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之的童年
王羲之出生的鲁南地区是一片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地方。面对这片土地，回想亘古名人，如入古木参天的幽林，令人多有兴怀。从东夷首领蚩尤会战炎黄到周公封于鲁地，从孔子“沐于沂”到荀子治兰陵，从诸葛亮南迁襄阳到琅邪王家永嘉南渡，历史的荒径上留下多少灿烂的脚印！即便你仅仅注目那片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也足以让人感慨万千。千百年以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春种秋收，侍弄一季又一季庄稼，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假若社会平安，稍加治理就足以达至小康。然而如此美好的土地，居然连篇累牍地记载着丑恶与不义，悠久的土层中渗透了多少血泪与汗水，销蚀了多少尸骨与箭镞，历史在悲情中获得营养，让人警醒也让人麻木！
今天的孝友村，就土地来说，和古代的南仁里没什么两样。一千七百多年前，这里的人口大约是现在的五十分之一，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厚，环境也很美丽。可以推想，当时的山比今天更为青翠，河水比现在更为清澈，鱼虾也多。笔者第一次蹚水走过王羲之祖籍——孝友村——的那条河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河两岸没有任何工业，河水清澈见底，河滩上是金黄的沙子，沙子里有亮闪闪的贝壳。羲之出生时的山水应比今天的情景更幽静、更绿色、更美好。土地的质朴，天空的清朗，流水的纯净，汇成一种气韵，如老汉额头的皱纹，如少女无邪的笑颜，如婴儿鲜嫩的皮肤，这是天地之精华，这是自然之灵魂，流霞微风中散播着美好的人性教养。在王羲之的生命基因中，想必就带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元素。
想象羲之周岁时，家中也许为之举行过“抓周”活动。那么，羲之的小手会抓些什么呢？我们不必自作多情设想他抓了一支毛笔或竟将墨汁抹到嘴巴上——那太矫情了。孩子就是孩子，即使当时他抓的是一个熟鸡蛋，未必将来就是个单纯的物质主义者。即使他不曾触及文房四宝，未必不能成为画家、文学家或书法家。但是有一条，如果真有生日庆祝，王羲之不会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去抓女人的脂粉钗簪，因为琅邪一带士族看重耕读，轻视嬉戏和脂粉，做父母的不赞成男子有女人气，王旷夫妇自是不会将那些东西放在孩子周围。这一点也可从羲之一生的活动看出——他热爱生活，关心国家大事，不是那种卿卿我我、琐琐碎碎的“女人胎子”。
永兴元年（304），羲之二岁。正月，司马颙部将张方大掠洛中，军中大馁，人相食。司马颖以兵五万屯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皆杀之。这种杀伐无度的风气，绵延三国魏晋，天下非攻反战久矣，而不能稍有幸免！生命对于强权，形同草芥。三月，陈敏攻石冰，斩之，扬、徐二州平。局部的平稳只是暂时的，萧墙之内，烽烟继续燃烧。七月，司徒王戎、东海王司马越、右仆射荀藩等北征居建邺的司马颖，六军败于荡阴。司马越兵败奔下邳，径还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距琅邪临沂四十公里）。司马睿为避祸夜奔洛阳，迎其母夏侯太妃俱归琅邪国。由此可见，当时——羲之两周岁时——琅邪国尚可为太妃避祸之地，说明此地还算平安。
但是，琅邪距司马越的东海国郯城很近，短暂的平安是不可靠的。八月，司马颖杀害司马睿之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十一月，惠帝被司马颖部将张方掳至长安，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洛阳城内，魏晋以来之积，扫地无遗。西晋王朝此时可谓风雨飘摇，所谓贵族大家王侯伯爵俱在流徙狼狈之中，看上去与流寇无二。
十二月，以司马越为太傅；王廙为掾，转任参军。王廙是王羲之的叔叔，一位足以为帝王师的书画大家，此时在司马越军中做了军掾——军内小官。魏晋文人大多在军政中兼职，或者说，军职才是他们的主业，作文赋诗书法丹青都是外骛和兴趣。前者不仅为了衣食，也是功名事业，不为此便是隐者。可见，当时的书法绘画还没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虽然关乎修养，到底冠冕而已。
两岁的王羲之很是活泼可爱。他喜欢到处跑动，会说许多话，总是缠着母亲问这问那，有时会问及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做什么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母亲卫夫人（她与大书法家卫铄是姐妹，应可如此称呼）只说：过些日子爹爹就会回来。或者，相思中的卫夫人会遥岑远目，凝望至于走神——祈盼丈夫在战乱中多多保重，家中还有一双爱子呢。时王旷三十岁，先曾任济阳内史，后迁丹扬太守，但其主要职务是侍中。可以想象，王旷多数时间在洛阳，时在济阳，但此时尚未到丹阳就职。他有时会回家看看，但时间不会长，也不频繁。
从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幼婴时期的王羲之是什么样子呢？这不难猜想，却难以描述。王羲之应当是个幸福的孩子。父母的疼爱自不必说，襁褓之中的二少爷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大家族的各样优越，起码没有饥寒之家的冻馁情状。他有个哥哥——王籍之。有哥哥、姐姐的孩子都是幸运的，兄弟相伴，更多童稚之爱。王家不缺衣食，教育上也优于乡邻。王羲之对园中草木充满了好奇，总是问这问那的。晚年王羲之酷爱花草树木，和童年所建立起来的深厚的草木之情不无关系。
羲之渐渐长大，兄弟俩每天都在一起玩个不停。哥哥经常带了羲之，一路蹦跳着去河边沙滩上玩耍，那里有幽深的柳林，柳林里到处是蝉鸣雀跃，河滩上的芦苇如同致密的青纱帐，水鸟在其中咕咕叫唤，让人想起《诗经》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句子。母亲反复叮咛他们不要下水，但这小哥俩一到水滨就忘了长辈的嘱托。流水是一种销魂的幽灵，足以诱惑所有的长幼男女。兄弟俩饶有兴趣地深入到芦苇丛中，希图探究鸟窝的情形。他们在清流中寻找螃蟹和鳝鱼的洞穴，如同探险。哥哥王籍之是个好学之士，他背诵着荀子的《劝学篇》：“蟹八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弟弟羲之随了哥哥去水中搜索究竟，快乐溢于言表。清凉的河水给予羲之美好的感受，他觉得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诗意，那也许就是他后来痴心追逐的道。兄弟俩忘情地在河边嬉戏，河滩上的贝壳让他们充满兴趣，羲之的小手里抓了许多好看的石子。或许哥哥会在篱笆上采下一串串喇叭花，紫的、红的、白的，揉出了浆汁，在弟弟的额头上点出美丽的图案——鲁南的荒野小径上到处都有盛开的野花——这些都是可能。
伟大书法家的童年总给人一种隐喻——他一定曾经抓起书案上的毛笔问母亲或父亲，这是什么？甚或蘸了墨水，要在宣纸上画一画。作为父亲，王旷会让儿子在劣质草纸上涂鸦，母亲则怕孩子糟蹋了文房用具。王家故园南仁里距传说中的毛笔发明者蒙恬（中国有恬笔伦纸之说）的老家蒙阴不足五十里，王旷会给儿子讲秦国大将蒙恬的故事：大将军在大漠风雪中要给秦始皇写奏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就把一只兔子（也许是羊的或狼的）尾巴截下来做了一支笔，那即兴的应付竟成为文化史上的伟大创造——最初的毛笔出现了。王旷大概会给儿子讲述奸人赵高如何欺瞒二世胡亥矫诏害死扶苏的故事，讲述蒙恬曾怎样犹豫不决最后竟落入奸贼的黑手。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残酷的历史，大人也回答不了小儿女幼稚的追问——?一切和现实有关联的话题，似乎都不便说透。
他们家一定有算盘，也有当时流行的新书《九章算术》。此书是秦汉至隋唐间中国最重要的十部算经之一，作者是蒙阴的刘洪，蒙恬将军的老乡，琅邪王氏的近邻。魏晋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又说：“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也。”
刘徽（约225—295），汉族，山东邹平人，魏晋期间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刘徽和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是同时代人，王旷敬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当时已经流行。刘徽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大学者。他不仅详细注释了《九章算术》，还特别强调用逻辑推理来论证数学命题的重要性，这给中华民族——?一个长期醉心于写意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关于方法论的财富。
临沂人无不将刘洪、刘徽奉为地方的骄傲，经常作为人生教科书而提起。琅邪王家具有充沛的入仕热情，对一应实用之物都不排斥。王旷给儿子籍之、羲之多次讲解算术的基本知识，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他还说到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也讲到开方和平方。《九章算术.难题》中有一题：三百六十一口缸，将军渡口要过江。不得一船装一口，不得一船都装上。问要多少船、每船装多少缸？又如：数人隔壁分金银，每人四两多四两，每人半斤少半斤（十六两为一斤），问多少人、分多少银？等等。这些难题呈现出数学的基本美感，很得少年儿童的喜欢。
汉魏以来，山东出了很多名人，时间上距他们最近的是诸葛武侯。尽管当时诸葛亮尚未被人奉若神明，但他毕竟做过蜀相，在故里早已美名远扬。王旷夫妇会给孩子讲起孔明，借以启发儿子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激情。诸葛孔明的故乡阳都距南仁里只有几十里，当时的王氏、诸葛氏、颜氏同为当地的大望族。这些家族共同秉持的信条就是儒家原则。儒家以入世为荣，主张积极的人生观。当某人给当地带来巨大荣誉时，乡人莫不敬慕，欣然传颂，以广听闻。王羲之小时一定听到过许多此类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题无非是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光宗耀祖。
羲之三岁那年，司徒王戎卒，年七十二。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后一位在世的人，也是羲之幼年尚能见到（至少可能见到）的名人。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扬（今江苏南京市附近丹徙、扬州一带）太守朱建。太傅司马越出王旷为丹扬太守。这一职务对于王家的未来极为重要，命运从这里开始给予王家向江南过渡的机会。有人以为，王旷是在此时“携将细弱”过江的。果如此，王羲之就是三岁离开琅邪前往丹扬秣陵的。此说一是无确切证据，二是王旷尚未到任，大概不会轻率地“挈妇将雏”而赴丹扬，故此存疑。
同月，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今江苏北部之邳州市）。司马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由此，王导拥有了军权。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扬太守王旷（扬州刺史、丹扬太守当时同治于秣陵）。刘机、王旷皆弃城而走。如果王旷的家属此时已在丹扬，很可能不及撤出，或留存于秣陵，或死于战火。
王旷从洛阳出守丹扬，一是出于司马越和王衍的战略部署——局势崩溃，不得不派亲信之人往江南开拓基地，预为退路。另一原因，琅邪王氏确知中原危在旦夕，迁移江南乃是避难的万全之策。《晋书.王羲之传》云：“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关于这一点，东晋裴启《语林》有记载：“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晋书》对这件关乎两晋转换的大事记载得如此含糊，难免叫人纳闷。首先，王敦、王导、王旷同在一地，为什么不准王旷参与军机大事？有什么足以排斥王旷参与家族大事的理由呢？答案可能是：王旷在家族中的地位不够高，让王敦王导觉得他不足参与战略大计的议论。王旷为庶出，王敦、王导没有平等对待王旷。当时王旷独在户外，想进去而“诸人不容之”。为什么？令人费解。后来王旷从壁上剔出一条缝隙，大叫：“如今天下大乱，你们在这里密谋什么？想造反吗？如不让我进去，我就去告官！”王敦、王导见此情景，不得不让他进来一起讨论军政大计。
王旷不愧为一个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的人。在这次强行挤进去的军政会议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移师江南、避开祸乱、保存实力、再图发展的设想。正是这一战略设计，挽救了司马睿，挽救了琅邪王氏，使司马氏政权的主力避开北方战乱的主战场，在江南营造了一片立足之地，并因此延续了司马氏上百年的江山社稷。尽管《晋书》对王旷的历史不便详述（原因后述），但对王旷的“首创其议”，还是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