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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扬·安德烈亚

初夏时，塞尔日·朱利问我在可能情况下能否为《解放报》定期撰写专栏文章。我犹豫了，定期专栏使我多少有几分害怕，但我又想总可以试试吧。我们见了面。他告诉我他所想要的专栏文章，不要谈及政治性或其他的时事，而是与此同时发生的、我所感兴趣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一定在常规的新闻上有报导。他的要求是：在一年内每天发表一篇，长短不论，但是每天一篇。我说：写一年，这不可能，三个月还可以。他说：为什么是三个月？我说：夏季是三个月。他说：好吧，三个月，但每天一篇。这年夏天我无事可干，几乎委靡不振，不，我是害怕，总是像往常一样恐惧，害怕整日百无聊赖。我说：不，每周一篇，想写什么时事新闻都依我。他同意了。除了六月底和七月初的两周以外，一共三个月。今天是九月十七日星期三，我把《八〇年夏》的文章交给了子夜出版社。在这里我想谈谈这件事，谈谈我结集出书的决定。对结集出书一事，我原本犹豫不决，这些文章的散落使我感到难以遏止的快意，我很难将它们从当初被刊印的纸上，从散落在注定被丢弃的报纸上挪开。但后来我认为不能这样。如果让它们留在这种无处可寻的状态可能更有损于《八〇年夏》的特点——当时我出于不自量力的炫耀——那个特点似乎就是在现实中的迷失。我对自己说我的一些电影剧本变得破烂不堪、七零八落、没有合同、不见踪迹，这就足够了，我大可不必漫不经心到如此程度。

那时我必须用上整整一天来进入时事事件，这是最难的一天，以至常常想放弃。第二天就用来忘记，将我自己从这些事件的暗处解脱出来，远离它们，重新呼吸四周的空气。第三天用来抹去已写成的东西，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