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运金真相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国军告急。10月2日，蒋介石去北平督战，却忽然因家事匆匆离开了。时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对此颇为不满，感慨道：“总统家事大于国事，岂能不败？”10月8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报纸猜测因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出了问题，蒋回上海去调解。10月9日，蒋介石接见了俞鸿钧及蒋经国等人。且看10月9日蒋介石日记：
“……在沪朝课如常，经儿自无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下午约会陈景韩、俞鸿钧、俞叔平等……”
蒋介石此日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极有可能是对国库的资金有所指示与安排，准备第一批黄金运台。即将下野而失去政治权力的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打仗最需要的是钱，握有黄金，就是握有指挥权；他必须在再次下野前后，留下一盘进可攻、退可守的活棋。
于是，当国民政府行政院还在焦急地讨论金圆券改革失败的补救办法和修正方案时，蒋介石已于11月10日面谕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中国银行“库存金银……应即秘运台、穗等地分存”
。11月13日，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身亡。其在遗书中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陈布雷自杀殉国的忠义行为，更加坚定了蒋介石转移上海国库资金去台湾的决心。11月22日，国民党军队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在碾庄兵败自杀，对蒋介石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11月底，蒋介石制订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期，当局决定将伦敦展出的故宫精品、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等处拥有的珍贵古物运送台湾。
对蒋介石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黄金运台是绝对机密，每个环节都是高度秘密作业，所以必须谨慎。他只能仰仗自己的亲属和心腹来运作此事，决定由蒋经国、俞鸿钧、宋子文组成“黄金运台幕后三人小组”，具体分工是：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妻舅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则负责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黄金作为金圆券的储备金，一旦撤离，金圆券就会沦为废纸，从而造成人心波动，加剧社会动荡。因此，这第一批黄金，蒋介石等人商定以“改储金地点”的方式转运。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彼时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因战乱关系，将黄金从上海改储台湾，是比较能够遮人耳目的。几经协调后，首航舰艇由海关的缉私艇“海星”号负责装运，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美盛”号）随行护航。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据美国海军记录，此数十艘AN型舰是1941年3月至7月由美国七个不同的造船公司生产的，它的总长度是163尺，宽度约30.5尺，空重是500吨，满载是700吨，全载重最高为200吨，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
参与护航的“美朋”号或“美盛”号军舰，属美字号（LSM），1945年前后建造于美国，为中型登陆艇，排水量满载912吨；舰长为203.5尺，宽度为34.5尺。
那么，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而不直接用军舰运送呢？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曾经访问过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从她的口述中得知，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是宋子文的主意，“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海星”号缉私舰平时停泊在黄浦江边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用它运黄金银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会像军舰那样引人注目。除此之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政府海军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海关是“洋机关”，待遇较好，或属于“小资产阶级”，中共渗透比较少；俞鸿钧在1948年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圆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到第二批国库黄金转运时，就只有放弃海关船而另选“冒险”途径了。
关于彼时央行库存黄金量，由于战乱拨迁，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没有值得信赖的账目公之于世，其确数历来众说纷纭。
“一切回到源头，那些黄金不是政府自己挣来的，是整个民族在抗战期间用血挣来的。”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参战期间借用中国机场和指挥所以及为此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战争结束后一次性交付中国5亿美元的补偿。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其中的2.5亿美元兑换成黄金645万两，分批运回国内。
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宋子文为平抑物价回笼货币，抛售掉350余万两黄金及外币。到1947年3月，中国国库尚有黄金287万两（这与美国《白皮书》所述相符；一说为230万两），其中207万两为“三九”“四九”赤金或“千足金”，此高纯度黄金当年来源只有美国诺克斯堡或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其他欧美国家没有大量向中国输出黄金的记录）。
关于金圆券发行后所收兑黄金数量，则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也是央行不愿把1948年6月以后的档案运去台湾的原因。因金圆券贬值太快，账难记，当然这里面还掺杂有央行经手人谋取私利的因素。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块）893.7万元，银圆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另据国民政府所公布的资料，中央银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兑了美钞3400万，取得黄金110万两及银圆500万块，占全国70%左右。全国最后收兑黄金总数，吴兴镛博士认为应远远超过150万两（一说184万两）。
在1942年，美国估计中国国库黄金储蓄量仅约3万两。抗战胜利后，央行除原有少数库存外，还接收了南京汪精卫伪政府“伪中央储备银行”黄金553000两，白银（及银圆）800万两和北平“伪中国联合银行”黄金17万两及各省市银行之金银。
综上，将宋子文抛售后所余黄金数量与金圆券所兑黄金数量相加，“央行所掌握的黄金应该是350万至400万两，时间是在1948年年底。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据当时的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英两，另有外汇（美钞）7000万元及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这个数字应是相当‘可靠的’的明账。但时间可能是1948年年底与1949年初。监察院还不知道，俞鸿钧已经把其中的260万两运存台湾。当然，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即使在台湾，仍应算是‘库存’的一部分。此外，监察院也不知道，蒋介石与俞鸿钧已经‘隐藏’了部分黄金与外汇。”加上央行原有库存及接收汪伪政府所得，最后吴兴镛博士认定，国民政府运金之初，央行库存黄金量约为450万两。此数量或为低估，因为这只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明账”，实数可能远过于此。那么，这首次运金赴台，蒋介石将要运去多少呢？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俞鸿钧，广东新会人，生于1898年，卒于1960年，是1948年至1949年黄金运台的重要主持人之一。其父俞廷桂在上海经管猪鬃工厂。1919年俞鸿钧毕业于沪上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因英文造诣好，即留校担任助教；不久又担任陈友仁创办的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陈友仁在汉口成立的政府里担任外交部部长，俞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到了汉口，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居多数的集团，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由于他与陈友仁共同办报多年的相知相识，而陈是英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侨，是完全受英国教育的律师，不通中文，就把外交部和他自己的公私印章都交给了俞，令其“全权代拆代行，负责处理一切”。他于1927年元月协助陈友仁，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及南京，共产党员林祖涵及亲共的程潜齐集南京，导致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京沪一片混乱。鲍罗廷在汉口私寓开会，决定趁机进占南京。俞鸿钧不愿参与，即将所经办之公务安排妥当，辞职回到上海，由此断绝与陈友仁几年来的师友关系。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因为1927年7月汪精卫开始转向，与京沪合作反共清党，鲍罗廷与陈友仁从此一蹶不振，武汉政府也就风清云散。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俞鸿钧的老友周雍能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周雍能（1895—1986）与孙中山、蒋介石渊源都甚深，曾任职于蒋侍从室之前身——北伐总司令部秘书处，是蒋总司令的秘书兼文书科长。由周引荐，俞鸿钧担任上海市府英文秘书，兼任宣传科科长，后代理财政局局长，在吴铁城任市长时（1932年）任市府秘书长，从此进入国民政府高层。1936年吴铁城转任广东省主席，俞即代理上海市长，不久正式接受任命，在上海前后达十年之久。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后，转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被派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直到1941年宋子文邀他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但当他飞抵重庆时，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突然宣布他为财政部政务次长，使他两头为难；至晋见蒋介石委员长时据实报告，得蒋指示任财政部次长职。从此，他晋身财经界，也奠定了日后与蒋介石的深厚关系。不久，又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部长，次年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行宪内阁成立（翁文灏组阁），他辞去财政部部长职，专任央行总裁，把黄金秘运台湾即在此时。赴台后，俞复任“财政部部长”兼“央行总裁”，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至1958年又担任“行政院院长”，1960年以哮喘宿疾于6月病逝，享年仅63岁。蒋介石所颁褒扬令中提到：“……赤祸再起，凡域弗宁，乃能不避艰难，以非常果敢之精神，排除阻难，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厥功尤伟。……”这里的“保存元气”，就是把央行的国库黄金银圆（银锭）及美钞运存台湾，奠定了新台币发行之足够的准备金，以及开创台湾傲视全球经济成就的基础。总的来说，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到台湾后，由于某项不明原因他被列入蒋之“不愿为之祝寿者”；更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民国史里亦无公开资料显示蒋为何对他印象变坏。蒋先生是一个蛤蟆犯了错连蝌蚪时代都追究的人，那么，俞鸿钧究竟在何处出了纰漏，让老先生对其不满并渐渐疏离呢？是否与问题层出不穷的中央银行有关呢？此处，我们且按下不表。
