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现实主义概念之争兼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论战中的现实主义
徐蕾
内容提要：韦勒克与格林伍德20世纪60年代初在《新语言学》上展开了一场有关现实主义概念的争论，双方观点根植于20世纪中期冷战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内广泛而持续多年的现实主义大论辩。二人立场隐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差异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引发的辩论，他们的主要观念分歧也预见了20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争论焦点与发展方向。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学界针对现实主义认识论诉求与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展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批判，却吊诡地激发了现实主义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的自我发现与重构，推动了这一概念在世界文学体系范畴中的新生。
关键词：现实主义 韦勒克 格林伍德 卢卡奇 世界文学体系
作者简介：徐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语文学研究。
Title：On the Realism Debate between René Wellek and E．B．Greenwood：The Conflicted Concept of Realism in the Western Literary Scholarship since the 1960s
Abstract：A debate on the concept of realism was staged between René Wellek and E．B．Greenwood on Neophilologus in the early 1960s．Deeply rooted in the protracted realism war extensively waged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around the mid-century，their contention responded to Georg Lukacs's Marxist theorization of realism which gave rise to oppositional views on realism versus modernism．The divergences between Wellek and Greenwood，resulting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aesthetic incongruities inherent in the concept，anticipated the main arguments and directions for western realism scholarship to develop in the post-1960 era．As a steady stream of criticism was launched to challenge its epistemological and aesthetic foundations from structuralist，deconst-ructionist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realism has paradoxically acquired a new lease of life for its relentless efforts to rediscover and reconstruct itself in face of crushing attacks，and now emerges as a crucial concept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system．
Keywords：realism，René Wellek，E．B．Greenwood，Georg Lukacs，world literature system
Author：Xu Lei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China．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美国评论家古德莱德（Lauren Goodlad）在学术期刊《小说》（Novel）2016年的现实主义专刊导言里称，1961年可谓现实主义批评史上的“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因为在这一年里，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发表了《堂吉诃德的沉思》，用“诗学现实主义”诠释行走在现实和诗意两个世界之间的风车骑士形象；哈维（W．J．Harvey）在《乔治·爱略特的艺术》一书里批判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重形式、轻内容的美学倾向扭曲了19世纪中期的小说艺术；布思（Wayne Booth）的《小说的修辞》问世，从叙事的角度检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当然，还有韦勒克（René Wellek）发表在《新语言学》（Neophilologus）上的重要论文——《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Goodlad 184-186）。不过，古德莱德没有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次年的《新语言学》上有一场围绕现实主义概念的小型学术交锋，对阵双方分别是时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的韦勒克与年仅28岁的英国学者格林伍德（E．B．Greenwood）。这场概念之争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辩论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却清晰呈现了西方学界在20世纪中期关于现实主义诗学的观念交锋，二者立场隐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差异呼应了20世纪上半期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要点及其引发的辩论，也预见了20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观念分歧与方向；与此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从某种意义对两位学者这场悬而未决的争论作出了隔空回应。
一
1961年12月，韦勒克在《新语言学》45卷第1期上发表了题名为“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的文章，文章从现实主义概念的缘起和基本内涵出发，以公认的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参照依据，指出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内涵的矛盾性，比如德国、法国、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对“典型”（Type）的推崇与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与之针锋相对的排斥；“客观性”（objectivity）虽被福楼拜和詹姆斯奉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但也会将萨克雷、特罗洛普、爱略特、托尔斯泰等偏好作者声音介入叙事的现实主义作品排除在外；“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要求符合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可依然有大量现实主义作家并不专注于历史题材。因此，韦勒克认为只能描述现实主义概念的多样性，却难以确立一个明确定义：“它宣称作品主题包罗万象、采用客观的方法，尽管几乎从未在实践中达到这种客观性。……它试图凭借‘典型’概念融合描写与规定，却并非总能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在一些而非全部的作家笔下，现实主义具有历史属性”（16），然而“任何一部单个作品都无法完全满足”其全部要义（16）。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将现实主义看作一个“时期概念”（period concept），称其为“一个规则性概念，在具体时间段占主导性的一套规范，既可以勾勒其崛起与最终的衰落，也可以将它与前后时段的规范清楚地区分开来”（2）。相较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抛却了前者对自我、想象、象征、自然的推崇，又摒弃了后者的理想化（ideality）倾向，将“典型”视为社会性而非普遍人性的再现（17）。
基于上述分析，韦勒克在文章结论部分对现实主义作出了较为负面的总体评价，认为它“有着显著的局限、缺点和常规”（17），宣称可以直接切入生活和现实，而具体实践却呈现出固定的常规、手段和排斥性；更糟糕的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固化的常规，还试图“抹去艺术和信息传递之间的全部差别”（17-18），模糊艺术与报道、文献记录的边界。不入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常常沦为新闻写作、议论文而非艺术，而现实主义顶级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则不断突破这套理论的桎梏。现实主义否认所有的艺术都是“制造，本身乃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所以归根结底是“糟糕的美学思想”（18）。
韦勒克的观点很快遭到了挑战，《新语言学》次年刊登了格林伍德发表的《对韦勒克教授现实主义概念的反思》一文，文章剑指韦勒克对现实主义的历史性与美学思想批判。格林伍德认为不应将现实主义约减为一个时期概念——“一个躺在某个文学实验室等待解剖的死标本”（89），应联系“永恒现实主义”（perennial realism）所蕴含的艺术与真实关系加以考察。他以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指出现实主义在于“对人性普遍真理的艺术演绎”（90），将现实主义转变为基于经验的认识论问题，承载着文学和文学批评永恒的认知追求。韦勒克相信现实主义遵循的常规阻止了它深刻反映生活，而格林伍德则认为现实主义暗示了艺术和人生的一种必然联系。格林伍德把现实主义定义为“现实世界的真理”，这个真理“既个人化，又具有普遍性”（94-95）。“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是真实的”（96），艺术批评也就包含作品究竟有多真实的评判。格林伍德认可的真实不同于韦勒克所谓“抹杀艺术与信息传递全部差别”的客观性，他把文学创作所依赖的知觉本身视为“一种创造”（90），艺术家必然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实现现实主义，语言自身的虚构性和作家试图掌握内省与艺术阐释的执着尝试构成了现实主义的精髓。因此，他虽然认同韦勒克的观点，即文学是人造物，不是对现实的记录，但同时相信这件人造品“比现实更加真实、实在”（90）。
针对格林伍德的质疑，韦勒克迅速作出回应，这篇回应文章和格林伍德的文章一并刊载在同一期《新语言学》上。他首先驳斥了格林伍德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同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进路，指出不能从“所有艺术都关乎现实”的前提推导出“所有好的艺术都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结论（195）。继而，韦勒克认为格林伍德提出以托尔斯泰小说为范式的现实主义概念强调规范、理性与道德原则，既偏狭又宽泛，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满足这些要求的作品也不见得属于现实主义。文末他又回到对现实主义的美学批判上：“我并不否认现实主义艺术可以穿透现实与生活，我只是认为把现实主义艺术仅仅当作一面可以客观反映现实的镜子，而忽视作家个性与艺术作为符号体系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196）
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与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文学理论》（The Theory of Literature，1942）、已经发表了《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1954）第1卷的韦勒克是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儒，这篇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的文章《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和他论证浪漫主义概念、巴洛克概念的文章一道，旋即被收录在个人文集《批评的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中，被认为“勾勒出的理想概念，必定可以奠基未来有望更加成功的批评尝试”（Nichols xiii）。与此同时，他与名不见经传的格林伍德围绕现实主义概念的争论并没有掀起太多波澜，就在韦勒克雄辩的回应中草草收场了。
二
20世纪60年代执掌文学概念研究牛耳的韦勒克擅长在欧洲文学批评错综复杂的渊源中勾勒、梳理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据此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罕见其一边倒地批判概念本身的缺陷。被挞伐为“糟糕的美学思想”的“现实主义”无疑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究其个中原因，韦勒克在文章开头已经给出了一定暗示。韦勒克认为对现实主义的探讨有必要提及前苏联及东欧阵营内掀起的现实主义大讨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文艺讨论把“有关制造水泥、修建大坝、党派斗争”的现实主义小说和彩色宣传画奉为官方认证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主流，这让浸润着自由人文主义传统、通晓欧洲各国文学史和艺术流派的韦勒克很不以为然，称之为“严重的判断错误”（1）。尽管如此，引领这场辩论的灵魂人物匈牙利学者卢卡奇（Georg Lukacs）——通晓德意志美学传统和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眼中，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连贯性：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信条出发，指出文学如果可以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矛盾，即在实践中作家能洞察到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化的未来方向，它就会成为一面最为真实的镜子。”（9）韦勒克认为卢卡奇的观点虽包含不少纯粹政治论辩的内容，但重新构建了“具体的普遍”、“理想的典型”等德意志美学传统的主流问题，用德迈兹（Peter Demetz）的话来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面具下源于唯心主义的美学复兴”（Demetz 333）。
面对这样一位值得重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韦勒克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他尽量避免从卢卡奇的只言片语中作出简单偏狭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既然著文分析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自然也无法撇开这位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上半期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走向的重量级学者。尤其在文章后半部分对现实主义特点三方面的举证与批驳中，韦勒克提出的客观性、典型性、历史主义三大特征或多或少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关，行文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对话关系。
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前苏联期间发表了许多推崇现实主义的论述。这位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黑格尔辩证法影响的理论家认为，现实主义是最能通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核心的整体性（totality）的艺术原则，“假若一个作家致力于如实地把握和描写真实的现实，就是说，假若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那么现实的客观整体性问题就起到决定性作用”（6）。在他的现实主义反映论框架中，现实主义的艺术反映具有独立的直接性，可以显现出生活运动完整的联系和结构，清晰描写人物的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具有丰富性和血肉感。因此，“真实地反映现实”是他在《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一书中对现实主义文学所持的基本认知（23）。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强烈反对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普鲁斯特、福克纳、伍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以牺牲客观现实为代价的主观主义，斥责这种“张扬的人的主体性”为“人性的解体”和“外部世界的崩塌”（24-25）。韦勒克对现实主义客观性的解读借鉴了卢卡奇搭建的客观性/主观性对峙的语境，把客观性视为对主观主义和张扬自我的不信任，继而认定小说中的客观性意味着非个体化——作家完全退出作品，而这并不符合许多作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的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同时那些完全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小说（如詹姆斯、加尔多斯作品）“也并不意味着提升了作品的现实主义”（15）。
“典型”是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也是韦勒克列出的现实主义概念的首要内容。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旨在创造典型（Type），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凝练社会发展甚至人类发展的客观倾向，“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48）。如此综合而成的典型人物构成了卢卡奇崇拜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们，他们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脱离社会现实的英雄，而是在社会矛盾中苦苦挣扎、走向戏剧化认知的特殊人物（Kazin xi）。典型理论是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的焦点问题。韦勒克对这个子命题的历史梳理颇用了些春秋笔法，粗略论及从19世纪德国美学家谢林、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理论家丹纳，19世纪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到20世纪苏俄阶段的列宁、季米特洛夫、马林科夫。在梳理的结束部分，他意味深长地提到，典型理论在19世纪曾遭到意大利批评家德·桑克蒂斯的批评，其立场后来被意大利2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卡普阿纳所继承。显然，韦勒克在文中无意与典型理论作正面交锋，选择性地略过20世纪上半期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奇，或许可以更加简单地呈现个人立场。
历史主义是韦勒克识别的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个标准。他罗列了一些符合该标准的19世纪法国作品，然后又用另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否定这一标准的合理性。不同于前两个源头可考的标准，历史主义并非纳入学界共识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却正是卢卡奇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文学过程中一直关注的重要概念范畴。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奇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历史小说》（1937）等论著中将历史赋予了探索阶级意识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同向度意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历史现实本身（《历史与阶级意识》119）；另一方面，勃兴于19世纪的历史小说承载着新的历史感和历史性体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意识，表现为一种历史现实主义，这种特质最初凸显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而后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继承，使他们可以把当代现实生活刻画为不断变化、敞向革命潜能的历史瞬间，形成“某种现在时的历史主义”。不难看出，卢卡奇理想中的现实主义小说追求的不是简单地以历史年代为背景的情节剧，而是根植于阶级意识、以期抵达历史本质结构的整体性认知的当代叙事。两相比较，韦勒克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主义内涵的理解仅停留在作品时代背景的层面，但是这一标准的提出，恐怕难脱与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的关联。
韦勒克虽然并不认同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但后者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前者的理解前结构（fore-structure），提出的见解无不是与这些“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先行把握”的应答。韦勒克如此重视卢卡奇还有另一个重要缘由，这位备受前苏联文艺界推崇的理论家的现实主义理论构筑了20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诗学争论中一方的思想堡垒，他提出的“伟大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升格为伟大艺术的金标准，认为传统现实主义最突出的功绩便是对资本主义时期人性异化的深刻表现，而现代主义文学抵制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带来人物简单抽象、与环境脱节等问题，为形式主义的实验而抛弃了文学的最终归宿，因而被视为艺术的堕落。我国学者吴元迈认为卢卡奇独尊现实主义的做法不仅主观，也不符合20世纪文学发展实际；将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段固化为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其现实主义理论的“重大误区”（6）。
实际上卢卡奇的观点发表不久，便遭到了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另一批支持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坚力量的反驳。布莱希特极力坚持现实主义是一切真正文学必须具有的态度的意义外延，因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只能是一个与现实有关的问题，至于文学的形式问题必须询问现实，遵守现实秩序，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价值规律”（王晓岗 89）。他批评经典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即已经失去了现实土壤，而自己主张的现实主义就是新时代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如果说布莱希特希冀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构并延展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布洛赫、阿多诺则试图从现实的本体论层面，质疑卢卡奇的整体性概念。前者指出卢卡奇想当然地认为有一个封闭完整的现实，“但并没有排除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始终占有主要地位的‘整体性’……这样一种整体性实际上是否构成了现实，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Bloch 70）；后者认为整体性是虚假的谎言，现实主义的真实恰恰是对现实存在的认同，“如果小说想忠实于现实主义传统、讲述真实的话，它就必须抛弃那种仅仅有助于伪装表象的复制”，作为“反现实主义时刻”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碎片化和内在心理描写颠覆了资本主义外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可以表现世界去魅之后的真实状况（Adorno 32）。卢布之争表面上有关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臧否对峙，本质呈现的是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20世纪前半期）理解现实主义概念与文学创作的问题：现实主义作为诗学概念与创作实践限定性边界究竟何在？这个问题正是萦绕着韦勒克与格林伍德讨论的前文本。
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的限定性边界有时间和美学的具体规定。现实主义属于19世纪文学（应该让位于新的文学与艺术潮流），有着具体且矛盾重重、表里不一的规定性特征（因而是糟糕的美学思想）。格林伍德的文章则表明，现实主义的限定性边界并无时间上的限定，其美学的规定性模糊而多变。格林伍德虽然以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为例证，但他得出现实主义特征却是一种充满个体特征与想象力的美学风格，绝非一套固化的成规——实际上他后来在1969年发表的《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诗学现实主义》一文中颇具洞见地提出，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完全是庸俗意义上现实主义概念的反面”，因为他的创作始终基于“无法在本体论意义上让读者直面现实的认知”（221），托尔斯泰通过作品中大量人物的互动经验和层层叠加的意识不断暗示了一种与现实间接的关系，因而不同于菲尔丁、斯特恩、萨克雷等现实主义作家有意凸显的作者操控现实的倾向。
三
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观点碰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持续展开的争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观点并没有严格承袭两派阵营泾渭分明的核心立场，虽各有偏向，但亦会自由选择两大阵营论点，以服务于各自主张。韦勒克以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参照，揭示了概念自身的误导性，又以同时代前苏联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新闻化”“文献化”走向为鉴，强调现实主义的时代局限性。《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发表之际适逢卢卡奇现实主义诗学在前苏联文艺界独领风骚而在西方学界频频遭遇质疑与挑战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而韦勒克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包含着主观性较强的价值评判，在回应格林伍德为现实主义美学价值的辩护时剑拔弩张，强烈反对把现实主义与伟大艺术画上等号，间接驳斥了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绝对理性化。不过，韦勒克虽然拒斥卢卡奇“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学，实际在理解现实主义概念的问题上，却暗中对卢氏的基本框架有颇多借鉴，除了概念自身的三大基本内容，还汲取了他唯物史观的立场，将现实主义视作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文学事件，并没有采纳布莱希特等人试图用先锋派、现代主义创作拓展现实主义内涵与外延的做法。
格林伍德对现实主义的释读根植于对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具体研究，从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唯名论（nominalism）基础出发，在方法论上强调文学批评的认知属性，提出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命题，作为“流动概念”的现实主义因对应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应有不同的内容。格林伍德的主张令人联想到布莱希特等学者对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延展式解读，甚至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加洛蒂（Roger Garaudy）1963年针对苏联文坛狭隘的现实主义理念而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吁求——“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171）。另一方面，基于对现实主义概念的开放认知，格林伍德也倾向认同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高度推崇，视其为现代作家唯一可行的艺术道路。
从根本上看，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辩论揭示了切入现实主义概念的多重维度：历史的、美学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的，不一而足且纷繁复杂。韦勒克的观点侧重从现实主义的历史维度揭示其美学问题和意识形态属性，格林伍德则立足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意义力证概念的普遍性价值。他们的出发点不同，讨论问题的维度并不总在一个层面上，很难简单评判孰对孰错，不过二者的关键分歧点却为审视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对现实主义诗学的认知走向提供了风向标。
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论点分歧有两个关键点：其一，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实践的时间性问题，它究竟是受限于具体历史时空的一种叙事文学现象，还是文学（乃至艺术）在认识论层面上的永恒追求？其二，现实主义作为美学思想的方法论问题，即现实主义是否隐瞒了文学与现实的差别与距离，有意无意地引向审美误区，因而代表着一套自欺欺人的美学思想？前一个问题指向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后者则有关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意大利的存在》一文中，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现实主义概念的这两重诉求无法兼容，“现实主义由于共时却无法兼容的审美与认知主张，是一个尤为不稳定的概念”，“对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真实内容的强调显然会被任何技术手法或作品本身人造表征的深化意识所削弱”（158）：若突出对现实的认知功能，则必然压制文学创作的形式技法，若探究再现现实的技术手法，则必然被暴露为“现实效果”或“现实主义的效果”（158），总之二者无法兼具。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特性后来在詹姆逊2013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被进一步挖掘。暂且不论现实主义概念的两大基本维度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韦勒克和格林伍德辩论分歧点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矛盾解读之间的遥相呼应，提示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场讨论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探究现实主义诗学方向的先导性铺垫与预见。
四
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诉求从这一概念在19世纪进入文学和艺术批评范畴开始，就已得到确认，韦勒克的文章对这段历史的梳理要言不烦——杜兰迪、尚弗勒里、萨克雷等在19世纪中期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观点高举再现“当代生活和风俗”“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宣言，使得这一概念从萌芽起便与真实、现实等认识论问题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探究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会立刻进入哲学邻域，面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即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以及这样的世界如何被人们认知”（Lovell 6）。然穷其究竟，这或许与其同名“实在论”（realism）的哲学渊源存在一定关联。何为真实、如何认识真实的讨论从古希腊时期就是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哲学话题，由此引发的古典时期哲学讨论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西方美学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认知。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先贤们认为，人类感觉经验范围之外的普遍概念只要被相信存在，即具有完全的自在性和真实性。他们的观点在13世纪神学家阿奎那的发展下形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实在论”传统。诚然，实在论与现实主义并非一回事，但正如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所言，“经院哲学实在论观点的陌生性至少让人们注意到小说的一个特征，即可以类比为当代‘现实主义’变化的哲学意义”（12）。可见，现实主义从词源开始就深具哲学色彩，自17、18世纪笛卡尔、洛克、莱德等哲人经验主义认识论中汲取养分的现代小说更加无可辩驳地呈现了现实主义文学依托的哲学根基。对于秉承了19世纪民主化运动精神的现实主义而言，它“把以往从没有被审美地看到、被忽略，或在边界范围之外的事物带入文学或绘画的普通世界经验中”（Bowlby xiii）。伴随着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升，与他们经验世界紧密相关的当代的、个人的、日常的、家庭的画卷被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一帧帧描绘出来，正如同16世纪的荷兰画派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或18世纪英国画家霍加斯开创的社会风俗画，将从未进入审美视野的生活瞬间定格为永恒。
和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韦勒克与格林伍德从没有怀疑过现实主义概念的认识论属性，让他们针锋相对的疑问在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追求是否不受历史的制约而持续产生意义。持方观点的重要代表必须提及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他认为“19世纪初反对文体有高低之分的古典学说不可能是第一次革命；浪漫派和现实主义当时所拆毁的障碍是16世纪末及17世纪时才由古典文学的严格摹仿学派建立起来的”（620），因此他首先将现实主义扩充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为了追索中世纪艺术思想的成形过程，又把视线投向古希腊文明时期，从而勾勒出贯穿西方三千年文学流变的现实主义线索。韦勒克认为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观结合了存在主义思想和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概念，实属异端。但奥尔巴赫的著述对现实主义诗学产生的影响至今依然不容忽视。就现实主义的历史性问题，德国文学理论家德麦兹1967年曾发文，试图在现实主义的超历史定义和时间段概念之间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德麦兹指出“事物或许早在名词出现之前就发展起来了”，如狄德罗评论悲喜剧和荷兰画派的文章中“真实的”概念（333）。德麦兹把现实主义看作“一种综合征，作为作家们写作时多多少少在脑中遇到一系列问题”，进而勾勒出四种主要关注焦点（336）。比如如何塑造现实的总体性画面、如何在理想化和民主化倾向之间定位主要人物、如何把人物放入物质能量的历史情境网络中，以及如何在拥抱世界的同时避免作家自己过于融入画面。这些问题构成的综合征随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没落而消失，但是单个问题依然存在，因而现实主义在20世纪依然有存在的文学土壤。不满于西方小说发展现状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20世纪60年代呼唤新现实主义的到来，在《漫长的革命》中，他把现实主义看作一个“描述性术语”（274），允许不同的形变以推动现代小说沿着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发现、理解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另外，陷入困境的当代小说已无法弥合人们情感与社会观察之间的鸿沟（284），也许只有在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中方能实现富于创造力的发现（287）。
反方观点的领军人物当属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他从符号学立场出发，把现实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代的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着具体的时间指向——包括“符号形成的时代、参符产生的时代、语言参照系统中新的行为产生的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84），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具有神圣组织结构的各种社会形态，“这个时代投射出一个存在于符号和语言之外的，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参照物的外在客体世界”（同上）。现实主义就出现这个“文学语言和科学描述中产生说明性语汇的时代”（同上）。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的符号体系在资本主义后期走向自我消解的边缘，随着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参符与所指、能指分离，“把曾经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客体的参符的经验弃置一旁，从而导入一种新的历史经验”（285），即现代主义。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语言的意义被搁置起来，对应着跨国资本、失去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286）。詹姆逊基于语言符号的表达特征，结合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若干阶段，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阶段性区分，虽然他也强调这些阶段有交叠的部分，但也各有开端与终点。2013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便细致辩证地描摹了现实主义在19世纪的勃兴和20世纪初的衰落，从左拉、托尔斯泰、乔尔多、爱略特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出发，梳理现实主义若干个子文类（情节剧、成长小说、通奸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主义）如何在解构、挪用原型情节中走向了最终的自我解体。从历史主义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不再是曾为现实主义提供突出内容的外部客体参照系，也无从知晓18、19世纪的日常生活形式，无可避免地导致现实主义让位于现代主义（5）。
那么，现实主义是否在失去19世纪的经济文化土壤之后，就告别了文学舞台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小说的发展曲线或许可以予以部分回答。文学史专家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反思战后英国青年作家时，发现“自由现实主义的复苏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写作的重要特征”（xv）。20世纪70年代初，洛奇（David Lodge）看到站在实验与传统十字路口的当代英国作家面临着或坚持现实主义，或进行虚构、元小说试验的重大选择，或者进行“问题式小说”（problematic novel）的探索，而他个人则表现了对现实主义小说未来的信念（32）。二十多年后他重温“十字路口”的话题，把当代作家比作在文学市场上组合各种风格与技巧的创作者，而现实主义一直是这种美学多元主义的“主导性力量”（15）。同一时期，海德在研究战后英国小说概况时指出，“如果后现代表达与英国作家们有关的话，那么它意味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修正而非排斥”（Head 229）。基于把20世纪英国小说视为包括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诗学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者理查逊认为后现代现实主义或许是英国对小说发展的特色贡献（Richardson 305）。的确，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英国表现得尤为“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充分展现了其潜在的复数和多元属性（Gasiorek 181）。
近年来，沃伦斯坦（Imannuel Wallerstein）基于世界结构性经济联系而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莫莱蒂（Franco Moretti）由此衍化而来的世界文学体系，启迪了一些学者在全球/星球/跨国范围内审视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界化问题（worlding），即如何以物质世界为构成前提，并塑造这些世界——“寻找看见、知晓、思考这些世界并被后者所感知的方式”（Goodlad 184）。2016年《小说》杂志现实主义专刊的撰稿者们认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早已打破曾以伦敦—巴黎为地缘政治轴心的19世纪老牌帝国文化霸权，如今在世界经济核心国家之外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蓬勃发展；非洲的、东亚的、拉丁美洲的、南半球的大量文学作品正致力于发现、描绘曾被帝国遗忘的边缘人群的真实生活，这一现象被直接纳为2012年《现代语言季刊》的现实主义专题名称——“边缘的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这些有关前殖民地国家和弱势族群的书写试图弥合地方与全球的鸿沟，“以部分可能得以描述的方式、通过具体的真实面对世界体系”（Esty and Lye 285）。非洲的阿契贝（China Achebe）、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印度的高希（Amitav Ghosh）、巴哈特（Chetan Bhagat）、洛伊（Arundhati Roy），智利的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东印度群岛的托尔（Pramoedya Toer）等，纷纷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后殖民视野中现实主义的潜能在于它并不拘泥于任何具体时代，而只受限于某种文学理想在不同层次和文本模式中的具体赋形（Sorensen 52-53）。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殖民历史与当代生活经验完全超出了英美经典现实主义的想象，激发的现实主义冲动意味着要拓宽语言，从而服务于小说新的自我塑形，其本身就是“一种发现的方法，而不是再现已经存在的现实”（Levine 11）。不难看出，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诉求在21世纪的当下已经演化为一种全球化时代中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mapping），非但没有流露出半点偃旗息鼓的意思，反倒在新的理论话语激荡下充盈着满满的活力与使命感。
五
如何衡量、评判现实主义的美学价值是韦勒克与格林伍德针锋相对的另一个火力点，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饱受欧美评论界攻击的导火索。随着结构主义和解构思潮兴起，现实主义美学原则遭到表征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界发现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从此揭开了以“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认知框架下，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被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纯粹任意性关系（arbitrariness）所替代，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自身的描述性，只在于语言体系内部概念上和语音上的差异。索绪尔的观点突出了意义的建构性，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现实观，意义无法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在这样的语境下，司汤达的镜子说假定了“存在先于语言的现成观念”（Saussure 120），不再具有合理性，文学不过是结构、符号、成规构成的话语。用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话来说，结构主义挑战了常识观念，“最真实的是经验的事物，这种丰富、微妙、复杂的经验之家就是文学自身。和弗洛伊德一样，结构主义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即我们最熟悉的经验是结构的效果”（109）。
正是在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背景下，1968年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巴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论文《真实效应》，宣称现实主义是“编造的”，其真实效应主要在于堆叠冗余的细节，而这些无用的描述只是为了符合文学的法则：“这些细节没有谓语性的功能，它是类比式的，其结构为纯粹的附加，没有融入选择和其他可能的回路——而这正是让叙事看似巨大的交通控制枢纽中心、有具体指涉的原因。”（11）细节的意义与其说是增加叙事的真实可信度，不如说是为了服从“支配再现的文化规则”（14）。在符号学的层次上，具体的细节由指涉物和能指直接碰撞而成，但所指却从符号中驱逐出去，形成指涉的幻觉。幻觉背后的真相是，真实作为现实主义叙事中内涵的所指消失了，却作为外延的所指悄然回归：“当人们以为细节直接指向现实时，细节其实只是默默地在意指现实而已。”（16）也就是说，“所指的缺场让指涉物形单影只，成为现实主义真正的能指。一种‘真实效应’就产生了，成为隐秘的‘似真性’的基础”（16）。巴特在1970年发表的《S/Z》中以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1830）为例，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的文本是“可读的文本”（lisible），而非“可写的文本”（scriptable）；现实主义作家表面上像在描述真实，但他在进行描述之前，总会把现实框入某个画面，比如《萨拉辛》中出现的一幅老人画像构成了文本内的意义矩阵，印证了现实在意指过程中隐退的观点，因而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它不是可付诸实施的符码：故事性的真实不可实行。把真实和可行视作一致……照小说的文类界限来说，必将毁坏小说”（164）。
《真实效应》发表三年之后，美国学者米勒（J．Hillis Miller）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虚构》从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转喻与隐喻的两极出发，认为在狄更斯《博兹札记》的现实主义叙事修辞中始终存在着两极之间的交叠、切换，原本被雅各布森认定的、维系现实主义叙事的转喻“成为隐喻的基础和支持”（296）。在隐喻的层面上，小说《博兹札记》中大量的欺骗、演戏、幻觉的主题贯穿其间，一方面中产阶级或底层阶级模仿上流社会人们的言行举止，另一方面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专业或业余的戏剧表演，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隐射作品虚构性的母题（motif），也为小说提供了隐喻式语言的源泉。尤其作品对戏剧表演的强调提醒读者注意“英国社会整体而言建立在武断的成规之上，以对石头、纸、玻璃、布料的价值与意义的虚构性划归为基础，而这些正是构成伦敦的建筑、街道、服装、器皿的材料”（307）。由此，原来视作“现实主义的”其实是修辞的，而小说虚构的特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说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米勒在叙事修辞层面上“拆穿”了现实主义指涉外部世界的幻觉，那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思想则从根本上动摇了现实主义作为一套意指符码的稳定性。20世纪70年代初，德里达为解构统治西方文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二元对立，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把意义看作在意指链条上一连串不断滑动的能指，并称这种特殊的存在为“超验的所指”，从而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追寻限定在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文本自身（29）。换言之，“文本除了无休无止的异义扩延，它不讲述任何确定的东西，不显示故事自身以外任何可辨认的内容”（《文学行动》 145）。
面对20世纪70年代表征危机思潮的冲击，现实主义诗学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也不缺少各种声援力量，如格兰特（Damian Grant）、斯特恩（J．P．Stern）等。他们并不能完全接受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现实主义乃至语言自身的批判，但都逐步认可了现实主义建构性和虚构性的一面，并试图重新发掘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比如理查德·布林克曼（Richard Brinkmann）指出语言是现实主义的生产者，而不是复仇者，反对巴特对能指与所指过于简单的分类。布林克曼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接受了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社会构建，但并没有放弃客观性的价值。阿尔特（Robert Alter）质疑了将现实主义与反动打上等号的做法，阿尔特在第一部小说《塞万提斯》中看到了自反性的范例，认为自反性完全可以同现实主义的指涉性共同存在于作品中。在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自反性方面，莱文（George Levine）的《现实主义的想象》（1981）无疑是最深刻的一部专著。莱文开篇即指出“现实主义密切且权威地与现代主义立场相关”（3），这是因为“19世纪的作家们早已对他们的媒介本质产生了自觉意识”（4），这群力图让叙事有意义的现实主义者和力图与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的现代批评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历史延续性。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当然意识到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唯我论的陷阱，但他们依然奋力拼搏，试图在逆水行舟中揭示语言的困境：
他们的叙事和现代主义文本一样，并没有默许继承而来的秩序成规，而是奋力从一个在他们周围土崩瓦解的世界中重新构建一个世界。他们以惊人的频率，指向重构秩序的武断性，暗示传统文本的不足，通过自我指涉和戏仿提示自身文本的脆弱，却仍然甘冒风险，相信小说有可能会让我们至少稍微靠近一些非我和语言之外的东西。（4）
莱文特别指出，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一种坚定的艺术与道德使命感，即便他们意识到语言的不足和自我指向性，但依然执着于“凭借语言来超越语言，以发现非语言的真实”（6），由此形成的内在矛盾性正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莱文进而提出将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定义为在讲述真实和延伸人类怜悯的道德旨归下的一种自觉意识行为：作家们必须一面自我矛盾地搁置以往再现的成规，并在同时建立新的规范。因此作为“一种历史冲动在文学方法上的体现”，现实主义其实是探索的，而非限定的（11）。构成现实主义的发现方法的认识论哲学根基在于17、18世纪的欧洲经验哲学，倾向把直接经验置于秩序体系的延续性之上，且平行于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沦为报告文学或“复制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看似枯燥的记录是为了如爱略特所说发现个中的“诗歌与哀愁，悲剧与喜剧”，从而呈现出想象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18）。
莱文对维多利亚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重新审视与深度挖掘改写了人们对现实主义刻板的传统印象，不仅正面回击了把现实主义化约为一套方法成规和对应说信仰的做法，也为理解与探究现实主义的复杂性、矛盾性、过程性开辟了新的方向，比如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延续了莱文的研究路径，把19世纪现实主义视为一个动态的悖论发展过程，“消极面和积极面形影不离地交织在一起，它的出现与发展同时也构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毁灭、衰败和解体”（6）。构成现实主义叙事的两个因素——叙述（recit）与情动（affect）代表着两种互斥的实践性：过去与永恒的当下。现实主义就是终结的命运与永恒当下之间张力的结果，这股试图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感官印象的冲动最终演变为现代主义的开端。和以往一样，詹姆逊这本书并无特别致敬现实主义的意图，但当他紧贴现实主义创作脉动，草蛇灰线般勾勒出主导19世纪欧洲小说图景的美学冲动时，现实主义就不复是格林伍德在韦勒克文章里看到的“一个躺在某个文学实验室等待解剖的死标本”，具有了詹姆逊所谓“在出现处消失”的复杂性与活力。
除了解构思潮带来的美学冲击，现实主义还面临着西方学界基于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代表人物包括科沃德（Rosalind Coward）、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米勒（A．D．Miller）等，他们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拉康的主体性、福柯的规训话语等理论影响下，把现实主义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判定为一种设置与被设置、询唤与被询唤、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科沃德在《语言和唯物主义》（1977）中指出，现实主义发挥着揭示世界真相的功能，而这个被揭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矛盾的、被本质支撑的同质化的表象世界，叙事过程也相应设置了一个同质化的读者——“固着在观看关系中的同质化主体”（50）。贝尔西在《批评实践》（1980）中把现实主义视为掩饰资本主义体制下必然产物——人性裂纹与瑕疵——的手段，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为了让读者们相信自己的心理健康，掩盖了读者自身真实的内在矛盾，“通过向主体的读者发声、询唤（interpellation），让他们自由接受其主体性和服从地位，从而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69）。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封闭性和话语等级秩序暗示了主体位置的固定和不变，借此询唤读者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塑性和规范。小说话语秩序中的优势话语往往为预设了聆听者的叙事者所掌控——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借助叙事者近乎历史般的全知话语，比人物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走向；用贝尔西自己的话来说，“读者受到邀请构建一段更加全面的历史”（72）。读者参与构建的过程逐渐模糊了叙事文本作为话语的属性，被当作法国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严格与话语（discourse）区分开来的历史（history）。
米勒1988年发表的《小说与警察》借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规训”概念，认为19世纪小说在暗中通过警察发挥着规训读者主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警察并不可见，不可见不是因为他们不在场，而是因为小说已经系统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内化了警察的工作且压抑了其运作的证据。由此米勒大胆指出“小说的本质与警察实践之间有一种根本的交缠”（2），代表了一种“不易发觉、较少显著暴力色彩的‘社会控制’模式”（viii）。米勒指出，小说的文学话语早已盘根错节于现代社会的规训话语网络之中。更糟糕的是，无论读者如何挣扎反抗，只能更加深陷无所不在的权力话语，甚至连妄想式的反应也会卷入部分因小说而永久化的规训策略中。
科沃德、贝尔西、米勒等对现实主义美学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让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一度被冠以虚伪、愚民、保守、反动的负面标签而饱受非议。1985年《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刊登的一篇书评这样写道：
当代理论家们的后现代著述中，有一些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得以流行于黑暗时代的传奇说法。现实主义小说的目的几乎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压抑人们对世界的疑问、将人们引向自满和愚钝的意识形态失忆症。（Baldwick 15）
不过，每当现实主义遭遇学术质疑时，总会有辩护者们予以积极回应，埃尔马斯（Elizabeth Ermarth）便是其中一个，她在《现实主义和英国小说的共识》（1983）中从叙事学角度巧妙化解了贝尔西对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埃尔马斯认为，现实主义文本提供的不同视点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一种源自15世纪欧洲绘画技法透视法（perspectivism）的共识美学产物；多个视点纷繁交错，要求读者必须走进一个由叙事者于人物之间微妙关系决定的中间距离，认识意义才能成为可能。不同于贝尔西给读者设定的被动角色，埃尔马斯的读者是解读故事意义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认知的基础来自于“一种确认的共同经验”（54）；同时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其意图突出任何优势话语，不如说打造了叙事者与众多人物的话语之间一种介于表面与深度、公开与私密的动态平衡关系，导向一个既非封闭也非完全开放式的文本系统。
相较埃尔马斯对贝尔西的低调反拨，塔里斯的《为现实主义辩护》（1988）则高调回应了包括贝尔西在内的西方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种种否定。塔里斯相信现实永远存在，古今皆然，无可辩驳。如果有人要称现实主义小说为赝品，那么也理当否认所有的非虚构故事、记忆和我们称之为事实的小故事。塔里斯认为贝尔西贬低了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又拔高了批评家们的先锋性，“意识形态批评家们特别喜欢幻想自己有先知先觉，可以向依然沉浸在集体意识形态梦中的读者们呐喊，”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人给了意识形态最为广阔的范围，他们自认可以对此夸夸其谈，结果把意识形态与理解作品变为几乎同一件事情”（Tallis 55）。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像贝尔西所言致力于打造统一的特定视角，正是司汤达首次以消解中心的方式呈现了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他通过不同参与者对同一事件的经验，放弃了大事件的连贯完整性，而呈现出时常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的一系列小事件。这启发了托尔斯泰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消解历史的中心”（71）。所以“常常不是作家，而是批评家在制造唯一的神学观点。如果作家被当成上帝，这也许是因为批评家把他们自己视作神甫，在许多时候压迫其他读者——或互相压迫，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有权揭示作品意义”（74）。塔里斯为现实主义所做的辩护犀利率性，直击各路批判话语的命门——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及批评家替代作家成为文本意义枢纽而形成的文本话语霸权。
结论
1961年韦勒克发表《西方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时，大约并没有料见到有年轻学者会站出来质疑他的观点，也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现实主义概念此后经历的学海沉浮。近六十年之后重温这段小插曲时，我们或许可以在“后见之明”的加持下更加清晰地看到两位学者交锋的本质与意义。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观念交锋根植于卢卡奇解读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深深嵌入他与布莱希特主导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辩论的时代语境中。韦勒克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梳理与分析无疑展现了这位精通欧洲多门语言的比较文学大师出众的博学与文采，然而他对现实主义概念的价值评判却不可避免地受到20世纪美国学术界“冷战反现实主义”（Cold War Antirealism）的影响，“从纽约批评家特里林、豪、列文，学院派美国文学研究者们如蔡斯、费德勒，新批评派，以及移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们如阿多诺，美国文人中许多人在20世纪中期倾向于贬抑社会现实主义，褒扬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Esty，“Realism Wars”324），韦勒克当然也在其中，只是他的立场表现较为复杂——尤其在对卢卡奇现实主义理论的态度上：批判却不乏欣赏，深受影响而不自知。年轻的英国学者格林伍德初出茅庐，从黑格尔美学的认识论出发，将现实主义看作一种必须与再现现实的永恒追求挂钩的人类基本认知诉求，并不拘囿于某个历史时代或具体的文学规范；相关的文学创作根据不同时代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感知，而被打上时代的和个性化的印记，绝非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复制、摹仿。因而就概念自身而言，他坚持“必须记住现实主义是一个流动的概念，随着时代世界观改变，需要合适的新定义”（94）。
同时，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争论揭示了现实主义概念在认识论与美学层面的诉求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性。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是伪装成美学理念的认识论追求（知识或真实），最终给两个难以兼容的维度带来致命后果”（Antinomies 5）。实际上，现实主义两种维度不同取向之间形成的张力反倒为现实主义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我丰富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自韦勒克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批评者们，往往把论点建立在对现实主义保守、封闭的假定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文学视为“天真的”认识论和语言观的产物、“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代理人。他们认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现实无法被语言反映，必须摒弃对应理论；不同的话语因而不能被某一个现实所衡量，语言不再因为指向独立于心灵的现实而具有指征功能，而是产生世界的差异系统。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进路将现实主义研究引向了语言的本质与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观点深刻、犀利，不乏偏激，但也在客观上刺激了研究者们为了打好现实主义保卫战和攻坚战，深入细致地重访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一波波文艺思潮的洗礼下迎难而上，不断丰富、拓展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推动其在20世纪持续的自我发现与更新，以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概念“家族”盛况：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实验现实主义、道德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边缘现实主义、世界现实主义等，一如千树万树梨花开。
于是，站在21世纪当下反观韦勒克与格林伍德多年以前的观念交锋，人们惊奇地发现现实主义既是历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创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有限度的”（王守仁 56），也寄托着发现未被记载或看见的现实生活的永恒认识论追求，既是镌刻着19世纪时代印记的一套流变中的规范，又在一波波文化思想浪潮推动与作家个体创造中不断突破既有规范、促进新生。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项，而是同时成立的对立命题，其内含的矛盾张力吊诡地成为詹姆逊眼中“特别不稳定的概念”（“Existence of Italy”158）历久弥新的源头。如今，作为世界文学体系中“充满审美可能的跨国媒介”（Goodlad 183），现实主义概念的未来或许早已在1961—1962年《新语言学》上刊登的一段学术争论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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