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年谱，据今知有赵景深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收1936年北新书局赵著《小说闲话》中）和刘修业的《吴承恩年谱》（收1958年作家出版社刘著《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也收有刘谱）。另外，据云汪馥泉也有《吴承恩年谱》之作，未见发表。就已经发表的赵、刘两谱来看，赵谱较简略，刘谱较详博。但详博如刘谱，也大有可订正、补充之处，所以在刘谱的基础上重作新谱。
我的“年谱”对刘谱主要是订正了：吴承恩成岁贡是嘉靖二十九年，而不是二十三年；吴承恩当长兴县丞是嘉靖四十五年，而不是嘉靖三十二年，证明过去的成说是对的。所补充的主要点是：吴承恩作《西游记》是在他的中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吴承恩进学后曾在葛木办的龙溪书院就读过；吴承恩成岁贡后到任长兴县丞中间的十几年，一直是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并不是如有的说法，谓吴承恩流寓南京，卖文为生）；吴承恩之所以从长兴“拂袖归”，是因为他被认为有贪污嫌疑，投狱后加以释放；吴承恩的有名诗篇《二郎搜山图歌》约作于嘉靖十八年，正是产生《西游记》的同时；……等等。这样，吴承恩的一生行实，有了一个基本轮廓。然而这个年谱仍然是不完备的，尚有待于其他同志更多地搜寻资料，考订、排比，作出更加充实的新“年谱”。
作“年谱”，是为了给吴承恩作传做准备，因此，本谱多考证史实，繁征广引，琐细不遗。在年谱里用大量篇幅，引大量的似乎是烦琐的材料来考证一个问题——有的是小问题——是否必要呢？对于像吴承恩这样生平事迹遗存很少的人，是必要的，即或这样的考证只涉及他所熟悉的人物的生平，也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吴承恩，使吴承恩的生活领域在人们面前展现得更广阔。年谱里个别地方也有不太肯定、不太确实的推测，目的是希望同道者继续查阅文献资料，对此推测加以落实或推翻。如有这样的推测性想法不提出，那么人们可能不注意这一点，因而可能漏掉吴承恩一个生平事实的解决机会，比之现在的推测而不确实，得失相较，以为还是推测之为好。
“年谱”是“传”的长编。为了给一个人写传，先作此长编很有必要，尤其是对一个生平事实材料很少、很不确实的人，欲为之传，必先写年谱，否则他的传便无从着手。《年谱》之作就是为此。
附录中的“交往录”是对“年谱”的补充。从“交往录”可以见吴承恩的社会活动范围，欲知其人，先知其友，它有助于了解吴承恩的思想性行；同时它又提供了吴承恩的生平线索，按迹寻踪，从吴承恩的交往者身上，或许能找到吴承恩本人的活动事迹。
197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