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文学起源于宗教，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偏狭，但宗教与文学的密切联系确是中外文化史上不争的事实。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从她一发生就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的宗教中，这种发生学上的联系准确地说主要体现在道教上。虽然按照通行的说法，道教形成于东汉，但其萌生的时代要久远得多，上古时的天地崇拜、神仙祭祀、方技术数等实际都是道教的滥觞。上古原始宗教中事神的角色有宗、祝、巫、史等，其中祝的地位较高，须先圣之后有光烈者“方可充任”，他的职掌最接近文学之事。《周礼·春官·太祝》载：“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六辞者：祠、命、诰、会、祷、诔。”可见，六祝之辞实为六种文体，都和祭祀有关。中国诗歌观念的核心价值“诗言志”也体现在了这祝词里，如“诔”按照《墨子》的说法即是“道志”之文。可见，宗教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催生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形成的道教，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特色”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道教不断吸纳儒学和佛教思想及形式，至中唐以后斋醮符咒、炼丹服药及作鬼弄神的地位逐渐为养气守静、全性归真的“内丹”修行所替代，最终与禅宗合流，向老庄复归。这时的道教，与文人生活有了更大面积的契合，在生活方式、人生观念、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成为其精神皈依的庇护所。文学，特别是诗歌，作为文人思想情感的书写，道教自然也就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葛兆光先生曾以《想象的世界》为题从“想象”的角度专论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血缘”关系，从创作论的角度揭示了道教对于文学在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果进一步从诗歌的创作动因及人格理想追求来看，道教与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更为密切的本原上的联系。

与儒、释二教相比，道教是一种追求生命快乐与永恒的宗教，虽然它也有来世的构想，但它关注的目光始终落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上。历史上文学的自觉，实质上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注意到这个过程与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大致是一致的。这在《古诗十九首》和嵇康、阮籍等魏晋人的诗作里体现得很清楚。中国文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对于人的生命永恒的追求，在宗教上形成了道教，在文学上造就了张扬人的生命本质的诗。与此相联系，对于自由的追求，又达成了道教与诗歌灵魂的契约。就道教而言，无论是丹道符箓，还是养气修真，实质上都是人类为超越生命时限和现实制约而追求自由王国的一种幻想和努力；而这种对于自由的酷爱和追求正是诗歌的本质之所在。李太白诗里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由礼赞，既是诗歌精魂的表达，同时也是诗人作为一名道士对于道教精义的弘扬。此外，道教思想中作为生命价值和自由精神延伸的“道法自然”观，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精神的一块基石，山水田园诗的产生，自然美学的追求，诗歌意境的创造，细究其思想渊源皆受到道教和道家自然观的启示和牵动。

道教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这里只是想强调一下这种影响在精神价值追求方面的特别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教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是由表及里的。诗从道教中汲取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营养，比如千余年诗史中弥漫不散的隐逸精神，就与道教对于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分不开。当然，道家与道教不完全是一回事，道教属于宗教，但其哲学思想却仍然根植于道家学说，而且在古人那里二者的界限很模糊，道家思想和道教教义常常被掺和在一起，文人对于老庄思想的接受往往离不开对于道教的兴趣或信奉，他们崇信道教也主要是接受其中的道家哲理。其实，道教之于诗也不是单向的价值输入关系，诗歌在道教的传播和发展中始终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从道教产生伊始，诗就是道教阐释和传播教义的重要形式，东汉产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师策文》就颇类七言诗，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至宋、金，流行的词体成了全真道教宣教劝世的重要载体。至于魏晋以降流行的游仙诗及宋元后的仙道剧、仙道小说等，对于道教的传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有些是道士借文宣教，有些是文人借题发挥，不管哪种情况，都清楚地显示了道教与文学的相互借用、相互渗透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道教与儒、释二教一起，构成了文学精神价值坐标的思想根基，同时也滋养着文学艺术形式的创造和创作方法的创新。但是，目前学界对于文学与道教关系的研究相对文学与儒、释关系研究来说，则要薄弱得多。不知是不是因为道教对于文学的影响太普泛化了，人们对于司空见惯的东西往往会视而不见，以至于道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如影随形的关系，在二十多年前，还是学者们很少去涉及的领域。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多了起来，振谦的这部《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当是这类成果中一部颇具新意和特色的新作。

振谦负笈南下来暨大读研，至今已十载有余，这期间在中山大学获博士学位，又转入暨大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这一段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可以说他是在道教与诗歌关系的探究中度过的。道教文化是一个五光十色炫人耳目的世界，但研究道教的书桌则是清冷寂寥的。在这十余年的时光里，作者孜孜不倦，于青灯黄卷中苦苦地追索诗情与道心。伴随着一篇篇论文的面世，经过了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一步步的历练打拼，今天终于捧出了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无疑是件令人欣喜的事。在当今浮华喧嚣社会环境中，虽然国家对于学术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大，但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滥制之风也令人瞠目。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年轻学子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经受得住诱惑和挫折，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朝着既定的目标十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确实还需要点道教所说的超然守神的定力。学术研究是对真理的探究，商业操作的模式恐怕只能制造些文字垃圾，道教所倡扬的非功利精神和清心无为的心态也许是治愈今天学术浮滥之风的一剂良方。

振谦这部书稿关注的是宋代的道教和诗歌。宋代是道教和诗歌都达到了高度成熟和转型的时代，诗人虽然很少皈依道门，但道教文化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和精神资源，对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宋诗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道教与宋诗关系的整体性探讨却一直是一个有待开掘的领域，本书稿在宏阔的视野上，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宋诗的文化土壤和意蕴的一个侧面，对于深化宋诗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满足于道教本身与宋诗关系的一般性梳理，而是放开视野，从大文化的角度，将道教文化分为若干元素，考察这些元素对宋代诗人思想、生活、心态、人格修养、审美取向及诗歌、诗学理论的影响。比如透过穿道服风气对于道教世俗化与文人生活、心态及其诗歌创作之间微妙关系的论述，对于诗人“谪仙”称谓中所隐涵的“诗性”的揭示等等，都显示出了作者敏锐的学术识力和独创性。这种从大视野着眼、单元素入手的研究思路避免了观点的偏狭和碎片化，同时也避免了研究中大而化之的“泛文化”弊病。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于这样一个宏观题目的论述，是从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开始的，书稿中附有他据《道藏》、《藏外道书》及若干地方志辑出《全宋诗》未收的148位诗人的诗歌356首（含散句），由此使这本书同时也具有了难得的文献学价值。

目前，在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传统人文学科，存在着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劳动和故弄玄虚的花架子“工程”，有的领域选一个论文题目都是颇费踌躇的事，这并不是说这些学科的研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是研究者或囿于观念和方法的陈旧看不到学术的潜境，或限于学识和才力的不足而无法到达知识的新岸，或将学术视为谋利之途而无心去真做。其实，学术无止境，真理无绝对，如果更新了观念，扩大了视野，转换了角度，改变了方法，你可能就会可发现一片全新天地，就会看到真理的一个新侧面。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分工琐细，如果我们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在它们的交叉处则往往会走出“山重水复”的困窘而进入“柳暗花明”的境界。振谦在道教文化与诗歌关系探讨上所取得的成果，当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道教与诗歌的互动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相关的话题目前还远远没有说够。就振谦这部书稿而言，也有许多仍可继续拓展和深入的地方，比如宋代诗人的个案研究还可接着做下去，宋代道教文化与诗歌关系在理论层面还可做进一步的思辨和概括。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状况来看，道教与诗歌的关系仍是一个前景十分可观的研究领域，金、元、明、清各朝的道教与诗歌的关系，道教与诗的另类体裁——词、曲的关系，道教与诗学理论的关系等等，这一类课题目前还都未展开充分的整体性研究，还留有大片可开拓的空间。相信振谦会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不断推出一系列的新成果。也相信更多有志于此道的年轻学者将在这片土地上经过辛勤的垦种取得丰硕的收获。

振谦大作付梓在即，索序于我，拉杂写出这些话，也借题谈一点为学的感想。章卒而兴未尽，特赋小词以赠振谦，调寄《巫山一段云》：

黄老神仙术，原通屈子心。东坡酹月驭丹禽，庄梦寄琼林。守一寻常道，青灯面壁吟。蓬山万里沐晴阴，十载铸瑶琴。

赵维江

甲午岁小暑日于暨南园一叶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