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雾笼罩着整个天空，厚不可测，像欧洲一样辽阔，纹丝不动。今天是七月十三日。法国运动员将参加莫斯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直到最后一刻，人们希望某些人不去参加，但是不然，消息得到了证实。在今早长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缕阳光悄悄出现在暴风雨和风之间。两个小时。随即天空又被遮住。人们又见到莫里拉里彼埃尔先生。即使有人鼓动我去谋杀，即使有人向我指出莫里拉里彼埃尔躲在他的工人怀中哭泣，我也让他活着。我不杀任何人，甚至包括施莱尔，甚至包括那些杀人者，我决不杀人。我看到政治罪恶总是法西斯式的，当左派杀人时它与法西斯主义对话，而从来不与任何别人对话，绝对不与任何别人对话。我看到消灭生命是一种法西斯游戏，就好比是泥鸽射击，而这发生在他们之间，杀人者之间。我看到无论什么罪恶都出自世界最根本的愚昧，对强力、对武器的愚昧，而大多数民族将这种愚昧视作权力本身，既害怕又崇拜。这就是耻辱。那个沉默不语的孩子一直注视着周围，澎湃的大海，空空的海滩。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像是风暴、石头、大海，物质内在的智慧，生命内在的智慧。灰色，灰色的眼睛，仿佛是目光给神奇的力量涂上的表层色彩。人们任他走出帐篷，他是不会逃跑的。有人问他，你一直在想什么？他说，什么也不想。帐篷内别的孩子还在唱《月桂树被砍了》。在城里有人将行李重新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家长们将怒气发泄在行李、女人、孩子、猫和狗身上。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头目们在装行李时大喊大叫，有时吼叫得跌倒，犯了心脏病，而女人们唇上挂着惊恐的浅笑，抱歉自己活着并生了孩子，还有这雨、风和这整个糟糕的夏天。昨天下了一天雨。但是有些人冒着风雨出了门，他们最终是下了决心。他们找到什么就披上什么，雨衣啦，毛毯啦，购物袋啦，篷布啦，于是人们看到一群群乌合之众在街上走，这些外来者在风雨中低着头，其态度与形状却惊人的一致。我们看上去都很潦倒，像墙壁、树木、咖啡馆一样淌着水。我们不再是丑的或美的，老的或少的，我们是特鲁维尔—多维尔双城里被弃置于夏雨之下的三十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全家出动。问题在于去哪里，拿汽车怎么办，自己又何处安身。咖啡馆是理想的地方，花三个法郎喝杯浓咖啡，还可以在这个避雨的地方待上两个小时，这比停车场便宜。于是饮料托拉斯的老板们取消了咖啡。到处，在大咖啡机上挂着一个牌子：机器故障。营业依旧，但却是烧酒。你中午到餐馆：一份覆盆子？一份梨？三十万人，比里尔城、比布雷斯特城的人口还多。人们在希望什么？这并不简单。问题不在于能称作好的或坏的天气，而在于尚未被分类的、神秘的、目前无法定性但也许正逐渐明朗起来的天气，对，这是可能的。你们明白点什么吗？我哩，我模糊意识到：这个定性词一旦被找到也不会有任何普遍意义，天气本身决定自己，它完全我行我素。一家又一家人在野餐，有的人在德戈歇息棚里，有的人在载重汽车的车房里，在翁弗勒尔老港被轰炸过的库棚里，在铁锈和荨麻中间，在煤气罐仓库里，洗浴间里，工地里。变得无聊而缓慢的夏天晚上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丝光，一直延续到爱的眩晕、爱的呜咽与眼泪。这些被描写过的晚上，在描写中香气扑鼻的晚上此后成为冗长的、没有内容的读物。它们的名字是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1]。他已经重病不起，却看着在他面前跳舞的女人，他瞧着她们，他在她们面前，衰弱不堪，心痛欲裂，他已经写出了关于他们的过去和相遇的故事，写出了他们什么再也看不见的呆滞的眼光，写出了他们什么再也不说的分离的嘴唇，写出了他们充满欲火的身体，这天晚上在卡堡读这本爱情小说。此时黑夜突然来临。那些死去的娱乐场及其空荡荡的巨大舞厅仍然在那里。仍然有人在花钱。赌厅里人满为患，厅里挂着厚厚的帘子，伴着基思·贾勒特^[2]的钢琴音乐和吊灯的耀眼灯光。石油美金最抢手。人们在这里，在黄金的声音后面，既听不见海声也听不见雨声。会说阿拉伯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合法的女人，有的是巴黎著名的情妇，擅长鞭责的女人，崇尚淫荡的死亡游戏的女祭司。科威特的周末价是两百万。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这一天。那就是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号^[3]。大海不那么白了，海浪变得更短更沉。地平线也出现了，还有昂蒂费港前那长长一排油轮。在灰色的天空上有一只风筝，也许像中国做的风筝。它有一个红色的宽宽的三角头，像蛇头，身子很长、很宽，蓝色棉布在空中展开。和每天一样，度假者们都拥到沙滩上散开，五颜六色，你呼我叫。今天他们瞧着那只风筝和操纵风筝的那位先生。孤独的孩子也在那里，他也瞧着风筝，离别人稍远，他多半不是故意这样的。当别人朝稀奇的事走出第一步时，他仿佛总是慢半步，但也许正相反，他完全被吸引住了，全身瘫痪，动弹不了。他不知道在这个海滩上有人看着他。他转过身，朝后看，风向似乎改变了。接着，突然，瞬息之间，风筝猛然在追逐什么东西，它朝前冲，向下扑，在空气中四处探寻，扯直了引绳，它在寻找，寻找。孩子朝风筝走去，又站住了。我头一次看到孩子的身体离我这么近。他又瘦又高。大概六岁。我的心在怦怦跳。我害怕。风筝在尽力越过障碍，越过那个拉着风筝绳的人，从他身边逃走。孩子的眼睛里露出了痛苦。这时那人突然让步了，他喊叫一声，松了绳圈。风筝发疯似的朝大海飞去，接着它陷入风的种种圈套里，掉下来死了。在几秒钟里，孩子们惊得一动不动，然后他们又开始玩耍，将海滩、整个时间、空间、世界都吵翻了。在无法抗拒的冲动下，有些孩子脱去衣服下水，还有些孩子连衣服也不脱就下水。辅导员们大叫：集合。没有反应。辅导员们四处敲打他们，但孩子们比什么都迅速，比辅导员迅速，比光迅速。辅导员们跌到了水里。然后，大家都笑了，孩子们、辅导员们，那个孤独的孩子，还有瞧着他的我。在这以后，孩子们就不那么叫人烦了，他们玩“岗哨”游戏，装作警察、匪徒，相互厮打，相互猛烈开枪，吼叫着死亡的威胁，而这一切既无借口又无解释。太阳出现了一个小时，一股暖气裹住了城市，风突然熄灭了，辅导员们对孩子们说可以下水了。那个孤独的孩子穿着白色游泳裤。是的，很瘦。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身体，他个子太高了，他仿佛是玻璃做的，我已经看到他未来的样子，完美的比例、关节和肌肉长度，神奇而脆弱的全部传导点，弯曲自如的颈部、大腿和双手，还有头部，它伸出在那里仿佛是结晶，仿佛是灯塔，仿佛是一朵花的最高境界。风又刮起来了，天空再次暗了下来。人们举着火把撑着伞向后撤退，烟火仍然令人不快，它们比书中的烟火更凄惨也更美。小孩子们唱起了《我穿着木鞋穿过洛林》。而在北纬六十度，在一片湖泊与花岗石中间，五万居民在萨翁林纳^[4]节上以永世长存的莫扎特的《魔笛》来结束庆典。我们经浮桥出来，已是午夜，太阳正落山，广袤的蓝色黄昏像地球初始时一样清澈。在巴黎，雨点打在游行队伍上，打在法国军队上、新型的防空坦克上，倾盆大雨也浇在共和国总统身上。勃列日涅夫致德法两国总统的电报也如雪片飞来，他祝贺他们终于明白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控制苏维埃欧洲。此时勃列日涅夫正经历一个奇异的阶段：充满神秘主义和溢美之词的祝贺。阿富汗正在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我们和欢快的马歇^[5]一同在莫斯科。七月十九日。电视上播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勃列日涅夫也出席了，死灰色的脸，眼睛闭着，被人搀扶着站了起来，从他蜡黄色的嘴中吐出了演说词，声音有气无力。被指定的十万名苏联代表也聚集在那里，有时我觉得在鼓掌、启动的信号和预定的掌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感到害怕，面对我看到的情景我害怕得全身冰凉。这个民族受到一个无以名之的东西的控制，人类的噩运，人类历史的噩运，而这个人是无法估量的衰弱，他使自己蒙受耻辱。这是七月二十号。在夜里连续下了八个小时的雨，雨点最初是小小的，轻轻的，几乎是羞怯的，但后来就待住了，执拗而老到。接着，太阳疲乏不堪地从雨中露了出来。这天晚上来了一场白色风暴的巨大庆典，它在强光中突然来临。大海成为暴雨一望无际的舞台。那个孩子站在一所被废弃的房子的屋檐下。他瞧着它，大海。他玩弄着从海滩上拾来的小石子。他穿着一件红衣服。他的眼睛比往常更明亮，也更令人害怕，因为他将看到的是盲目的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