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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久久却难下笔，原因是我实在不愿回忆那难熬的时刻。
妻患心脏病20多年，近年来，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花钱多，其间，有几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万般无奈，只好横下心，去北京动手术。
首都医科大学安贞医院，是目前亚洲颇有名气的治疗心脏病的权威医院，建院以来已做心脏手术两万多例，目前心脏手术成功率达99％。住进这样的医院，无疑手术保险系数高。当天挂门诊，当天就办入院手续，首都医院医风之好，待病人之热情，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尤其是负责妻子手术的大夫李京倖、栗涛，还有一个孔大夫，虽然都是年轻人，但对患者极其关心，治疗一丝不苟。
4月28日，手术的头一天，栗涛大夫找我签字。平时一团和气、满脸笑容的他，这次脸上布满了严肃。他非常郑重的告诉我，虽然我们医院心脏手术成功率很高，但如果一个病人下不了手术台，那对这个病人来说失败率就是百分之百。接着，他拿出了手术单，上面写有20多项，其中有十来项都被他打了√。他说，打√的，都有可能失败，都有生命危险。签，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手术成功，皆大欢喜，另一种是手术失败，人钱两空。逼到了这一步，我硬着头皮签了字。
29日7点50分，妻在病房被打了麻醉针，抬上手术车，送进手术室。妻被送走后，我脑子一片空白，迷里迷糊。邻床的一位患者说，你咋不去送送她呢？一句话提醒了我，妻做的是心脏换瓣膜大手术，生死攸关。可以说，如果百分之一的失败率摊在妻身上，我和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永远难以再见一面。我冲出病房，奔到电梯旁，电梯已关上了，我又迅速跑到四楼，但再往上是不准患者家属上楼的。我万分后悔，没有把妻送到电梯上。
医院告知，患者进手术室后，家属一律到远离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听电话。社会服务部是几大间平房，里面摆一些凳子。那天共有12台手术，加上头一天做的手术，患者家属把服务部挤得满满当当，和车站的候车室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候车室有说有笑，嘈嘈杂杂，这里是没有喧哗，没有欢笑，一个个脸上布满沉重，偶尔有人交谈，也是窃窃私语。要知道，坐在这里的人，有的亲人已做了手术，但还在大监护室没有脱离危险期，有的亲人正躺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拼搏，谁还会有欢声笑语呢？患者进手术室后，家属要在服务部等24小时，患者有特殊情况，随时电话告知。坐在服务部的家属，都是在等电话，都是在等待亲人的消息。
手术前，我打听过李大夫，他说手术顺利大概得四个小时。我们几个人，一个坐在服务部等电话，其余在服务部门口等待。无心的看几眼报纸，看看手表，吸一根烟，再看看手表。时间过得很慢很慢，表针也好像不走一样。平常说，等车急死人，依我看，在医院等手术电话真正是急死人。从妻进手术室，我就一根接一根抽烟，抽得嘴干舌燥，根本就不知道是啥滋味，目的是在烟雾中苦苦等待。事实上，没手术前我就有思想准备。因为有个患者家属对我妻子说：“你不用害怕，一打麻醉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她又对我说：“最难受的是你，最难熬的是等那24小时。”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不能急躁，手术一定会成功，百分之一的失败率不会摊在妻身上。这时我又不知咋的想起了好人终有好报这句话。妻是少有的贤妻良母，上对老，下对小，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对谁都是一片善心，没有人说她不好的。这样的好人，上苍一定会保佑她手术成功。说实话，我真怕有我们的电话，一有电话，不是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可我又想有电话，想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
在默默无语、苦苦等待中，时针移到12点多，可还没有电话，我开始烦躁起来。我不停地拨两个大夫的手机，都是手机开着没人接，说明手术还没下来。已经是过中午一点多钟了，还没有消息，我焦急不安，姬医生和二庆劝我沉住气，可我哪能沉住气呢，按常理，手术该结束了，可为什么大夫不接电话？是不是手术出现了问题？我这时真有点后悔了。妻动手术时，本该叫儿子、女儿都到北京，儿女们也一直坚持要到北京，可我和妻不叫他们去，因为家里实在走不开。有的患者做手术时，亲属都到场了，新乡的一个患者做手术，亲属去20多个。亲属到场，一则对患者是个安慰，二则以防不测，留下遗憾。儿女都不在场，如有意外，我可怎么对儿女交待，儿女埋怨我有何话可讲。焦虑、不安、饥饿，我精神确实有点崩溃。我叫姬医生上楼去打听。不大一会儿，姬医生下来了，说，孔大夫已出手术室了，手术很成功，现在正在缝合。直到这时，我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妻住院20多天，我在医院20多天，要说护理有护士，我只是看看问问，买点饭，基本上没干啥事，但却尝够了苦熬的滋味。我异想天开，如果人要是不会生病，本人不受治疗痛苦了，亲人也不受精神折磨了，那该多好！
（原载2002年5月25日《鲁山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