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于是，就这样，我为《解放报》撰稿。没有写作题目。但也许并不需要。我想我要写雨。正在下雨。从六月十五日以来就在下雨。为报纸写稿应该像在街上走路。你走，你写，你穿过城市，它被穿过去了，它到头了，走路还在继续，同样地，你穿过时间、日子、一天，然后它被穿过去了，到头了。海上在下雨。树林里、空空的海滩上在下雨。连收起来的海滩阳伞都看不到。在几公顷的沙滩上活动的，只有几群度假客。看来今年来的是些很小的孩子。辅导员们时不时地让他们随意去沙滩上跑动，免得被吵昏了头。孩子们大叫着奔向海，他们穿过雨点，他们沿着海岸奔跑，高兴得大声吼叫，扔湿沙子打架。一小时后，他们没有用处了，于是被召唤回来。辅导员们让他们唱《月桂树被砍了》。只有一个男孩除外，一个定睛看着的男孩。你不跑？他说“不”。好，他瞧着别的孩子唱歌。你不唱歌？他说“不”。然后他不说话。他哭了。你为什么哭？他说如果他讲出来，别人也不会明白他的话，所以何必说呢。雨点打在黑岩石上，黏土质的黑岩石小丘上。黏土上四处是静静的水泉孔，黏土慢慢地向前移，滑向大海。是的，这些出自上帝之手的黏土小丘长达十公里，足以建造一座十万居民的小城了，然而，不，这一次是不可能的。雨点也打在黑色花岗岩上，打在大海上，但没有人去看。除了那个孩子，还有看到孩子的我。夏天还没有来临。替代夏天的是这种无法归类的天气，说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天气。它是一道由水和雾构成的厚密的墙，耸立在人和大自然之间。夏天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它迟迟不来，又是在哪里？它以前来到时是怎样的？那时它具有怎样的颜色，怎样的热度，怎样的幻象，怎样的伪装？大海在浪花下沉没了。勒阿弗尔城和停在昂蒂费港前的长长一排油轮再也看不见了。今天海上仅仅有风浪。昨天却是风暴天。此刻，从远处看，海上是一道道的白色裂痕。从近处看，它完全是白的，白而又白，它推出大簇大簇的白色，越来越广阔，层层叠叠，仿佛它在收集沙子和光线构成的神秘材料，将它们收到自己的统治下。在这堵墙后面，城市里是满满的，但被关闭在租屋里——英国式街道上灰色的膳宿公寓里。孩子们不停地喊叫着从小丘上一拥而下，穿过城市，令人目眩，这是唯一的动静。自七月一日起，城里的居民由八千人增至十万人，但我看不见他们，街上空空的。有人埋怨说，的确有人来，但却扫兴地要走。自七月一日以来，商业不景气，这里的物价涨了两倍，八月份涨了三倍，如果他们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海滩重归于大海，重归于阵阵欢快的咸风，重归于令人晕眩的空间，重归于大海为所欲为的强力。我们的官员们天天愁眉不展地讲述着灾难，但新的幸福和新的欢乐的先兆却已经开始流传。有人迎着风单身走在街上，他们披着折叠式的风衣，眼睛在微笑，相互对视。暴风雨里传来消息，要求法国人再作努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糟糕的一年，失业人数增加的贫穷惨淡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努力，这一年又为什么突然与以往不同，我们听不懂那位先生的话，他宣布出现了新形势，他说他与我们一同面对逆境，我们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懂他。都是些骗子。雨点打在树上，打在到处开花的女贞树上，一直到南安普敦、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这些话、雨点和寒风。我们希望一切属于这浩瀚无边的大海和那个哭泣的小孩。海鸥掉头面朝大海，羽毛被强风吹得平平整整。它们就这样停歇在沙滩上，如果逆风飞行，翅膀会被风折断。海鸥顺着风暴，窥视着迷乱的雨点。孤独的孩子还在那里，既不跑动也不唱歌，他在哭泣。有人问他：你不睡觉？他说“不”，他说此刻大海正涨潮，风力更强，他透过帐篷听得见。然后他不说话了。莫非他在这里不快乐？他不回答，他做了一个谁也不明白的手势，仿佛是轻微的痛苦、轻微的无知，他为此道歉，可能他也在微笑。但突然我看到了。我不再询问他。我后退。我走开。我看到了。我看到壮美的海就在那里，也在那里，在眼睛里，在孩子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