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后的净土”
蒋介石最后的赌注，也是最后挽救蒋介石危局的“黄金稻草”，指的就是宝岛台湾。当时社会各阶层，甚至包括共产党，都没有料到蒋刚被选上总统（1948年5月），年底前就已经开始做逃往台湾的准备了。就国共斗争而言，这一步棋蒋算先了一着。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这虽则是官方文告，但由此足见蒋介石对台湾印象良佳。尤其是去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时，刚刚摆脱了日本政治压迫和经济榨取的台湾民众，30万人砌成人墙夹道欢迎的场面，让他感慨良多。他注意到台湾民心可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独立工业体系，而且还是一块“未被中共渗透的净土”；尤其中共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因此，当大陆败局渐明时，蒋最终在西康、海南、台湾三个撤退方向中选择了台湾。
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台北发表感想的第二年，台湾就发生了大规模民众反抗国民政府的事件，是为“二·二八”事变。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
国民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大量印制钞票应付财政支出，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并强行征粮，造成台湾的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以及恶性通货膨胀（后来的币制改革中，竟以1元新台币兑换4万元旧台币），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价就涨了400倍。台湾开始出现饥荒，途有饿殍。《人民导报》于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报载“高雄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赌”，恒春一带的贫民吃槟榔叶果腹，各地发生抢米风潮，四处盗贼横行。这与当时的大陆毫无二致。国民政府管辖台湾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较前一年增加了28倍。由于物资的短缺与人祸，国民政府管辖台湾的第二年（1946年），台湾的生产指数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湾的生产陷入停顿，台湾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的财产，将战后日本人留下的237家公私企业以及600多个单位，通通纳入由行政长官公署各处局设置的27家公司来经营；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凭借公权力排挤民营公司与民争利。同时，行政长官公署积极实施全面的统制经济措施，管制各类物资，不仅扼杀了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又垄断了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从而造成大量民众失业。虽然时值国共内战的非常时期，政府声称严格的管制政策是为避免奸商操纵图利，但是政府官员本身却经由台湾省贸易局（与台湾省专卖局并列台湾两大统制经济机关），以官商勾结或亦官亦商的行径，私自从中牟取暴利，统制所得绝大部分纳入官员私囊，这使台湾的经济命脉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垄断与掠夺，导致民不聊生。许多公共建筑、学校的设备以及工厂的生产机具也被军人洗劫一空，拆卸后以低价卖往上海谋利，以致工厂因无法生产而关门，工人失业。原本期待结束殖民控制的台湾人，对国民政府延续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压榨人民生机，非常失望和不满。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台湾人原本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政治方面，重要职位几乎全由外省人控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9个重要处会的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1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宋斐如，殁于二·二八事件）；17位县市长中，仅有4名台湾本省人，且均为从重庆返台的“半山仔”，并不受台湾人欢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湾人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的差别待遇，更是引发台湾人不满。相较之下，反倒不如日治时期，台湾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
管辖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例如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把持机关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等常为报刊媒体所报道。驻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军队军纪败坏，乘车、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偷窃、抢劫、诈欺、开枪伤人、奸污妇女，与民众之间的大小冲突不断。这也使得台湾人民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
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错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严重，再加上掌握资源控制权的人士对台湾人民的种种歧视与打压，国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台湾人民深受其害，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庞大民怨能量的总爆发，于1947年2月28日发生“二·二八事变”，并从3月1日起发展成蔓延台湾全岛的反政府行为。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打伤贩卖私烟女贩、误杀路人事件为导火索，愤怒的民众罢工、罢市，冲击专卖局，包围警察局，数千民众集结于长官公署门口示威请愿。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台北警备总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等派出军警镇压，对市民开枪扫射；并申请南京国民政府紧急派兵来台镇压。形势迅速恶化、失控，最终转化为民众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并造成台湾民众排外情绪，一些暴徒、流氓趁机滋事，演变为打、砸、抢、强奸外省人骚乱事件。
事变最后被镇压，这场血案，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而实际上，关于事件中外省人被害的情况向无精确统计。3月5日，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报告称：外省人之被袭击而伤亡者，总数在800人以上。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报告称：“遇外省人，不问何人，即肆殴打，不只对公教人员而已。商人亦遭波及，外省人开设之商店亦被捣毁。外省人（台北市）受伤人数约在200人左右，且有致死者。”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踪470人（公务员72人，军警130人，民众268人），受伤2131人（公务员1351人，军警397人，民众383人）合计为2601人。公家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除殴击外省人，抢夺公私财产之外，外省妇女也成为侮辱对象。李益中记载：暴徒“见妇女则恣情凌辱，或令裸行以取笑乐”。赖泽涵等人的《研究报告》则称，“强奸事件也‘偶有所闻’。”
“二·二八”事件死伤最终人数，据事后受命巡按台湾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报告书，死伤人数为186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为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调查死6300人；4月1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了台湾旅沪六团体的报告：“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认为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认为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则是死18000人至28000人。
事后，引发“二·二八”事件的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等六人，于“二·二八”事件平息后的3月31日，以杀人及伤害案件被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判处误杀路人的傅学通死刑，剥夺公权终身；打伤林江迈的叶得根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公权3年；其余4人无罪开释。同年5月17日，傅学通上诉最高法院，获得改判10年，而叶得根则维持原判。但这项追究罪责的判决并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众多受难者的平反。而时任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的陈仪，于1948年春被调任浙江省主席。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历史上影响深远，其实纯属官逼民反，是台湾同胞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的群众性自发斗争，是反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同时期大陆国统区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爱国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同时，它“既是抗暴，反对腐败政治，又是骚乱；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义性与非理性的成分。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双重性。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地掌握事件的性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并评价它的善后处理”。
“二·二八”事件后，1947年年底，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于是向蒋中正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副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1948年2月，这支以蒋介石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为基础的“台湾警备旅”，浩浩荡荡来台成军。为保卫台湾这个逃亡的“避风港”、未来国民党政府的“复兴基地”，“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个步兵师。
为有计划地向台湾转移，放弃大陆，除在台湾设立警备旅外，在人事上蒋介石也做了一些安排。
1948年8月1日，任命王逸芬担任财务署第12收支处（台湾）处长。此项任命可显示，蒋在1948年的6月至7月早已在部署台湾的退路。王逸芬为湖北咸宁县人，生于1907年，逝于约1971年。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需学校，1941年至1948年任职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的军需部门，从团、旅主任到师军需处长，追随俞济时、石祖德，算是蒋介石“官邸”的亲信。1949年至1950年1月底，王逸芬在台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台北财务署的金库，并且监督把400两一块的金砖，在台北铸为1市两重的小条，即“小黄鱼”，发放给忠于蒋的国民党军队；另外还要到各地接洽金银运台湾或算账。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同乡——作者注），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受到蒋的高度信赖。
12月15日，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2月29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不久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8年5月13日，陈诚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后赴上海割治十二指肠溃疡。10月，因国共双方在锦州展开攻防战离开东北，并且辞去参谋总长军职，接受蒋介石建议来到台湾，住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12月29日，正在养病的陈诚，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人事派令。在电文中，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
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与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但与陈诚交恶，有任台湾行政长官职务的意图。但蒋介石认为周野心太大，对其不但是私衷里不信任，而且厌恶至极。而对陈诚，不仅信任有加，而且在大陆易手前后，甚至倚为救命的稻草。
陈诚，浙江青田人，出身于保定军校，东征期间因为惠州战役受到蒋介石赏识，33岁就当上了军长；其妻谭祥为谭延闿之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延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28岁钦点清朝的翰林，三任湖南总督，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而且书法名满天下，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与蒋介石夫妇交情甚契，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即为介绍人。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去世前把小女儿谭祥托付宋美龄，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其物色才识卓越、前途远大的乘龙快婿。后来，蒋氏夫妇从胡宗南、陈诚两位人选中最终选中了陈诚，做媒将干女儿嫁给了他。但陈诚为有妇之夫，其原配夫人吴舜莲为旧式裹足家庭妇女，在外求学、从军多年的陈诚对其毫无感情，即使回家也是独居一室，拒绝与夫人同室共寝；吴舜莲曾因不堪冷落而用剪刀自杀过，其婚姻可谓名存实亡。陈诚便托同乡前辈、吴舜莲的哥哥等人，出面进行劝导，要吴氏同意办理离婚手续。淳朴、老实的吴舜莲，在各方劝说下只好同意离婚，并决心终身不再婚嫁。当时她只提出了一个可怜的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婚后，宋美龄的这个干女儿便成了蒋介石和陈诚紧密合作、相互信任的一种推动力。而每当陈诚在人事关系上遇到麻烦时，谭祥也亲自出面到干妈宋美龄面前说情表白，使之化险为夷。
诸多史料都认为，陈诚堪称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自投身黄埔以来，一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核心骨干，追随其左右，达半个世纪之久。陈诚也是少数国民党高级干部中，敢于在蒋介石面前讲真话的人。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其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当为主要原因。在台湾时期，陈诚更是蒋介石治理“党国”的途程中，不可或缺的头号旗手。设若蒋介石没有陈诚在危急存亡之秋伸以援手，化险为夷；在局势稍事稳定后，假使没有陈诚从旁匡辅，将一团乱麻的军政事务一肩挑起，那么，不仅蒋氏个人的政治生涯将发生丕变，即便是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的历史恐怕亦将改写。国民政府接手后的台湾，由于受国共内战影响，旧台币也贬值相当严重：1948年1月19日，台币对法币（当时已巨贬）之汇率为1:95；5月17日，台湾银行发行500元及1000元大钞；新台币发行时（1945年6月15日），1元新台币就可兑换4万元旧台币。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总资产1.2亿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而当时金圆券1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陈诚接受台湾省主席任命后，与蒋介石商量，需用一大笔金银“现金”，向台湾购买米糖及台币，借以稳定台湾基地的经济金融，以避免大陆黄金挤兑惨剧在台重演，台湾被通货膨胀的巨啸所冲毁淹没。那么，这批金银“现金”从何而来呢？
1948年3月16日，中国文物宝藏600箱由上海运往台湾。
11月10日，傅斯年、王世杰等决定将伦敦故宫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图书馆之珍贵文物运台湾。
12月15日，国民政府派机赴北平接出胡适等学者。
与此同时，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
……
一场创世纪大迁徙，已拉开了帷幕！
1948年11月中下旬，国共战争情势剧变，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京沪苏杭震动。此时的蒋介石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保存在上海中央银行的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那么，在这河山变色、乾坤易主之际，蒋介石又是怎样部署，瞒天过海，偷运这些“深染两岸人民血泪”的黄金的呢？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