称谓仍然是孙行者，而不是“孙吾空”，可见孙悟空名字是吴承恩《西游记》盛行以后习惯的称谓。由此证明李开先讲此话是在吴承恩《西游记》盛行之后。至于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一说也不见于吴书以前的平话或杂剧（如前所引者），只有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太上老君说因为孙悟空吃了他炼的“九转金丹”，“所以浑做金钢之躯”。——李开先的《词谑》是嘉靖末年作（李开先卒于隆庆二年），并在嘉靖末即有刻本，他能运用吴承恩《西游记》中关于孙悟空的描述来评价元人张小山曲子的风格，足证《西游记》不仅不是作于吴承恩晚年，并且非在嘉靖末就广泛流布于世不可。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吴承恩约四十岁，在淮安。
吴承恩与李春芳相知约在本年。
〔考证〕《存稿》卷一《元寿颂》：“承恩蒙公（按：指李春芳）殊遇垂二十年。”《元寿颂》作于嘉靖四十一年，于四十一年将及二十年，则是本年，或至晚不超过明年。
本年五月，吴承恩曾从之受业的胡琏卒。
〔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二十二年五月癸亥，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琏卒，赐祭葬如例。”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九《流寓传》说胡琏“深于经术，里居教授门徒甚盛，如邹守益、程文德皆受业弟子”。（罗洪先《程君文德墓志铭》：“君幼聪敏，尝师山阳胡司寇琏。”）吴承恩为文屡称胡琏为“我师”，是曾从胡琏受过业的门弟子之一。但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胡琏传》说邹守益、程文德都是“以童子传业成儒宗”。而邹守益、程文德则各于正德六年、嘉靖八年成进士，所以吴承恩受业于胡琏，不能是与邹、程同时在胡琏早期里居时节，当是嘉靖十二年四月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至十六年四月起为户部右侍郎止，计四个整年家居淮安时。据《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诗，吴承恩于葛木、王凤灵任淮安知府时所创龙溪书院就读，王凤灵在十三年七月离淮安知府任，升陕西按察司副使（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如果就在此期间胡琏在龙溪书院讲学，那么吴承恩师胡琏则是在十二年四月至十三年七月间。
胡琏，字器重（一作重器），号南津，沭阳人。沭阳，明时属淮安府。胡琏的儿子胡效谟，字汝顺（一说字帝猷），号警亭（此据《江苏艺文志·盐城卷·淮阴卷》，嘉靖间曾任云南澄江知府，有《西斋集》、《池亭集》、《射阳会编》等。胡效谟与吴承恩相友好，其《射阳会编》有《柬吴汝忠寓康氏山阁与予池亭相邻》诗，诗云：“君阁夏开敞且幽，我亭春构在安流。同怜好月晴窗夜，共爱青山枫树头。每有诗篇劳唱和，独看花鸟乐沉浮。更言一事君犹羡（《山阳志遗》卷四引作“君须羡”），白藕花中坐到秋。”（《山阳诗征正编》卷五。关于胡效谟事迹杂见《山阳志遗》卷四、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四、《二酉园续集》卷四）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吴承恩约四十一岁，在淮安。
撰《寿魏国徐公子六十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据嘉靖甲寅（1554）作《广寿》，寿徐公子七十，知障词作于本年五月。据“淮海南飞，锦字相将，向楚云遥祝”句，又知吴承恩此时并不在南京，障词是在淮安所作。关于魏国徐公子事迹等，见嘉靖三十三年下。
又撰《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按嘉隆万三朝任淮安总督漕运的，有张景华、张瀚、张翀三人。瀚与翀去职后都升了官，惟景华归田，所以白溪应是景华了。我虽没考出景华号白溪，但相信这是不会错的。过庭训《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有《张景华小传》，说他总督漕运的时候‘严氏柄国，荐绅贿赂辐辏其门，景华一无所馈，严以双缣遗之，报如其物，严氏大恨’。所以只好归田了。”
〔按〕万表《玩鹿亭稿》卷二《与白溪张公》书启云：“某昔叨侍教，未久即违。……顷复被命承乏于淮，怀仰遗风，益兴山斗之望。淮人之思公，如凤鸟一鸣，为希世之瑞耳。……兹北上道过钟吾，咫尺不能趋侍教言，停舟耿耿，仅此专人奉候。……”万表的信写于嘉靖二十五年。他因北上护漕，道过钟吾（今江苏宿迁县北），距张景华老家的山东郯城不远，所以专人持信启候问。刘修业说白溪就是张景华，此为确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五，张景华被诏冠带闲住，在本年四月。被褫职的表面理由是说他对当时漕运总兵顾寰的不法监督不严，刑科给事中王交、吏科给事中何云雁劾之，所以被诏免职不免官，冠带闲住，障词说“衮衣故里”，即指此。障词是代郡学师儒等作。
祝沈坤母受封诰并诞辰的《介祉颂》（《存稿》卷一）盖作于本年。
〔考证〕《存稿》卷三的《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说：“甲辰秋，状元公修撰翰林书，三岁考，得赠父如己官，封母得如今号（按：封太安人）。”现在根据《介祉颂》“皇帝推汪
之恩，锡命自天，适会初度”句，综合“授以采毫，置于金马，用其柯干，寻彼本根，燕喜于堂，承此渥恩”，“凤轴鸾函，实为天宝，宁假云签，始占寿考”等句考察，可以证明吴承恩献《介祉颂》应该就是“甲辰秋”。因为一则皇帝对人臣父母封赠，除著殊功者，通常都是任官后第三年，经考绩，无大错，则例行封赠；二则由“授以采毫”两句，知沈坤此时正在翰林院任职，是“修撰翰林书”时，而“凤轴鸾函”的正式锡命，也只有封太安人时的第一次封典才能有。沈母诞辰为十一月十五日（见《合葬墓志铭》），即《介祉颂》说到的冬仲。盖秋考，冬仲始颁封赠令。
由此颂知吴承恩的儿子凤毛已经与沈坤女儿订婚。凤毛此时不超过十二三岁，因为嘉靖十一年冬吴承恩作《先府宾墓志铭》时凤毛尚未出世（按墓志铭例，如有孙某，应该写列）。
朱曰藩、张侃皆于本年成进士（据前揭朱曰藩的《行状》、《墓志铭》和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按〕李调元撰《制义科琐记》卷二“考官作弊”条：“嘉靖甲辰榜发，礼部员外郎钱萱、礼科给事中汪蛟言：会试主考官江汝璧朋私通贿，大坏制科。……沈坤取陆炜，高节取彭谦、汪一中，皆通贿。疏入……沈坤、汪一中、陆炜，免议。”沈坤被劾受贿取中的陆炜是陆炳的弟弟，不知所谓受贿云者是否是事实，但张侃却是沈坤的姐夫或妹夫。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
吴承恩约四十三岁，在淮安。
撰《石鼎联句图题词》（《存稿》卷三）。
万表任漕运总兵，吴承恩《赠鹿园万总戎》诗（八首七言绝句）盖作于此时。
〔考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收载《赠鹿园万总戎》七言绝句四首，刘修业从明刻原本万表《玩鹿亭稿》辑出另外四首及诗前小序（见《吴承恩诗文集》的“补遗”）。按：《玩鹿亭稿》的附录都是万表的友好给他的书信和诗篇。吴承恩诗前的小序是八首诗的序，八首诗的排列顺序为：“牙门百尺”、“蕙袍萝带”、“储胥万舸”、“春茶夏笋”、“到处山僧”、“四海太平”、“风炉茗碗”、“交游海内”。由上可见原载于《射阳先生存稿》的四首诗是穿插在另四首中间的。万表《玩鹿亭稿》卷二《赠别大司徒克斋王公序》、卷六《患病乞代疏》都谈到本年养病中由皇帝敕命任漕运总兵事。吴承恩《赠鹿园万总戎》诗小序称：“鹿园公藏真有融，应果无迹。再秉旄钺，功流我邦。贱子叨承下风，已是十年之旧，穆如愿献，寄在小篇。”又诗句有云“重为天恩出道场”等等。万表于嘉靖十三年已任漕运参将，到本年十多年，正是小序所说“十年之旧”的注脚，可以证明诗作于本年万表任漕运总兵时。
唐龙卒。
〔考证〕刘谱：“按徐阶撰的《唐公龙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二十五）说他卒在是年七月十九日。”
唐龙，号渔石，当过漕运总督和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级职位。《明史》二百零二有传。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
吴承恩约四十四岁，在淮安。
吴承恩作《赠李石麓太史》诗，贺李春芳状元及第。
〔考证〕刘谱：“是年春李春芳举进士第一。《存稿》卷一有《赠李石麓太史》：
瀛洲高步总神仙，道得由来况有传。
甲榜题金龙作首，春堂世彩凤相连。
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
共许皇猷须黼黻，彩毫光丽玉京烟。
按石麓是李春芳的号，许国撰的《墓志》和王家屏撰的《行状》，都作石鹿。《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本传说：‘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除修撰，（简）入西苑，撰青词，大被帝眷。与侍读严讷超擢翰林学士。’所以我猜想这首诗应该是这年作的，也许在次年。”
二月，撰《送林户部还朝序》（《存稿》卷二）。
〔考证〕林户部，即林洙（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作林株，误）。林洙，山东文登人，光绪《文登县志》卷八下引天启志：“林洙，字孔源，嘉靖甲辰进士。天资隽颖，笃于学，夜尝燎薪以读。任户部主事，饷边羡金，秋毫不染。督清江浦运粮，却常例，淮人佩德。升本部员外，委收十库料物，中贵讽以多入，洙正色拒之。转正郎，仅一月，卒。榇回，一无所有，清白之名，乡闾叹服。”据序文，林四冈在“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以户曹监庾于淮，即清江分务”，正是他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中进士，以户部主事管边饷之后，督清江浦运粮的。序文又称：“今四冈之居于兹，其心则曰：民，郡民也，郡治之役于我者，隶也；士，郡士也，郡肄之交于我者，际也。故一毫不扰乎民，而一毫不敢慢乎其士。”又正是“秋毫不染”、“却常例”的另一种说法。由上述可见林四冈即林洙无疑。
序文：“凡户曹之莅于兹也，率以期而代。今年春仲，代者至，先生将复于朝。”因知序文乃作于本年二月。
秋，撰《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存稿》卷一）。
〔按〕叶太老夫人系叶淇夫人孔氏，吴承恩曾岳母辈。嘉靖三十三年下将引刘谱的详细考证。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1548）。
吴承恩约四十五岁，在淮安。
本年末万表离淮安总兵任。
〔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命漕运总兵兼镇淮安署都督佥事万表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
吴承恩约四十六岁，在淮安。
冬十一月，撰《赠卫侯章君履任序》（《存稿》卷二）。
〔按〕章汝隆于本年十一月任淮安卫中右所千户，吴承恩系章父淮洲好友，所以作这篇序规其初仕。章淮洲名黼，嘉靖十四年武进士第一，曾任福建行都司（见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序文说“（淮洲）遂感激而席戎阶，卒之以才艺魁天下。仗钺八闽之间……”即指此。据序，本年淮洲已下世。
本年曾任山阳县学教谕的裴方盛（裴永斋）成岁贡。裴方盛教谕山阳时，吴承恩尝为其膺奖作《贺裴永斋掌教膺奖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天启《淮安府志》卷五《职官》载山阳县学教谕有“裴方盛，南雄人”。南雄在粤北浈水北岸，唐置浈昌县。吴承恩《贺裴永斋掌教膺奖障词》说裴永斋“风高南国”，“浈昌巨姓”，“独高百粤之英”，都可证明吴承恩为之作障词的裴永斋即南雄人裴方盛，并且由障词的“有缘江左，载陟山阳”的话也可证明裴永斋是山阳县学的掌教，与天启《淮安府志》所载裴方盛是山阳县学教谕正合。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卷七《诸贡》项载嘉靖二十八年有岁贡“裴方盛，府学，庐州学正，升沅陵教授”。不记裴方盛曾为山阳教谕，只记其州学正和府学教授，可以推想裴方盛出贡后即任山阳教谕，以后逐步升学正和教授，没有入国子监读书。若是，裴方盛任山阳教谕亦应在本年或稍后，吴承恩为之作障词当也在此后一两年内。吴承恩于明年即出贡，而他原是府学生员，因此就障词“诸生某等，喜集瑞于儒宫，遂征言于艺苑”等句看，自是代作。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吴承恩约四十七岁，由淮安去北京，又返淮安。
春，在淮安，代耕叟作《赠学博郑东窗先生东归序》（《存稿》卷二）。
〔考证〕郑东窗名道夫，字立之，福建莆田人，嘉靖七年戊子举人，为淮安府学教授（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十三《选举志》）。序文说：“嘉靖庚戌春，东窗郑先生解淮南之组，而戒闽中之楫。”“自先生之学于其家，举于乡。”“东窗行矣，三槐可植矣，夹漈之泽，吾知其未渠央也。”郑东窗是福建人，且是举人，而夹漈山在莆田县西北，因此知郑东窗即郑道夫。序文又说：“其为郡博也，膺文聘者二，动台褒者七，鉴明化显，有遐声焉。”由此更知郑东窗即《存稿》卷四《永遇乐·郑掌教膺奖》词所咏的郑掌教，掌教即府学教授。《永遇乐》词应作于此前不久。
耕叟疑是潘埙的别署。《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说潘埙“既退处，乃买田平河桥，以农自业，别号平田野老”。平田野老即耕叟。
夏，以岁贡入都，停留约两个月回南方。在北京作有《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
〔考证〕今见的几种“淮安志”和“山阳志”都说吴承恩是嘉靖时期的岁贡，具体年份失载。按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十《忍庵丁翁传》云：“予叨第官词林，射阳吴子贡入都。”是吴承恩之贡入都在李春芳成状元后官翰林院时（李春芳于举进士第一后即任翰林院修撰），这既不能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又不能在李春芳官翰林院后太久（否则李春芳就不能说“叨第官词林”，“叨第”与“官词林”相连，正说明这个问题）。明代的岁贡少数可以立即选官（教职等），多数或绝大多数要入太学（北方诸省的岁贡入北监，南方诸省岁贡入南监）肄业。今知嘉靖三十三年吴承恩已在南监读书（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载潘埙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作《淮郡文献志序》，称吴承恩为“太学吴子汝忠”，是吴承恩至少在三十三年已是太学生）。而《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则正足证明吴承恩是此时贡入都。诗云：
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
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
六月车尘惊客鬓，连宵乡梦绕山堂。
明珠有赠惭无报，系在罗襦未敢忘。
所谓“鸥心宁复到鹓行”者，是说他此次入京有入“鹓行”的机会，吴承恩既然不是进士、举人，那么入京而能有机会被排入“鹓行”之列，非贡入都是绝不可能的。——据上述，可以肯定吴承恩之成岁贡在本年。由诗的五、六两句，知吴承恩归心已定，结合后来的行踪，他是在作此诗不久便回南方了。很可能是被立即编入南监学籍。
《存稿》卷一有《忆冯雪原时役于京》诗，当即本年滞京时作。诗云：
弹铗归来梦采芝，灯前忆尔醉狂时。
风尘到处经双眼，丘壑何年借一枝。
宝带镫毬燕市酒，锦囊驴背灞桥诗。
还家好买西湖曲，万朵芙蓉映钓丝。
冯雪原身世未详，此时并不在京。诗中所谓“弹铗”、“双眼”等，正是《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中的“世味”“备尝”、“明珠有赠”，而“还家”的归志也相同。
吴承恩以岁贡入太学，非所愿，潘埙为之作《慰吴射阳》诗（七律）。
〔考证〕潘埙《熙台先生诗集》卷八《慰吴射阳》诗：
万丈燕尘不染衣，飘飘征旆过南畿。
风云担上诗囊重，星斗光中萤火微。
莫把文章争造化，好凭祸福验天机。
孔颜亦自钟情甚，智者何云子夏非。
诗的第一句就点出所慰的是从北京回来的人，正应吴承恩之贡入都，紧接着回南入南监。而《熙台先生诗集》是按写作年代顺序编的诗集（分古体诗、七律、五律等），这首《慰吴射阳》诗是卷八的第八十二首诗，其第七十八首《清口郊行》的诗后跋语明标是为本年（庚戌）天时不正而作；其第八十四首诗《辛亥元旦》，当然是明年元日作，因此可以肯定潘埙诗是慰的吴承恩贡入都后回南入南监心情不快之作。
《熙台先生诗集》卷八在《慰吴射阳》之前还有两首给吴承恩或涉及吴承恩的诗，其第二十三首题为《答吴汝忠书采儿便面拟赠之作》，原诗为：
浮海焉能逃盛世，移山元自笑愚公。
尊前白发江湖兴，门外红尘花柳风。
三赋未能惊海内，四休早已卧淮东。
曾于造化知何补，拟待枚皋笔奏功。
紧接的第二十四首题为《九日登紫霄宫同南津及汝臣文运汝忠三君子》，上二诗写作具体年代不能定，总是在胡琏逝世的嘉靖二十二年前。其《答吴汝忠》较重要。
徐中行本年举进士（据王世贞《徐公墓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
吴承恩约五十岁，在淮安。
撰《赠宗万湖令江山》诗（《存稿》卷一）。
〔考证〕刘谱：“按《江山县志》卷六《职官表》：‘宗杰，清河人，举人，三十二年任。’则他所作赠诗应在这一年。”由诗云：“经由驻乡井，云物丽秋昊。”“过从乐朋旧，燕语喜父老”等句，知宗杰选江山县令赴任途中回家乡，在淮安吴承恩给予赠诗。
冬十月，为丁双桥（双桥主人）六十寿辰作《述寿赋》（《存稿》卷一）。
〔考证〕《述寿赋》中的双桥主人姓丁，由“丁由邈绵”及“开汉室之勋阀”以下四句诗可知。该人系“五湖名杰”的商人。赋云双桥主人拜手正襟而言曰：“吾幸履后皇之熙运，际仁寿之康时，览前哲之明范，借先人之余资。……吾方……奉公之义不敢后，周穷之惠不敢辞……则夫忍之一字，乃吾传世之宝，延年之药，而治心之师也。”可知丁双桥盖即丁忍庵之子丁可山（丁可山事见三十三年项下）。由“览岁名之始浃”句，知本年是丁可山的六十寿辰。关于《述寿赋》乃作于本年十月，是由赋中“时建丑标年，极阳纪月”推知的。吴承恩生活年代里，只有本年（癸丑）之“丑”年十月是极阳的癸亥月。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
吴承恩约五十一岁，来往于淮安、南京之间。
吴承恩本年之在南京系肄业于南监。
〔考证〕潘埙《淮郡文献志序》（载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作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正月，序称吴承恩为“太学吴子汝忠”，因此知至少嘉靖三十三年前即已入南监。
夏，在南京，撰《广寿》，寿徐天赐七十。
〔考证〕序称：“嘉靖甲寅朱夏仲月……乃有仙翁号东园公，初晋七袠，言开曼龄。……会有京华旅游，淮海浪士，闻之欢喜。”知序是本年五月作。刘谱：“《广寿》是寿东园公七十的。何良俊的《何翰林集》卷五也有《奉寿东园徐公七十》的诗。考《金陵通传》卷五十，徐天赐，字申之，是徐辉祖的玄孙，能文章，喜宾客。在南京城的东角筑了一个别墅，叫小蓬莱，招名流来饮酒赋诗，有《东园雅集》诗集。……”
何良傅的《何礼部集》卷五也有一篇《东园徐公七十寿序》，由这序更可知道作寿的日子是五月十七日，并可看到当时游宴之盛。
又撰《叶太母挽诗序》（《存稿》卷二）。
〔考证〕刘谱：“按：七年前（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为叶太母撰一篇八十寿颂。但叶太母是谁呢？现综合这两篇文字所载的，可知道她的生平：
一、她是‘圣人之裔’，娘家应当姓孔。
二、是叶尚书的夫人。
三、守寡五十余年。
四、承恩娶她的曾孙女作夫人。
我考查淮安叶氏在这时期只有叶淇于弘治初做过户部尚书，但弘治十四年，他就死了。到嘉靖三十三年凡五十三年，正和第三项守寡五十余年的数目相当。我便猜想这位叶老夫人是叶淇的夫人，但没有旁证。蒙王重民告知：在李东阳的《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有一篇叶淇的墓志铭说：‘公配何氏，赠夫人，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那么这位叶老夫人，便是户部尚书叶淇的夫人无疑了。因为她是继室，所以叶淇死的时候，她方才三十四岁，她的丈夫比她大四十二岁。”
秋，题陶云湖画菊卷子（题跋原文见刘修业依照《存稿》编的《吴承恩诗文集》的补遗部分）。
〔考证〕刘谱说这篇题跋与前边的《叶太母挽诗序》都应作于淮安，“这是他夏秋之间又回到淮安的证据”。
题跋所说的“可山契丈”盖即丁忍庵之子丁可山。据何良傅《何礼部集》卷三《丁可山乃翁挽诗》有句说丁可山乃翁是：
淮浦传芳誉，伊人表义风。
一真消俗累，百忍见深衷。
酿酒每留客，缗钱多赈穷。
旌门耀同衮，传世有荀龙。
可知丁可山父即丁忍庵。丁忍庵有子三人，长子丁环，次子丁珮，三子丁璋，环、璋“并齿监胄”（李春芳《忍庵丁翁传》，见《贻安堂集》卷十），可山是丁环呢？是丁珮呢？是丁璋呢？不可知。刘怀玉认为是丁珮。吴承恩与丁家关系至为密切，丁忍庵七十的时节，吴承恩为作障词和曲子加以称颂。对丁可山称之为契丈，六十寿辰又为之作赋。丁忍庵死则为之作行状。所题卷子涉及的王廷瑞，刘怀玉据朱应登《王使君廷瑞诔》，考证出他是淮安“究心艺苑”的商人（《跋吴承恩〈云湖画菊跋〉》，《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是年何良傅辞去南京礼部郎中职，仍居留南京（据前揭何良俊撰《行状》及《何礼部集》卷五《卜朴菴七十寿序》）。
五月，沈坤以右谕德署掌南翰林院（据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卷二）。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
吴承恩约五十二岁，来往于淮安、南京之间。
本年初，吴承恩为潘埙编的《淮郡文献志》作后序，题作《淮郡文献志后序》（《存稿》卷二）。
〔考证〕光绪《淮安艺文志》卷三载潘埙《淮郡文献志序》，末署嘉靖乙卯正月，所以吴承恩的后序也应在此后不久的本年初作。吴承恩曾参与《淮郡文献志》的商评校订工作。
〔按〕吴承恩作有潘埙八世祖潘思诚传，题《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不见《射阳先生存稿》。冒广生于1921年（辛酉）编《射阳先生文存》，跋语提及这篇传，云“今亦未见”。今检潘埙《淮郡文献志》，其第六卷录全文，谓载“家乘”，现在照录如下：
先生姓潘氏，讳曰思诚。先世江南人也。宋末被兵，衣冠奔越，不知何代祖始来山阳，谱牒散失，相传迁自新安云。先生素儒者，元世左儒，且非其国人不任，而中华之士亦不乐为元用，乃承祖业隐于医。未几，医大振，至正间以荐者上其名，因授淮安路医学教授，先生授（受）之安焉。平生既与世违，委蛇退匿，托神农黄帝之言，然终不能自隐，四方贤杰高其风者皆翕然与之游。先生日常坐肆中，得市药钱持入奉母，斥其馀击鲜沽酒，会宾客，谈古今道德，豁如也。故虽在韦布，而出入俯仰，望之若神仙云。身既殁，其名大著，郡中学者追称之曰古逸先生。
野史氏曰：余尝于先生八世孙中丞熙台公家拜先生画像，叹其容不乖物，服不诡俗，而焕然天采龙麟瑞世之姿也。使遂其逢，可量乎？杀机天发，海水四飞，唾彼戎腥，悬壶俟运，抑玩世之喟矣。於戏，儒医嗣业，不贰其风，自我几传，实钟名烈。岂惟桑梓，昭赞国家，仁者之泽，优哉！射阳吴承恩撰。
传既载《淮郡文献志》，当作于本年之前。吴承恩自称野史氏，与《禹鼎志序》自称同，此传之作盖与《禹鼎志》相前后。
代撰《寿熙台潘公八袠序》（《存稿》卷二）。
〔考证〕据吴承恩《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潘埙卒于嘉靖四十一年，年八十有七，所以知道潘埙本年八十，吴承恩代作的寿序自亦本年作。
夏，在南京国子司业朱文石（大韶）宅，与朱文石、何良俊等人赋诗。
〔考证〕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三有诗题及诗小序为：“朱文石司成坐上分得鸣字。在坐有文文水、吴射阳、张王屋、黄质山诸君。是日，招朱射陂驾部，以事不赴。”
〔按〕黄佐《南雍志》卷五《职官表》上，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卷六《年表》，朱文石（名大韶，字象玄）于嘉靖三十四年（即本年）升南雍司业，三十五年七月署掌南翰院；就朱曰藩《山带阁集》所载诗文推知，朱曰藩于本年正任南兵部车驾司员外；张王屋于本年（卯年）在南京应乡试，秋战不利，朱曰藩为之作《赠张玄超下第还松江》诗（《山带阁集》卷二十一）；文嘉与黄姬水则是本年为避倭而寄居南京（据《何翰林集》卷十二《独往生吟稿序》）；何良俊本年正为南翰林院孔目。——由上可定本次集会的时间为本年夏。本次集会吴承恩当亦有即席诗，今佚。
秋八月，在何良俊宅听小伶李节鸣筝，作《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三绝句（《存稿》卷一）。
〔考证〕三绝句为：
小堂留客醉瑶筝，一片秋襟万壑冰。
自笑输它何太史，酒才诗气两凭陵。
鹦鹉分明语绣帏，一声才彻客心飞。
主人似妒芳洲树，自把金笼闭雪衣。
玉柱银筝艳复清，吴儿歌曲更生情。
从今载酒来应数，醉听雏莺和友声。
〔按〕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七有七绝二首，题及序为“乙卯八月余觞客清溪之上，坐有李节鸣筝，质山咏以二绝，因次其韵”。又，同卷另一首七绝题为《听李节弹筝和文文水韵》。观何良俊的“次黄质山韵”、“和文文水韵”的三首绝句，知吴承恩的第一首即是和文文水韵的，第二、三首则是次黄质山韵的。因为《射阳先生存稿》是吴承恩死后丘度等人搜集而成，所以将三首绝句合收同一标题下。据何良俊绝句，知吴承恩三首诗也是乙卯八月即本年八月作。今见《文氏五家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所收文嘉《和州诗集》不载何良俊所称文嘉原诗，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下“听筝”项记载本年八月李节弹筝及作诗事甚详，并载文嘉原诗。但是，周晖说第一个作诗的人是盛时泰（仲交），文嘉也是和盛时泰诗，与何良俊所说不同。周晖云：“教坊李节筝歌，何元朗品为第一人，盛仲交有《元朗席上听筝》，诗云……”和诗者有文嘉（休承、文水）、张之象（玄超、王屋）、黄姬水（质山、圣生）、周天球（公瑕）、何良俊（元朗、柘湖），没有说吴承恩也在席并有和诗。
本年初万表又任漕运总兵官，八月以病乞休回籍（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百十八、四百二十五）。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
吴承恩约五十三岁，在南京、淮安之间往来。
春，沈坤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据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卷二为本年正月；《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二为二月）。
冬十月，撰《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存稿》卷三），由《墓志铭》知吴承恩儿子吴凤毛已夭死。
〔考证〕《墓志铭》云：沈坤母于太安人在本年八月十五日卒于南京沈坤的官所，沈坤奉母柩还淮安，十月二十一日与父合葬，于是沈坤请吴承恩铭墓。
《墓志铭》云：“当祭酒请铭承恩，承恩私自念，彼我既羁，贯友通家。我亡子凤毛，祭酒又尝许昏以女。其先太父母，我又尝铭之矣，揆诸谊，得无辞乎。”由此知凤毛已死，并未与沈坤女成婚，其死当不超过二十岁。又知沈坤祖父母的墓志铭也是吴承恩所作，而此铭《射阳先生存稿》失收。
冬，代漕督蔡克廉作《平南颂》（《存稿》卷一）及《请□□公启》（《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平南颂》）里的年月和人名都空而未刻，我因研究所颂的人物，大概是指赵文华往浙江提督军务的事件。当刻书的时候，严嵩、赵文华的案子已经坏了，所以不刻出赵文华名字来。”刘谱如是推论和系《平南颂》于本年是正确的。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本年六月以后漕督是蔡克廉。蔡克廉，福建晋江人，与赵文华同是嘉靖八年进士“以才见知于严嵩”（据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及民国《福建通志》总三十四卷福建列传二十四），所以颂文的序说：“某与公同师共第，蚤岁有承。今叨督抚，况奉简书之会，则形容德美，抑又何辞焉。”赵文华是本年还至北京的，因此在冬仲十一月北上过淮安，于是吴承恩代蔡克廉作此颂。
《请□□公启》的名号亦空而未刻，据启文：“恭惟幕府，一代鸿才……殊忠特简乎圣知，大抱久昭乎国瑞。属当倭扰，往督戎征。……廓清江海，界限华夷，诚为冠千百世之勋，岂止活亿万人之命。行瞻入相，先庆班师……京畿遥指，淮甸言经，抚兹建业之辰，况过旧游之地。某夙忝南宫谊故，深惭北道主人，愿暂假乎尊罍，冀少延乎节钺。”可知这篇启文也是代蔡克廉宴请赵文华的，启文主客名号空而未刻，原因同于《平南颂》。
撰《贺总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按：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绩溪人。他平徐海在是年八月，故定这篇障词作于是年。”
〔按〕由“某学剑无成，请缨有志，末由叨奉，私幸躬逢。况荷庇于一枝，念猥长于寸管。爰稽故事，用谱新声”等句观察，似吴承恩曾打算投笔从戎依胡宗宪幕而未成。
《寿俭庵杨公序》（《存稿》卷二）约作于本年。
〔考证〕由序知杨俭庵系杨鸥海父。杨鸥海名文卿，字子质，盐山人，仕南京都察院经历，也能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丁集上。又据民国《盐山新志》卷十五《明代封赠表》，杨俭庵名
。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二十二有诗题为《杨鸥海经台乃尊暨其伯叔皆享高年征诗为寿》，首句为“三人二百五旬上”，即平均年龄在八十四岁左右。吴承恩序文则云杨俭庵本年八十加六，在三人为仲氏，而季氏年未及八十。由是可以推知杨俭庵之寿序当也是与朱曰藩的诗同时作，朱诗作于本年，所以断寿序也约作于本年。又，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四有《三寿图诗为杨鸥海赋二首》，约亦本年同时作。
万表卒。
〔按〕万表，号鹿园，是军事将领，又是诗人和理学家，曾在淮安任理漕总兵等职。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卒，著有《玩鹿亭稿》。《吴承恩诗文集》中除有《赠鹿园万总戎》八首绝句外，还有代万表作《谖堂永日图序》一篇。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
吴承恩约五十四岁，避倭在淮安。
夏，在淮安作《宝应吴曰南避寇入淮投我四诗于其归也答赠一首》（《存稿》卷一）。
〔考证〕据《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本年五月癸丑倭犯扬、徐。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三十三《跋蔡世卿藏韩晋公田家移居图》说自己在本年夏避倭入淮凡两阅月，其卷二十三有四首诗即宝应被倭攻陷逃淮安时作。由此知宝应被倭之灾，宝应人多逃至淮安避难。所以宝应吴曰南之避倭寇入淮投吴承恩诗，及其归也，吴承恩还赠一首事，当在本年夏末。
吴曰南名敏道，宝应人，与朱曰藩为忘年交（比朱曰藩年岁小一个辈数），《宝应县志》有小传，能诗，工书。王世贞曾序其诗集（见《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
是年秋八月，黄鹄山人张羽雄飞刻成《董解元西厢》，并为之序。
〔按〕据张羽序，吴承恩是张羽雅游者好古知音士之一，并曾与张羽对曲子互相上下而议论之。序文又提及好古知音的友朋多人，这些人今知也是吴承恩友好相知者，计有：朱曰藩（射陂）、文彭（三桥）、沈仕（青门）、黄姬水（质山）、何良俊（柘湖）、何良傅（大壑）。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
吴承恩约五十五岁，在南京及淮安。
春，何良俊辞去南京翰林院孔目职，有述怀之作，吴承恩在这之后有和诗。
〔考证〕何良俊辞官时有述怀诗，步文征明过去赠自己任官南翰林孔目时诗原韵，一些在南京的诗友如朱曰藩等皆有和诗。何良俊及朱曰藩等人的诗均见《何翰林集》卷五。《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何柘湖太史大壑祠曹相继解官俱有述怀之作奉和一首》，题虽如此，且亦与何良俊诗同为庚部韵。但吴承恩诗是五律，韵脚为成、情、行、缨；何良俊等人的诗则为七律，韵脚为京、清、情、莺、城，都是文征明诗原韵，排列顺序也一样。至于何良傅辞官则在嘉靖三十四年，其述怀之作，《何礼部集》失载。——据上述，知吴承恩诗并非何氏弟兄辞官当时的和诗，乃以后补和者。
为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作《重刻金陀粹编序》（《存稿》卷二）。
〔考证〕刘谱：“按：《存稿》没有标明是代人作的，可是我检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校刻的《金陀粹编》，这篇序文的署名是‘嘉靖戊午三月朔两浙运使前常德府知府南京户部总巡郎中莆田壶淙黄日敬’，所以知道是代黄日敬作的，而且是作于这一年。”
〔按〕据吴承恩序文最末几句说：“编为若干卷，浙旧刻于运司。司长壶淙黄公，因其久而敝也，易焉。伻来以征序，然则是书之梓，固非徒岳氏之家乘，而公之刻之也，亦岂徒浙司之故事已哉？”知吴承恩序文是黄日敬派人征序，说得不清楚，吴承恩以自己身份作后，黄日敬的本意却是请吴承恩代己作，因而稍事改动，署以己名。又由上述吴承恩序文语，知吴承恩作序时不在浙江。
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一，嘉靖十九年黄日敬任山阳知县，吴承恩与黄日敬熟识当在彼时。
本年为朱曰藩昨年应罗希款索而书写的自己诗作字卷作跋。
跋语云：“射陂诗无虑数变，晚乃入于魏晋，盖由鲁至道之时也，此卷所书是矣。且其纸尾系言，自嘲丈铁。夫兑戈卢矛，为宝永世，岂值寸金邪。吴承恩记。”钤有“吴氏以忠”白文印一方。（原文见《文物》1985年第10期徐邦达、石兆麟《吴承恩跋朱曰藩书诗歌字卷》及图版壹书影原跋）按：原跋语未署年月日，罗希款的第一段题跋云：“戊午，射阳跋焉。”
朱曰藩为之书字卷的罗希款，亦应是吴承恩的友人。字子愚，号昆仑居士，其室名为消摇书阁或芥子龛，由朱曰藩书字卷为丁巳仲夏，即该年避倭淮安时所书（见本谱嘉靖三十六年引朱曰藩《跋蔡世卿藏韩晋公田家移居图》项的论释）。该字卷又有二吴（承恩、从道）的跋语及所题绝句，可证罗系淮安人或在淮的职官。罗题跋云“溯此卷之由，则丙辰之年，周雪舫委邑人为之索拙赋者”，似罗为官于淮者的口气，但查淮志，未见记载。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
吴承恩约五十六岁，在南京及淮安。
作《和吴山人长吟阁因赠》（《存稿》卷一）。
〔考证〕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六有《用韵题吴之山长吟阁》诗二首，诗前有小序云：“……近吴之山以长吟阁诗来示，强余同赋，偶一夕不寐，思得二首写去。……”何良俊诗作于解南翰林第二年，即本年。吴承恩自然也是此时在南京的和诗。周晖《金陵琐事》卷二的“佳句”项记吴之山《长吟阁述怀》两句为：“城中艺圃甘遗世，屋里梯云好看山。”按之吴承恩和诗，乃是原诗的第二联。吴之山，名扩，字子充，是常常奔走于豪门士夫之宅，同时又好游山玩水的所谓“山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之山小传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嘉靖中子充避倭乱，居金陵，爱秦淮一带水，造长吟阁居之。”
代撰《贺少岩傅公晋秋卿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曾假定傅少岩即傅颐，因傅颐乃本年离漕运总督任，所以系障词于本年。
〔按〕刘谱的假定是对的。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十四《祭表叔尚书傅公文》云：“吾叔少年高科，德器文章，金辉玉润，仁及闾巷，待而举火。往尹庐陵，年财二十。……乃遭谗归田十年，再起用亦晚也。”陈文烛表叔即傅颐。吴承恩障词则说少岩傅公“桂林夺隽，冠三楚于英年；杏苑联芳，膺上都之妙选。初试莺迁，蚤制庐陵之锦；频经鹗荐，俄含汉署之香。……指省闼之弘开，方期傅奕；叹方州之暂抑，咸惜君山。赐环喜报夫地曹，鸣佩旋登乎仪部”。可知傅少岩即陈文烛表叔傅颐，傅颐于本年离漕运总督职任刑部右侍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十八载如此。障词所说的“地曹”、“仪部”就是指刑部。《别集》卷四十八又载傅颐于万历三年任南京户部尚书，即陈文烛祭文所提到终衔“尚书”。
陈耀文任淮安府推官，在此后一二年内与吴承恩纳交，二人计划编《花草新编》或《花草粹编》。
〔考证〕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陈耀文于本年任淮安府推官。陈耀文《花草粹编》序文说：“嗣以飘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耽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渔猎剪耘，殆逾二纪，敝帚亦不忍遂弃者。”陈耀文序文作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冬月，上推二十四年（二纪），恰是本年左右，所以知道在此后一二年内陈耀文的《花草粹编》和吴承恩的《花草新编》都在计划编辑。
刘修业于《吴承恩著述考》中认为陈耀文《花草粹编序》就是依据吴承恩《花草新编序》写成，而《花草粹编》或者就是《花草新编》的改编，等等。
〔按〕《粹编》和《新编》二书皆主要据《花间集》、《草堂诗余》编选，某些词自然共同入选，词的排列顺序也大体相同（《粹编》本与《新编》的上海图书馆藏抄残本三至五卷的比对就是如此），唯《花草粹编》所选的词一般多于《花草新编》，间亦有《新编》入选而《粹编》未选者，所以《花草粹编》是否依《花草新编》为蓝本，难于断言。由是，两篇序的情况也应如是观。
今知吴承恩的《花草新编》应有万历间刻本，陈文烛作序。刻本未见，陈文烛的序文载天启刻本《二酉园续集》卷一，兹录全文如下：
此亡友吴（原刻误做胡）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草堂诗余》所从出云。夫词自开元以逮至正，凡诸家所咏歌与翰墨所遗留，大都具备，乃分派而择之精，会通而收之广，同宫而不必合，异拍而不必分，因人而重言，取艺而略类。其汝忠所究心者与！拔奇花于玄圃，拾瑶草于艺林，俾修词者永式焉。汝忠既没，计部丘君抱渭阳之情，深宅相之感，奉使九江，捐俸梓行。遇不佞，语曰：“吾舅氏有属于先生否乎？”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而幸传于世，汝忠托之不朽矣。汝忠讳承恩，号射阳居士，海内操染家无不知淮有汝忠者。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比长，读书目数行下，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宝应有朱凌溪者，弘德间才子也，有奇子□子价，朱公爱之如子，谓汝忠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得与子价并名，射湖之上，双璧竞爽也。子价后守九江，汝忠脏肮终身，仅以贡为长兴丞。长兴有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汝忠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积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且也，平生恬淡自守，廉而不秽。其诗文出入六朝三唐，而词尤妙绝，江湖宝之。其稿与所藏，泯灭殆尽，而家无炊火矣。余于汝忠有人琴俱亡之痛云。幸此编之行而述其大概，俟续高士传者采焉。
由陈序知：
（1）《新编》由丘度捐俸刻于九江。
（2）《新编》刻于具体何时不知，但由《二酉园续集》未收陈作《射阳先生存稿叙》，可以推知陈文烛的《花草新编序》应作于万历十八年之前，因此知《新编》刻成当也在万历十八年前（甚至可以说是吴承恩死后不久，因为吴承恩逝世就在丘度榷九江关时。
（3）序文对吴承恩幼年、少年作画以及平生藏画藏法书的介绍；关于督学使者、朱凌溪（应登，朱曰藩父）、徐中行（子与）对吴承恩赞赏、敬佩情况的介绍；以至陈文烛本人对吴承恩品行、学问的高度评价，晚年生活状况的描述等等，都是研究吴承恩的珍贵史料。
（4）序文“同宫而不必合”等四句关于选词标准的话，是照应吴承恩自己的看法的，看出陈文烛确是曾与吴承恩商评过《花草新编》。
朱曰藩任九江知府（据前揭《行状》及《墓志铭》）。
文征明卒。
〔按〕文征明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有名的画家、书法家、诗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传，文彭、文嘉都是他的儿子。吴承恩与文征明何时交识不可考。《存稿》卷四有《风入松·和文衡山石湖夜泛》词一首，词云：
洞箫一曲倚声歌，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试问沧洲宝镜，何如
鹊金波。 笔端万象困搜罗，无奈此翁何？玉堂回首惊残梦，无心记往日南柯。想见年来江上，桃花乱点轻簑。
今见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之《文征明汇稿》诗余第五载文征明《风入松·泛石湖作》，原词为：
轻风骤雨卷新荷，湖上晚凉多。行春桥外山如画，缘山去十里松萝。满眼绿荫芳草，无边白鸟沧波。 夕阳还听竹枝歌，天远奈愁何？渔舟隐映垂杨渡，都无系来往如梭。笑道玉堂金马，何如短棹轻簑。
文词也是“风入松”牌子，用韵同，题目同，可见吴承恩就是和这首词的。文征明于嘉靖五年辞去翰林院待诏职（据《甫田集》卷三十六附录文嘉《先君行略》），由吴承恩与文征明两首词综合观察，则皆作于文征明辞翰林院待诏后不甚久。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
吴承恩约五十七岁。
沈坤被构入狱，死。
〔按〕《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二：“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戊寅，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等劾奏：新改国子监祭酒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等等。上览其疏而恧之，诏褫坤职为民，仍令巡按御史逮系来京讯治。……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
吴承恩约五十八岁，在淮安。
撰《赠郡伯养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按《国朝献征录》卷八十三载陶望龄撰的《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槚墓志铭》：槚字子美，号养吾，会稽人，嘉靖四十年卒。又按《府志·职官表》，他是嘉靖三十八年任的。我推测所谓‘如京改秩’的事，当是陶传里所说因上官劾奏他，夺去一阶，可是不久就罢职了。传里仍称他的终衔是淮安知府，可见罢职后不久就死了。此事应在这一年的春初，或前一年的年尾。”
朱曰藩卒于九江府知府任内（见前揭《行状》及《墓志铭》）。
〔按〕朱曰藩字子价，号射陂，又字或号少海，宝应人，与吴承恩自少友善，至老弥笃。二人互赠诗除前引者外，尚有《山带阁集》卷二之《别汝忠》、《淮阴览古赠吴子》二诗。二诗相联，后诗由内容考察，吴子即指吴承恩。此二诗约作于嘉靖八年或前一二年，彼时朱曰藩犹未中举。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
吴承恩约五十九岁，在北京。
本年在北京谒选。十一月撰《元寿颂》（《存稿》卷一），颂李春芳父李永怀（允怀）七十寿辰。
〔考证〕隆庆六年吴承恩撰《德寿齐荣颂》，颂李春芳父母八十寿辰，则此寿颂作于本年甚明。颂文说：李春芳父母于本年春来京邸，所以此次作寿是在北京。由颂文“承恩蒙公殊遇垂二十年，谒选来都，又出公之敦喻”，知吴承恩这时正在北京谒选。
撰《明堂赋》（《存稿》卷一）。
〔考证〕刘谱：“按：赋序说：‘今年某月之吉，三殿告成。’又说：‘天子嘉靖万年，今方第四十载。’考《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壬午三殿告成’。则三殿落成，实为四十一年。赋云：‘今方第四十载’者，怕是因为行文的方便，不能举实数的原故。”按：刘谱推论赋序说“今方第四十载”是因不能举实数，所以去掉一个“一”字，恐非是。赋是晋献给皇帝的，不应只是为了举实数而任意增减字数（尤其是表明时间的重要纪年问题），本句是散体叙述句，没有多一字或少一字以照顾文气的必要。因此有两种可能：一、“今方第四十载”是“今方第四十一载”的误植，刊漏“一”字；二、赋是嘉靖四十年的预作，当时有三殿告成的打算。三殿告成时即改称皇极、中极、建极，而此赋犹称奉天、华盖、谨身，可设想嘉靖四十年时还没有打算改名称。——现在因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明堂赋》是嘉靖四十年作，所以仍系本年。
赋是代人作。刘谱推测为代荆王作，因刘谱说吴承恩本年补荆府纪善，实误，辨详后。赋当是代李春芳作。李春芳于嘉靖三十九年晋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寻还部，本年改吏部左侍郎。因为赋大约是预作，李春芳还是礼部侍郎，并且一直入直西苑，所以自称为儒臣。而说是荆王的口气便不应该了。
代人撰《寿师相存斋徐公六十序》（《存稿》卷二）。
〔考证〕刘谱：“按：徐阶字子升，号存斋，卒于万历十一年，年八十一，是年九月辛丑，正是六十岁。”
潘埙卒（据《存稿》卷三《潘公神道碑》）。
〔按〕潘埙是吴承恩的乡先辈，对吴承恩颇奖掖。潘埙编《淮郡文献志》，吴承恩与之商评校订，并为作后序，吴承恩还为潘埙远祖潘思诚作《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见嘉靖三十四年下）；潘埙卒后，神道碑即由吴承恩执笔；其后，潘埙儿媳杨孺人六十寿辰，吴承恩又为作寿序。如此种种，足见吴承恩与潘埙关系之密切程度。潘埙行实，具见吴承恩的《潘公神道碑》，又，《明史》卷二百零三有传。
何良傅卒（据前揭《行状》）。
〔按〕何良傅与吴承恩交往主要是嘉靖三十几年任南京礼部祠祭郎中时。何良傅《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
吴承恩约六十岁，在京挂选过程中回淮安。
撰《开府介川毛公德政颂》（《存稿》卷一）。
〔考证〕刘谱：“按：赵镗撰的《毛公行状》（《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五），毛公名恺，字达和，号介川，江山人。《德政颂》序云：‘嘉靖壬戌介翁督漕政于淮南’，则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毛恺做了漕运总督。序又云：‘今年岁在癸丑，爰奉简命，入掌中台之宪’。是次年毛恺又内调。‘癸丑’当为‘癸亥’之误。”盖癸亥即嘉靖四十二年。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
吴承恩约六十一岁，在淮安，冬，往北京。
撰《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存稿》卷三）。
《留翁遗稿序》（代淮安知府刘祐作，《存稿》卷二）作于本年。
〔考证〕刘谱：“按：谢丕字以中，号汝湖，又号留园野老；故此序称为留翁，序说：‘嘉靖癸亥待罪守淮阴，汝湖公之子东岩君适倅兹郡。’兹考《淮安府志·职官表》，刘祐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任知府，谢用栻（东岩）四十三年任通判，可知这篇序文，是承恩代刘祐作的。”
《两汉书抄序》（代漕刑钱之选作，《存稿》卷二）或作于本年。
〔考证〕据刘修业《吴承恩论著杂事考》，知此序乃代漕刑钱之选作，钱之选改吴承恩原作一部分加颂扬语，署己名。按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王廷（南岷）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辛亥以户部左侍郎总督漕运，四十四年四月癸未重为户部左侍郎。则此序当作于本年（或者作于明年春，但究以作于本年可能性大）。
作《赠司理云泽王公钦选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司理云泽王公即淮安府推官王廷瞻。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职官表》，王廷瞻于嘉靖四十年任淮安府推官；《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六载王廷瞻于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由淮安府推官选授为试监察御史，这篇障词说“在昔宁论，偿三载勤渠之债……花明冠佩，新依日月之光；柳拂旌旗，总带风云之气”，所以知道障词作于本年七月。障词说“谏省荣升，台司豫待”，就是指升试监察御史。王廷瞻兄王廷陈是当时有名的诗人，障词云：“雁序驰声，和埙篪于伯氏”，是指兄弟二人都有名声，伯氏就是指的王廷陈。王廷瞻，《明史》卷二百二十一有传。
本年约十月顷在北京为应天乡试主考孙世芳之卒，代人作《祭孙淳斋文》（《存稿》卷三）。
〔考证〕《祭孙淳斋文》之为应天乡试主考孙世芳而作，祭文本身没有明确记载，现在比合各种材料，推证如下：由祭文说：“当公之奉简命，司文衡，秉诚而南也，搢绅相贺，皆云必当得真材，功劳未奏，竟以身殉焉，则是未收时英，而翻丧国宝，天乎！亦何酷哉！”知道孙淳斋是主应天乡试中去世的，明代只顺天、应天两乡试由中央特简主考。按嘉靖十年至万历十年间主应天乡试的孙姓主考，有嘉靖十年的孙承恩，二十五年的孙升，四十三年的孙世芳，万历元年孙铤（据《明实录》和《续文献通考》）。孙承恩、孙升、孙铤在主应天乡试后，都有任命或活动，甚至得高位，唯孙世芳情况不明。祭文又云：“然姓名显于科目，黼黻光于禁林，师范重于成均，编摩著于史馆。”知孙淳斋任职翰林院为编修或修撰，且负责过国子监。兹由孙世芳可能即孙淳斋查同治《畿辅通志》卷二百二十四列传第三十二、乾隆《宣化府志》卷二十八、康熙《宣化县志》卷二十四，皆有《孙世芳传》，《畿辅通志》谓：“孙世芳，字克承，宣化人，天资颖异，过目成诵。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升检讨，分校会试，所取多知名士。侍穆宗读于潜邸，屡因讲义随时启沃，晋右中允，纂修实录，迁国子司业。偕翰林汪镗典试应天甲子试，未及榜发，卒，而程文咸出其手，人争传诵之。”由是知孙淳斋就是孙世芳。据《明实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酉，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孙世芳主应天府乡试（卷五百三十六）。祭文说“自某等聚官于兹，从公游处……今则漂摇江表，载殡还都，丹旐翩翻，恍焉疑梦”等等，可证是在北京对孙世芳致祭时，吴承恩代别人作的祭文，吴承恩此时已在北京，大约是十月左右。
又按：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五安东县《贡举表》，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列举人孙继武，注云：“贵州榜，后更名世芳。”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列进士孙世芳，注云：“翰林院侍读学士。”据此看来，似吴承恩祭文所祭的孙世芳就是淮安府安东县的孙继武，因为《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中，名列一甲、二甲能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检讨等职的，只有一个宣化孙世芳，而没有另一个淮安孙世芳且是什么贵州榜举人又名孙继武者。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一》，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确有一清平籍（清平县属都匀府）举人孙继武，此孙继武没有成进士，后以举人选授广东新会知县。道光《新会县志》卷五《职官表》列孙继武为嘉靖三十七年任知县，注云：“江南安东人。”“贾志作贵州人，阮通志、张府志作江南东安人。按江南有安东县，无东安县。”——根据上边《贵州通志》、《新会县志》的记载，隶籍安东县贵州榜举人孙继武并没有改名孙世芳而且当上了翰林院侍读事。同样，光绪《畿辅通志》、乾隆《宣化府志》、康熙《宣化县志》各《选举志》或《孙世芳传》又绝无别名孙继武，更非嘉靖丙午举人（乃嘉靖十年辛卯举人）。显然，光绪《淮安府志》说孙继武改名孙世芳，且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是混贵州榜举人孙继武与宣化进士孙世芳为一人。但是，南北二孙，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为什么弄混了呢？乾隆《宣化府志》卷二十五《选举志》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孙世芳名下注云：“万全都司学生。”表明孙世芳的原籍并非宣化（当时宣化卫属万全都指挥使司），他的父祖可能于万全都司（即万全都指挥使司）内任职，他随父祖在任所都司学进学。那么孙世芳是否是祖籍淮安，因而弄混的？今天已无从确知。如果按祭文所云：“挥卮洒泣，失声相向，恸切而不能已者，盖某等乡曲之情也。”而推祭文是代当时官于翰林院的淮安清河状元丁士美作的，则孙世芳的祖籍可能即淮安。
因李春芳夫人徐氏卒于北京，迁柩回兴化，吴承恩作《祭石鹿公夫人文》（《存稿》卷三）。
〔考证〕许国《李公墓志铭》（《贻安堂集·附篇》）：“配赠一品夫人徐氏，长公一岁……嘉靖甲子，夫人年五十六矣，是年八月十六日先公卒。”吴承恩的祭文说因徐氏“仙舆南返，感动举朝”，所以“瓣香卮酒，共荐精意”，写了这篇祭文。大约时间应在九月或十月。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吴承恩约六十二岁，在北京。
十一月在北京，为裴天祐升大理寺少卿兼逢初度，作《赠裴鹤洲晋列卿兼逢初度歌》（《存稿》卷一）。
〔考证〕裴鹤洲应即裴天祐。裴天祐，淮安府海州赣榆人，字顺之，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为福建建安县知县。后为巡按御史，巡山东，晋大理寺少卿，终光禄寺卿。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有传。诗谓“主人本是瀛洲客”，因海州有云台山，明时是与陆地隔绝的海岛（今已深在内陆，山距海岸约二三十华里），云台山有不少神话传说，绝类海外三山，此云裴天祐是“瀛洲客”就是指他是云台山人（海州人）。“公今岂独吾邦秀”者，因为明时海州（包括赣榆）属淮安府（清代海州不属淮安，而为直隶州），吴承恩和裴天祐乃是同乡，所以称裴天祐是“吾邦秀”。“武夷又得烟霞宅”，指裴天祐为建安知县，建安属建宁府，府正在武夷山下。“西巡三晋东齐鲁，揽辔风清扫豺虎”，指为监察御史事，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三裴天祐小传称裴天祐“巡按山东，初出朝时，一权贵嗾之曰：‘某州某判官墨且酷，宜亟去。’既而廉知其贤，竟优奖之。罪人挟万金赂免死，天祐籍其金于官，置之法。”据诗题，知因裴天祐晋列卿，又逢初度（诞辰），所以吴承恩写赠诗。列卿的职务乃是“廷尉班行”、“法星高”者，而且“贺宾总是皋夔伍”，说明此列卿是执法者。《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九、五百四十七载裴天祐为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大理寺寺丞是执法人员，但非列卿；卷五百六十三载裴天祐升光禄寺卿，是列卿，但又非执法的“廷尉班行”。因此知道卷五百五十二记载本年十一月癸亥升大理寺右少卿，所以吴承恩写诗相贺。大理寺少卿也是列卿。诗云：“长安雪后瑞云暖，笑对梅花倾玉瓯。”正是北京十一月的景象，可以作为吴承恩赠诗是在本年十一月裴天祐升大理寺右少卿时所作的旁证。因为吴承恩本年十一月在北京，证明他仍然在候选，本年底或明年初便已选授长兴县丞。
归有光进士及第，被除授为长兴知县（据唐时升代王锡爵撰《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等）。
陈文烛进士及第（据《二酉园文集》卷十三《先君行状》）。
邵元哲进士及第（据吴国伦《甔甀洞稿》卷三十六《邵公墓志铭》）。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
吴承恩约六十三岁，去杭州和长兴。
吴承恩盖于本年任长兴县丞。
〔考证〕国内学术界几十年来通说如此，是对的，现在综合国内学术界已有的论证，辅以新证，考如下：
（1）近年（20世纪50年代）于长兴发现隆庆元年十月十日归有光撰、吴承恩书写的《圣井铭》、《梦鼎堂记》两块石刻可以证明这就是归有光任长兴知县，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两个人合作的物证，因此，吴承恩必于此稍前任长兴县丞。
（2）据吴承恩同时代人的记叙也应当认为是本年任长兴县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称吴承恩“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说：“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据吴国荣说法，吴承恩当长兴倅和荆府纪善之补的时间都不长，辞官后十多年就老寿而终。一般认为吴承恩卒于万历十年（1582），距本年十六个年头，较合乎吴国荣的说法，“仅为邑丞以老”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吴承恩之为邑丞是他的垂老之年。这样，国内多年来都认为同治《长兴县志》“职官表”中所列县丞缺额为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自以四十五年为当，因为三十九年到四十四年吴承恩是在家乡和在京谒选（如前所证引）。
（3）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说：“汝忠往丞长兴，与（徐）子舆善。”同治《长兴县志》卷二十二《名宦传》称吴承恩官长兴时与“邑绅徐中行最善，往还倡和”。徐中行自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及第后，一直为官在外，本年恰在家乡长兴，以后一二年也因母丧守制居乡。王世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三十四）谓徐中行在嘉靖四十二年任汝宁知府时被京朝大察左迁回乡，在家奉母：“公性好客，客时时满座，所恨惟罍耻，馔食取咄嗟办，而不问所自来。其童干亦喜客之至而娱之，冀以得自纾。即稍能缀韵语或操一艺者，问公衣则衣，问公食则食，问公所嘘荐则为草荐书，或数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从容谓公曰……公感，乃之吏部。选甫六日，得长芦之转运判官；为判官之三月，迁瑞州府同知。许安人老寿死……公奔归，恸欲绝。……时少师徐公与太宰胡公，内重公，超为山东按察佥事，且欲进移公学职，会以丧闻，乃止。”又，王世贞《徐母许太夫人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五）：“汝宁君归里居可二载……（徐中行之吏部）六日为补长芦判运。两月，迁二瑞州，而太夫人已前卒于家矣。太夫人卒之逾月，汝宁君扶服归。”查《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吏部尚书胡松系嘉靖四十五年（即本年）四月任，十月死于吏部尚书任内。由是知徐中行去北京，选得长芦转运判官，又迁瑞州府同知，前后不逾四五个月，即丁母忧，而这一切是四十五年四月后几个月内连续发生的，等到十月稍前就回了长兴。此后，徐中行以所谓“邑绅”身份留长兴。因而吴承恩得与“邑绅徐中行最善，往来倡和”。
（4）由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原文见嘉靖三十八年下）“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的记叙，也可证成此点。吴承恩罢长兴丞是隆庆二年，陈文烛任淮安知府是隆庆四年。
本年曾住杭州玄妙观，作《醉仙词》四首（《存稿》卷一）。
〔考证〕《醉仙词》题序曰：“嘉靖丙寅，余寓杭之玄妙观。梦一道士，长身美髯，时已被酒，牵余衣曰：‘为我作《醉仙词》。’因信口十章，觉而记其四。”此《醉仙词》盖去长兴前在杭候见暂寓玄妙观时作。玄妙观在今吴山脚下十五奎巷。
归有光到长兴知县任（据前揭《墓志铭》等）。
代刘畿撰《诸史将略序》（《存稿》卷二）盖作于本年。
〔考证〕刘谱：“序说：‘嘉靖甲子恭承上命，总戎务于东南。’”知是代著者的自序。我没有看到这部书，仅据《千顷堂书目》卷十三（页二上）有刘畿《诸史将略》十六卷，注云：“浙江巡抚都御史刘畿檄知府毛钢教谕黄让编。”
隆庆元年丁卯（1567）。
吴承恩约六十四岁，在长兴县丞任。
春，作《春晓邑斋作》五律（《存稿》卷一）。
〔考证〕按今存吴承恩诗文，作于长兴的只有三篇（八首）诗，即《春晓邑斋作》五律、《长兴作》七律、《长兴》六绝（六首）。后两诗难于断定何年（嘉靖四十五年？隆庆元年？隆庆二年？），本诗则可断定是本年春作。诗云：
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
家近迟乡信，官贫费俸金。
林香闻早花，窗曙报新禽。
感此融和候，搔头得暂吟。
由诗首四句可以断定是当县丞不久所作，自是本年春。
冬，书写归有光撰的《圣井铭并叙》、《梦鼎堂记》刻石。
〔考证〕此二刻石，近年发现于长兴。归有光作《圣井铭并叙》与《梦鼎堂记》是十月十日，吴承恩书写并上石应稍后。归有光文载《震川先生集》。
隆庆二年戊辰（1568）。
吴承恩约六十五岁，在长兴。
本年，吴承恩被撤职离长兴县丞任。
〔考证〕吴承恩离长兴县丞任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同时代人的记载多含糊其词。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说是“不谐于长官”；天启《淮安府志》说是“耻折腰，遂拂袖而归”。都是说吴承恩与上司不合，以至不得不离职。只有陈文烛说吴承恩是“罢长兴丞”（《花草新编序》），谓是被罢官。今由归有光之离长兴县令任，调顺德通判，知吴承恩乃因征粮事被诬贪赃，与一摄令都被察院访拿，因而被撤职罢官。归有光之离长兴而改调的原因，或者说：“大吏多恶之”，所以“调顺德通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归有光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唐时升代王锡爵作《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皆略同）；或者说：“又议革粮长，用里甲，先生调停，大豪规避，与摄令者媒孽其短，先生几危，转顺德通判。”（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十九《归震川先生墓表》）归有光本人则对此有较详的申述，其《乞休申文》（《震川先生别集》卷九）、《又乞休文》（同前）于申述自己的问题时提及一个县丞并被逮系在案。《乞休申文》云：
署印（按：即摄令）与丞之以赃败也，由其发狂自宣露，囚服露首于太守之前（按：此发狂者，归有光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只是摄令一人。《震川先生别集》卷八《与周淀山》：“此中事殊异常。摄县者日欲中伤，一日忽发狂，自系太守前，殆若有神。吴兴人喧传其事。”），昨有岁贡自京还者，言京师皆已知之。今被访逮，——即其发狂，乃职尚在河北时也。今府中藉藉归咎于职，若然，则察院不当访人耶？又因缘其所访之自而欲扳以为仇耶？
《又乞休文》云：
署印官与县丞被察院蒙访逮，职前入觐在途，彼事已败。特以察院访单委悉，疑以谓县中有言，恨之切骨。……又小吏沈良能，不轨乱法，数拒捕，依广德大猾。职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为腹心者，因自诣府，
履袨服出入府门复与之为一。以此结约诸恶少告诈，县中人同时响应，皆承署官之风旨，考掠无不承者。微文巧诋，中伤之计实行于其间矣。
归有光一再提及的被察院访逮的县丞，当然就是吴承恩，不怪有“不谐于长官”，“耻折腰，遂拂袖而归”等等含糊的说法；也不怪万历初年（可能是万历二三年）编的《湖州府志》（今有影印本）不载吴承恩在嘉靖末隆庆初任长兴县丞，而对此前后的长兴县丞都有记载。万历初距吴承恩任县丞只七八年啊！这一切就是因为吴承恩任县丞的结果是所谓贪赃被撤职的。但是，陈文烛于万历七年给归有光作墓表，当时案情已清，吴承恩还在世的情况下，他将归有光文两次把摄令与县丞并提的话头，做了删削，只说长兴大豪“与摄令者媒孽其短”。因为陈文烛了解真实情况，吴承恩是被冤枉的，自不能不在笔下抹掉“县丞”二字，并在吴承恩逝世后给他编的《花草新编》作序，直提吴承恩是“罢长兴丞”，又称他“恬淡自守，廉而不秽”。——除上述可以证明吴承恩在本年因被诬贪赃撤职外，还可以从归有光的一首诗作为旁证，以证明之。《震川先生别集》卷十的《淮阴舟中晚坐写怀二十四韵》，张传元、余梅年的《归震川年谱》认为是写于隆庆二年即本年，诗有十数韵咏长兴事，此十数韵云：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
朝廷制作盛，公卿议礼哗。
庶僚或登庸，诸生多起家。
蹇拙遭时废，荏苒谢年华。
不得寄一命，空惭读五车。
迨乎鸿羽渐，几将龙驭遐。
暂有青云望，奈何白发髿。
黾勉小县吏，奔走大府衙。
循己常黯黯，看人方呀呀。
何地栖鸾凤，并处混龙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
万事已如此，一官岂足赊。
行矣归去来，莫使微名污。
“黾勉小县吏”数句，盖《又乞休文》中谈到的署印官腹心小吏沈良能奔走府衙微文巧诋事。归有光泊舟淮安而发此感慨，岂不是因为他到了吴承恩的家乡，触发联想，见景而生的情吗？于此可见归有光所说的被逮县丞确乎就是吴承恩。
隆庆三年己巳（1569）。
吴承恩约六十六岁，在淮安。
约在本年吴承恩有荆府纪善之补。
〔考证〕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射阳先生……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由吴国荣把吴承恩补荆府纪善看作是为长兴倅不谐于长官的直接后果，可知吴承恩是被解除系狱罪后，便被补授荆府纪善的职务，因此把补荆府纪善事系在本年大约是近乎实际的。又按：当时处理所谓赃吏，有调王府官一种办法。隆庆四年陈以勤（第二副宰辅）在《披哀（衷）献议少裨圣政疏》曾说吏部对赃吏的惩罚，“轻者改调，或升王府官属，重者褫其职任”（《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十）。因此吴承恩之补荆府纪善，很显然是从轻的处理。那么吴承恩是否便到湖北蕲州去了呢？也未必。我们今天找不到吴承恩在荆府纪善任内活动迹象，连他到过湖北或溯长江经安徽、江西的记载（如本人的诗词之类）也没有。尤其是陈文烛、李维桢两个人都是湖北人，他们给吴承恩的诗文集作叙，都只说他丞长兴，不提在自己家乡任过荆府纪善之职；天启间的《淮安府志》以及后来的一切府县志也都没有记吴承恩补过荆府纪善，等等，很有理由认为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家，干脆没有去湖北到任。因为吴国荣是吴承恩的通家子弟，在丘度指导下校刻吴承恩的诗文集，对于吴承恩的生平细节自然较详，所以能在跋语里记录吴承恩有此任命的行实。
隆庆四年庚午（1570）。
吴承恩约六十七岁，在淮安。
撰《贺笛翁太丈七十寿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寿词引文说：‘（大显）我明（，）宫保振其鸿猷，司寇标其淑望，翁，司寇之良嗣也。’按：宫保是叶淇，司寇是叶贽，贽官南京刑部侍郎；因此可知笛翁是叶贽的儿子。引中又说：‘承恩缔姻门下’，但是笛翁这年是七十岁，承恩也是已经七十岁左右的人了，笛翁恐不是他的岳丈，不过是他的丈人行。”——按同治《山阳县志》卷九附载原志的“恩荫”有叶荃，为叶贽子，官光禄寺典簿。寿词云：“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俊。”是叶笛溪曾为官且又绝无功名。所以，叶笛溪应即叶荃。
该年六月，陈文烛任淮安知府（据《二酉园文集》卷九《游太和山记》）。
本年左右吴承恩住淮安城僻巷内。此后几年内知府陈文烛时造庐往访，吴承恩曾将自编的《花草新编》拿出与陈文烛商订。
〔考证〕前引陈文烛《花草新编序》说：“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按：即《花草新编》）而幸传于世。”吴承恩家居的“委巷”，据传是淮安河下的打铜巷。
本年陈文烛任淮安知府后至隆庆六年间，诗人陆无从过访陈文烛，陈文烛于龙兴寺设筵招待，吴承恩被邀同饮。
〔考证〕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西游记研究的资料》介绍陈文烛《淮上诗》卷三七言律有《陆无从过访同吴惟一吴汝忠饮龙兴寺得秋字》。说明陈文烛宴请陆无从时，吴承恩曾出席作陪。至于吴承恩与陆无从的交往情况则不详。陈诗从略。陆无从名弼，扬州人，《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有传。
隆庆五年辛未（1571）。
吴承恩约六十八岁，在淮安。
撰《寿胡内子张孺人六袠序》（《存稿》卷二）。
〔考证〕序文说：“隆庆辛未，胡西畹内子张孺人寿晋六袠，三月十日，是维悬帨之辰。”
〔按〕胡西畹是胡琏的孙子胡应恩，应恩父为胡效才。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六《选举表》，应恩曾任广东合浦知县，效才曾任河南道御史、真定知府。这就是序文所说的“夫君令西南”，“双洲公由侍御典大邦”。双洲即效才。
又代人撰《寿师相中玄高公启》（《存稿》卷三）。
〔考证〕刘谱：“按：高公是高拱，他卒于万历六年（1578），年六十七岁，隆庆五年是他六十大寿。这年是辛未，所以寿启说：‘岁履逢辛’。”此启大约是代知府陈文烛等人作。陈文烛《书五岳真形图》（《二酉园文集》卷十四）谓高拱是自己南宫座主（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高拱主礼闱）。此启既称高拱为尊师，又云“某等叨官淮海，隔远门墙”，可知大约是代陈文烛等人作。
李春芳于本年五月致仕回家乡兴化（据《明史》卷一百十九、一百九十三）。
〔按〕《存稿》卷四《驻云飞》曲四阕，分题：及第、翰林、内阁、归隐。《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载汪浚《吴承恩与〈西游记〉》谓此盖作赠李春芳者。如果是作赠李春芳的，当以作于本年为宜。
归有光卒。
〔按〕归有光是明代有名的散文家，字熙甫，号震川，江苏省昆山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传。
隆庆六年壬申（1572）。
吴承恩约六十九岁，在淮安。
代人作《德寿齐荣颂》（《存稿》卷一），贺李春芳父母八十寿辰。
〔考证〕颂文原无代作字样，但由颂文说：“况我二三门下，承余荫而叨末光者，忝仕在近，能无激于衷哉！”知是代作，所以自称“门下”，称李春芳为“老师”。
〔按〕李春芳是明嘉隆时的宰辅，致仕后十多年的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家乡兴化。《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有传。
本年吴承恩与陈文烛、吴从道有过往。
〔考证〕据《婆罗树碑跋》中得知，吴承恩以所藏唐李邕《婆罗树碑》旧拓示陈文烛，沭阳吴从道定为真本，文烛浼从道摹勒上石。
〔按〕吴从道于明万历间曾任温岭知县，举人出身。善书法，被徐中行连同吴承恩合称为“二吴”，在徐中行给陈文烛的信中推荐云“二吴高士，咄咄仲举，设榻待之可也”。（引见徐邦达、石兆麟《吴承恩跋朱曰藩书诗歌字卷》文，载《文物》1985年第10期）。又据此字卷跋后钤篆书白文方印一枚，上刻“吴氏以忠”，准此，吴承恩或又字“以忠”也。（苏铁戈辑补）
万历元年癸酉（1573）。
吴承恩约七十岁，在淮安。
撰《赠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序》（《存稿》卷二）、《贺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刘谱：“按：《山阳县志》：高时，济阳人，隆庆六年任，万历元年去职。又考《济阳县志》：‘高时字念吾，隆庆戊辰进士，初任山阳令。”
是年徐中行过淮安，与吴承恩、陈文烛呼酒韩侯祠内论诗论文。
〔考证〕刘谱：“陈文烛《存稿序》说：‘往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三人者（先生与陈徐二人）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按：李炤的《天目徐公行状》说：‘今上（神宗）登极，公入贺。万历癸酉（元年，1573）升福建副使。’神宗是隆庆六年六月（1572）即位，他从云南入贺，不一定经过淮安，但次年由北京去福建，是一定经过淮安的，所以他们三人在韩侯祠论文的聚会，定在这一年。”
〔按〕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五有五律一首，题《将赴闽淮阳陈太守玉叔邀饯江上留别》：
春云停汉节，晓色渡淮钟。
涛赋高枚叟，玄谈狎仲容。
星槎落牛斗，雪唱起鱼龙。
招隐心犹在，青青桂树重。
是徐中行去福建时确曾经淮安，并停舟与陈文烛饮宴。所谓饮饯江上，恐即饮酒韩侯祠内，时间应是本年春。
又，陈文烛《花草新编序》说徐中行过淮，“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当与此次的呼酒韩侯祠内是一回事。
朱曰藩《山带阁集》刻版行世。
〔按〕《山带阁集》有本年秋日陈文烛的序，曾校刻《射阳先生存稿》的蔡翰臣校，称“淮阴门人”。
何良俊卒（据张仲颐《四友斋丛说》重刻本序）。
〔按〕何良俊是南都诗坛中心人物。著有《何翰林集》、《四友斋丛说》、《何氏语林》。嘉靖三十几年任南翰林院孔目时与吴承恩多交往。《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
文彭卒。
〔按〕文彭是文征明长子，嘉靖三十几年在南京与吴承恩交往的诗人之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其弟文嘉，也是嘉靖三十几年在南京与吴承恩交往的人士，卒于万历十一年。《存稿》卷一有诗题《金陵秋日柬文寿承兄弟》：
帝城的是好风光，锦绣天街散桂香。
金勒驻花留夜醉，朱楼拜月换新妆。
三千斗巧琵琶院，百万争先蟋蟀场。
寄语桥西文学士，试排诗酒待重阳。
此诗又题《帝京乐》，文嘉有和诗，题《和吴射阳帝京乐》（《和州诗集》）：
秣陵自昔好秋光，风落天芬满路香。
云月家家摇彩笔，烟火处处斗红妆。
画舡竞泛秦淮水，宝马争驰蹴踘场。
莫道近来彤敝也，笙歌日日醉重阳。
上引两诗就是嘉靖三十几年他们在南京时的倡和诗。
万历二年甲戌（1574）。
吴承恩约七十一岁，在淮安。
代淮安府属官吏及淮安士绅作《寿苏山陈公障词》（《存稿》卷四），寿陈文烛父陈柏（苏山）六十九寿辰。
〔考证〕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十三《明故进阶中议大夫资治尹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先君行状》云：“万历改元，诏进中议大夫，当三月三日设宴于德星坊，廷里中诸老为高年会。……二年甲戌，不肖转四川，自淮归，称寿，佥宪余公一龙先为七十文寿之。乙亥七十，海内棫词而祝者，一一和答焉。”据此，知陈苏山隆重作寿有本年六十九寿辰和明年七十正寿。障词云：“介薄敬于邮筒”，“花甲周天，喜见稀年之近。”知正是在家乡作寿，是稀年之近的六十九岁陈文烛回沔阳称寿的这一次寿辰。
陈文烛转四川学使（见上引《先君行状》）。
〔按〕陈文烛，字玉叔，湖北沔阳人。他是当时有广泛交游的所谓诗人。他在淮安知府任内，对吴承恩颇为仰重。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引徐中行与陈文烛书曰：“二吴高士，咄咄仲举，设榻待之可也。”二吴，一指吴承恩，再一指吴从道。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四《西斋集序》云：“往吴汝忠、吴惟一，俱余翰墨交，老而下世，淮寥寥者。”陈文烛于万历六年三月又转漕储，重与吴承恩交往。吴承恩死后不久为之作的《花草新编序》和万历十八年作的《吴射阳先生存稿叙》，都盛称吴承恩。
邵元哲任淮安知府（据光绪《淮安府志》卷十）。
黄质山卒。
〔按〕黄质山，五岳山人黄省曾的儿子，嘉靖三十四年（乙卯）避倭，侨寓金陵，与吴承恩等诗酒交往。《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
万历三年乙亥（1575）。
吴承恩约七十二岁，在淮安。
撰《郡公古愚先生治淮郡之明年，化洽政成，三月丁酉，是维初度，邑士某等（“某等”一作“丘度”）怀授馆传经之德，谋所以称庆者，相属赋诗，诗凡二十二韵》（《存稿》卷一）。
〔考证〕邵元哲，字晦之，号古愚。据吴国伦《甔甀洞稿》卷三十六《明亚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晦之邵公墓志铭》，谓邵元哲生于嘉靖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此诗题标为“三月丁酉，是维初度”。不知孰是。又，《存稿》目录题“邑士丘度，怀授馆传经之德”，而诗正文的题则作“邑士某等，怀授馆传经之德”。由此可以知道，此诗原是为丘度作，后来改为代表邑诸生作，所以诗云：“贱子蒙知久，诸生属意隆。代言那敢逊，欲赋谅非工。”
万历四年丙子（1576）。
吴承恩约七十三岁，在淮安。
丘度中举人（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
万历五年丁丑（1577）。
吴承恩约七十四岁，在淮安。
四月，代撰《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存稿》卷二）。
〔考证〕邵元哲万历二年任淮安知府，本年满三年去京报政，明年正月即有山东宪副之擢。由序文“郡僚刘大夫等歆公得众，兼有藉于鸿懿也，遂牍以告余，余则遥譬之曰”，知委吴承恩代笔的人不在淮安。
作《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存稿》卷一）。
〔考证〕郭山人名第，字次父（次甫），丹徒人，能诗，是结交士大夫的所谓山人。嘉靖三十几年在南京与朱曰藩、何良俊等人交往倡和，与吴承恩也是老相识。招隐庵、招隐亭都是陈文烛修建以招郭第栖止的处所。陈文烛转四川学道，郭山人回焦山。本年邵元哲将要离开淮安府知府任的时节，郭第重来淮安，邵元哲招待他，也邀请了吴承恩。吴承恩诗的第二联：“秋社欲催玄鸟去，晴沙喜见白鸥添。”“玄鸟”欲去乃指邵元哲之将离任，“白鸥”见添乃喻郭山人之来，“白鸥”正是习惯的称呼隐士、山人。由此也可以确定诗是本年之作。
代作《封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双松丁公墓志铭》（《存稿》卷三）。
〔考证〕丁双松（丁儒）子丁士美，是淮安继沈坤后的第二个状元（明代淮安府只有这两名状元）。《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卷一百五十七引《明状元事略》，谓时有童谣：“新状元入朝，旧状元入牢。”后，果应丁士美于嘉靖三十八年中状元，沈坤于该年入狱，云云（据前引沈坤入狱和死皆在三十九年，见本谱嘉靖三十九年下）。此墓志铭虽然是代别人作，也可证吴承恩与淮安另一名状元也是熟识的。
撰《寿贾百松障词》（《存稿》卷四）。
〔考证〕据障词：“兹者松姿正茂，花甲将周，弘敞寿筵，朋来贺客。一叶添梧，异重经乎闰月，五株联桂，喜接赏于中秋。……逢秋闰，一番一醉从今始。”可知该年是闰八月。由嘉靖元年至万历十年，只有本年闰八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所以定障词作于本年。
是年丘度举进士（据光绪《淮安府志》等）。
〔考证〕丘度，吴承恩表外孙，即吴承恩姊吴承嘉的外孙，吴承嘉丈夫沈山。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八有丘度小传，该传注明是根据清韩梦周《明亚中大夫光禄寺卿赠户部右侍郎丘公墓表》缩写，韩梦周的墓表见《理堂文集》卷九，摘抄如下：
公姓丘氏，讳度，字志忠，山阳人，籍淮安卫。……岚，公父也，以公贵，累赠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母沈氏，累赠恭人。配王氏，继配杨氏。子匡孙，早卒，以弟康子永孙嗣。公以万历四年丙子举于乡，丁丑成进士。除南康府推官，以治行第一，征授户部主事，榷九江关，升郎中，出历汝宁、归德二府，升潼关兵备道，转山西驿传道，升太仆寺少卿，再升光禄寺正卿，以卒。……公卒于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距生于嘉靖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九。
由韩梦周写的墓表明确说丘度的母亲沈氏，可证丘度确是吴承嘉和沈山的外孙，1981年在淮安发现了丘度父母的合葬墓志铭，更得确证（刘谱曾引宇文西林言如此）。丘度父母合葬墓志铭记丘母沈氏生于正德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按：正德十年合公历为1515年，但该年的十二月初五日则已是公历1516年一月的某日），卒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九日，丘度是沈氏的次子，丘度的长兄丘应，三弟丘康。墓志铭又记吴承恩云：“射阳吴公，（沈氏）母舅也，见幼而聪慧，大奇之，爱如己女。”
又，《山阳诗征正编》卷八载沈森诗《丘震冈司理南康赋此却寄》（七绝）一首，诗后记引吴山夫云：“平湖先生为宣德中户部尚书沈公翼之裔孙，隐居平桥，读书力田，泊如也。《咏怀堂小草》一卷，为丘司徒震冈先生选定，盖与先生为中表兄弟也。”据此则沈森乃吴承恩姊承嘉之亲孙。《诗征》又介绍沈森字萃夫，万历中诸生。
张之象卒。
〔按〕张之象（王屋、玄超、月鹿）是吴承恩南太学同学，在嘉靖三十几年南京时期，与吴承恩诗酒交往的人士之一。《明史》附卷二百八十七《文征明传》。
万历六年戊寅（1578）。
吴承恩约七十五岁，在淮安。
正月，撰《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存稿》卷二）。
徐中行卒。
〔按〕徐中行字子舆（一作子与），长兴人，是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一。本年正任江西左布政，死于任所。《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李攀龙传》。
万历七年己卯（1579）。
吴承恩约七十六岁，在淮安。
作《瑞龙歌》（《存稿》卷一）。
〔考证〕本年三月修高家偃堤坝时，掘土方，得古动物化石（也可能就是恐龙化石），谓之龙骨，认为是祥瑞的征象，于是凡吏于淮者、生于淮者，都作歌诗以吟讴之，吴承恩《瑞龙歌》就是此类歌诗之一。此类歌诗曾集为《瑞龙册》（见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十四《瑞龙颂》及《瑞龙册引》）。
万历十年壬午（1582）。
吴承恩约七十九岁，约在本年于家乡淮安逝世。
〔考证〕据《射阳先生存稿》万历十八年（1590）夏日陈文烛序的开头说：“吴汝忠卒几十年矣。”所以学术界通常说法，都认为他约卒于本年。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吴承恩卒约八年。
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刻成行世。
〔考证〕按本年刻成的《射阳先生存稿》非今见1929年由故宫博物院发现并据以铅排的本子。今本除有陈文烛本年夏日序文、吴国荣万历己丑（十七年）仲春跋语，还有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李叙又载《大泌山房集》卷十二，题《吴汝忠集序》。《存稿》与《大泌山房集》所收的李维桢序文，都没有标作序年月，但李序云：“今勋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为出礼，称离孙。”按：“勋卿”是光禄寺卿的别称。《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年十二月癸丑，升太仆寺少卿丘度为光禄寺卿（卷五百零三）。万历四十三年十月辛亥光禄寺卿丘度卒（卷五百三十八）。
李序既然称丘度为“勋卿”，又未云已死，则序当为万历四十年十二月至万历四十三年十月之间作。吴进《吴射阳遗集跋》说：“先生无子，殁后遗稿散逸。丘正冈，先生姻戚也，宦归，搜罗刊行。”
〔按〕丘度任山西副使（即驿传道）后曾有一段家居，其后于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壬午被起升为太仆寺少卿（《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二）。所谓“宦归”，当即指副使与少卿之间的家居。如是，正与李维桢序相应，李序说：“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复搜玉叔所未及录者，已，病其太繁，属不佞校删而为之叙。”是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前丘度又复搜集，有初稿，托李维桢予以校删，校删毕而为之叙时，已是四十二年十二月以后，丘度已升光禄寺卿。——由此可确证，今故宫传本既然有李序，则绝不是万历十八年陈文烛序以行的本子了。今见吴承恩诗有异文，《射阳先生存稿》卷一的《金山寺》七律，与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十九所收该诗就是如此。现在对照列如下（异文处加重点号，前栏为《存稿》诗，后栏为《纪事》诗）：
几年梦绕金山寺， 何年地湧金山寺？
千里归舟得胜游。四面空涛卷雪流。
佛界真同江月静，佛性真同秋月净，
客身暂与水云留。客身暂为水云留。
龙宫夜久双珠见，龙宫夜久双珠现，
鳌背秋深片玉浮。鳌背秋高片玉浮。
醉倚石栏时极目，醉倚石栏时极目，
霁霞东起海门楼。霁霞东起金银楼。
上引既非两首诗，其异文又非一两处，可见《明诗纪事》所据是另一个刻本。今知李本纬《昭代选屑》卷三，选有《金山寺》诗中间两联四句，同今传本《射阳先生存稿》，刘修业说《昭代选屑》为嘉靖四十三年选成（《吴承恩著述考》。按：刘说不知何据？今见明刻《昭代选屑》无选辑年月，几篇序文，也都未署年月）。则今传本是万历四十年十二月至四十三年十月间刻本，而陈田《明诗纪事》所据则是万历十八年陈文烛序而行之的最早刻本了。但吴玉搢《山阳志遗》又说《射阳先生存稿》外还有《续集》一卷，今又未见，《续集》是否即李维桢选辑的本子？疑莫能明。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
吴承恩卒约十年。
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按〕此本为今日所能见到的百回本《西游记》最早刻本，观“新刻”、“官板”字样，显非最初刻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二月的排印本，就是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此本摄影胶卷并校以其他本子而成。
【附录一】吴承恩诗文系年简目
〔说明〕据《年谱》，为明晰起见，列诗文系年简目，约定者也列入，注明为约定。
嘉靖元年（1522） 寿陈拙翁（骚体）
嘉靖三年（1524） 挽陈拙翁（诗）
嘉靖八年（1529） 海鹤蟠桃篇（诗）
嘉靖九年（1530） 告先师庙文
嘉靖十一年（1532） 先府宾墓志铭
嘉靖十三年（1534） 金山寺（诗）
嘉靖十四年（1535） 祭卮山先生文
嘉靖十六年（1537） 露筋祠同朱子价赋（约定，诗）
嘉靖十七年（1538） 寄渔石唐公（诗）
嘉靖十八年（1539） 送陈梧冈水部（诗） 祭章圣皇太后梓宫文 二郎搜山图歌（诗）
嘉靖十九年（1540） 鹤江先生诔 张凤原诸母姚挽诗序 留思录序 谖堂永日图序 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嘉靖二十年（1541） 赠沈十洲（诗） 约庵周公升南京刑部尚书障词
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诗）
嘉靖二十一年（1542） 赠子价（诗）
嘉靖二十三年（1544） 寿魏国徐公子六十障词 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 介祉颂
嘉靖二十五年（1546） 石鼎联句图题词 赠鹿园万总戎（诗）
嘉靖二十六年（1547） 赠李石麓太史（诗） 送林户部还朝序 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
嘉靖二十八年（1549） 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嘉靖二十九年（1550） 赠学博郑东窗先生东归序 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 忆冯雪原时役于京（诗）
嘉靖三十二年（1553） 赠宗万湖令江山（诗） 述寿赋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广寿 叶太母挽诗序 题陶云湖画菊卷子
嘉靖三十四年（1555） 淮郡文献志后序 寿熙台潘公八袠序 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诗）
嘉靖三十五年（1556） 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 平南颂 请□□公启 贺总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词 寿俭庵杨公序（约定）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宝应吴曰南避寇入淮投我四诗于其归也答赠一首（诗）
嘉靖三十七年（1558） 重刻金陀粹编序
嘉靖三十八年（1559） 和吴山人长吟阁因赠（诗） 贺少岩傅公晋秋卿障词
嘉靖四十年（1561） 赠郡伯养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元寿颂 明堂赋 寿师相存斋徐公六十序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开府介川毛公德政颂
嘉靖四十三年（1564）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公神道碑 留翁遗稿序 两汉书抄序 赠司理云泽王公钦选障词 祭孙淳斋文 祭石鹿公夫人文
嘉靖四十四年（1565） 赠裴鹤洲晋列卿兼逢初度歌（诗）
嘉靖四十五年（1566） 醉仙词（诗） 诸史将略序
隆庆元年（1567） 春晓邑斋作（诗）
隆庆四年（1570） 贺笛翁太丈七十寿词
隆庆五年（1571） 寿胡内子张孺人六袠序 寿师相中玄高公启
隆庆六年（1572） 德寿齐荣颂
万历元年（1573） 赠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序 贺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障词
万历二年（1574） 寿苏山陈公障词
万历三年（1575） 郡公古愚先生……三月丁酉，是维初度，邑士某等……相属赋诗，诗凡二十二韵（诗）
万历五年（1577） 赠郡伯古愚邵公报政序 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诗） 封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双松丁公墓志铭 寿贾百松障词
万历六年（1578） 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万历七年（1579） 瑞龙歌（诗）
【附录二】吴承恩遗佚作品
禹鼎志〔所见记载〕《存稿》卷二有《禹鼎志序》。
西湖十园小词〔所见记载〕《山阳志遗》卷一：“读吴射阳先生《西湖十园》小词，摹写金张韦顾诸园之盛，金牛、石桥、锣鼓墩诸处，征车游舫，绎络缤纷，清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过者忘倦。” 〔寻找线索〕《山阳志遗》四说《射阳先生存稿》除四卷刻本之外，尚有《续集》一卷，如此《续集》也是刻本，当有被发现之时，《西湖十园》小词可能即载在其中。
丁忍庵行状〔所见记载〕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十《忍庵丁翁传》：“射阳吴子贡入都，造予而袖出一帙曰：‘此予所为吾淮忍庵丁翁状也。’”
沈坤祖父母墓志铭〔所见记载〕《存稿》卷三《赠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铭》：“当祭酒请铭承恩，承恩私自念……其先太父母，我又尝铭之矣。” 〔寻找线索〕此墓铭可能从沈家墓地发现。
秋兴六首〔所见记载〕《存稿》卷一有《秋兴》二首，是依杜甫《秋兴》八首中的第三、第二首原韵，因知原应有八首，今佚其六。
挽赵菊丛 寿蒋雪鹤〔所见记载〕是二诗皆七律，目录存题，正文不载，盖故宫原藏刻本缺半页。 〔寻找线索〕如发现另一完整《存稿》刻本，则可见原二诗。
书潘采扇面拟赠熙台潘公〔所见记载〕《熙台先生诗集》卷八有《答吴汝忠书采儿便面拟赠之作》诗。
【附录三】吴承恩交往录
〔说明〕（一）借交往人士的线索，以备继续扩大吴承恩的事迹材料；由此也可略见吴承恩的社会接触面，进而探索吴承恩的思想。
（二）以交往性质分类，有详有略。
（三）列有直接证据的交往者，否则不录。如南京文士盛时泰、金子有、皇甫汸等人；朱曰藩熟识又被张羽与吴承恩并举的好古知音之士史大梅、许石城、方十洲等人，估计都应与吴承恩有交往，但无直接证据，皆不录。
（一）密友
（二）文友
（三）同乡先辈及亲戚长辈
（四）同乡友好
（五）亲戚与同乡晚辈
（六）官府及各方面人士
（七）其他
【附录四】正德元年至万历十年淮安水旱表
〔说明〕（1）本表是不完全的资料汇集。资料都是引的原文，不加标点，注明资料所自；与淮安间接的资料则加〔 〕。
（2）资料所自简称如下：
明·五——《明史·五行志》
明·河——《明史·河渠志》
明·武——《明史·武宗本纪》
明·世——《明史·世宗本纪》
明·穆——《明史·穆宗本纪》
明·神——《明史·神宗本纪》
淮——光绪《淮安府志》卷四十“杂记”
古——《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
实——《明实录》各该年该卷
【附录五】据引书目
（一）个人诗文集
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本，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山带阁集（朱曰藩，明万历元年原刻本、清道光十五年宜禄堂本）
何翰林集（何良俊，民国二十一年复庐《云间两何君集》本）
何礼部集（何良傅，民国二十一年复庐《云间两何君集》本）
二酉园文集（陈文烛，影印《湖北先正遗书》本）
二酉园续集（陈文烛，明天启刻本）
和州诗集（文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文氏五家集》本）
甫田集（文征明，明刻本）
玩鹿亭稿（万表，明刻本、《四明丛书》本）
赐闲堂集（申时行，明刻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明刻本）
弇州山人续稿（王世贞，明刻本）
天目先生集（徐中行，明刻本）
震川先生集（归有光，《四部备要》本）
甔甀洞稿（吴国伦，乾隆重刻本）
大泌山房集（李维桢，明刻本）
三易集（唐时升，清末翻刻雍正十三年本）
理堂文集（韩梦周，道光三年刻本）
陶渊明集（百三名家集本）
苏东坡集（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文征明汇稿（民国十八年，上海神州国光社）
熙台先生诗集（潘埙，刻本）
贻安堂集（李春芳，旧抄本）
（二）总集和其他文学作品
皇明经世文编（陈子龙等辑，中华书局影印本）
花草粹编（陈耀文编，1933年陶风楼影印本）
花草新编（吴承恩编，上海图书馆藏残抄本）
昭代选屑（李本纬选，明刻本）
明诗纪事（陈田编，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淮安艺文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山阳诗征（丁晏编，刻本）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954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
西游记杂剧（1959年，中华书局《元曲选外编》本）
西游记（1955年，作家出版社）
红楼梦（百二十回通行本）
鸣凤记（六十种曲本）
古本董解元西厢记（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二郎神锁齐天大圣（孤本元明杂剧本）
（三）历史
明实录·世宗实录 神宗实录（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抄本）
明史（开明书店影印殿版二十五史本）
明纪（陈鹤，《四部备要》本）
明会要（龙文彬，1956年，中华书局）
宋史（开明书店影印殿版二十五史本）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四）地方志
天启淮安府志
光绪淮安府志
同治山阳县志
山阳志遗（旧抄本）
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
民国盐山新志
宝应县志（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康熙会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同治长兴县志
万历湖州府志（影印天一阁藏本）
同治新喻县志
民国续修济阳县志
光绪文登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重印本）
乾隆宣化府志
康熙宣化县志
光绪常昭合志稿
道光新会县志
光绪慈溪县志
雍正宁波府志
光绪杭州府志（民国重印本）
康熙绍兴府志
乾隆铅山县志
同治宜都县志
道光直隶南雄州志
民国贵州通志
畿辅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民国福建通志（1938年刊）
道光云南通志稿
（五）年谱、年表
吴承恩年谱（刘修业，《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三）
归震川年谱（张传元、余梅年，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梁廷灿，万有文库第一集本）
二十史朔闰表（陈垣，1956年，古籍出版社）
明督抚年表（吴廷燮，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
小山人文科学史年表（1955年，东京小山书店）
（六）其他
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中华书局影印本）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海宁王忠慤公遗书三集本）
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1959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淮郡文献志（潘埙，抄本）
弇山堂别集（王世贞，明刻本）
南雍志（黄佐，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旧京词林志（周应宾，玄览堂丛书影印本）
金陵琐事 续金陵琐事（周晖，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七修类稿（郎瑛，1959年，中华书局）
湧幢小品（朱国桢，1959年，中华书局）
四友斋丛说（何良俊，1959年，中华书局本；又，丛书集成摘抄本）
词谑（李开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续藏书（李贽，1974年，中华书局）
太平御览（鲍刻本）
香祖笔记（王士禛，文明书局笔记小说二十种本）
朴通事谚解（日本昭和十八年奎章阁丛书影印本）
制义科琐记（李调元，丛书集成本）
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刘修业，1958年，作家出版社）
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下（1949年，上海文艺复兴社）
文物1975年第10期（1975年10月，文物出版社）
戏曲小说丛考（叶德均，1979年，中华书局）
茶余客话（阮葵生，石印节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单行本）
- 今常见的记载吴承恩无又字以忠。据新发现的朱曰藩书诗歌字卷的吴承恩跋，钤有“吴氏以忠”白文印一方，故知其又一字“以忠”（《文物》1985年第10期徐邦达、石兆麟《吴承恩跋朱曰藩书诗歌字卷》并图版壹书影原跋）。
- 本书中所涉及人物年龄，均以虚岁计算——编者注。
- 刘谱据《淮安府志》说唐龙任漕运总督为嘉靖七年，而《海鹤蟠桃篇》称唐龙于嘉靖八年“开督府于淮”，因此疑“此称八年方开督府者，大概是七年被任命，八年方到任”。按：刘谱所疑，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引《国榷》、《明实录》，唐龙系嘉靖七年二月由太仆寺卿以右佥都御史督漕抚凤，并且在该年九月以漕督职上疏言事。可见《海鹤蟠桃篇》小序所云“嘉靖己丑，渔石唐公开督府于淮”，自是行文常套，并不是说唐龙在嘉靖八年才到漕督任。
-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西游记研究的资料》谓陈文烛生于嘉靖十四年。叶氏的根据是陈文烛《廷中诗》卷一《遣儿归省大人书怀》之三云：“嘉靖庚戌时，我生十有六。”又同卷《乙巳除夕拟杜七歌》之七云：“吁嗟我年三十五。”因而如是推定。但据《先君行状》：“丙申，（先君）历齐鲁泛江淮而归，登太和山祷子，至家得奇梦，而不肖生，小字武当，盖四月八日，先君又喜得子也。”又，《游太和山记》（《二酉园文集》卷九）：“岁丙申三月，按察公（陈文烛父）再登（太和山）祷绝顶，得奇梦。四月八日，甫归，而不谷生，小字武当，人以为异云。”盖《书怀》诗系临笔误记；《拟杜七歌》诗乃陈文烛叹除夕过后“我年三十五”。
- 刘谱列撰《留思录序》于嘉靖十八年下，今移系本年。因为《留思录序》说：“松山公守淮郡之明年，以事去郡。”既然孙继鲁是十六年始任淮安知府，则以事去郡，当然是十七年；《留思录序》接着说：“又明年，改牧黎平。”可见这是嘉靖十八年；序文接着又说：“百姓知公之不复于淮也，于是俯仰叹息徘徊焉以抒其衷，而歌谣兴矣。或辑之以为帙，以示其门下士承恩，承恩则序之曰……人情多笃新怠旧，而况违隔二年，遥遥五千里外，而民之歌之……”可见这序文之作，只能是本年。孙继鲁十七年离开淮安，“违隔二年”，当然到了十九年。已改牧黎平，然后歌谣兴，又辑之以为帙，那么并不可能是当年（十八年）事是自然的。
- 刘谱于冯焕谪茂名，误县丞为知县。吴承恩诗明确提“毋卑茂名尉”，光绪《淮安府志》则直书“谪茂名县丞”。
- 刘谱于隆庆五年下介绍胡琏，说胡琏是江西新喻人，误。《明史》卷一百九十二之郎中胡琏，字重器，江西新喻人，与此沭阳胡琏是二人同名。新喻胡琏在同治《新喻县志》卷十一有传。
- 刘谱列《介祉颂》于嘉靖二十九年下，说《介祉颂》是颂沈母七十诞辰的。但颂文并无“七十”或“七袠”字样，而据吴承恩所作寿颂、寿序、寿障通例，凡属寿某人七十正寿，都有如是的字样。因此，此次沈母作寿显然并非六十或七十正寿，乃是因为皇帝恰有封赠的锡命，所以特为隆重办寿。基于正文的考证，故不从刘谱，系《介祉颂》于本年。
- 《玩鹿亭稿》收载的吴承恩诗八首，今常见的《四明丛书》第七辑所收《玩鹿亭稿》未载。
- 定吴承恩成岁贡为嘉靖二十三年，国内外学术界均无疑议，刘谱亦明记于二十三年下。实误。说此者盖始于董作宾，董氏于1923年2月5日写《读〈西游记〉考证》，据光绪《淮安志》置吴承恩成岁贡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下，并云：“周豫才先生看光绪《淮安志》，遗漏了这一条。”明年（1924）3月鲁迅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误信其谬。实际情况是光绪《淮安府志》并无此记载。卷二十二《贡举表》三页下，明代山阳县贡生表前有修志人的一段说明：“优、拔贡注明科分，副贡次入举人内，恩贡注明本名下，不注者皆岁贡。又，旧志岁贡无年分，止依时代分题府县学。乾隆后有年分可考，已见各县志，此不复详。”细按《贡举表》，则岁贡之只按时代分题府县学而加以排列，而并非有具体年份，是明确的。该表第一个栏目的纪年，只是标明进士或举人的年份，与岁贡栏无关。岁贡是由某一个皇帝开始纪年便顺次列名，如某一岁贡恰好与第一个栏目的纪年相应，并不是说明该人就是某一年的岁贡，如再复按同治《山阳县志》自更加明晓。因此，吴承恩在光绪《淮安府志》的《贡举表》上之在嘉靖二十三年下，纯属偶合。
- 刘谱于本年系《贺金耻斋翁媪齐寿障词》、《寿王可斋七袠障词》（皆见《存稿》卷四）。实误。刘谱根据前障词说：“兹者金穰喜历乎庚申，玉历同周乎甲子。”后障词说：“兹者庚申已胜乎三彭，甲子载登乎七袠。”因谓：“这两个‘庚申’我疑是‘庚甲’之误，若是解作庚申年，那是嘉靖三十九年，但是不大可通。现在未见旧本，暂载于此。”按：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庚申甲子”条说：“修仙家崇尚庚申、甲子者，盖甲为阳木而主生，应肝魂也；庚为阳金而主杀，应肺魄也。仙家欲炼气为纯阳，而魂魄常存于舍，故守之也。且甲子在六旬为始，庚申在六旬为终。修炼家以此为要日，而外丹亦用之也。”《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贾敬死，说贾敬“更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等”。——由上知所谓庚申、甲子是搞迷信修炼者的术语，与纪年无关。此两障词作于何年，不可考。
- 刘修业说范槚卒于嘉靖四十年，误。明朱国桢《湧幢小品》卷十三：“范槚，会稽人，守淮安。……卒岁，有降紫姑神者，诸孙就问寿，以诗呈公，诗有‘半醉逢司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寿数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马属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殁。”则范槚之卒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范传也说范卒时年八十一。今未见陶望龄的范槚墓志铭，但是，可以断定是刘修业把陶望龄的范槚墓志铭中云及范槚卒于丁酉，误看成辛酉。
- 刘谱系《元寿颂》于嘉靖三十一年，误。刘谱虽然声称“这颂是祝李春芳父亲的七十寿辰”，实际系三十一年是按颂六十寿辰的序列安置的。颂文是为李春芳父七十寿辰作无可怀疑，颂文说“由是自七袠臻期颐”，乃七十正寿；“光晋宫保”，“首居春卿”等语，都是李春芳嘉靖三十九年以后的官爵。据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二十七《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允怀李公双寿序》，知李春芳父亲六十寿辰是嘉靖三十一年在家乡兴化操办的，李春芳正循例归省中。刘谱所以把《元寿颂》系于三十一年，原因是颂文说“谒选来都，又出公之敦喻”，证明吴承恩此时还在谒选，并没有丞长兴，而刘谱则认为吴承恩丞长兴是嘉靖三十二年，如是，就势必要把此颂文安排为祝李春芳父六十寿辰之作，系于三十一年下。刘怀玉考证说，《元寿颂》非本年祝李春芳父亲七十寿辰作，乃作于嘉靖四十三年。这涉及吴承恩何时谒选来都的问题。此颂文有“由是自七袠臻期颐”字样，似是寿七十，而本年又代人撰《明堂赋》及《寿师相存斋徐公六十序》，是吴承恩已来都谒选。故把《元寿颂》仍系本年，不从刘说。
- 刘谱列《留翁遗稿序》于嘉靖四十二年，显然是错误的。据府志，刘谱说谢用栻四十三年任通判，是对的，那么刘祐不能于四十二年请吴承恩代作《留翁遗稿序》，不言自明。
- 毛恺、王廷之任漕运总督的时间，前代文献记载互有抵迕。刘谱谓毛恺在嘉靖四十一年任漕运总督，四十二年离职；于《吴承恩论著杂事考》谓：据天启《淮安府志》，王廷开府淮扬为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显然，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光绪《淮安府志》则说毛恺是嘉靖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列毛恺、王廷任漕运总督时间顺序较衔接。其引《列卿年表》说毛恺嘉靖四十一年任，又说毛恺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回院，十二月王廷任，引《国榷》说王廷于四十四年四月离任。但是复按《明实录》卷五百十五和卷五百十六，则毛恺回院为四十一年十一月，而王廷任漕运总督则为四十一年十二月。唯《明实录》本身也有歧异，其卷五百四十五记嘉靖“四十四年四月癸未，升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毛恺为刑部右侍郎”。似四十四年（乙丑）四月毛恺始离漕运总督任，自与前记各说不同。因此，曾疑《开府介川毛公德政颂》提及的“今年癸丑”也可能是“今年乙丑”之误。唯此前王廷又实任漕运总督，吴承恩代钱之选作《两汉书抄序》，莫能明。所以暂依刘说，列《介川毛公德政颂》于嘉靖四十二年，认定其“癸丑”系“癸亥”之误，解为毛恺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奉命调任（此从《实录》），吴承恩为之作《介川毛公德政颂》；并按《明督抚年表》谓王廷四十二年任漕督，列《两汉书抄序》于本年（稍有可能是明年春）。
- 刘谱谓吴承恩丞长兴为嘉靖三十二年，颇异于国内学术界通说。刘修业的根据是两点：第一，因为吴承恩是为母“屈就长兴倅”，如果吴承恩嘉靖四十五年才丞长兴而母还在世，那时他的母亲就要快到九十岁了。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固然不少；但是有点可疑了。何况亲老不远游，他的母亲若还在人世，说是“为母屈就”也就更觉勉强。因而说三十二年为长兴县丞，则是“母亲渐老，（吴承恩）只好进京谋个小差事了”。第二，吴承恩“在长兴和徐中行倡和一节”，是因为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杨继盛入狱，徐中行到狱中慰问，触怒严嵩，不能在京师立足，欲乞南曹，“会决江北辟，便道归省”，因此认为“中行归省，当在三十二年办完了秋审以后，他到家乡的时候，应在年尾或次年春天了”。“那时候先生正在长兴做县丞。至嘉靖三十三年先生即去金陵……”——兹驳其说如次：（1）吴承恩同时代人既然说吴承恩“仅为邑丞以老”，“归田来……十余年以寿终”。那么嘉靖三十二年距卒年的万历十年约三十年，怎么能对应上同时人的说法？刘谱引吴国荣的话的全语应是：“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但他只引了前两句“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便不顾后几句有历史连续性的提法。（2）潘埙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写《淮郡文献志》序文时，称吴承恩为“太学吴子汝忠”，陈耀文回忆嘉靖三十八年顷为淮安推官，与吴承恩交往编《花草粹编》时，称吴承恩为“吴生承恩”。都是证明吴承恩不能于嘉靖三十二年任长兴县丞的铁证，且必须要后于嘉靖三十八年。明代岁贡绝大多数要入太学，然后才能逐次选官。（3）刘谱说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吴承恩在北京谒选，三十一年作《元寿颂》，误，辨如前，《元寿颂》乃嘉靖四十一年作，吴承恩正谒选在京。所以，嘉靖三十二年不能丞长兴。又，嘉靖二十九年去京，乃是贡入都，不是谒选。（4）吴承恩丞长兴时与徐中行往还倡和一节，刘谱谓嘉靖三十二年徐中行曾因“决江北辟，便道归省”，便和丞长兴的吴承恩相遇。可是，徐中行不可能在嘉靖三十二年便道归家，与吴承恩相值。又，即使那个时间回了家，也是现任官吏回家探亲，非如文献所记载的“邑绅”！王世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云：“而会郎杨继盛者上书效（按：可能是“劾”字之误）相严，论死，犹在系，公时时橐
食之，间一入相慰语，慷慨欷嘘，泣数行下。杨君谓：‘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严当舍我而与若讐（音仇）也。’公不顾。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拟入内阁司两制，不果；给事御史缺，拟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复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养，报闻，会决江北辟，便道归省。寻迁员外郎，事竣还朝，转贵州司郎中。时杨君已得死，丧归，公解橐而追赙之。”按：《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李默复任吏部尚书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第一次为嘉靖三十年三月至十月）；《明史》卷二百零九《杨继盛传》，杨继盛弃西市在三十四年十月。由上述，那么徐中行之决江北辟而便道归省，绝非三十二年冬或三十三年春，因李默两次推选徐中行任新职，徐中行又上书乞南曹，显然不能在一两个月完成，他怎么能在李默复任尚书后的秋天去江北办秋审呢？而如果是三十二年去江北办秋审，便道归省后回北京，是杨继盛已弃市的三十四年十月以后，两年多，岂非怪事！所以可肯定，徐中行办秋审乃是嘉靖三十三年秋，而此时吴承恩已在南京。 - 刘谱列《诸史将略序》为作于嘉靖四十三年，显误。刘畿系“嘉靖甲子（即四十三年）恭承上命，总戎务于东南”的（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六，刘畿提督军务巡抚浙江是该年七月），如序文所云，刘畿是为了训将士，因而授儒生以大意，俾纂而成。可以想象，即使刘畿下车伊始，便拟议编《诸史将略》，立即下达任务给毛钢、黄让诸人，搭班子着手编辑，那么成书之日，当已不能是嘉靖甲子之当年！而以刘畿口气说“嘉靖甲子”的话，则嘉靖甲子自然不是作序时的年份。又据民国重印《杭州府志》卷一百，杭州知府毛钢是嘉靖四十三年任，隆庆元年去职；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刘畿于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离浙江，所以推断《诸史将略》成于本年，吴承恩的序文当也是本年作。盖吴承恩本年在杭州候接见以便去长兴任，他是为上司捉刀。
- 按：高时任山阳知县时间恐有误。据同治《山阳县志·职官表》及光绪《淮安府志·职官表》，都记载为高时隆庆六年任知县，接任的知县李贞为万历元年任。这样，刘谱把序文等系于本年是对的。但是，《济阳县志》（曾查民国续修《济阳县志·高时传》）既然说高时为隆庆戊辰（二年）进士，且初任山阳县令，则至晚在隆庆三年就应该到山阳任。序文说：“念吾公治吾邑之三载，征为小司徒。淮士聚而谈曰：‘公实德令政，嘉声而异才，且淹久也。’”障词说：“三载贤劳，喜风尘之已脱。”由是知高时任山阳知县并非从隆庆六年至万历元年的一年间，而是淹且久的三个年头。是《山阳县志》记载有误。应该是隆庆三年就到了山阳县令任，至隆庆六年就已满三年，然“淹且久”，恐怕是过了三个年头，本年才离任。所以依刘谱，系本年。
- 《实录》云十月辛亥（辛亥为八日）丘度卒，与前引韩梦周墓表之九月二十日卒不同，未知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